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的治史历程

一、序　言

　　本文论述跨越近历程的一位学者——仓修良^〔1〕——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通过他个人的治史历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可信赖的史学精神和方法，而且可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动向。

　　仓修良专攻中国史学史，其中尤其专注于清代历史理论家章学诚^〔2〕的历史学和方志学；此外，他还是一位用历史眼光来评价浩繁的的历史文献学家。中国史学史虽是仓先生在大学教学过程中较晚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却成了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章学诚的历史学和方志学，做出了许多研究业绩，在近现代中国国内章学诚研究中发挥了领先的、核心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

　　本文首先考察一下仓先生在治史的过程中，是什么理由促使他专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并且通过他的史学史研究成果，来探讨一下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次，考察他的方志学研究成果，以及方志学与历史学的联系和它的地位。再次，通过考察他对章学诚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探讨章学诚的为人和学问的魅力。最后，略述一下他在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数年前，笔者曾作为交流教授在浙江大学工作，与仓先生进行学术交流时，对仓先生的口述作了整理。本文即以他的口述内容为中心，用的体系整理而成的。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仓先生于1958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前身）本科毕业，不久即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教书，那时他担任的科目是“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1961年，杭州大学历史系决定新开设一门“（中国）史学史”课程，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仓先生。当时高等部的规定中，综合大学历史系都要开设史学史课。接到任务的仓先生感到很为难。事实上，他在大学里就没能学习史学史这门课。他的指导教授黎子耀先生主攻两汉史，他的家学也没给他这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史学史方面，他和任何人都没有师承关系。

　　仓先生接受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的任务以后，听说当时白寿彝教授^〔3〕正好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他想去北师大听讲，哪怕只有一个学期也好。于是，他向系领导们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而当时去外地或别的学校进修的人很多，进修的时间也一般为3年。他提出外出研修一个学期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对此，他无法接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于是他暗下决心，要在学科上做出成绩。黎子耀先生从两个方面给他以教导，让他深受感动。第一，黎先生在授课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擅长于谈论自己独有的观点和见解。第二点，黎先生给他提出了一个读书的要求：一年之内，用上课之外的时间，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子、集3部通读，史部精读并对要点部分加以整理。实际上，黎先生这是把治学的捷径和方法教给了他。此后，仓先生读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老师的用心才大为醒悟。因为王鸣盛在书中提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4〕他还说：“目录之说，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5〕以后，黎先生又要求仓先生翻阅浙江省图书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宋代全部的宋人文集，凡和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要做索引。黎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基础的、必需的方法，是以后做学问的基本功。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仓先生逐渐发现：方志学和谱牒学原本是史学过程中分出的两门“旁支学问”。进一步对章学诚的学问进行深入研究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章学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还是著名的方志家，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浙东史学的殿军。”这样章学诚就成了仓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1962年初，仓先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章学诚与方志学》的论文。出人意料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出现了编修地方志的高潮，仓先生的上述论文成了编写者必读的文章，到处被翻印。1964年下半年，学术界风云突变。当时全国正在搞“四清运动”^〔6〕。大学的师生们也都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而参加之前，首先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清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仓先生成了清理的主要对象，受到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批判。当时给他定的罪名是：“一天到晚写文章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追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思想。”

　　原来，仓先生喜欢和一些元老教授探讨学问，这些人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系，还有中文系乃至校外的元老们。例如，他常常向陈布雷先生的弟弟陈训慈先生和夏定棫先生等请教。而每当上海的谭其骧先生来杭州，或者仓先生去上海时，仓先生一定拜访谭老，向他虚心求教。

　　但是，可能有许多人会问：为什么说仓先生反对毛泽东思想呢？话得从1963年5月他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起，文章题目是《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其中有如下内容：

　　正因为他考订精详，故书中有些记载，竟比经过实地考察所得结论来得正确。众所周知，徐霞客是以实地调查考察而著称，西南诸川的源流，他就曾实地进行考察，他却没有能纠正《大明一统志》有关记载的错误。而顾祖禹没有身历其境，目所未击，就靠他依据文献记载所做精详考订，所作结论反比徐霞客身历其境进行实地探索的记载来得正确。^〔7〕

