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意义都是多方面的。仅从近中国的思想史尤其是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一个直接的重要作用，就是激发了中共党人文化 “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这一觉醒不仅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具有关键意义，实际上对于中共后来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和思想史研究者似乎都有所忽略，故本文特将其郑重提出，并作出我们初步的考察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抗战以前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长期轻忽及其原因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地域的、种族的、语言的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民族特性，它是各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化潮流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文化特点的总称，是与文化的时代性相对而言的另一重要的文化属性。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民族性’觉醒”，除了包含这一内容之外，还涵括了正确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一般认识与态度，以及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化”思想意识的形成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宗旨，因此，早期的中共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是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却并不简单地认同于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方面，他们明确认识到了“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1]所以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文化上的主要任务或基本方面不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首先在于彻底地反封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文化批判的锋芒突出地指向封建主义和复古思潮，甚至于不惜呼吁与资产阶级建立“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邓中夏语）的原因。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们又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对其消极成分进行批判上，而忽略了对其积极因素予以认识和揭示，从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偏颇倾向。
当时，中共党人比较重视的是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问题。对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继承性，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就，总体说来，是相当轻视和忽略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于还常常以文化的“时代性”来说明、取代，有时乃竟以其去根本抹煞不同文化间的“民族性”区别问题。在这方面，瞿秋白对 “东方文化派”的有关批评，堪称典型例子。在反驳梁漱溟等认为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别”而非“程度之异”时，他明确指出：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与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2]
毫无疑问，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时代性”的本质差异的说明，自具深刻性。在当时对批驳“东方文化派”的保守论调，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因此将两者间文化“民族性”的区别视为可有可无，并以前者来淡化乃至于取消后者，把东西文化差异的全部根源有意无意地归结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却是机械的，简单化的。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中共党人漠视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及其论证特征。
那么，早期的中共党人何以会忽略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呢？在我们看来，除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因素影响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们直接承袭了五四前期“全盘性”反传统的文化激情和部分思路的结果，也就是说，那种“全盘性”反传统的“五四”思维惯性，在他们身上仍然发挥着作用；其次，则与他们 “五四”后所面临的思想论争“情势”有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封建保守论调和资产阶级理论的攻击，而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强调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乃成为一种时髦，他们正是以此来抹煞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般，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结论的。因此，在同他们的论辩中，共产党人不免“投鼠忌器”，不去深究、甚至不愿谈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或“民族性”问题，也就不足为怪。这种对文化“民族性”的某种程度的忌讳，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公然打起“民族主义文学”等旗号来围剿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时，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在策略上，他们往往是以强调文学或文化的阶级性来淡化文化民族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乃要归因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尚普遍不足一点。实际上，前述几点也都与此有关。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后，最先接受的是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就要稍晚一些。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后，他们最初主要掌握的还只是唯物史观，其整个体系的完整内容，也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主要还是1927年以后的事。再加上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有一个与民族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过程，等等，凡此都造成了中共党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思想方法论的不足，从而使得他们在应用唯物史观时，还明显带有机械僵硬的毛病，无法理性地面对和深入解释文化的民族性，无法正确地分析和对待文化传统与历史遗产问题。
