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世事不胜悲

1644年3月19日，晨光微曦，京城内外火光烛天，煤山（今景山公园内）左侧歪歪扭扭的古槐树（一说海棠树）上，静悄悄地悬着从皇宫走来的一对主奴。崇祯披发跣足自绝的情景，正象他遗书所说的，是要向世人宣告：大明三百年江山金瓯坠地，寿终而未能正寝。

冰山化于一旦，寒冻层积则已年长月久。一代新朝气象总似昙花，宿命般地迟早要走向衰微。早在嘉靖、万历花团锦簇的年月里，洞察世情而深陷于忧患的文化孤独者，心中已萌生一种难以言传的苦涩，敏感到末世将临。万历三十四年，汤显祖在答邹元标的书信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治世人多于事，否则事多于人。世际竟未知何如也。”乱世二字几欲脱口而出，而“事多于人”四字深可玩味。凡乱世总起于道德沦丧，人心险恶，事端不已，怨仇相报。明亡的祸根，少说也在四、五十年前就种下了，甚至可远溯至百年之前。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它已然在人与人无尽的内耗中将生命力厮杀殆尽。文震孟之子文秉事后曾感慨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在，“气运”（或者叫“气数”）这个东西十分玄乎，却往往可以从诸多征兆里意会到一点。

友人赠我林佩芬所写的“小说”《天问——明末春秋》。读后却勾起了我对明亡的许多感慨。乱世，正是乱世，人性所有侧面唯有此时才会奇异地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成就一幅难得的中国世态百像图。对此景象，史家一向感叹的是世道，而无端地将人性扭曲的感慨甩给小说家，若长此以往，怪不得要发生史学“社会认同危机”。

明清之际的王朝鼎革，比较起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有更重的悲剧情味。明的覆亡，究竟是谁之过？崇祯死前说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不管崇祯有多少难言的苦衷，作君主的不自我认错，尽诿过于人，祗能供人耻笑。到后来，亡于门户、亡于宦官、亡于流寇，众说纷出，不一而足。到今日，我们显然不想作非此即彼的回答。克尔凯戈尔说得好：“当矛盾的非此即彼被从生存领域中驱逐而引入到抽象思维的永恒中时，它事实上是被消除了。”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人都参与着历史的创造，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却总是不尽人意。于是才会有追问，有思索：这不是简单的责咎哪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历史的追问。

崇祯在位前后仅十七年，纷纷乱乱，没一年太平，三“国”（三种政权）、四“方”（朝野内外），各种人事交织在预设的亡国之中，铺陈出许多可悲可悯可歌可泣的故事，似乎历史成性要让当事者体悟这特殊的时世与人生。

士大夫阶层是这一时代特别受人关注的对象，形形色色，良莠不一。孙承宗、袁崇焕，一自殉于寇难，一屈死于反间冤案，多少显出了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寅恪老钱柳因缘，也演绎过这段亡国前后士大夫的特殊命运。关于复社诸君子，特别是复社领袖张溥，以及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等人的甄品裁抑，尚特史家作深入的研究。我一向对复社的成员不纯和党同伐异作风，持批评的态度。关于张溥与周延儒的交易，于史有证，足见复社沾染的政治浊气很浓。早在张溥、钱谦益一类名流表现异常之前，临川汤显祖就感慨系之，对其友人说道：世上假人多，真人少，“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他对东林并无特别好感，且时有微词，殊为难得。可惜史家多不注意。东林、复社原都是因不满朝政污浊起而抗争的，其中不乏正人君子。然而，为权力斗争所牵涉，终究不免沾染阴谋气。不少骛名逐利之徒更是奔走其门，以图发迹（象吴昌时之流）。这在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里，实势所难免。我以为张溥比较复杂，作为学者兼政治家，双重人格明显，而且也有靠心理“自我合理化”去化解人格紧张的迹象。与周延儒、温体仁一类政棍相比，他毕竟良知未尽泯灭。陈子龙在其《自撰年谱》中述及崇祯十三年（张溥临终前一年）谋解黄道周于难时说：“议及石斋（道周）之难，天如（张溥）将倾身家以图之，真有贾彪之风，予甚愧焉。”身处明中后期的特殊政治氛围下，在道与势，政治权术与道德高扬之间，他内心的紧张、焦虑相当激烈，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天如四十岁即中年夭折，不可谓无因。

