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编著百年回顾
［摘要］20世纪新式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通史 编纂 回顾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曾经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1]。笔者读来，把此文看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意为技术――笔者注）、宗教、等汇为一动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已庶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内分三小时期）、“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且谓“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此非“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此种大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学”的旗号[2]。梁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3]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然不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4]。
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徵，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5]，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6]。因此，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乎时尚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离的一个侧面（钱穆《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的。
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富强中华，是史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其中尤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如柳诒徵、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风行一时[7]。此外尚有《万国史记》、《万国演义》等，其中尤以日人译编外国史书被“中介”到中国为多。据悉，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编著的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8]，章节体的样式亦由此引进，这就为新式中国通史体裁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学者多认为章节体是新式中国通史区别于旧史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以为形式的变革，实取决于内容变革的需要。分章节与传统的分卷都止是出于内容分段的需要，并非完全不可相容。关键是新式中国通史按年代叙述（此为史书必不可免的要素）之外，关注的重心意欲转向“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梁氏语）、“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章氏语），亦即由王朝而转向国家，由“精英”而转向社会民众，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所述内容亦由政治、扩展至美术、心理、社会、宗教等项，或纵或横，反复交织，重分析归纳，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目列题，具有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前面说的编著意向的内在逻辑联系。
三是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中国新式教育发端于由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戊戌变法虽告流产，然在此前已有学堂改革之举，而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 [9]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即以20世纪通史编著最享盛誉的两大家吕思勉、钱穆的事迹而言，吕先生自1905年至1910年，先后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常州中学堂和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员，教授国文、史地，弟子赵元任、钱穆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其时教学积累即为后来所编白话本通史之滥觞。钱先生自1912年因家贫亦即任教于常州秦家渠三兼小学，后转入鸿模小学任教时自习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后历任各校多以国学为本；1931年任教北大历史系始从事通史教学，《国史大纲》即为此阶段教学的结晶[10]。足见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课程的设置，实是推动中国通史编著的强大动力。况且作为国民教育的主体，新式中国通史将读者对象重点面向各级学校的学生，寄希望于“新民”的育养，亦完全符合倡导者振兴民族精神、“开发民智”的中国通史编著初衷，一拍即合，全在情理之中。
四是民间文化事业的崛起，特别是出版机构抓住商机，成功操作，为中国通史在内的史学书籍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近代出版业的肇始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西学东渐风气渐盛，在印刷出版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洋务派”、“维新派”也先后占领出版阵地[11]，这些都为新式出版业的破土崛起开了历史的先河。1898年后，民营出版机构大量涌现，知名者先期有商务印书馆（1897年）、广智书店（1901年）、作新社（1901年）等，稍后则有中华书局（1911年）的继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于1902年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随即出于其戊戌变法以来逐步形成的“开发民智”的国民教育理念，并远见到新式教育兴起的前景，果断组建编译所，首次策划并成功实现了出版业中的“教科书革命”。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的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商务”一家即独占半壁江山。“商务”的成功，带动了出版业的兴盛，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社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出版教科书为重点；此外尚有10余家虽未加入商会，亦竞相出版教科书。然而诸多竞争者中，唯有利用民国成立的政治机会，打出以“奍成中华民国国民”为出版原则的中华书局才构成真正的挑战，并最终形成“商务”、“中华”双雄对峙、共掀波澜的局面[12]。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八十年史学书目》来看，凡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大抵都出于这两家出版社，30年代后才有开明书店等跻身其间，然器局尚有所不逮。总之，中国通史的编著离不开出版业的支持，而有识力、富远见的出版家，往往成功扮演了高质量中国通史问世的“助产婆”角色。[13]
（二）
20世纪新式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专著，应数1902年张元济初建编译所，特聘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此书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教科书》，上册于190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三册，至1906年出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兹后多次重印（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一次，而后至90年代才再度重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至1906年三册出齐时，仅叙述至隋代，直到著者去世，也未曾完璧向世。无独有偶，善始难终、半途而止的结局，却是20世纪不少个人独撰的通史往往有的缺憾，足见要以一人之力编著高质量的完整通史，艰难至极。
夏氏《中国古代史》全三册，凡两篇、四章、一百七十节，采用章节体裁（亦有学者认为实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全书主旨在《历史之有益》一节有所申述。追溯上古之“灿然”、中古之“盛强”之后，著者即感慨于近古“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于是乎，通史之所寄托就由此和盘托出：“命运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而无以知前途之夷险。”