不过，指出早期中共党人总体上忽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并不意味着就认为他们对此毫无觉察和感知。事实上，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求得民族独立的实际运动中，激于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内在需要，他们偶尔也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的必要性之意识。如瞿秋白，就曾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的角度谈及于此。他指出,在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冲击时，人们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错误态度：“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或竟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3]。可见他当时多少已感觉到了应保持某种“民族文化个性”的问题。此外，杨明斋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时候，蒋光赤、沈泽民、邓中夏等人在考虑建设新文学的时候，也都对此问题有过偶尔零星的触及。[4]不过，总的说来，抗战以前，至少是“新启蒙运动”爆发之前，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意识，至多还只能说停留在本能的不自觉的“潜意识”层次，既缺乏从正面对其合理性存在和积极价值加以发扬光大所进行的理论阐释，也没有从方法角度，对其服务于新文化的途径提出什么明确设想。有关的言论往往只是一些片言支语而已，甚至于绝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不过是被置于一种潜在的逻辑前提的地位，而并没有被明确而正式地提出来加以论证。此种情况，可以说大体延续到“新启蒙运动”爆发之后不久。
二、抗战前夕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初步觉悟及其机缘
中共党人比较自觉地意识到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重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不过，从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唯物辩证法传播的渐次深入，“华北事变”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及共产国际所指示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乃至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论争的某种刺激，在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左联”内部，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因素和动向，它们可以看作是稍后中共党人深沉而强烈地体认文化“民族性”的某种思想背景与前奏。
尝试着辨证地去看待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是唯物辩证法给予中共党人及其 “左翼”文化人的最初“赐予”。30年代中期，鲁迅和艾思奇等人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在揭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鲁迅此期虽然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以及对旧文化中优良成分实行“拿来”态度的必要性。他曾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过与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应该吸收一切既有文化有益成分”的相同看法：“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在文艺上，他主张要有选择地采用“旧形式”，认为这“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具体谈到木刻版画的发展时，他更体现出对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态度：“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致李桦·1935、2、4》。）。后期鲁迅的思想，正如艾思奇1937年所评价的：“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形式与内容》，《化和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第210-211页。）可以说，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始重视文艺“旧形式”的意义，从“大众化”角度来认同“民间文化”的价值，构成了鲁迅后期认知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特点之一。由于和中共之间的特殊关系，鲁迅的这些思想，不仅当时就被艾思奇等左翼文化人和中共党人所吸收，对于此后中共体认文化的“民族性”，更是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937年后，几乎所有讨论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中共党人，都要不同程度地提到鲁迅在这方面的榜样或引用他的文字来论说问题，可谓明证。
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运动也活跃起来，它体现了辩证唯物论与文艺“大众化”思潮两者之间的合流。共产党人艾思奇、柳湜、何干之等是致力于这一活动的著名代表。特别是艾思奇，影响尤大。1934年11月10日，他在《形式与内容——答廖明君》一文中，曾这样切入到有关文化遗产继承的理论问题：
内容与形式能互相转化，内容与形式之不能机械地分离，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即新形式的发生，必须是由旧形式中的内容发展而成的。----在旧形式里，不消说总有着旧的内容，但同时也有新的内容在其中发展着。蛋的内容是卵黄卵白，但鸡雏也就在这卵黄卵白中发生，文言文最适合封建的内容，但同时也有反封建的倾向在潜滋暗长。新的形式就从这旧形式中潜滋暗长的新内容发展而成的。我们要利用旧形式，并且可以利用旧形式，原因就在于这种关系。利用旧形式的目的，并不是要机械地将那旧的外壳套在新的内容上，决不是要将新内容囚闭在旧形式中；反之，是要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内容，使这内容终于会突破旧的外壳，而显现出自己特有的新衣裳。----所以，利用旧形式与探求新形式决不是两件绝对对立而不相干的事，利用旧形式也就是探求新形式的开端，前者实在是要达到后者所必经的阶段。
由此出发，艾思奇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所谓“文学遗产的接受问题，也可以就此解决了”的结论（《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形式与内容》，《论文化和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第210-211页。）。这种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切入，以“形式”来包容和说明继承文化遗产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和独特的理论内涵。日后高涨起来的所谓文学和文化“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同此种思路实际上是相互承续的。与此相一致，在中共党人那里，后来“民族化”的明确提出，其初期的思想基因，也可上溯到30年代中期的“大众语”运动乃至早期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化”思潮中。其关注的焦点，最初都是文学形式、语言形式，尤其是民间形式。
