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问题。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科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科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一 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向度
福科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 成为福科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科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福科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
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然而，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知识与权力融和在一起并禀有一层现代面具，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微妙关系，所以，监狱、精神病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它们中有可能引申出一种关系的网络体系。
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科提出了"知识型"问题，即知识和话语的形态，强调要写出一部知识型的，以此弄清在话语领域的一系列转型，即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从这个层次、角度、维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维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如何发现"话语"的基本机构和话语运行中的权力参与的各种机制，即从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普通个案，把握各种权力交织的作用机制，成为福科研究的重要维度。
对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进行分析不应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来进行，而应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角度出发。在福科看来，对一种压抑的知识的分析，可以从"谱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即对斗争以及冲突的原始记忆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体系的特权地位，才可以建立这种话语的谱系学。"谱系"这个词表征为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现代人能够在当代建立有关权力斗争的历史话语，并策略性地利用这一权力话语。
一般地说，谱系学的真实任务是要关心局部的、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的、同一性的理论。整体性理论以真正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知识进行筛选、分级和权力运作，而谱系学则反其道而行之，注重知识话语的逆反性。当然，这种颠覆性谱系学并不剥离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疏离那种中心化、同一化的权力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权力后果与现代社会中科学秩序话语和权力功能密切相关。谱系学反对的是被看作科学话语权力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谱系学具有一种把历史知识从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倾向，是使历史知识能够对抗抽象理论的、同一的、科学的话语的新力量。它建立在局部知识的反抗之上，是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这种无秩序和片断性的谱系学，旨在通过建立在对局部话语的描述基础之上的权力策略，使受压制的话语得以释放出来。
可见，谱系学总是尽力避免理论性的抽象总体把握，而力求进行局部的、软权力的话语分析。因而，福科总是不断地追问：权力的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权力的不同策略是什么？权力的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中推导出来吗？事实上，权力总是具体的权力，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的部分或总体的转让，使政治权力或主权得以确立。权力不仅与政治相关，也与经济相关。而福科的问题在于，与经济相比，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吗？它注定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相吻合的关系吗？是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或转让的吗？福科坚持，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也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或许可以说，政治权力的决策不断通过各种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的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甚至话语的操作中。
这样，福科就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权力如何运作"的分析上，并进而给自己设定了一整套方法：
首先，权力分析并不将处于中心位置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作为关注的中心，相反，却注重权力的极端状态，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维系管道，也就是说，关注权力的局部形式与微型机构，在权力的极端状况下揭示权力的非合法形态。
其次，权力分析不仅关心权力的自觉意向和决策层面，关注如谁拥有权力，权力者的目标是谁之类的问题，而且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的实践区域去研究权力运作，即研究权力的外在形象，以及权力与其对象目的和应用领域的直接关系。或者说，不去看统治权占有权力的那种显现层面，而是去发现统治是怎样通过多重权力机构、势力、欲望、思想，逐渐具体地构成的隐在层面。
再次，权力并不仅仅表征为是某个人对他人、或某一阶级对他人的权力支配现象，也并不仅仅表征为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权力差异。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通过网状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处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