依我看来，复社较之前辈，不能不说更趋下游。这并不全是因为张溥等人的人品比顾泾阳辈差许多。一个王朝越向末世走去，大多数人为末世心态所浸染，人性的扭曲就越发不可收拾。一面是假作真时假亦真，一面是真作假时真亦假，交相激荡，黑幕重重。迷溺于局中，就象萨特所称患了“剧场异化症”，能有几人自律自守？中国古代政治乃为人治，人治败坏成风，也就不可收拾。史家多称道张居正为一时之权相，事功卓著，其实政治的诡秘诈儇，大僚要员之假公贪赎，虽前有严嵩，不可谓始作俑者，然风气之坏，江陵实不能辞其咎。江陵过于迷信权力，火中取栗而尚扬扬自得。《明史》本传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江陵死后结局惨极，然朝局官场从事端发生时起就呈异状，愈趋恶劣。时人于慎行在给友朋的信中说道：“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后人读明末史事，不能不有坠入五里云雾之叹。交相弹劾，以扳倒对手为快；弹章或振振有词，或危言耸听。无不满口经典，一心为国。到此时已是真假莫辨，人心叵测。朋党向为中国专制政治之大忌，罗织此项常可致对手于死地，明末小人时常玩弄这种伎俩。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场出于营私攀援，同乡同年门生故吏的习惯纽带常被利用，虽是忽聚忽散，利益苟合，却也见怪不怪。东林、复社固然有信念之联结，不可同日而语，但亦难脱这种习气。其倡始者都宗奉朱学，皆欲藉权力以行道德之旨，反不如王学异端看得空。我很欣赏李卓吾在《答耿（定向）司寇》中一席话说得爽快：“试观公之行事，殊无异于人者……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会宾客……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何异哉？”“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这几个字份量极重，入木三分，鲜血淋漓。明中后期，官场里着实混迹着一群儒家末流，他们以依傍儒学道统自诩，内心却失落了儒学自我反省与追求完善的热忱。这是一种精神枯竭，丢失了向生存的意义──“存在”追问的勇气。任凭污浊滔天，我依然稳坐钓鱼台：亦要做官，亦要富贵，捣翻浆糊心无愧疚。宋明以来，凡属心理不安的人，苛责自己也苛责社会的人，才真地是皈依儒家的原始教义。程朱陆王，都是这种自我“不安宁”者。精神只有靠自己提升。而他们的追随者则很容易成为躺在主倡人怀抱中的“熟睡者”,思想贪图安逸的庸人。不肯思索，人云亦云，以教条吓唬别人，就是这种平庸的表现。究其根基，还是生存的私欲在主导其灵魂。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虚伪和掩饰。更可恶的，还以此为棍子，藉卫道以掩其丑陋。这也就是汤显祖所深恶的“假人”。明末随处可见那种思想平庸而阴谋有术的“假人”，故文坛无宁日，政界有恶斗。　　

中国是个极重道德伦理的国家。以理想道德构筑理想政治，儒家的美梦从未圆过，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据史载，张溥与周延儒的交易原是有前提的：“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名。”可见复社诸君亦不满意周之人品，出于下策，冒险与魔鬼打交道，却又幻想魔鬼改恶从善。故后人有为之辨解说：“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而辅之以东林之正人君子，复社之英俊少年，则或可以使周延儒、吴昌时辈不得不出于正道，……则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于亡。”这位先生实在没有看懂中国历史，更不懂政治为何物，迂得可以。作家借小说中的陈子龙有过这样的感慨：“以往的那个张溥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了，他所怀抱的理想也已经死了……”。但在张溥不这样想，他有他的自我合理化，虽史无明载，却大抵也不离前面这位先生的假想。

陈寅恪先生曾倡言：文明造极于宋。意在言外，宋之下则日趋下流。确实象明朝这样的勾当，士大夫运动十数万两银子贿举宜兴复出，且不惜收买小人搜集政敌的贿证以击倒对方，以贿打贿，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熙宁间，王马政见歧异似同冰炭，却人人都是堂堂正正，君子风度。政以贿成，政治亦因贿赂成风而污浊黑暗，以至连反贿赂也异变成整肃政敌的手段。权力与金钱的联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变得特别凶残，政治斗争亦因此成了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能“合理化”。试想此时再掺和到政治中去，会有什么好结果。史载周延儒得知被逮，“将所居楼阁三楹尽行焚毁，盖生平宝藏咸集于此。紫貂皮帐以十计，清河参有一只重十两者。金珠非上乘不能登此楼，焚时火焰皆作五色。”如此贪赎，良心墨黑的政棍，张溥与之周旋，扶其上台，实在是大悲剧。不只是个人，更是大明的悲剧，气数已尽。果然周被诛之第二年，崇祯亦自悬而死。无论中外，道德想假权力而行，不能不是悲剧。或可谓：道德，道德，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可惜中国的儒家不明此理，偏要诱后生带着“圣贤的眩晕”（仿海德格尔“自由的眩晕”）往这歧路上赶，正是折杀了多少“精英”！在这一点上，我倒要说西人因直率反而少些不明不白的眩晕。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至少也不必让莫名的幻想去作践人的灵魂，以至象张溥那样自欺而欺人，长醉不醒。