　　这是历史事实。谭其骧先生在纪念徐霞客逝世300周年的文章当中，也指出过这一事实。批判仓先生的人却抓住上述引用内容，进行集中炮击，说这种说法“是违反（毛泽东）实践论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仓先生被剥夺了辩解和反驳的权利。那么，这真的是与实践论相背离的吗？谭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文章指出：要研究历史地理，依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理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时间一久，经过千变万化，早已面目全非，依据实地调查来解决问题，是很难的，因而只有依据文献材料。实际上，许多文献正是前人实实在在的经验的记录，可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只认定自己的实地调查研究，而否定前人实践经验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稳妥的。历史学的先驱者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现在看来是历史文献，但其中的许多史料，都是当时经过实地调查和访问而得到的事实。谭、仓二位先生得出的结论就是：历史的长河给现场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历史文献是更加真实的。

　　在对仓先生进行那样的批判之后，又给他戴上了一顶“白专”典型的帽子，说他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当时，读古书（即历史文献）的做法被看作犯法行为。因而，作为历史文献研究家的仓先生当然也就成了罪人。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受到批判以后，仓先生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四清运动”结束以后，各工作队都评出了所谓的“五好队员”^〔8〕，在工作队里，分明有人对仓先生提出了高度评价，但回学校以后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的“五好队员”名单里却没有他的名字。以后，仓先生对他的朋友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开始于1966年，但就我的情况而言，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文革”开始前的“四清运动”时，他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文革”一开始，仓先生首当其冲，陷入了大批判的泥沼。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说仓修良是“复活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复辟封建主义的急先锋”。其理由当然是他研究史学史和方志学，“使古人和死人复活，美化封建文化”。

　　1974年夏天，仓先生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历史研究》在“文革”开始后就停办了，现在按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复刊，不久之后，主席夫人江青指示科教组的爪牙对此事进行监视和管制，复刊突然变成了创刊。编辑刊物期间，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时，仓先生发表的意见，经常和当权者的相互抵触，有些甚至犯了“四人帮”的忌讳，这些分明都成了他的罪状。正是深处这种逆境的情况下，他离开编辑部，回到了杭州。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所在的历史系的几名教授找机会整治他，诬陷他说：“仓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时候，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仓先生写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不能在学报上发表。

　　熟知仓先生的北京学术界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关心他的处境，希望他尽快摆脱困境。《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迅速地发表了他的《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和《顾祖禹生卒新证》两篇论文，期待着他从政治上得到解脱。但是，尽管朋友们尽力帮助他，“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他还是成了“干校”的劳动者。值得庆幸的是，在“干校”两位有正义感的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他成了专门饲养鸭子的“鸭司令”。虽然身体劳苦，但有一个清静的环境，白天一边放鸭，一边看书，晚上可以作他的研究工作。后来发表的许多论文和文章都是这个时候写成的。还是他在“干校”的时候，全国有十个大学参加的中国古代史编纂会议在杭州大学召开，系领导通知仓先生参加会议并参与编纂工作。他坚决地拒绝了，当时提的理由是“我现在仍是‘干校’的人”，这话的话外音是：“你们没有推荐我的权利”。因为此前系内某人无法无天的暴行使他产生了对抗情绪，他的心情至今仍不能平定。但是，他向“干校”请了三天假，赶回杭州面见了几位参加会议的朋友。当时他们劝告他不要再继续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理由是花费很多心血与费用，却不能取得及时的、很大的效果，即使付出努力也不能让系领导满意。同时，他们提出让他选择某一朝代做研究对象，下三到五年的工夫就可以取得肯定性的成果。当然，对朋友们的关心，他十分感激。事实上，从1964年开始有人提出简化大学的教学科目，史学史成为被简化的对象。他也改换了教学科目，教授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只是他自己认为，如果不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话，他将无法立足于世，因为他对这一学术领域产生了兴趣，并认为这是一门重要的学问。由此，他说服了他的朋友，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研究史学史的强烈的愿望。文学有文学史，有哲学史，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它自身的历史，为什么历史学反倒没有自己的历史呢？！即使今后大学历史系不再开设这门课，他自己也要进行研究。实际上，从1964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至今，他一直没有中断过史学史研究，因为他当时一直盼望着不久以后大学的学术机能就能恢复，史学史学术领域也会起死回生。