最后，从权力由中心向基层的渗透程度，考察它怎样在社会最微小的元素层面对自己进行再生产，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以及权力怎样从无限小的基质开始。这些权力基质怎样被不断一般化的基质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投入殖民化，被利用、转移、扩展等状况。进一步说，权力的主要机制确实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生产，但从根本上说，它既超越意识形态，又逃逸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理性生产，为的是形成登记的控制术、调查研究的程序和控制的权力机器。这就意味着，当权力通过这些微妙的机制得以实施之时，就在进行发现、组织和传播知识权力的工作。
人文科学话语处在两种权力话语类型之间，一方面是支持统治权的权力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实施强制性的、反统治性的权力倾向。也就是说，人文科学话语有可能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又是一种自由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反拨和对强权的消解。在这种统治与反统治、规范与反规范、制约与反制约之间，人文科学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人文科学从知识效力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同时，也为现代化中人的行为话语、欲望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福科的"权力分析法"，并非指向统治权的属性、国家机器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向支配民众和具体权力的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在局部系统运作的"权力机器"。这种避开统治权和国家机器领域，而将权力分析建立在支配技术的微型权力的分析上，正是福科谱系学和话语分析的关键处。这一点无疑也为当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通过边缘话语的分析，去揭露宗主国文化政治霸权的技术化实质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 话语理论与文化批评
权力分析方法还进一步深入到关于真理、知识分子、与文学写作和批评实践中。福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同既往的看法。他很难认同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的所谓"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无论是思考、写作，还是言谈、分析时事，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在福科看来，这种知识分子自身值得清理的问题很多，因为在一种真理话语的膨胀中，在一种虚构的思想理念中，在一种看似辉煌的理想城堡中，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思想的牢狱里。福科强调，不仅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或改变自己的意识，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与萨特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介入型"的知识分子不同，福科注重的是"话语分析型"的知识分子，即一种对自我塑形的努力，一种内在的改造，一种缓慢而艰巨的理念变化过程。同时在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分析中，使自己通过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的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形态，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查现行制度和规则，并参与到政治意向性的形成之中。这样，知识分子就不再是声称掌握了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如果一个权力体系声称它掌握了真理，那是最危险的，而知识分子在这种权力话语前，只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沉默的对峙，从而在沉默中通过自己对权力话语的剖析使那种权力及其权力归于失效。
这样，福科就接触到了"真理与权力"这一重要的话题。 在他看来，真理也处于权力网络中，因而不应该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追寻，而应追问在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我们是如何把自身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
权力与真理的问题、权力与政治的问题、权力与个人行为的问题，构成了权力的三个领域，使得权力只能在相互联系中被理解，而不能彼此割裂开来。其实，所谓令人无限崇敬而制约人的真理权力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种现实的话语权力。话语生产是由某些权力程序控制、选择的重新分配，其程序是消除其所具有的超权力危险，控制其导致的偶然事件后果。
在消解了那种唯一的、中心性的所谓真理以后，福科着重阐释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他认为话语正是在这些关系内部被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这样，他的话语分析就由话语领域转向了机构范围，由话语秩序转向了话语实践。他关于司法、监狱、疯狂、话语等的理论，旨在努力揭示"权力和真理"的内在关系，并进一步想拆解权力体系，敞开权力运作的内在语境。从政治压抑和文化压抑的角度，福科反复强调一个简洁的公式，即"权力来自下面"，也就是说，权力并非从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在权力关系上，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作为普遍模式的二元对立，相反，权力在家庭、受限的团体和各类机构中形成并运作，具有多重关系，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之中。
当然，福科过于把自己封闭在"权力分析"模式中，甚至把性、写作、政治、文学批评等等的分析都置于权力分析的框架之中，这无疑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导致了其内在的理论危机。
在文学创作方面，福科所强调的"作者之死"，表征出这样一种写作观：当代写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在写作中，仅只创造一个可供写作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作品不再使作者达到不朽，相反，它成为作者的"谋杀犯"。写作与死亡的关系表现在写作主体的个性特征的消隐里。写作主体利用他在自己所写东西的所有冲突和差异，隐藏了他独特的个性标记。作家的标志降低到不过是他独一无二的不在场，他必须在书写的游戏中充当一个死者的角色。
把"写作与虚构"联系起来，使得福科认为：写作是一种虚构，自己写的一切都是虚构。虚构话语可能产生真理的效果，真实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潜在话语，并对它加以先行虚构。人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也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当然，这种虚构带有浓厚的对未来的设定与未来权力话语操作的某种制衡。