笔者以为，该书之所以被认可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不在是否为章节体，重要的是它采纳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将迄止当下的全部中国历史细梳其脉络、辨明各阶段特征，把它看作是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而不再是单纯的王朝史、帝王史。这才是根本区别于旧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史学标志。夏氏把中国古代历史划为上古（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段，且再细分为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退化期与更化期七个小时期。此种辨析社会发展脉络的新史论，还贯穿在对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估之中。如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战国又为古今大界，秦亦是区别古今世界的一大关键，三国为时代转变的枢纽，虽论证粗糙，然新意则昂然彰显。书中不时亦有以西史比喻国史者，如称禅让制为贵族政体，黄土抟人、禹时洪水与上帝造人、诺亚方舟之比，把秦比作列强等等，透出新式中国通史的另一特征，即沟通中西之学的幼稚，往往表现为采取简单比拟、对号入座之法。对史前之神话传说，或存疑，或创新说，又显示出对旧史反逆的“疑古”特性。再加叙述简明，文字流畅，论说动情，此书一出，备受读者的欢迎，全在情理之中[14]。
对夏著的批评亦历来有之。如陈寅恪曾有与之商榷或送难的文字。章太炎以为夏著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大缺陷。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正史”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钱穆对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多致不满。因为三表均多谬讹，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笔者觉得最近李洪岩的评论较为平恕，认为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15]、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是，这个‘最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笔者与李氏稍有异同的是，将其列入学术经典之林（“经典”从来就不完美），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论，尚不算过分离谱[16]。
新式中国通史的出版自晚清发韧，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高潮。笔者仅据《八十年史学书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26部。较知名者除前述外，还有李泰棻《中国史纲》三卷四册、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五卷、王桐龄《中国史》四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四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章嵚《中华通史》五册等。其中邓之诚书原为大学讲授通史的讲义，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体，先以世系，再叙大事、制度，殿以学术、文学、，取材兼及正史、政书、杂史，精心选择、有序排比，于读者不易检索的民族消长、生计盈绌资料胪列独详，不惟便于入门，即对治史者亦有价值，故有“诚一分别章门，宛同类书之典型代表著作”的赞语（此后吕思勉几部断代史出，其价值即有所下降）。余者，除吕著白话本国史当另行专述外，从学术史角度而论，均稍为逊色[17]。这种情况，很可以用1945年顾颉刚先生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一段话来代表：“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如缪凤林本即有此病――笔者附注）；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上述批评全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难的，写书的人甘苦自知，故张荫麟先生又有“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的感叹。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18]，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此书写作于沈阳高师任教期间，自述“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于增补而成”，考虑到“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本书全用白话”[19]，由此而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此书出版后销量久盛不衰，前后修订过四版，直至40年代还属于畅销书，往往被大学选用作教材。对吕氏《白话本国史》及后出之《中国通史》（今称《吕著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前此历程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见前引通史写作诸弊――笔者注），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入室弟子杨宽语。前数史实际不止三遍――笔者注），对《三通》以及其它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先生秉赋乾嘉治学精神，书写札记日无间休，对史料的搜罗、考据、排比，规模的宏伟堪称一绝，先后编著有四部份量极重的断代史。从各种回忆资料来看，吕先生不习外文，疏于社会交往，是一个淡泊宁静，“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也较少，身上有较浓的古代士人气息（与官场、政党均有强烈疏离之习，故不称“士大夫”气息），因此直至今日，学界仍有误解，以为他算不上是个新式学者[20]。然而即使是早期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能够明证吕先生亦是对社会变迁充满期待的情景中人。无论是史观、史识还是剪裁编织，都领时代风气之先，并以刻苦积累起来的史学底蕴对新方法作了极有创意的发挥，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应是实至而名归。
《白话本国史》显然接受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状况”一节中采用了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再进至农耕时代的迭进次序，运用了“群婚”、“母系”、“共有财产”、“阶级分化”、“自由竞争”诸多社会学新概念，认为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情景迥然有别，其转变的大界限，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迁。后一点，应是从本土总体历史体悟中得到的睿识卓见，极富原创性。另外，吕先生治史的个性，向瞩目于国计民生（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发生的源流（正暗合今之“多元一体”之意），在本书中已经初露端倪。自然对比其尔后的著作，对中古之后历史解析尚无突出创见。但笔者认为在本书“序例”里提出的四条写作原则[21]，是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由构想到实践的20年和升华，并为以后长期编著实践证明是成功而有效的。此项学术意义，比之具体的学术识断，更具有长远的价值[22]。
（三）
1937年至1949年为新式通史编纂史上的第二重要时段。中国人文学科大抵都是在30年代奠基成形，本时段学术队伍与学术素奍因此有明显的飞跃。受学科交叉影响，视野更为开阔是一方面，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如社会史、史、文化史、生活史等），则为通史不断输送新的养份（尤其是考古学的，先秦的解析遂大有改观），编著进入了丰收期。更为重要的，民国建立之初一度带来的希望，在备受严酷现实打击后渐趋暗淡，不满的情绪滋长且日益沉重。特别是1935年后，由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演化出的一系列事变，直至八年抗战，我中华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映射到中国通史编纂的事业上来。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确实非同往昔。
20世纪的中国面对内外压力，急切地需要寻找振兴富强的出路。国外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无不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这就使得新史学与现代思想运动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各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转换为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检讨考量的观照系统，中国通史的编著也不能例外。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新史学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进程，出现了数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著的著名中国通史。但在此之前，说一说上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营垒的几位学者通史编著的情况。