思想方式的改进一旦与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相互结合时，便会对中共的文化政策和策略发生某种积极影响，而有关的政策和策略形成后，又势必反过来对于文化思想的演进产生相当的反作用。华北事变后，中共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策略改变及其影响，颇值得今人玩味。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它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驻共产国际的左联代表萧三，在8月给左联同人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必须改变忌讳“民族主义”口号的文化策略的问题，指示同人“对付敌人应用以毒攻毒及利用其招牌的方法，比方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 （陈瘦竹主编 《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第232页。），可见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同年10月，王明将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以中文在国外出版。次年3月，又在国内出版了单行本。在该书中，他“发明”了两个关于中共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而醒目的提法，虽然还仅仅只是两个 “提法”，并无更多的说明和论证，却足以引起当时党内外人士的关注，其一为，“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原文带着重号）；其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见《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页。）。
以往，中共总是被文化保守派和国民党政府视为破毁民族文化传统的罪魁祸首而大加挞伐的，而现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竟开始公然以中国“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自称，这岂不令人 “惊异”？！虽然，这在中共，主要还停留在斗争策略改变的层次上，但它却无疑透露出中共文化思想萌生某种转变的重要信息，预示着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将作出重大的调整。从后来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伯达等人在强调文化民族性问题时对于王明此言的郑重引用中，我们不难体察出他的这一提法所具有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1935年后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是经历过一个从“策略”到“真知”的转换过程的，尽管这一过程时间并不长。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1936年秋冬所爆发的新启蒙运动，又起到了一种标志性和转折点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一部分文化人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和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发动了一场与抗战政治相匹配的、以实现“文化联合阵线”为前提的文化运动。共产党人柳湜、艾思奇等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不久，该运动发展成为了更具有思想意味的“新启蒙运动”。1936年9-10月，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文，正式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参加该运动的主将，除了张申府（中共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后退党）之外，多是共产党人。他们是艾思奇、柳湜、何干之、胡绳等。
按照陈伯达最初的解释，新启蒙运动的宗旨是继承和超越“五四”，它“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可见其最初还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针砭汉奸、日寇乃至国人自己泛起的封建复古的“沉渣”为主要动机。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从“文化统一战线”的角度对该运动的目标、任务和性质的认识渐渐有所调整，使之更趋完善化。他们认为该运动既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运动”，还是理性运动和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何干之193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见《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39页1）。特别是他们对该运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创造中国民族现代新文化“目标”的正确把握，可以说直接地导向了此期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当时，构成为这一“觉醒”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基础的，乃是辩证地看待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艾、柳、何等人一方面明确表示：对于其中“封建残遗的毒素，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艾思奇语），因为它们“目前正成为敌人和汉奸用来愚昧中国国民的有力工具”（陈伯达语）。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有意识地强调，对于旧传统思想文化，除了须进行“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之外，还应该重视整理、发挥和利用其中积极的合理性的一面。如陈伯达就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全部推翻中国旧文化的传统。而且，有启蒙运动以来，一切启蒙思想家都会极力发挥过些最好的文化上的国粹。如中山先生和谭嗣同、康有为的发挥‘大同’思想，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曾经整理过或发挥过一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如钱玄同、顾颉刚、徐炳昶、郭沫若等都努力发现过或在发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真面目。如说保存真正的国粹，那末他们都曾做过真正保存国粹的多少工作，而现在我们也正在继承着这样的事业。我们是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而奋斗的”（见陈伯达文，转引自《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第64期。）；艾思奇更进一步，他不仅强调传统中仍有可接受的东西，甚至认为在“封建文化”中也有“有用的精粹”，他说：“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它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不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我们不需要五四时代那样对旧戏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现在被禁止上演的那一些东西。我们要排斥和忠君同类的盲目服征的思想，但如果有人讲民族气节，我们仍可以接受它。”（《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见《论文化和艺术》，第23页。）柳湜则干脆呼吁，要“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国难与文化》，《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1页。）。
