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 ——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启蒙与反启蒙；启蒙的复兴；人的尊严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写成一部甚至多部专门著作。本文将从启蒙的核心观念在当代中国的重新定位这一视角切入，考察中国文化当代变迁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
一、启蒙如何走向反启蒙
拉梅特利(La Mettrie)1748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人是机器》。康德1784年所写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就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康德要求：“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1-p31]。康德在解释什么是启蒙时指出，启蒙就是“要敢于认识”，人们应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用别人的思想来代替自己思想。为此，他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1 -p24 ]。可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最高的信条却是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亿颗脑袋无条件地听命于一颗脑袋，服从一颗脑袋。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康有为将“人有自主之权”及“天地生人，本来平等”宣布为人类“公法”起，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性等等核心观念，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和许多人不畏牺牲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看一看陈独秀1915年9月为《青年杂志》创刊所写的《敬告青年》第一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便可感受到那时先进的中国人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是多么热烈地自觉认同：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益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任，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2-p74]
这一段话，对康德所说的人的尊严、要敢于认识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了非常准确的诠释；也正是这一段话，成了“五四”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信条。然而，中国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竟从这样激进的启蒙转变为与启蒙反其道行之呢?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冲击下开始的。但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在接受了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鸡、伏尔泰直到康德等人将一切诉诸理性的启蒙核心观念的同时，目睹资本主义在欧洲本土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残酷肆虐的无情现实，对欧洲出现的而且越来越强劲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在中国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将欧洲启蒙观念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则从一开始就将启蒙观念与截然否定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国内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这一根本特征。
2002年9月，马丁·沃尔夫在英国《时报》上发表的《自由的世界》一文中提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实现了高度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进程在1914年和1945年之间发生了逆转。那次一体化进程的中断是观念、利益集团、经济动荡和灾难性的国际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观念方面，最突出的倾向就是“反自由主义观念的崛起，人们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3]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分裂为两大集团，使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陷于破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建立了一种与之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在俄国革命带动下，许多受列强奴役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使一体化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被破坏。启蒙所追求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关系，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得哈贝马斯所说的工具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与人的价值常常被搁置一边，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境界常常被视为空谈甚至是骗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阵营的对垒，冷战的持续紧张状态，使这一倾向愈演愈烈。这是启蒙走向反启蒙的外部环境。
就中国自身而言，启蒙运动，应当说，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而发端的。现代化进程，代表了中国历史一个新的方向，标志着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与这一进程几乎同时，根源于中国传统小农个体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农民运动与现代化运动，相连带地，与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农民们要求的是平分土地，保障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干扰，不被破坏。和启蒙观念相对立的民粹主义及威权体制乘势急速膨胀。而启蒙的核心观念则被当作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弃之如敝履。“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否定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民粹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个人的威权登峰造极，启蒙很地走向了完完全全的反启蒙。
二、启蒙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复兴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直接否定了“两个凡是”也就是结束了个人对于思想与真理的垄断，还人们以思想的权利；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推动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对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误产生怀疑，进行批判，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启蒙的精神于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复兴的启蒙，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和中国、、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积极互动。
在政治上，确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解放，给数以百万计、千万计长时间被划归“另类”的社会成员以基本的人身权利，承认他们享有不应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54万多人，摘掉了全国约2000多万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帽子，为约4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在全国被划为资本家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确定约70万人本属劳动者，并宣布其他工商业者也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团结、、改造的对象，而被承认为工人阶级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天安门事件”等涉及众多群众的“文革”中的重大案件，以及对待民族、宗教、侨胞、台胞与台属的不公正态度，一一得到纠正。所有这些成员，连同受到株连的他们的子女、家属，累计远远超过1亿人口，得以从沉重的政治重压下解脱出来，不再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恢复了人所应有的尊严，成为支持启蒙复兴的一支宏大的生力军。