首先想说到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宾四先生自学成名，以治诸子学奠基，走的是以史学贯通诸子学的道路。家族渊源和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怀有强烈眷顾的情结[23]。1920年秋以乡贤顾颉刚之荐，离别江南，北上赴燕京大学就国文教席。1931年夏始任教于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1933年北大决定改弦易辙，由钱氏独立担纲《中国通史》，“自古及今，一气讲授完毕”，先生开始集中全副精神编写讲义，四年间数易其稿。国难后转辗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开讲。受陈梦家等友人鼓动，于宜良岩泉下寺“静思著笔”，承续前业，反复修改，至1939年夏，全书终告杀青，定名《国史大纲》[24]。全书分上下两册，起自上古，迄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煞尾，为20世纪前期编著的中国通史中为数不多古今全璧，又得二度修订、屡获重印者。
弟子严耕望记其师在北平、昆明讲授情景，间接亦可窥得该书特异的精神魅力所由来：“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教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奍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25]
截止1945年，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认可“较近理想的”通史约有七部，钱著理所当然地荣忝其列，然点评却仅有“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一句。但必须承认，“创见最多”四字，确是高手妙评，份量极重。[26]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讲究“春秋笔法”，多以观点内敛含蓄取胜，而《国史大纲》独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气概，笔锋所至，自我张扬，一如其课堂上谈笑风生。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被陈寅恪称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引论》在出书前，授昆明《中央日报》先行刊布，轰动大后方。据其弟子李埏回忆，赞许、反对或持两可立场者相持不下，“（西南）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先生则对其言：“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27]
《引论》的大旨，力主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烈批判世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倾向，而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屡致不满，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捲进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实也仰赖于此篇议论的热烈锋利，文采优美，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历史叙述的本身，细读者反倒是愈来愈少了。笔者感慨，20世纪前半期通史编著的富有个性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很值得眷恋的历史记忆。其时各鸣其鸣，言为心声，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学术紧张，由此也获得了新史学成长所必要的思想张力。
综观《国史大纲》，包括上述《引论》，若误以为先生是一个不明时代变迁，对西学浑然不晓、一味守旧的人，则大谬不然。《引论》对中西历史节律、神韵的比较，形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几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韻悠扬也”，能如此道出“内敛”与“外倾”两种状态各异的微妙历史意境，决非闭目塞听者能凭空道出。然其宗旨，实坚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可因与西方有一时之“落差”，即病急乱医，实行“自顶至踵脱胎换骨”的手术；强调非赖自己内部“生原”、特别是“精神”的挥发，国运无以脱难而开新。因此他认为新通史“最主要的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由此种文化本位的追求，《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演进脉络的梳理确有显著特色。无论分期系统，还是对每一时段特征的界定，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而细品其味，关键总不离士大夫知识精英的沉浮起落，故于士人政治之参与程度、士气学风之盛衰正邪，以及学术自由精神之抑扬顿挫等情节叙述特多，反复致意，而于政治经济制度虽时有关注，然着笔总不如前者强劲系统；社会生活、民生习俗等则统而言之居多，不免简略而粗疏；对平民革命更无甚好感[28]。至若倡言自秦以下“不足以言封建”，而谓魏晋南北朝门第为“变相封建势力”；不满“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认定朱明王朝才开始步入“君主独裁”之途，至清代不复振作等等，均为别出心裁的“创见”，掷地有声。其弟子严耕望强调通史以“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为难，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29]严氏所评，实强调要以准确体验恩师著作通史时的整体精神为重，而对其“疏阔”则委婉道出，济之有方，正是“贤者”贵在“识其大者”的意思。
同时期再辟蹊径，以另一种“体系”、另一种“精神”编著中国通史教材的，则是身处沦陷区上海“孤岛”（租界之谓）的吕思勉。吕氏于1939年自述著书原委，谓在光华大学讲授本国史十几年，因文学院长钱子泉建议避免与中学重复，不如改讲文化史，始作改制尝试。然先生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使之“两面兼顾”。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先行由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书稿据书末自注应落笔于1941年“九一八”纪念日，但拖延到1944年方告出版[30]。吕氏于书末特援引梁启超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作结：“……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可见先生著书时，处于逆境，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深切的忧虑与执著的追求。
从梁启超首次提出编写“总（体）史”的宗旨以来，各家通史虽然大都已经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网罗进叙述范围，但总是逃不出“纪事本末”的樊篱，往往将社会经济事项附著于王朝政策之下，社会生活事项则多付之阙如。更须指出的是，世纪以来学者多感慨世道人心不古，执著于“国民性”的优劣，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从《国史大纲》影响之大，也略可窥得当时风气之盛。《吕氏中国通史》体制的形成，如前所述，固然也与这一时风有关，然此“文化”非彼“文化”，先生所涉及的方面，恰好正与今人所说的“大文化”之义谋合，实际上已经本着人性本中外相通的高度，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31]。其用意在“绪论”中平实道出。先生谓一动一静的节奏为人生普遍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社会各项制度及其操作因为存在病态，才会有停滞、动乱的现象产生。“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因此先生对于社会进步是持一种积极渐进的立场，颇希望在“世界大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之际”，先明白自己的情况，然而理性地决定或迎或距的方针，“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一部好的通史，贵在“上下脉络连贯一气”，有“一贯的精神”。然而史家的精神气质，特别是对国情以及中国前途的理解因人而异，著作也就必不可免地要凸显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吕氏中国通史》在诸多通史中风格独异，特致意于“大文化”（核心在制度变迁），与钱穆《国史大纲》文化本位立场两相对应，更像是同一条大河分歧出南北两派，水脉波涌迭进，而同归于救亡图存大旨。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钱穆曾在其门下受业，故两人有师生之谊[32]。然笔者细品两先生学术风采迥异，冒昧陈言：若说钱先生身上犹存文化贵族气息（当然陈寅恪先生更是典型），那么吕先生却是属于平民气息较强烈的一位。两人在贯穿通史“一贯精神”上取向的异同，由此或可获得一二通解。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然平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属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33]。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34]。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然而，笔者尚无从验证当时实际的教学效果如何[35]。以今日的情况来看，这样体裁和深度的教科书超过了大学生所能接受的水平，恐怕只能升格为研究生读本，且必须用心阅读、用心体会，方能大有获益。
张荫麟《中国史纲》（名实相符则应称《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前面曾经说到的诸多“善始难终”中颇堪憾惜的一部未竟通史[36]。本书原是受国民政府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为高中阶段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编纂筹备至少应始于1934年下半年（可由《大公报》9月28日刊出《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出台教材编写的初步构想并征求学界合作佐证），次年同报又发表《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正式公布《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细目》，有四卷、八十章，起自石器时代，迄止新文化运动，最后一章为“近三十年的中国与日本”，已经预感到民族危机的逼近。原计划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分任唐以后各章主笔，由张氏综合统一定稿，终因国难等诸多原因，仅张氏第一卷进入写作阶段，且辗转于浙江、云南，至贵州遵义始问世，历时6年有余。此后，荫麟转攻宋史卷，但仅撰写三章（第三章亦未完），不幸英年早夭，《中国史纲》宋史卷随之远去，令人有伤逝之感。
