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对话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关于“东史郎现象” 的考察

   一部同样内容的日记，在十几年的时间内由中日两国的出版社出版多达四次，这在出版史上是少见的。东史郎日记就是一部这样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一共出版了四次，出版之后在中日两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中日两国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在这里，为了使问题能够一目了然，笔者暂且把东史郎日记每一次出版后在中日两国引起的各种反应称之为“东史郎现象”。对东史郎日记的四次出版经过和出版后的各种反应进行简单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东史郎现象的把握，并有助于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深入地思考。
 
一
 
    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8月应召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召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记录的战地日记，共有五卷之多。
1987年，京都市民运动团体举办“为了和平的战争展”。东史郎应组委会要求展出了他的战地日记。接着，日本青木书店于同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的南京步兵队》[i]。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东史郎日记的第一个版本。“考虑到五十年间一直害怕公开发表的我的这部私人战斗与加害记录，如果作为肩负着日本明天的年轻一代和年轻的母亲们的和平与不战的教材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才决定在这里公开发表”[ii]这是经历过战争的老人的醒悟和心愿。和平与不战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日记出版六年之后的1993年，日记有关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部分所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iii]编辑人下里正树。这一明显具有右翼背景的东史郎诉讼案[iv]一审、二审东史郎均告败诉。东史郎不服办决，进行了上诉。1998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这个判决遭到了日本支持东史郎的正义人士的反对[v]。媒体也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这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不顾事实、伤害受害国国民感情的判决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意象开始在中国民间蔓延。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1998年12月2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vi]中国把东史郎日记引起的诉讼案看成是日本一部分人企图否定战争的行径，东史郎败诉意味着这种图谋的得逞。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改变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给人的整体意象。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对这一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应该说是的。
    接着，1999年4月，中国江苏出版社出版了《东史郎日记》。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的序言里说：“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vii]关于出版意图，出版前言是这样记述的：“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viii]。日记内容记述的是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之间东史郎的所见所闻和它的思想活动。南京大屠杀正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东史郎日记》的发行量就达到15万册这一空前的发行量，可见日记的影响之广。1999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以《东史郎战地日记》[ix]之名共同组织出版了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的日记。这一部分日记的主要内容记述了东史郎参加武汉会战、襄东会战等战役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东史郎日记在中国的相继出版，表明中国对东史郎的支持。这种支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利用东史郎反对日本，从实质上讲，应该是中国对日本右翼挑衅行为的反击。“他写日记，也不是为了发表，故意写进不真实的虚假情况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的日记同样是一种书证，一种重要的书面证据；从上讲，他公布出版日记，是想把战争的真相告诉公众，教育后代走和平的道路，再不要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同时促使人们反省：为什么丝毫不受良心谴责坦然干出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等不人道行径？为什么在家乡时是善良的人会变得如此野蛮？是什么促使他们干出这样不人道的勾当的？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和严格的检讨。作为他自己，公布日记是为了忏悔过去，抛弃过去成为一个新的东史郎，为中日友好世界和平奋斗的东史郎。他这样做，弥补了他过去的罪行，受到了人们的的欢迎。”[x]东史郎从一个加害者转变为谢罪者，日本右翼对他的打压使他得到中国的广泛支持。在日本，他是右翼的攻击对象，成了不公正审判的牺牲者。在中国，他作为与他的祖国为敌的英雄成了热爱和平、反省战争并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日本人的代表。这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对他的迫害就是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侮辱，因为他揭露了战争罪行。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右翼势力不能代表整个日本，但右翼势力操纵的审判结果在这一刻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人们对东史郎命运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东史郎日记》这一文本内容的关注和研究。东史郎日记又一次引发了对过去那场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的战争态度的讨论。与中国的热烈反应不同，日本的媒体对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没有多大的反应，只有几家媒体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结果作了简单的报道。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日本，媒体的冷淡姿态，使人们认为是对右翼势力反和平、美化战争、破坏中日友好关系行径的姑息养奸。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东史郎败诉，宣告东史郎诉讼案最终结束。这一伤害中国民族感情又损害日本形象的判决遭到了日本正义人士的反对[xi]。继此之后，日本熊本出版文化会馆出版发行的日文版《东史郎日记》[xii] (全5卷)共510页，50多万字。该书收录了当年日本侵华陆军士兵东史郎从1937年9月开始，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所写下的“在中国从军”的全部日记、笔记及其所保存下来的有关日军侵华罪行的资料。因此，本书的内容比此前刊登的《东史郎日记》多出约一倍。熊本出版文化会馆广岛正专务董事在向记者介绍出版日文版《东史郎日记》(全5卷)的现实意义时说，“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审定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合格，并且拒绝韩国、中国对修改教科书中错误的要求。与此同时，小泉纯一郎首相一再声称要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这些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一些所谓政治家正在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危险的国家主义情绪。”“梦想淡化南京事件的那伙人妄图利用审判来篡改历史。但必须指出的是对申明历史真实的人们枉加制裁的这次审判是大错而特错的。这个问题并非仅仅靠审判就能完结，而是事关日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遭受战争迫害的亚洲人民的态度问题。审判虽然败诉了，但《东史郎日记》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是无可改变的，相信本书的读者们也会抱定这一信念。”[xiii]东史郎日记在日本的全文出版，表明东史郎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日本并不孤独，尊重历史事实、热爱和平的势力在日本坚持着与右翼的斗争。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力图篡改历史事实的行径的有力回击。它代表了日本热爱和平势力的努力。
 