何干之的有关表述最为宏观和明了。他主张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以“的批评眼光”，进行“艰巨的整理评判工作”（《何干之文集》（2）第138页、140页。）。“一方面保存着文化史上最精良的传统，一方面又接受西洋文化的最新成果。-----扬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应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来整理批判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同时又发扬光大新文化体系。”（《何干之文集》（2）第138页、140页。）。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他引用张申府的话，来更为精练地概括同人的见解：“这个新启蒙运动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乎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何干之文集》（2）第140页。原文见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思想文化问题特辑”第66页）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综合”， 艾思奇也极表赞同，他遗憾旧启蒙运动由于没有在方面获得稳固基础的缘故，没有能“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其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绩（如国故整理之类）和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介绍。现在，进行这种辩证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个综合是可能的。因为它有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觉。”（《化与艺术》，第34页。）
由此可见，新启蒙运动者在呼吁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的民族自觉中，已包涵了对于文化“民族性”的体认。所以，1938年7月时陈伯达曾说：“在去年的新启蒙运动中，不少文化工作者是初步提到了关于利用旧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需要具体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历史----诸问题的。可以说，这些就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1938年7月23日《解放》第46期。）但是，也如陈伯达所言，这种认识在当时还属初步，没有清醒明确地予以强调。中共党人对此强烈体认并给以明确强调，是此后一年间的事情，具体而言 ,是在1937年底和1938年。这与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酷局面和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情势，显然有关。
概而言之，在将中共党人逐渐导向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之途的过程中，辩证唯物论的深入传播和较为熟练的运用，构成了其思想方法论上的坚实基础；日益强烈的文艺“大众化”追求的推引，成为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精神动力；而日寇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急迫，以及政治上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又为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外在因素，它最终从现实压力、政治和文化策略本身所产生的对思想意识的“形塑”、“轨范”和导引作用等多方面，为其全面觉醒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新启蒙运动中的有关思想表露，只是标志着这一觉醒的正式到来罢了。
三、1938年前后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与阐发
1937年夏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人先后奉命到达延安，他们不仅同毛泽东、张闻天等高层领导大多有着密切的交往，陈伯达稍后还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因此，他们得以将新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别是文化的“民族性”意识直接带进中共党内，并成为延安文化思想界当之无愧的权威。是年11月，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他们中有人以“从贤”为笔名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表明了其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该文宣布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唤醒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觉”，其文化运动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的”，目标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真正的民族文化”。但这种“民族性”的文化与“国粹主义”有本质不同。“民族的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的民族自然也有可贵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发扬。但这并不是指腐败的传统，而是指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的成果，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五四运动时代，以及大革命时代的革命传统。要把我们祖先这些光荣事业继承下来，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把它发扬光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特别地提出了文化“中国化”的任务问题，强调“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它写道：“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是反对接受优良的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就可以说是在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它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接受外国文化，是为要给中国本身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得到一个好帮手。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建立在中国民众生活上的文化产品，我们现在还缺少好的文艺，好的戏剧，具体化的理论，以中国的实践为内容的等等。一切真正民族的文化，都需要在我们今后更切实更深刻的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第1卷，第23期。吴大琨1938年 2月出版的《抗战中的文化问题》一书 “附录”收有此文，认为它是“抗战后关于文化问题之重要论文”。另据《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4日报道，该月14日，张闻天在特区“文协”成立大会上，曾作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谈到文化界的任务时，他认为第一是要适应抗战，第二是是要大众化、中国化等。可惜此文现已不存。不知其关于“中国化”，究竟都讲过什么。）。
