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意义
本书上面两部分所概括的以强烈的热情与参与意识、激进的批判精神与边缘立场、突出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知识生产、精神生活、社会实践有什么意义？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伊安·昂（Ien Ang）在她为两半球人文、以及公共文化会议（The Humanities , Arts and Public Culture in Two Hemispheres Conference， Queensland Art Gallery.5-7 July ,1999）提交的《谁需要文化研究？》(Who Needs Cultural Studies？)中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实践活动
伊安·昂首先从文化研究的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问题切入。她谈到了几次理发时候的有趣经验。理发师经常问她是干什么。当得知她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时候，接下来的一般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之间的交谈终止了。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感到情绪沮丧，感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与普通大众的隔绝。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
伊安·昂认为，令人尴尬的沉默部分起因于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意义的普遍无知。她指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超常的东西。它要么与艺术同义，是某种象牙塔中的东西，要么指’其他人’，诸如移民或者土著居民"。前者是对于文化的经典美学界定，后者则是对文化的人类学理解。而在当今学术界，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摆脱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分离，从而革新了对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中，"文化"指的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商谈，而这种产生与商谈是个多元的、常常是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所有社会活动领域，比如工地、界、媒体与国际关系领域、甚至理发师的沙龙。文化既不是机构、不是文本，也不是行为，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复杂的相动。换言之，"文化不仅是非常日常的，它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因为它内在于了解与管理世界的方式之中。"也就是说，争论世界应当如何管理总是包含一种关于表征的政治学（a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在这个特定的政治层面上，意义与价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因而必然包含基本的文化纬度。总之，"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建构性因素，而不是什么外在于或附属于生活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中，"文化研究"在学术界的全球性的，本身就标志着当代生活与社会中的"文化"纬度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引发争论的本质。一般来说，尽管全球资本主义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对于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全球随处可见：对于何为"进步"或普遍价值的共识的丧失，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地区等之间的文化分化的加深，各种暴力形式的急增，因特网的全面发展，由于新盛的非西方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权威的挑战而导致的新的世界混乱状态以及不断增加的不稳定性，等等。使用文化研究的习惯说法，"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成为这个复杂的后世界的多方面的斗争场所。
从这个视角看，"文化研究"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知识探求。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在大学逐渐获得自己的立足点，它也逐渐成为一个关于它自己的学科世界，带有它自己的理论话语与机构，从而不能向更大的公共生活世界渗透。昂认为，我们不必简单地谴责这种现象，因为所有专业性的实践，包括学术研究，都应当有用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式的空间与程序。然而文化研究得以存在的前提恰好是：它是一门密切关注并联系于日常生活重大问题的知识实践，并藉此提供学术世界与"外在"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桥梁。文化研究起源于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领域而不是纯学术领域，就是它自己的基本社会与政治抱负的一个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应用人文科学"（applied humanities）形式。重申文化研究的这个背景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但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说服别人相信：我们能够加以生产的复杂知识与他们是相关的。
在这里，"相关性"（relevance）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关性，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就无法证成。那么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文化研究的知识是与大众的生活实践相关的？或者用一种更加行动主义（activist）的方式表述：我们如何能够使它变得与大众更加具有相关性？
昂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空想出来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中知识的组织生产与意义评估中非常尴尬的处境，以及文化研究者的非常尴尬的地位。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昂吸首先关心的是大学里的状况。她指出，在今天，我们都经验到了大学的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官僚化以及化。被社会地认可的知识生产受到集中的关注。政府为大学研究提供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这种缩减尤其威胁到人文与社会研究的未来生存能力。然而这一变化是与更大的与环境相关的，因而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扭转。
