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关键词] 晚明  通史  治统  《史统》
[提要]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祯末年、终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之统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为晚明化史学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本文以《史统》的中心，对晚明通史编纂有关问题，作了发散性的思考。

 
  
 
Key words: Late Ming Dynsty General History Series of Government  ShiTong
Abstract:  Fukien people Zheng Jiao lived in the late Ming Dynsty an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iTong first finishing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period of chongzhen and eventually mend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riod of kangxu is a general history for with the clear of the series of the China government.The ShiTong provided a mod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that a kind of philosophy explains, the book can be called the representative makes of LiXu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Dynsty.But because of did not published, since modern age, knows very fresh. This text with the center of the ShiTong, compile the relevant problem to the clear general history in late Ming Dynsty, make to various considers.
 
 
　　史学思想史如何做？我认为，谈史学思想，离不开国家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约着其他思想的存在，史学思想正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一是与国家思想不合拍的异端史学思想。这应是我们考察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两条主线。从进化论的眼光来说，进步的异端史学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把尺子现象：于当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异端思想；于前代，肯定异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这恐怕是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观念。历史研究强调历史主义，强调理性思考，应尽量减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的话说，“经以穷理，史以征事，设身处地，自忘其心之成见而体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几，而见古人之心”[1]。
　　明代社会的国家思想是理学思想，，明代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也是理学化的史学思想。研究明代史学思想史，无疑应把握明代主流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明末清初是传统中国较为多元的时代，史学及其思想，也表现出多元特色，实学思想、复古思想，甚至启蒙思想，纷纷登场，好不热闹[2]。后人往往只注意这种进步的趋势，似乎中国社会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还是理学化史学思想。这是为后人所忽视，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条线。遗民史家郑郊撰写的《史统》，无疑是我们观察晚明主流史学思想存在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我们选择郑郊《史统》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统》一书，今惟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清代抄本。此书长期沉睡书库，至今未有专文就其学术意蕴加以阐述。笔者曾就相关的明代通史编纂模式问题作过专题研究[3]，但也未及此书。今拟以《史统》为中心，对明代通史编纂中的主流性史学思想问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 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通史的编纂，自是一个时代史学的重头戏。刘知几曾坚决反对编通史，他的理由无非是嫌重复。其实，史学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不断对话的认识活动。时代越往后，人们越需要重新整体地认识以前的历史，“通古今，明兴亡，审出处，示惩劝”。这样，重新编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动。刘知几以后，通史编纂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后，开始有综合体通史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后，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近代从事于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