张荫麟自广东考入清华学校，二年后即因发表与名师梁启超驳难一文惊动京华，那时才18岁。此后著译活跃，涉猎面很广，为学界所瞩目。清华结业后，负芨去美国攻读、社会学，然而心志始终在“国史一途”（《与张其昀书》）。返国不久承傅斯年之荐，毅然抛却手头诸事，全力以赴执编通史。张氏既有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深入而独立的理解，专致心力熔冶哲学、社会学于历史学，在新史学界实在称得上是罕有的“天才”，思辨领风气之先，由他来编著通史，自然会别开生面[37]。
张氏少年得志，锋芒毕露，短短20余年治学生涯，四面出击，著译文采斐然，三四十年代锋头之健，今日后生听来已像“开元故事”。但他真正传世而久为学界称颂的，就数这部不及半壁天下的《中国史纲》。前揭顾颉刚《中国当代史学》对该书褒扬有加，而通史名家钱穆先生的推崇更是言重如山：“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复关怀时事”一语，涉及张著通史的“春秋大义”，还需用1933年3月张荫麟写给张其昀的信略作补注。在信中，荫麟先生说：“国史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这段一般人听来颇不合时宜的乖论，非出于对历史有深刻体验者不能道此；而此种体验渗透在整部《中国史纲》文字背后，若没有相当社会阅历者，亦很难心领神会地读出。
张氏《中国史纲》能跃出当时三十余部通史著作方城，得到格外的垂青，是因为读者普遍惊羡它文笔流畅粹美，为其运思遣事调度自如、举重若轻的功力所倾倒。全书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不仅无颉刚先生所揭通史枯燥乏味的痼疾，读来悠然轻松，又有一种享受的愉悦。
张氏之后，与之可媲美者，唯范文澜，然议论成分已经外露；随后就继之者乏人了。笔者多年来有一种莫名的感触，假若此项写作风格竟成了中国通史编著的“史家绝唱”，这是同业人士的莫大悲哀。然而，假若误读了张氏叙述历史方式的深意，把“说故事”看浅了，不经心地随便用去，也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张氏在《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纂的一些问题》中特别申述：“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目的和史观放在这部书的前境（fore ground）；我们要使自己的目的和史观在这书中成为‘有若无’……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使人觉其有目的，最真确的史观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此固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短短数语，意味良苦，其中“有若无”最是境界。“叙述”非但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更须煞费心机。这里，除了显露他有关历史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的特见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摒弃，使他倾向于历史是一种“自然”，强调“贯穿史材之最好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与事实融化无间的叙述方能显现历史的“真境”。以此可见，正是编写者对历史观察的特有立场和方法，才引导出《中国史纲》写法的不同凡响，后人需细细咀嚼才是[38]。
（四）
顾颉刚《当代史学》评述中国通史的撰述，到张荫麟就嘎然而止[39]。可是，著者显然没有充分关注到，就在钱、吕、张三氏通史写作的同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击，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三大家通史，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先后开始亮相。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的著作。” [40]不管是何种原因，今天看来，《中国当代史学》在前瞻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也透露出了史学史的一种“无奈”。它能有声有色地叙述“过去”，如要把握趋势，准确预见“明天会怎样”，多般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不需要多久，政权的更迭改变了整个思想格局，这种没有能进入该书评述视界的通史体系，终于成为了引导下半个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方向的主流。
由共产党人编纂中国通史的事业，奠基于抗日战争时期。这固然是民族的危难碰撞出学术光彩的又一实证，但同时也是自“五四”运动思想分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江河奔腾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它来有因，去有迹。如果说1920年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历史学上的价值》吹响了“舍我其谁”的第一声号角，那么郭沬若在1928－1929年于日本流亡期间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第一次拿起唯物史观这把解剖刀，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雄心的整体性学理剖析，开始驱动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契接的长期探索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完成了它的奠基仪式[41]。这种新史学，区别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如若不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社会的改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肩负着一种责职，要为人民革命事业呐喊开道。郭沬若尽管大胆地勾勒出了中国历史五阶段的“框架” [42]，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没有可能自己动手来编纂完整的中国通史。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如同另一路向的新史学开拓者梁启超。这两位豪气横溢、运笔汪洋恣肆的文坛天才，假若能在当时完成双峰对峙的两部中国通史，让读者见识到意见的对立并不会障碍通史阅读的赏心悦目，会是何等的精彩！[43]
抗日战争的开展，为人民革命事业创造了空前大发展的机缘。在文化方面亦然如此。194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一个闪亮的年代。该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两部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新型国史，在1948年与1946年都以完璧的形式进入通史之林[44]。另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即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二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迄秦汉而止。
吕振羽编撰《简明中国通史》，其孕育、积聚的时间最长。他是紧随郭沬若之后，在史前社会、殷周史以及中国民族史、思想史等许多领域耕耘开拓最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吕振羽由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李达的推动，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两条要则[45]。在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写作了一系列学术，完成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迟滞、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独立思考。没有疑问，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既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编撰中国通史的意向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进步的经济学家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与之抗衡。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趋向。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又延伸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论的“反方”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短暂，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46]。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吕振羽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勇士，逐渐从“战斗”中锤炼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形成了体系性的认识。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人民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必要以五种社会形态的落实为重要目标；针对论敌的观点，特别是在史前史与殷周社会性质问题上，花的考研工夫最深。吕振羽读的书很多[47]，思考也很深，因此虽与郭沬若处于同一阵营之中，但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殷商为具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之始等独立见解，以及对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关注，很注意史料的搜集与辩证，专注于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问题的开拓。如果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说，《简明中国通史》因其理论思辨的惯性，以及追求教科书体例的规范，阅读起来不免略感沉重[48]。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1949年后，据我所知，该书的读者面显然要比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小得多。