二
 
    从上述东史郎日记四次出版经过的先后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东史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日记的每一次出版，都是作者和出版者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罪行的揭露。每一次出版都意味着对历史事实的又一次确认。东史郎说，“反省过去的侵略加害行为并谢罪是中日友好的基础。本着这一信念，我决定将自己的加害日记在日本和中国公开发表。”[xiv]但日记出版后却在中日两国遭遇到了不同的命运。1987年东史郎日记第一次在日本出版后，如前所述，东史郎遭到了“损毁名誉”的起诉。败诉的结果是东史郎得到了中国各个阶层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于是，二审判决后不久的1999年，东史郎日记相继在中国出版。东史郎日记在中国出版，可以说在中国掀起了东史郎热。中国媒体积极介入，使东史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人。东史郎因揭露战争罪行、证言对中国的加害事实而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他自然博得了中国各方面的同情。作为日本人，他使日本觉得脸面无光。但是，中国的声援和支持没有能够改变东史郎最终在日本败诉的命运。2001年6月，熊本文化出版会馆全文出版了《东史郎日记》，这在客观上对东史郎来说是来自国内的宝贵支持和声援。这说明在日本进行的与篡改历史事实行径的斗争还在继续，东史郎在日本势单力薄但并不是孤立无援。
    根据对“东史郎现象”的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之间对话的艰难性，同时，从中日关系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东史郎现象”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与中国媒体和民间对东史郎诉讼案做出积极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媒体对东史郎诉讼案没有怎么进行报道。第二，中国各个阶层对东史郎表示出极大的支持与声援，在日本，坚决支持东史郎的正义力量远远不及右翼实力的影响大。由于日本媒体的倾向性，使得日本一般民众对东史郎诉讼案不大了解。第三，日本右翼势力在所谓合法的外衣下干着篡改历史事实的勾当，具有相当的欺骗性。第四，日本右翼势力利用个人诉讼案企图达到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目的，这种企图遭到了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批判。第五，中国换句话说，东史郎现象中所反映的中日两国对于已经过去但在某种程度以另外一种方式还在继续的战争的看法、思考、认识成了推进中日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媒体对日本缺乏全面、综合性的报道（应该说同样的问题在日本也存在），使中国民间对日本的意象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过去的记忆上。对“右翼”“歪曲战争性质”“否定战争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意象的倾向越发浓厚。日本媒体的沉默和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疏远越发让中国民间感到揭露战争行为东史郎在日本孤立无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种同情越发加剧了中国民间把日本作为一个拒绝中日友好的整体的意象。日本所有爱好和平，为推进中日友好关系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这一时刻可以说因对东史郎日记的反应而被中国人忘却了。日记引起的诉讼案及其判决结果。在作为受害国的中国看来，某种程度反映了作为战争加害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日本对战争受害国的反应。在东史郎1998年二审败诉之后，中国的传媒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东史郎与他作为被告在日本败诉的结果。中国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如上所述，中国的传媒对日本缺乏综合全面的宣传报道使得中国民间对日本意象的简单化，这种简单化又加强了传媒宣传报道的简化，这种不断的简化过程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日本人一直顽强地坚持着一个感情逻辑：若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当年为国捐躯者的遗族岂不可怜。没有人告诉日本年轻一代，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径。”[xv]这种认识针对右翼势力而言可以说一语中的，但如果说整个日本或日本所有的国民都是如此，笔者认为这是有局限的。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的确在中国试比较普遍的。这种认识也加剧了中日对话的艰巨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友好之路的艰难性，而这种艰难性恰恰通过东史郎想象反映了出来。认识的局限并没有阻碍中国想了解日本的努力。
    近年来，了解日本，已经成为出版界新的热点，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集中。《警惕日本》（王俊彦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阅读日本》（陈平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日本：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李炯才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暧昧的日本人》（李兆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求错集》（孙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发现日本虫》（毛丹青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日知漫录》（李长声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冷战后日本政治研究》（彭曦、汪平等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待出）集中表象中国渴求了解日本的努力。这些努力在克服东史郎现象所反映出的中日之间的隔阂方面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
 