因此，简单地悲叹或抵制这个变化是无济于事的，它只能进一步助长我们自己的边缘化。同时也不能简单通过与市场化得以解决。正如比尔·里定斯（Bill Readings）在他的《濒临毁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评论说："这不是一个与市场套近乎、确立能够提供庇护所的边际效用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政策将只能导致庇护所的缩小。"（1）
相反，我们应当站在知识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的立场来反思的正是知识效用的评价标准本身。在其新近出版的《知识的新生产》（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书中，由苏瑟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科学政策部主任M·吉朋斯（Michael Gibbons）领导的国际性研究群体提出，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出现，他们称之为的知识生产"模式2"，并认为它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模式1而占据统治地位。（2）
但是在许多大学，大部分人依然把模式1当作理想的大学研究模式，即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中，问题是在一个由特定学科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与实践符码控制的语境中被提出、研究与解决的，在这里好奇心是主要的驱动力，而实用目的则被嗤之以鼻。而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动力是来自某些人或部门（不管是，政府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迫切需要。换言之，应用语境决定知识者所寻求的知识形式与知识内容。这个应用的语境包括了一系列异质的实践者与专家，他们就一个在特定的、地方性的语境（1）、Bill Readind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5。
（2）、参见：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 Sage,1994。
中划定的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吉朋斯坚持认为，这个知识的生产模式超出了单纯的"应用研究"。它并不是简单地应用现存的知识，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知识与社会需要所形构，这种知识与社会需要或许产生出独特的、以跨学科性与、反思性为特征的新知识创造。
依据吉朋斯的观点，模式2的知识将并不取代模式1知识的传统学科结构，而是补充它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确，如果没有模式1知识生产的持续积累，模式2将不能存在。因为后者实质性地依赖于前者所出来的概念、发现以及洞见。但是，模式2知识的产生（尤其是在发达的后工业世界）深深地植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秩序，越来越依赖于迫切的社会需要，如身体保健与社会管理。昂指出，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高等的扩展已经极大地增加在研究技术方面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数量，其中许多现在作为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在范围不断扩大的不同机构环境（包括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中从事工作。这样，在大学持续不断地生产优质研究人员的意义上，大学（非常有意思地）削弱了自己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结果，在知识的生产中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参与者之间的尖锐差别缩小了。今天，知识生产的分布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它也发生在更加多样的社会背景中，包含了许多处于大量不同关系中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与机构。这就是说，"知识界与它的环境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吉朋斯）。
虽然吉朋斯对于模式2知识生产的描述明显地侧重科学与技术的世界，但是他坚信模式2仍然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他讨论了对于人文科学所提供的那种知识类型的需要，特别是人文科学特具的能力，即批评性地反思人类的规划与努力。他评论说，"人文科学的功能在于它提供的对于社会经验世界的理解，我们对它的评价应当依据它是否能够提供我们所期望的洞见与指导。"（1）昂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近的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与研究训练的蓝皮书(Green Paper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为例补充了吉朋斯的意见。这个蓝皮书显然从吉朋斯领衔的研究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启示。蓝皮书一开始就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感与内聚力作出了主要贡献，它培育着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的亲近感，促进着对于不同的传统与习惯理解、对于宽容与尊重的重要性的理解，同时还激发着就我们的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方向与价值进行的争论。"
这一切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但是蓝皮书并未阐明上述类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与用途，在一个眼睛只盯着学术的商业化、促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框架中如何才能得到理解与培育。吉朋斯在他的书中，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困难（虽然他把整整一章献给了人文科学），即：如何在一个市场驱动的社会中使人文科学研究的应用环境得以优化。昂认为，人文科学知识的有用性难以或量化地界定。有意思的是，吉朋斯指出，人文学术比科学更带有模式2的特征，他甚至认为，以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为对象的政体(the genre of the essay)，就是最早的模式2的知识生产形式之一。据他的观点，政论文"在各种似乎是专门性的领域自由穿越，把那些不然的话就依然是支离破碎的分析聚合在一起。"（2）在这个意义上，政论文的形式（而不是科学研究论文）对于贯穿整个社会的意义的建构与传播是具有高度指导性的。然而，在公众领域发表的、带有匿名的读者群的政论文的"应用语境"如何才能具体化？换言之，虽然至少某些人文科学的研究形式能够展示模式2的特征，但将其用途量化与商业化的困难内在地存在于模式2的知识生产的应急性的社会与经济安排（the emergent social and economic arrangement）中，因为这种安排强调的是短期的策略语境中的可计算的有用性。这也是文化研究领域--作为"应用的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发生的情况。
（1）、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 Sage,1994，p.105.