范文澜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自幼遵从庭训，诵读古典原籍。1913年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获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名师指点，决心“追踪乾嘉老辈”，笃守师法，赓续国学余脉。因与蔡元培校长有乡谊之情，毕业后一度任先生秘书，其时还只习惯用文言文写作。此后，他在天津、北平任教期间，开始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但著述仍以国学为本，尤以《文心雕龙注》最负盛名，至今也仍被海内外评品为“《文心雕龙》的划时代之作”。[49]然而，这是一个“历史领着我们走”与“我们领着历史走”交相激荡的时代。在苏俄革命成功的鼓舞下，新潮的涌动，国事的日非，民族解放的召唤，使年轻的范文澜最终放弃了成为国学大师的夙愿，从坐而论学转变为起而抗争，就像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或早或迟地要参加或倾向革命那样。这一情景，现代青年恐怕多少已经感到隔膜，但那是非常真切的历史[50]。伟大的抗日战争，推动范文澜完成了世界观和治学路向的大转变。1938年，河南沦陷，他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一面深入山区，向群众作抗战宣传，一面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51]
范文澜是在1940年的春节前夕，历经艰难才从河南抵达延安的。此前，毛泽东已经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 [52]，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点作了简练的理论概括，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果然，就在出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后，范文澜就接到了毛泽东直接委派的任务，要求他在短时期内组织班子，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并说“这对于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53]。《中国通史简编》开始采取分头编写的形式，后来效果不理想，才由范老一人独著，篇幅也大为扩展（上、中两册共计56万字）。范文澜在写完上册后，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54]这固然表现出了他学习与运用马列主义的谦逊态度，但也充分说明，先前的国学素养，谨严的治学精神，依然活跃在他的历史写作实践之中，不失对学术与马克思主义的敬畏之情。《简编》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取材多费心机，以小见大，夹叙夹议，挥洒自如，读来引人入胜，不感沉闷。也很少征引文言史料，多演绎为生动准确的语体文，浅显而不失文采。 直至今日，据我所知，各界人士爱读范老通史的仍不乏其人，叙事生动，文风清新，较少刻板的说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没有疑问，与前述诸种通史体系相比，《简编》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所特有的历史精神和编纂思想。尽管现代研究者多有论评，在我读来，还是范老当初在《简编》首版时所作的归纳最为准确：“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样，是完全静止的。有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三个时期，西周起到秦统一，初期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说明它们的发展过程。第四，书上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既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农民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他们对历史发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的知识写得不少。[55]”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通史编纂踏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呼唤“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马克思主义新通史体系，待到人民政权在中华大地逐次变为现实，很地也就同时获得了它充足发展的合理性。范、吕、翦三先生的通史著作迅即再版重印，范、吕通史更是成为全国高校历史教学使用率最高的教材[56]。但几位作者都深感原作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自己也不尽满意，因此陆续开始作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据说积累用作修订的原始资料达百万字以上，然始终未得告竣，1961年后即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在1949年作了一次全面的校正，至1955年，前后已修订三次，但多属局部修订或改写[57]。范文澜身上的学者气息特浓，怀有一种严肃的、以生命追求的通史编纂使命感。他不惜推却或辞去许多行政领导职务，实际几乎是重写《中国通史简编》，十几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惜乎健康的原因，至1969年去世，未得全部遂愿[58]。仅经他重新修订的三篇（四册），规模即有110万字之巨。自有新式中国通史以来，范老虽谦称自己的专著为《简编》，然论写作之呕心沥血，框架规模之宏伟，特别是读者受影响之深广，是前此未曾有过的，堪称一绝。
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和修订，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但他始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探索过程[59]；强调以尊重历史、冷静批判的态度会通中国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放空砲，更不能主观教条。表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上，他有主见，但不武断；勇于坚持，也勇于修正。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演，强调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文史兼通”，说“现在有一些史学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不愿卒读”，无非“马曰列曰”，终日言，如不言。他还尖锐地批评“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60]”他对通史编纂真谛和困难的认识，与百年来诸多前贤还是有许多声气相求的共通点。他一如张荫麟，不约而同地发出编著中国通史“极为艰难”的感慨。在他看来，一本比较完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正与世纪前叶梁氏语遥相呼应[61]。百年的通史实践，证明范老此言不虚，没有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民族史等等各种局部性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浮光掠影而过，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62]通史。可惜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长的许多提醒（本文前后胪列甚多，不赘），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范文澜通史未竟之业，后由蔡美彪等接续，经长期艰辛努力，终于以十册的形式完帙，易名为《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出版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郭沬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8年前也仅出版了三册，现在七册也已经出齐。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的各种通史教材，风涌而出，可谓不计其数。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汇合全国各断代史、专门史知名专家、吸纳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被称之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百年中国通史编纂也就划上了句号[63]。