中国最高的追求谓之“无执”，所谓物我两忘。但这是仰之弥高、不可企攀的境界，罕有人能涉及。明中后期，象李贽是激情型的，狂放而带血的刻薄，依然执着得有似疯子。汤显祖则处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的紧张之中，追求的“理想自我”只能隐显于梦境，故有“临川四梦”。中国大多数士大夫生存的本能是如此强固，难于抗拒。他们只是不断的设计自我,而不是超越自我。如能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象吴梅村、陈子龙那样，已属姣姣者。明亡前后，这些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内心矛盾，实在可以让写小说的发掘些许多题材。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为身体与心灵、现实与理想、必然与可能等一系列二元难题。“生存困境”命题的提出，是将这些二元难题作动力学的展开，从而揭示了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引人文学科进入心领域，摆脱“一般”而突现“个别”。生存内在于个人而“存在”，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特的。同样，当我们地理解任何一个个人，也应具体地注视他们面对“非此即彼”的两难是如何选择的，凸现此种选择的热情强度及其独特性。历史学要成为“人学” ，使 “人”成有血有肉的生命活体，舍此别无出路。恰如希腊哲人所言：“人不可能进入同一条河流”。史学当然要关注“情境”。由众人（意志）汇聚而综合形成的“社会情境”，正是个体“生存”要面对的客体。然而，即使同时同地同一瞬间，它对不同的主体而言，也不是“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他们的体验各不相同，应对更是殊相迥异，色彩斑烂。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历史”比起我们的“正宗”史学或许更能长袖善舞。内圣外王，修身治国，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从幼年诵读圣贤书之日，就以此自命为社会精英，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殊不知人类特有的那种生存困境，对中国士大夫的煎熬也因此来得格外痛苦。学而优则仕，既是为稻粱谋的生存必需，也是满腹经纶唯一所归。羊肠曲径，独木小桥，权力场的残酷，更加浓了人生飘忽不定的悲剧色彩，得志者少，失意者多。历史上读书人这方面牢骚之甚，已尽人皆知，不必多说。但是有一点常被忽略，读书人更少有敢于直面的，他们所深恶痛疾的社会之网的编织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手工。中国的古代政治，从来都是士大夫在台上围着一个人做戏，熙熙攘攘，或哄哄闹闹。遇上唐太宗这样的明智皇帝，是大幸，故曰“千载难逢”；碰到朱洪武就不好办，现在要侍候心理有点变态的崇祯帝，就头疼了。到头来不少人只好叹一声“反认他乡是故乡”，当然也有至死不悟的。可说，自原始儒家就开始精心编织的政治体制，君君臣臣，无可逾越，早已宿命般规定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

与此相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悲剧还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常被“精英”们遗忘在村野角落的农民大众。平日里，他们是一群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辄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以至有闲情的文人逸士常误读了村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而却绝不畏死。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走出来的暴怒，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恕我直言，我不喜欢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过分美化，“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已成了文坛笑料，昔日黄花。冷眼看末世，我们常会感叹朝中无人才，其实中国之大，人才往往藏龙卧虎于山村僻野，可异的是非到乱世不可能显露出英雄豪杰的本色。明末李、张皆非等闲之辈。尤其是自成，若非东北杀出个皇太极、多尔衮，他完全可以成就一位比洪武要好得多的新朝开国君主；张献忠若成功，较之洪武也许更凶狠，此人则不足道。在有些方面，自成是过于仁慈，既不满意刘宗敏辈的胡作妄为，又不想伤兄弟的旧日情份，开诛戮功臣的杀戒。他不谙仁慈就是犯罪的政治法门。入京四十来天，他没有急于登极，其间仍有不少可深探之处。然而，严酷的历史已一再说明，即使成立新朝，毕竟仍是王朝的再版，过不多久，农民兄弟们又会发觉被自己的领袖所抛弃，再度回到旧日的风景。现在有些人以厌恶农民起义为时髦，我不甚欣赏。农民为求生而揭竿，无可指责。要责难的倒是何以会激发起农民铤而走险，以至生灵涂炭？要追问的是中国何以逃不出六道轮回，农民出身的皇帝未必比贵族皇帝来得善良？

1644年，中国再一次经历王朝鼎革，紫禁城又换主人。治乱相继，反复轮回，至此古老中国几已逼近了绝境。社会从内里烂透，《红楼梦》所揭示的僵而不死的状态，明中叶以来已然成形。其时英国已告别中世纪，步入资本主义纪元。中西差距的拉开，正是以此为界碑的。尽管此后还有“康乾盛世”的插曲，那不过是晚霞一抹，历史的惯性施展淫威，黄昏之后是长夜。近代中国人正是负荷着历史的沉重走向对世界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