在经济上，确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举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上来，使人们真正享有了免于馈乏的自由。先前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是依靠不断设置对立面、不断激化和扩大阶级斗争而得以维持的。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就使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无法继续保持下去。继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几亿农民取得了生产与经营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除发展农业外，还可发展乡镇，又冲破了人口的身份限制，农民能够成千上万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首先使广大个体劳动者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接着，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发展起来，最后，国营也从行政权力的附属物转变到拥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经济体制的这些决定性的变革，使得几亿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独立性、自主权有了社会的经济的基础与物质的保证，也使得一直生活在传统小农经济与小生产共同体经济中的几亿农民，对启蒙核心观念从往日的怀疑者、排斥者一变而为支持者。
在文化上，确认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建成不了社会主义。人们要有勇气、有能力去认识、去思想，就要超越小生产的狭隘性和闭塞状态下不开化的利己性。要使人们真正享有免于愚昧、迷信与盲从的自由，需要教育普及，普及，需要文化走向大众，提供广阔的公共空间，使人们有各种机会去获得文化，去享受文化，去参与创造文化。同时，还要容许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多层面的发展，方才能够满足不同人们的不同需要。启蒙的精神就是不断地怀疑、批判、创新；而当人们都能不满足于现存状况而致力于改变现存状况时，启蒙便获得了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人的社会本质，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启蒙的复兴，人的尊严，最终必然落实在人的权利与人的价值上。权利与价值，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们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方才能够真正确立自己的权利与价值。丧失了尊严的人，不了解自己权利与价值的人，只能是一群浑浑噩噩、愚昧无知的人，或者是一群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或者是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人，或者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人，或者是横行霸道、肆无忌惮的人。启蒙的复兴，使人们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忽略、被抹煞的人道主义，同时，也使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足以显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启蒙的复兴已经达到什么广度，什么深度。
三、启蒙在新挑战中提升
启蒙的复兴，其国际背景是世界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其国内背景则是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重新高速启动，得力于技术的急速及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还得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努力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及大洋洲等许多国家取得明显成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越来越多的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实现了他们的价值。亚洲众多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及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新秩序的建设，加上苏东体制的瓦解，使重新高速启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一体化所没有的一系列新特点。这一环境无疑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为人们所认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第一次。就广度而言，不再局限于汪洋大海中若干孤岛，而是在13亿人口中普遍展开；就深度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从农耕文明向文明的转变，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从工业文明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的文明转变。现代化，使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使几亿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使数以亿计的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现代化，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同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直接联系；无论是就读、就业，还是衣、食、住、行，人们都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自由。所有这一切，无疑非常有利于启蒙在中国的复兴，有利于启蒙核心观念得到人们的认同。
然而，世界化与现代化进程在解决着大量原有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世界化与现代化本身，又都包涵着极为深刻的新的内在矛盾。所有这一切，又都对复兴了的启蒙，特别是启蒙的核心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以世界化进程而论，发达国家凭藉其经济，特别是资金、科学、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被动或附属的地位，因此，全球化反而使全世界的人分化成对立的两极。由于各区域发展巨大的不平衡，上述矛盾便常常表现为世界化与区域化的对立；而当区域化和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相结合时，上述矛盾便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概括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构建普世化，强加于世界其他所有地区；而世界其他所有地区，则要求通过世界联系推动自己的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而不是让自己的文明在世界化进程中边缘化或被消灭。与此相应，便导致单边主义与世界多极化的冲突，因为单边主义者固执地坚持全球化即西方化，而启蒙精神恰正支持世界每一地区都有权在世界化进程中充分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这种种冲突，很地推动着人们去对启蒙重新加以审视。
以现代化而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个人主体化等等，常常是一柄柄双刃剑。市场化，激活了经济，但也常常带来效率冲击公平，自由冲击平等，物质主义膨胀，乃至物欲横流；工业化，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它又带来了资源的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高度集中，高度流动，但也因此破坏了人们传统的联系纽带，造成严重异化与认同危机，乃至反社会行为的增长；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但是，它又使人们常常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所支配，而丧失人文精神、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或在这些方面造成巨大的混乱；个人主体化，给个人提供了自主独立发展的充分自由，但是，它又常常会破坏保障他人享有同样权利与自由的秩序，损害集体利益与国家权威。凡此等等，同样推动着人们对启蒙重新进行反省。
在反省中，海内外都有一批学者对启蒙提出责难。他们认为，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4]乃是导致世界化、现代化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启蒙坚持“人是目的”，导致人欲横流，理性专擅，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由此造成了生态失衡，精神失衡，社会失衡。这些责难，其实所否定的不仅仅是近代以来的启蒙目标，可以说，它们连同整个人类文明都给否定了。
“人是目的”，这一命题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集中概括。这一命题的确立，是为了培育和不断提升人性，使人性区别于动物性，高出动物性。如果人像其他动物一样是纯粹自然物，那么，由于自然物彼此互为条件，自然界没有最后的目的，人当然就不会成为目的。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进行物质生产，同时能够运用理性进行反思，进行判断，进行创造，从事精神生产，人能够在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社会联系，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于自然界，从而成为能够进行物质自律、精神自律及社会自律的主体。人由此而超越单纯的自然的存在，超越作为动物性所具的有限性，通过立德、立功或立言，走向不朽。如果不承认“人是目的”，那么，不仅世界化、现代化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整个人类文明都将被视为违反了自然性，人只有退化到猿人时代或者类人猿时代去。从生态失衡到重建生态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是世界化与现代化发展，使可持续发展有了可能。