笔者上述历史回顾，虽篇幅不短，但没有采取照单全收、滴水不漏的做法，自然免不了有主观选择的偏差[64]。但自问对那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去瞻仰的，唯恐有所失敬。现在，大家正企盼着新世纪通史著作的闪亮登场。这种新通史，当然是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有新的视界和追求。据我揣想，这种局面，决不可能是一部著作“定鼎天下”，而必是各种风格、流派竞胜的缤纷世界。
注释:
[1]該文共分上下兩篇，分別刊录於原《清议报》（光緒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冊，１－５页；《清议报》（光緒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冊，１－４页。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頁；第5761-5768頁，1967年版。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于电路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902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2 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我以为，梁氏这些议论，对今之编著中国通史仍有警戒作用，容长思而不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收录时，对勘了《新民丛报》原文，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訄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
[4]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言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问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已来日无多，终难遂愿。
[5] 此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说该书翻印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
[6] 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此文对柳先生的生平活动及其史观有较系统详尽的介绍。文章分析柳先生持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诸论断，深得要旨。读者可详阅近代中国网（ ）2002年11月12日上载原文。
[7] 原书作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译书始于1893年，正式出版之前曾在1894年连载于《万国公报》。详情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97－6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据上书《西学东渐大事记》介绍，1838年由传教士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似为在中国翻译印行的西方历史知识之早期刊本。
[8]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笔者承华东师大史学史博士生李孝迁告示：1877年在华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据该机构1890年的统计，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已有4种15册之多。
[9] 有关晚清学制改革及各类学堂章程的详情，可详参朱有［王旁］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
[10] 吕先生事迹可详参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892年版。钱先生相关事迹，可参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所载《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辽宁出版社，1998年版。
[11] 较早的近代出版业，著名者有圣花圣经书房（后易名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江楚编译官书局等，均为教会或官方主办。他们出版的书籍以类为大宗，其次则为地理类、特别是世界地理类书籍，外国历史类数量居少，但对中国人开眼看外国历史起了发蒙的作用，影响不可小视。详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见前注。
[12] “商务”的“教科书革命”，以及“中华”与它竞争的“传奇”，详情可参周武《书卷人生：张元济》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3] 《八十年史学书目》搜罗1900年至1980年书目，为笔者至今所见资料较齐备的工具书，然遗漏亦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些不甚有名、瞬间即逝的书店所出版的通史。如继1902年柳氏《历代史略》之后，同年上海普通书室编定刊行过《普通新历史》，凡10章，起太古、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1903年又有东新社出版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1904年有姚祖义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迄至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北京，凡60课。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卷，各类中小学历史教材收录有134部。北京图书馆等合编，书目出版社1993年版。
[14] 夏曾佑在著述本书时已经注意到沿革地图、历史图片以及年表或表格对于读者之获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不减其对通史体例完善的建议价值。至郭沬若主编《中国史稿》，始有正式《地图集》辅之印行。
[15] 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由国会保存会出版于1904年，稍晚于夏著。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也是用章节体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早主张者之一。
[16] 以上对夏氏的各家评论以及李洪岩的识断，均引自李洪岩所撰《夏曾佑之生平与学术》一文。内有对夏氏史学思想的详尽介绍与评析，颇多新见。但认为夏著不因列入“世纪经典”之说，笔者稍持异义。请读者自行检阅“近代中国网”（2002、11、17）李氏上载原文。
[17] 参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黎华赵硕士《张荫麟研究》。文内特列专表，对1931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通史类著作情况及学界简要评价作了整理归纳。上述邓氏著作评价即引自该论文，其它著作评价从略。现有周忱编选的《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予以全文收录，读者可参阅。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
[18] 本书另有1933年10月修订本第2版、1935年4月修订本第4版及海外重印本多种。据方德修《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载《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1949年至今二次重印均未果。
[19] 录自《白话本国史》序例。文内对本书体制，另有几条说明：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笔者以为，这里尽显吕先生深谙文言转译白话之难，著作之谨严令后生敬畏。今之语体文翻译者切不可将文言易白话视作易事，掉以轻心。
[20] 吕思勉先生事迹，除前引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外，尚可参张耕华著《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对先生的认识，可参拙著《中国历史通论》后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言》，《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21] 《白话本国史·序例》的四原则，可简约归纳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通过考据求得结论，也需借助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并能利用外国材料作为（此即学术信息量须充足）；备载参考书目，指示读史门径（还应补充夏曾佑所主张的，加附地图、图片或表格等，则更全面）；尊重史实，讲究条理系统。原文叙述更详，请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75页。
[22] 吕先生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另编著有《更新初中本国史》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两种。后者出版于1924年，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12万字篇幅，政治、、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无不顾及，要言不烦，极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可惜一直没有重印。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黄永年先生的回忆文。