     “东史郎现象”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从中日关系的角度观察“东史郎现象”，我们会发现，其本质是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差异。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认识水准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遇到了挑战。因历史和各自国情的不同，中日两国政府、民间及各个阶层对战争本身以及战争行为和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对加害者、受害者、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在不同层面上都表现出了差异。这种认识上差异所导致的行动就成了妨碍推进中日友好的不稳定因素。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美好的愿望并非都有美好的结果。这种多层次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循环使得中日友好关系处于脆弱而易受波折的境地。目前的两国文化交流水平和学术研究还不足以消除有碍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认识上的背离和行动上的龃龉。反过来说，要想推进中日友好，我们必须克服东史郎现象所反映出来的中日两国在各个层面上的有碍中日友好的各种因素。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日友好决不是一句空话。对东史郎现象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推进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中日友好。
 
 

注释：

[i] 《我的南京步兵队》日本青木书店，1987年11月。
[ii] 《我的南京步兵队》前言。日本青木书店，1987年11月。
[iii] 东史郎的记述后又被同一书店所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1989年，下里正树编辑。）所收。
[iv] 1998年12月22日东史郎二审败诉之后，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12月28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说："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
[v] 参见《作为裁判的东史郎·南京战争裁判》，载《人权与》30号，特集《不容歪曲》。
[vi] 参见《东史郎战地日记》出版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5月。
[vii] 参见《东史郎日记》序言。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
[viii] 《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
[ix] 《东史郎战地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5月。
[x] 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在《东史郎日记》出版既赠书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xi] 参见《作为政治裁判的东史郎·南京战争裁判》，载《人权与教育》30号，特集《历史不容歪曲》。
[xii] 《东史郎日记》日文版，日本熊本出版文化会馆，2001年6月。
[xiii] http://jczs.sina.com.cn 2001年6月29日 新华网。文章标题“日文版《东史郎日记》在日本出版发行”
[xiv] 《东史郎战地日记》序，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5月。
[xv] 赵晋华“解读日本：新的出版热点”，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0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