（2）、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p.106
3、合作伙伴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尴尬
这样，虽然模式2的知识生产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但是人文，包括文化研究不能并未从中分享好处。昂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国家研究院为 "与的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与训练纲要（ SPIRT-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ndustry-Research And Training Scheme）提供的基金，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基金不断增加。这一纲要奖励那些与工业部门合作的学术项目。显然，模式2知识生产系统正在得到研究政策制订者的有力激励与推进。但问题是什么是"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如何能够适应这种新的关系？
对伙伴关系持乐观主义的人常常主张让大学更深地卷入更大的共同体与社会并与之协作。然而昂指出，追求伙伴关系的明显的潜文本是一种无情的理性（ruthless economic rationale）：它是一种在一个正在减少公共基金的时代获取更多的外来基金的途径。结果，只有那些有潜力的、拥有可以带入合作的基金--就好象是一种嫁妆--的合作者才会受到青睐。谁是会成为这样的合作者呢？在最通常的情况下，这些合作者是一些商业界、工业界或政府部门（所谓"赌金保管者"），而不是无钱无势的基层群众团体或普通大众，不是底层公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外来收入成为大学业绩的一个主要指标的体制中，大量存在的是眼睛只盯着钱的所谓"伙伴关系"。昂写道：每当与一个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签署协议，西悉尼大学的研究办公室都要自豪地在全校宣布已经取得的基金数目。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以外来资金的获取为基础的研究活动的重要性被削弱了。这对于人文科学（包括文化研究）是特别不利的。
那么，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进入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么？昂认为当然不是。实际上，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将可以为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外来合作者提供很多东西，从文化在社会中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来看，就尤其如此。但是正因为合作者是被期望付钱的，所以在关于伙伴关系、关于知识生产模式2的所有观点，就必然笼罩在一个工具主义的、商业化的、简单实用主义的期待视野之中。如果这种"期待视野"支配了对于研究的有用性的界定，那它就可能被缩小到狭隘的、讲求短期效应的维度。唯短期效益是求的课题可能很容易吸引资助，而其他的无人理睬。比如，悉尼的地方议会、政府部门、共同体组织，甚至小型的商业协会，近来都乐于资助阿拉伯青年与犯罪研究。考虑到遍及整个城市的对所谓"黎巴嫩帮"（Lebanese gangs）的道德恐慌，这是毫不奇怪的。十有八九这种研究被想象为能够提供对于这个青年犯罪"问题"的直接解决。这就是"研究伙伴"将会乐于花钱的研究课题。
4、 我们为什么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
这就使我回到文化研究的"相关性"的问题。昂认为，文化研究的特殊知识贡献将是阐明以下的事实：把黎巴嫩的男孩（Lebanese Boys）妖魔化为潜在的犯罪者，这本身就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它强化而不是缓和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与紧张。对此的文化研究因而必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在族性、青年、犯罪之间所作出的想当然的联系，以及它在为什么黎巴嫩男孩会这样行动上产生的复杂、矛盾的结果。此一类型的文化研究的目的恰恰是阐明潜在的、有助于"黎巴嫩青年帮"这个问题之建构的那些文化意义与文化假设，它将质疑对于黎巴嫩男孩的表征，这种表征政治包含在管制与处理这些青年人的尝试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文化研究将揭示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概念的滑移与偷换。换言之，这种研究将通过揭示内含于命名与描述问题的方式中的偏见，生产出一种自我反思的模式。但是，合作者会喜欢这种类型的研究么？他们会把钱花在这上面么？他们会发现这是有用的、相关的么？
因此问题的症结恰好在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问题的直接解决的合作者不可能对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的研究感兴趣，然而昂认定，使似乎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复杂化，正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应用的人文模式--所作的、所能够作的和所应该作的工作。不幸的是，理性与工具主义的框架--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形成的--不会轻易为以下的研究提供空间，这种研究的有用性在于开启新的问题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文化研究想要找到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对于有用性与相关性的界定就必须超越直接有用性的层面。我们必须表明：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实际上是有用的，更加复杂地、反思性地思考问题，从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角度看，实际上对于社会的稳定（打个比方）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杂化的世界，在一个专注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与技术速度和效率的世界上，社会内部的群体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资源，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把握与解释周围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资源。各种散见的例证表明，在基层大众的层面上，存在对于新观念的强烈渴望，而同时也存在着新思维与新视点的巨大贫困。例如，昂指出，在当地政府与其他组织中，"共同体"、"身份"、"多元文化"、"机会与平等"等概念已经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循环中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激发处理手头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能力。昂提到了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一个鼓吹"亚洲人回家去"（Asian people go home）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者，她的影响现在已经渗透于公共文化中。昂认为这既是这一创造性方法的匮乏的征兆，也是它的结果。这一匮乏是一个文化僵局，这个文化僵局需要特定的文化介入--一种阐明意义、表征、价值在社会环境的诊断与安排中的建构作用的文化介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比以前更需要文化研究的原因。由于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当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所以最为需要的是使公民能够"解读"其自身环境、理解他们在形构这些环境中的多重作用、质询其自身的思想形式（mindsets）的那种知识与技巧。急需的东西还包括人们自我反思地创造共同的基础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中，对于社会的未来安排才是可以设想的），以及与大量不同地位的他人合作的能力。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知识传播与用途在于提出事关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提供对于指定问题（set question）的实证主义的答案。无疑，这是写作一篇好的政所需要的知识生产的专门技能，这种被文化研究纳入多少有点艰涩的政论文写作的技巧与知识可以转化为协作的语境，而这种协作的语境将获益于对意义生产过程本身的阐述与质询。文化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