[23] 美国学者邓尔麟著有《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对先生的身世背景有极详尽的描述，可加深对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
[24] 笔者至今未曾见到有《国史大纲》版本源流的相关专文。综合著者与诸贤回忆，仅能粗略陈述于下：本书著者定稿于1939年6月，初版于1940年，印制于上海，转运到大后方仅有数万册，乃在重庆、长沙等地另印国难版。先生于书成后，仍感不足，时有修订手扎与诸生交流。1972年起着手增订，加插地图，弟子严耕望曾助一臂之力，故台湾增订第2版应完成于1974年。本书1949年后，港台重印甚多，且国外有译本，大陆商务印书馆则于1996年始重印修订第3版，多次增印，销量可观。
[25] 严耕望著：《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8年版。
[26] 《当代中国史学》以百年史学（1845－1945）为断，故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张氏《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于1941年方出，1942年才定本，至少晚于钱著一至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约略同时；下册则晚至1944年。这里还没有包括为著者所不论的，1941年后陆续出版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氏通史。
[27] 李埏回忆文章，载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争论的激烈，等到20世纪末该书重返学坛时，仍不减其势。如有人认为钱氏批判之诸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若存此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反对者则认为“我们总不应当停留在孕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层面上而深怀温情与敬意”。
[28] 读者若检《国史大纲》“目录”通览一遍，就能发现诸如“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士族之新地位”、“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等章，不仅标题新异，且一般通史都不会将此等内容以显要地位标出，至于称西汉昭宣元成一段为“士人政府”更是心裁别制。以此可领略《国史大纲》编著的深意以及网罗梭织的个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在隋唐租税兵役制与自唐至明之南北经济设有专节讨论，吕思勉曾赞赏之。另有一轶闻可记。本书印行前，曾遭重庆审查机构杯葛，称必须将“洪杨之乱”改为“太平天国”，后经作者力争，方获原样出版。然对“明末流寇”标题却不以为舛，国民党书刊检查顾首不顾尾，甚是可笑。
[29] 见前引严氏《治史三书》“治史答问”，1984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评论。
[30] 吕著《中国通史》1949年前一直由开明书店重印重版，至1946年8月已出三版。1992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定名《吕著中国通史》。上、下册份量不均，约略为2/3与1/3之比。
[31] 《吕氏中国通史》上册“文化”囊括有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先生于西方社会学译著多有阅读，可从《吕思勉遗文集》得到佐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32] 前引《蒿庐问学记》收有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一文，实摘引自钱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其中记40年后师生会面于母校，有“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等语，师生感情融洽无间，读来令人感动。
[33] 参前引《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0年条所录“沈游通信”片断（89页），以及1930年条所录1952年《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的自我追述（152页）。
[34] 吕思勉先生于二十年代曾编写过《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修订后改称为《中国社会史》。1929年曾将其中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分作五种单行本由上海中山书店出版，1936年才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合订本。另有13篇讲稿未刊行。1985年始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整理合成的完本（但阶级制度一册排除在外），定名为《中国制度史》。可见吕先生写作《吕著中国通史》早已成竹在胸。
[35] 1952年，吕先生在《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总结》中对《吕氏中国通史》有以下总括：“《中国通史》。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此书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瞭，余尚足供参考。”讲得非常实在。“学习总结”全文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册，改题曰：“自述”，第434－452页，颇值得一读。
[36] 张著初以《中国史纲》第一册之名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初版于1941年贵州遵义，为石印本；同年重庆青年书店铅印本易名《中国史纲》上册，疑为盗版。1942年著者“添入”第9至11章（迄东汉建立），由浙江大学再版石印。1944年青年书店再版铅印本，改名为《东汉前中国史纲》。后又有1948年正中书局版。1955年三联书店重印，称《中国史纲（上古篇）》。90年代后期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率先推出，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蓬莱阁丛书”。笔者认识可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之“导读”。近有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收录有关事迹、回忆及评论文章较齐备。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引用材料出于周书收录者，一般不再另注，仅以文后注明文章作者或篇名。
[37] 近代中国网（）2002年刊有李洪岩《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一文，对张氏史学思想及其源流作了较详尽的梳理和解析，与台湾黎华赵文（见前注）略有异同之说。李文关于张氏的历史对黑格尔决定论、目的论不表赞同，史学认识论则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以及主张史学亦是的评述，笔者均表同意，然张氏这些历史认识实领20世纪风气之先，至今仍有价值，此与李先生认识略有小歧，特揭出就正于李先生。“天才”一语出诸钱穆、谢幼伟等人赞词。张氏天份之高，殆无疑义。
[38]百年过去，这一做法近来为“后史学”偷得，许多人以为“历史生命”有了另一种显示法，特感新奇，其实它是历史学始祖的“返老还童”。在笔者看来，历史叙述法与历史解析法各有长处，鉴于近代以来国人往往重解析而轻叙述，张氏的实践才显出特别之处。
[39] 《当代中国史学》，写定于1945年。顾氏“引论”也将自己的评述时限定位在“近代百年”，即1845－1945年。当时它是作为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中的一种，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发行。《八十史学书目》所载亦是此种版本。著者是否能看到后述三家通史，笔者不敢妄测。
[40]这是毛泽东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的话， 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
[41] 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中称郭沬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林先生在尔后发表的《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里则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前后语意无大的差别。后文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2] 顾氏的《当代中国史学》把郭老的这部著作列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一节，虽然也给予了殊为难得的较高评价，有“同情地理解”的气度，但显然对它的目标指向缺乏足够的估计。郭老在1928年8月定稿的《诗书时代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里已经把“中国社会历史之阶段”表述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并认为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代替资本制革命的，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准确落实到中国历史上来，是郭老等新史家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完善、“学术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43]郭沬若在1947年4月10日为该书重版写的《后记》里，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但又承认“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自云或许是“浪漫的性格”使然，“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末一句话，今天读来感到特别地有余味。1962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史稿》，郭老是作为集体编写的指导者（主编）出现的。笔者在此冒昧地说，《中国史稿》的文字和叙述风格，不复有郭老当年的豪气和活泼清新的气息。那种凝重而严肃的“经典”叙述风格，使可能有的许多创见或个性化的论断，在集体编写的形式下，难以找到尽情表现的舞台。《中国史纲要》和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亦然有这种缺憾。