"人之死"是福科理论中最引人误解的说法，即认为"主体的死亡"，可以揭示"人"的概念如何在"知识"中发生作用？人以什么方式、根据什么原则形成并发生作用？于是，在"人之死"、"作者之死"的问题上，福科进一步消解了"写作"的经天纬地、功名不朽的重大含义，而是将"写作"仅仅看作是人们在书写某种东西而已，仅仅是由于他们思考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了不再思考它们，因为，写完一本书就意味着能不再思考和看到它。写作成了"作者的终结"和读者"阅读的开始"，而阅读也仅仅是对作者逝去远景的踪迹的解读而己。
关于批评话语，福科同样发表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在他看来，"批评"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文学批评，不是要指出对象是否按某种正确方向，而是指明其主体行为实践是怎样被设定和在怎样的思维模式上建立起来。思想存在于话语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为日常的行为提供动力。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可以除去习焉不察的思想尘埃并改变其结构，进而表明事物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自明，而是看到不言自明之物下隐藏的东西。于是，批评实践使写作重新变得陌生而具有差异性。
任何思想转型或话语转型都与真正的"批评"密切相关。一种转型如果只是在同一种思想模式中发生，或仅仅将同一种思想调整得与现实更为贴近，那么这种转型就违背了批评的本真精神，而变为一种表面游戏。只有在不断为批评所激励的自由气氛中，在真理的求索和彰显中，深刻的转型才能完成。在此意义上，"批评"即行使一种思想的权力。
在批评中洞悉事物和制度的权力网络，使福科力求辨认权力的裂缝、无声的震惊和机能的失常。他使批评赋予这种现代新的权力关系以新的功能，表明了他并不是把历史的全部重负压在自己的笔上，而是把不可企及的理想尽可能划归在自己所能把握和操作的范围内，从而剥离它那神圣的光环，还其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
文学批评、文学写作甚至当代文学，在福科的视野中只是其观察的对象，而非分析的对象。他强调对人文话语的类型（文学话语、话语）赋予一种独特的功能。于是他的问题就成为：构成小说、诗歌、故事在社会中流通的目的是什么？在所有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加以神圣化？它们同原本并不相容的机构（如大学）发生着怎样的关系？福科敏锐地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大多由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阅读，先锋文学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
在强调写作者死亡、沉默和消隐的同时，福科还指出"文学的不及物性"，即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汇点的观点，将文学仅仅看成是现实权力的微型分析结构而己。他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文学具有解放和颠覆的审美功能的说法，而是将文学"非神圣化"，坚持文学并不是真理的言谈或真理的化身，仅赋予文学以非常有限的话语功能。他想弄清楚在文学话语之外的"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两个领域交互时发生了些什么碰撞？什么东西被扬弃消解？某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时受到了怎样的修改？这种修改之后的话语为何被认为是文学性的？
福科所向往的"文学批评"，不是去进行价值的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带来阐释性生命。批评激活存在的符号并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将其从程序编码的秩序中唤醒。批评可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生产新的思想。批评不仅要与写作者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要对匮乏时代的"过剩话语"和多种"文化反题"的边缘问题加以梳理，要排斥那些时尚的泡沫和文化制度的权力赘物，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走向真理的批评者。
无论如何，当代文化或文学批评正在告别那种所谓"总体性"话语，而走向批评的局部化和零散化。它不是折衷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既定思想体制权力话语的首肯。所以，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关键不再是理论而是实践，不再是知识而是现实本身，不再是书籍而是权力的压制和对权力的分析揭露。"批评"日益告别了失效的"整体性"神话，而在逃离纯文学话语的"非神圣化"道路上，甚至是在精神的世俗的层面上，带来了新的话语参照系。
三 权力理论与后殖民问题
在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中，福科表现出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关注。可以说，作为他著作的一种补充，其在这方面谈论的问题同样成为了当代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福科在这方面的重要论域有：权力的压迫、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央监视点及其权力空间化的问题、权力的凝视（gaze）和被看等，这些都成为了后殖民主义和新主义文化分析的重要思想依据。
理论的迂回范围和权力的分析可以被化解在一些简单的形式中，现实世界随处可见的是压迫性的暴力、专横、封闭、控制、隔离和排斥。所以，当文化分析的最底层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无疑都能看到一个关键范式，即"权力-知识-权力"。这一知识权力模式的分析，不仅可以从文学方面、文化方面分析，而且也可以从国际政治和政治权力方面分析。
福科借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圆形监狱的"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指明了一个系统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可以说，"观看系统"是一种创新，可视性为权力简单有效的实施提供了方便。中心权力只有很弱的解决能力，无法对社会机体进行个人化的详尽分析，但是，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gaze）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所以，权力在统治各种不同的人和民族的时候，也可以像对一个人那样起着直接的作用。于是，文化身份、个体身份的问题突显出来。在这种"全景"的权力技术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监视体系观念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监视者，每个民族也变成监视者和自我监视者。