从中共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篇几乎被遗忘了的文字，实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它不仅在党内首次较为成型地提出了发展新文化的整体思路，即“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原则或纲领，还率先揭起了文化“中国化”的旗帜，表达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之适合中国的条件、并创造出“以中国的实践为内容”的“具体化的理论”之初步理念。就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认识而言，它无疑表明中共党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8年5月，以艾思奇为主任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致信给《解放》周刊，在该刊发表了题为《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的文章（此文原载1938年5月《解放》第39期。陈伯达1939年2月生活书店版文集《在文化阵线上——“真理的追求”续集》将其收作 “附录”。从王实味稍后发表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问题与新方向》一文中得知，此文为陈伯达所作。），号召人们继续“展开新启蒙运动，发挥文化的教养，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该文同样是中共文化思想史上值得注意但却被忽视了的。就文化“民族性” 的认识而言，其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在于，它在党内最早从“文化”的整体角度，鲜明地提出和强调了新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文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指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在这点上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的。从我们过去一切文化的经验已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是很困难深入最广大的群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在文化上，是必须立即抛弃了的”。不过，这里的“民族形式”，主要还停留在旧的传统形式的意义上，似仍将新形式排除在“民族形式”之外，这是与后来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有所不同处。 该文值得注意的第二点在于，它从广义的角度明确强调发展新文化不能疏忽“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应“科学地理智地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根据科学去发挥自己民族的特点，去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应“善于利用各种曲折的方式来改造固有文化传统”，“活泼地、生动地、理智地、科学地把民族旧的文化道德改造为民族新的文化道德”。文章还意味深长地表示：“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要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这一表述，很容易使人想起王明1935年8月发明的两大“提法”来。
此外，该文对文化“科学化”意义的凸显，认为鲁迅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巨人”、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灵魂”，以及正面宏观地颂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等等，也都在在引人注目。特别是后一点，或许可以视为此期中共党人“民族话语”转换的一大“标志”。文章写道：
“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祖先及近代一切先驱者所辛勤创造的伟大文明产业。中国文化不仅是我们这伟大民族——世界上仅有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的共同的精神上的食粮，而且对于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曾供给了极伟大的贡献。-----”这样一种类型的“颂扬”文字和笔调，在中共党人的历史文献中，可以说只有此期才得以大量出现。它当然是一种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体现，恐怕将其视作为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已全面觉醒的众多表征之一，也并不为过。
除了上述两篇文章之外，在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发表之前，体现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强烈觉醒的思想文本，还有陈伯达的《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和《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艾思奇的《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等。这些文章分别于1938年7月1日、7月23日和9月8日发表在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它们以往也通常都是为国内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人们所忽略的。
在《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一文中，陈伯达不仅充满激情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党”，而且在理论上空前明确、别具慧心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和中国民族传统三者之间的文化关系，从而更为透彻地表明了马列主义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实现其 “具体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由于这一思想贡献本身的重要和不为一般人所知，在此，我们不妨较为完整地将其表述文本录列于下：
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我们这里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有许多特殊的历史斗争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里的应用，就需要具体地估计到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并根据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加以具体的发挥和充实，善于规定自己奋斗的方法和步骤。十七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就是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的许多历史斗争条件，来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为自己民族解放的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的。事实上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发展，就正因为它是适合国情的，它合于我们民族将来的事业，也完全合于我们民族现在奋斗的事业。不合当地土壤的植物，是不能生长和繁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所以能形成伟大的潮流，能掀动我民族无数优秀的男女，能赢得他们乐于为之蹈火赴汤而效死，这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勉强造作出来的，而这点也正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不要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不要中国民族历史中一切优秀的人物所创造的学说。