[44]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于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首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到清中叶，由延安新华书店于1942年出版。下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于1946年，仍由延安新华书店推出。
[45] 据朱政惠所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学，他结识了李达，在其推动下，转向史学研究。上文引述的史学写作两个要则，源于夫人江明的回忆文章，为李达告吕氏语，文见朱书第28页所引。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46] 以上背景性的概括，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编著的《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8页。读者另可参阅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对此更有详尽的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7] 朱政惠在《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一文中，曾根据吕氏早期文章，搜索了他阅读过的中外社会史、经济史和中外思想史的书籍详目，其读书范围颇为博广，也注意中西历史共性与异相的双向比较。有关情况，可详参《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原文，此处不赘。
[48] 朱政惠在前引专著中曾彰显过《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旧版的写作风格，谓其“整部著作编撰格式及其语言十分通俗，浅显明白”，并列举了原版的若干文字段落佐证。不言而喻，1949年后的修订本较之旧版，在文字的生动性方面更有退步。但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以及“论”重于“述”的思辨风格，使通史的可读性大为减弱，笔者所以说到这点，非专针对吕书；这种“教材”风格为后来各种教材所普遍采用，包括《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史稿》，实在是大值得反省和质疑的。这方面，范老旧《简编》和修订的前三编，叙述就不取那种凝重的“教材”风格，行文与选材都要自由明快得多。
[49]《文心雕龙注》脱稿于1929年，初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此前已写有《文心雕龙讲疏》。1936年开明书店再版时，书店编辑部在为该书写的“校记”里，称该著“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取材之富，校订之精，前无古人。”
[50] 范文澜自己是这样追述的：“我在五四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述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原文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51]以上传记资料多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主编的《新史学五大家》，见前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范文澜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2] 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2卷。文下注：“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1967年横排袖珍四卷本，第584页。笔者过去曾听到传闻，谓范老参与了该章的起草。现从时间上看，似不可能。
[53] 叶蠖生是当时参与范老《简编》集体编写组的同事之一，原话出于其回忆录《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湖南湘声报》2002年11月28日。
[54] 转引自潘汝暄：《范文澜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16页，晋阳学刊部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5] 笔者手头无《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初版本，转引自《传略》，见前注。循此而发展，鲜明的标志，笔者以为有三条：一是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演进的总体框架；二是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事件、人物；三是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56] 建国前期，除范吕通史外，正式出版的通史还有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人民出版社）、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主编的《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出版社）等。后者为干部简明读本，高校一般不采用。另外，有些高校，如东北师大、华东师大都自编有教材，未公开出版。
[57] 翦伯赞《中国史纲》除重庆两版本外，1947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了内地版；第一卷还有1950年的三联书店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至1955年已经出至第5版（由三联书店出版），最后一版为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作者一直想能有时间“复写一次”，后因政治上遭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未能如愿。
[58] 《中国通史简编》1949年曾重版，而后修订本第一编出版于1953年，第二编完成于1957年，第三编上下册分别出版于1965年四、七月。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编总计110万字，自远古迄隋唐五代十国。第三编下册文化部分特别精彩，其中唐代文学成就部分，是范老在遍读唐人诗文集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唐代佛教部分，不仅先经助手多年分类搜集资料，考订周详，且多范老独到之见，圈内人亦多倾服。
[59] 笔者学生时代即受范老《简编》1955年修订版的启蒙。现再翻出修订本第一编“再版说明”和“绪言”重读，仍对先生的治学严谨感佩有加。他在1951年对旧本的自我检讨，涉及到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可能遇到的许多难点，以及曾经产生的偏颇，特别是对于主观主义、非历史主义做法作了严肃的反省。遗憾的是，时势没有如范老所愿，那些偏颇与极端日渐膨胀。60年代中后期，翦伯赞先生继起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特别是《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演讲，震动大江南北，不久横遭迫害至死。
[60] 引文出自《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08、2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61] 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划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原文见《中国通史简编》1955年版“绪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则表述为由“纵集”与“横集”而为“总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62] 此处为借用。“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历史理论，其所著《中国通史》（二册）（1939年开明版），即贯彻了这一理论。依笔者理解，这正是今天所说的有机整体历史观的早期用词。周谷城是在共产党人之外，较早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中国通史的又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极“左”时期，周谷城的通史两次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
[63] 对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详细评价，可参阅瞿林东《白寿彝教授与《中国通史》》，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4日。
[64] 对于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中国通史，限于条件，多数为笔者所未阅。既所知甚少，自不敢妄评，故此文置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