对时间的重视逐渐转换为对空间的重视，想象的文化监视和凝视空间要求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不断兴起的看与被看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日益现代的监视操作模式，权力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模式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被凝视。现代权力形式如果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那么就不能容忍它的盲区存在，而是尽可能设定一种渗透诸多领域的方式，即通过透明的达成权力的方式和各种细微权力监视方式，来实现权力的控制和压抑。这种圆形监狱的监视方式延伸出清晰的视觉系统，启示了现代传媒，使之同样具有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因此，"凝视"就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
文化监视体系和监禁体系一样，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甚至只需一种注视的目光和信息的通道就足矣。每个人在监视目光的压抑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行"自我监禁"。所以，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凝视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将这种微型的权力程序扩张到全社会中，扩张到东西方的权力话语分析中，那么，全社会甚至东西方的权力范围内的权力控制问题，就会得到一种新的阐释。
这种新的权力技巧可以确保权力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直到社会最小的组织部分，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大权力体系得以巩固。权力不再是某个人凭借其出身就可以拥有和施行的东西，权力与个人的能力日益分离，这就是"今日权力"的图景。
今日权力体系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有一个至高点和一个总体性原则，在此之下逐渐呈化地向下分部，它们在不同机制的权力中互相交缠扭结，相互运作、相互指涉、相互划界，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特定模式，从而构成当代权力的超结构观念。可以说，在"监禁与惩罚"的论述中，福科不仅对现实的空间化权力效应加以描述，而且也提到了城市的想象性"地理政治"。他的这一圆形监狱形象甚至提供了对于国家机器进行总体描述的某种可能性，它具有一种权力模型的缩影，即微观权力的播撒、网络机器的分析，而又看不到一种中心或焦点对异质的技术或制度的横向统摄。所以，当把握了全部复杂的权力运作方式以后，就可以对区域性的、国家机器的、甚至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进行分析。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和分析可能会涉及更多的问题，穿越更细微的管道，而成为传播更广泛权力的复杂工具。
于是，"国家民族话语"和"个人身份"问题逐渐在福科的研究中被提到。因为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在局部身份和国家身份冲突问题方面，同样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和领域。福科认为，对权力话语的知识谱系学分析，通过战略和战术对领土的移置、分裂、分配、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加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因此，他打算将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放在研究要塞、战役、运动、殖民地、领土等历史问题上。可以说，福科后期准备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权力的分析中。然而，英年早逝使他终未能完成这一工作。
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跨国问题的研究，其实这一点在福科头脑中也有自己的考虑。1977年福科在与费纳（Lucette Finas）谈话时指出，在一定社会内的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政治是一种普遍的战略，可以用来调节和指引这些关系。如果政治化意味着回到现成的选择和制度，那么为揭示势力关系和权力机制的分析努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面对着巨大的与跨国经济和官僚国家相关连的权力技术，必须反对以新形式出现的政治化。
应该说，对国家民族的解析，个人身份的辨析，权力凝视监视的剖析，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跨国经济的分析，使得福科的理论已不再是一种书斋式的话语，而成为现实且具体的权力话语分析框架，成为后殖民文化分析的重要理论模式。当然，福科并不想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话语并不构成对他人话语权力的制约，相反，误读和误解倒是自己著作逃不掉的命运。正如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作者"，而只是一个"写书的人"。
不妨说，福科的写作为世纪末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同时使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问题研究获得一个更广阔的知识框架。他的权力话语分析的方法，使当代文化和文论研究总是要力求透过国际社会秩序去看文化权力的运作，尤其是运用"知识型"和谱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任何单一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都将使这一研究失效。他关于文学理论中写作和批评问题所提出的新看法， 关于"作者之死"所强调的纯精神主体的消亡和读者解释的重要性，以及批评的转型（与现实权力相疏离，剥离任何神圣化的光环）所激发的新思想，对当代文学理论有着新的启发意义。他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关于"凝视"、"看"与"被看"、微型权力分析模式、文化身份问题的见解，同样是引人深思的。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世纪末的迅速，除了其"后冷战"局势和整体国际文化氛围以外，福科对权力分析的模式和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关注无疑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福科通过不同社会权力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不同侧面，对整个现代文化的进程加以独特探讨。他尤其关注构成社会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谱系化"的不断总体化的图景，而要把历史打散、拆开，使它与现在、过去、未来相隔离，从而使人意识到历史的异己性、疏离性。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解构，发现历史中人的疏离的、非总体性的性格，使"现代合法性"遭到真正质疑，进而挖掘出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使一种谱系学中的反常规性升上历史地平线，使非常数、非本质、非等级秩序等成为人文尤其是人文科学考古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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