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是继承中国一切最好的固有文化传统，中国一切最优秀的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精华的继承者，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中一切优秀启蒙思想的继承者，是中国古代一切最优秀文物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认为我们民族有这样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而中国共产党能去继承这样遗产并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见地去改造和发挥而光大之，这是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自豪的事情。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基本方面当然是由于近代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壮大，但同时，也正因为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和我们文化思想近代的发展相衔接的，是因为我们在文化思想遗产上，业已培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发展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善于接受我们民族一切最好的文化思想遗产，这就增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无限价值，同时也正增加着我们民族一切最好的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载《解放》第43-44合期。）
这段文字对于马列主义与中共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 “应然”关系的说明，的确是重要而富于理论价值的，它对于后来者的意义，也正表现在这里。而其对于三者之间“实然”关系的解说，则显然过于“乐观”化了，他 “漠视”了此前中共长期以来存在、当时正迫切需要纠正的教条主义和轻视传统的错误。也许，这与他写作此文主要是面向党外而不是面对党内有关。因为他对“应然”关系的强调，不可能完全不基于对“实然”关系之不足的了解。在这方面，他对中共以往轻视民族文化传统的批评可以为证。在同一个月内所写的另一篇文章《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中，他就曾指出：
“如果要检讨十年中新兴文化运动的缺点，可说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鲁迅先生在这点上算是最具眼光的，他曾是最不忘记民族文化遗产，而且是最努力去保存和发挥文化遗产的人（不说别的，在对于中国木刻的注意和保存上，鲁迅的功绩就永远是不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鲁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就把有过的缺点掩盖起来。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旧文化形式的利用，还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没有具体地注意到、理解到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化发展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名论，而去根据自己民族的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所需要的文化运动，把这名论在实际中最广泛地具体运用起来”。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具体批评了以往的文化运动不注重利用旧的民族文化形式和不注重研究民族各方面历史的缺点。这两点，与前文提及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的有关看法相接续，但又加以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从而成为此期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认识的新的收获。在利用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陈氏还强调文化运动“不但需要‘中国化’，而且还要加上‘地方化’，----还需要能善于具体地利用各地方的旧文化形式，以适合于各地方民间的需要”。 这里，“地方形式”和“地方化”问题的率先提出，无疑是敏锐的。因为文化的民族性，正是由丰富多彩的地方性所构成，注重文化的民族化，自然也就不能忽视“地方化”的途径。
对“历史研究”于了解文化民族性和接受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的重视和强调，在陈伯达此文里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遗憾地指出：“十年中许多优秀的革命家，或者因为革命实际工作的忙碌，或者因为不自由的遭际，没有可能集中精力于自己民族各方面历史的研究或分析，但可惜的，一些从事新兴文化运动的人们在这些方面也没有得到最大的成就，来抵补这个缺憾。”他批评以往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工作者的有关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更努力进一步地去接触和理解民族的和社会的更丰富而更复杂的生活，没有更努力从千头万绪和千弯万折的史实中去抽引中国历史活生生的法则；有的陷于公式化、教条化，----也有些文化工作者时常只限于最注意世界的哲学，而太忽视了中国哲学的历史，时常只限于注意世界的文学运动，而太过忽视了中国过去文学的历史，时常在论到世界某个问题的时候，而太忽视了中国的特点，时常不会辩证地把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和过去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关联的”等种种缺陷，认为这样都是不利于发展新文化的，“要创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就要能善于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就要能善于研究和综合过去我们民族历史所创造过的文化事物，并加以新的改造，加以新的发挥”。基于此，他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提出“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宣布我们是真正国粹的保存者”，并特别解释说：“这里没有什么把戏，也不是竞逐口号标语，而却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忠实于科学，而且必要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历史地理解我们的国粹，保存我们的国粹，以创造中国最优美的新文化奇葩”。不过，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忘记提醒同人注意：“在纠正过去文化运动的弱点和缺点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须提防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着，面着古代，看不见新世界，忽视新知识，否认新道德，而往古书堆里去钻，对于旧的做盲目的歌颂，这就会成为不可救药的错误” 。（载《解放》第46期。陈伯达此期还自觉地开展了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并于1939年初在《解放》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文。）
如果说陈伯达的上述两文，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阐释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和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那么艾思奇的《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一文，则是从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道德”的角度，来具体地透视和说明这一问题。该文的“共产主义者与民族道德”一节，有过如下一段值得重视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