人具有欲望，包括物欲、性欲、求知欲、占有欲、求胜欲等，这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也因此而具有生命权、财产权、性生活权、受权、发展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能不能同意世界化、现代化使得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这一观点呢?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人类争论了几千年的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定在前世界化、前现代化时代，人性为善，能道德自律。而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则使人性中恶的一面膨胀起来，人们不再能道德自律。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在生产很不发达、人们知识还很封闭的时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享有或独占上述权利，绝大多数人的这些权利被剥夺，或者受到严重侵害，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动力。启蒙确认每个人基于人性，都应拥有以上各项权利，尽管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损害这些权利的现象，但大多数人终于有了条件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当然，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非人的动物性仍然保留了不少，而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放弃启蒙，而是应当在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启蒙。
所谓理性专擅，实际上抹煞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目的理性”，而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再将工具理性等同于科学主义，将科学等同于技术，反过来将唯技术主义的弊端统统归之于理性。反全球化人士常常将目前世界存在的大量问题归咎于理性的存在，其实，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也常常是工具理性压倒了目的理性，背离了理性的根本精神—人的自主、人的自立与人的自由，将理性变成了达到功利目标的工具。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之不能不急功近利，要求迅速见到成效，工具理性因之从一开始就取代目的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人的自主、自立与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必须服从于民族战争以及阶级战争的需要。即使转变到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由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也从属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目的理性也仍然处于附从地位。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将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归罪于启蒙核心观念，同样是对启蒙的误解或曲解。启蒙运动确定“人是目的”，确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与人的权利，其基本立场就是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价值与权利，将每一个成员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视为同样神圣。在康德那里，权利就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恩格斯也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5 -p458 - 459 ]因此，个人的自由与群体的自由以及人类整体的自由，在“人是目的”中是互相制约又互相统一的。当然，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容易。因为人性有善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而人性又有恶的一面，所以，这个统一又需要藉助于法治，藉助于制度规范。而道德自律也好，法治以及制度规范建设也好，都是一个过程。它们本身各自又都是一项系统工程，人类也正是在这各个领域中，通过不断努力而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前进。于此可见，在新的挑战面前，人类不是应当放弃“人是目的”，而是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方向，明确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权利。
四、人的尊严与当代价值体系重建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的》中曾尖锐地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是因为富有与贫穷的对立更加尖锐化了，自由变成了小资产者和小农失去财产的自由，商业日益变成欺诈，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5 -p408]恩格斯这段论述为人们所熟知，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许多人认定为完全否定了启蒙运动，否定了启蒙核心观念。
然而，这一判断很不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定“人是目的”，并不否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相反，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更明确的目标，提倡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论》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应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6 -p649]。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具体解释过这一目标：“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每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5-p516]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1年7月1日纪念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突出地对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作了专门阐述。江泽民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还强调这两者互为前提和基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7]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和现实的行动纲领，而且应当成为21世纪沟通世界各不同文明，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睦共存、优势互补的共同价值基准和行动指南。因为它使“人是目的”在当代完全具体化了，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明确了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也就是说，它使启蒙核心观念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应成为新世纪全人类的共同宪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它仍在继续；它也必须继续，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坚持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将推动中国文化形成崭新的价值体系，形成新的巨大的文化空间，为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中国文化在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是有希望的。而坚持每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又必将推动世界各大文明在新时代实现伟大复兴。
人是目的，人不能对自己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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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康德著、何兆武译.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陈独秀文章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6月，上册.
[3](英)时报[N ] .2002年9月4日.
[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在目的国度中，人(连同每一种理性生命)，就是目的本身。这就是说谁(甚至神)也不能把人仅仅用作手段，而不同时把他本身当作一个目的。因为蕴含于我们本身的人性对我们自己来说一定是神圣的，这么说的理由在于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参见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8月，第28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
[6]资本论[M].第1卷，中文本.
[7]见2001年7月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