　　1979年春，仓先生去桂林参加学术会议时，遇到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当他们得知仓先生研究史学史、且已经撰写了部分讲稿时，便请他将讲稿补充修改之后交给他们，他们将尽快出版。仓先生回杭州以后，即倾尽全力，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于1980年国庆节前夜完成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这部书终于在1983年上半年得以出版。该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9〕。因为该书读起来容易，也就是在叙述上不过多引用原文，而是用简单的日常用语来叙述它的主要内容。即使拿20年以后的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他的书中仍可以发现不少与他人相异的观点；不仅如此，从书中多样化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上，与其他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正是他引以自豪的。他在该书的《后记》中这样披露了作者的心情：

　　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又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找出它发展的规律，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可是过去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只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本书企图从两大反面进行探索。^〔10〕

因此，对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完全避免了仅按朝代来划分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的自身发展的特点”分成了四个时期。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这条长河当中进行研究，把史学思想和产生它的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地联系起来了。^〔11〕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过去的史学史著作大部分对明清两代只作比较简略的叙述，他的“简编”却倾力于明清两代的叙述，在总体47万字当中明清部分占了2/5的篇幅。近来被认为是大学问家的王世贞^〔12〕在“简编”中是当作野史的大家来写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也一起被放到历史思想家的主要位置。明清时期野史高度发达，但是以前的史学史只有极少数人把它作为主题来论述。浙东史学、乾嘉史学等也被当作重要的史学流派，辟出专章加以论述，这些都是对以前忽略明清时代史学的一贯做法，进行重大变革、增加比重而做出的努力。仓先生对许多史家和史著早已分别进行研究，并陆续有论文发表，因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简编”原稿的撰写^〔13〕。“简编”一书正是他对中国史学史崎岖波折研究的结实。

三、方志学研究

　　方志学作为仓修良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和史学研究同步进行的，因此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方志就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产生和是随史学发展而来的。正因为如此，要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必须把方志置于史学发展的长河当中，这样才能准确地找到它产生的原因，发现它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不了解学，也就很难对方志学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正说明了历史学和方志学之间紧密的关系。

　　仓修良研究方志学已有40余年，20世纪60年代已经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方志学草稿。但是，没承想倾注了多年心血的方志学研究结晶和与方志学有关的资料卡片，在十年大灾殃即思想波动中一起遭到毁损。这虽然是令人心痛的事情，但他并不把这看作不幸的事。因为他原来写的文章的观点都是沿袭了传统说法的东西。他的这种自省的意识正是学者良心的发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论述是“新瓶装旧酒”，虽然如此，他的脑里却闪现着一定要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14〕的想法。在构思编撰体系的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原来的研究方法分明是错误的。他想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的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15〕正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才能够在《古代史学史简编》中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方志学的研究也脱离不开这样一个观点。

　　此后，他用这一观点对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方志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迅速的、深入的探究，经过数年的努力，1986年阴历正月前终于完成了46万字的《方志学通论》。出版以后，新华社曾称赞它是“中国最好的方志学巨著”。他自己也承认，他真正的功劳就是最早明确地提出中国方志学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规律，特别是三阶段和各阶段的特征，也就是方志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成型方志三个阶段。仓先生曾说过：“至于为什么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方志学已经成为独立的一个学术领域，因此自然地有它自己发生、发展的规律，而离开了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去研究它的特点和规律是不可能的。概言之，只要人们留意就会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方志分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点，也就是说定型化以后的方志随出现的时期不同，也都具有各自所出现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就是我们最近所编修的新方志也是一样的，它必然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东西。这种时代精神的要求，不但在观点上，而且在内容和体例等各方面都有所反映。因此，探索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各阶段的特点，必然要把方志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提到方志起源研究，从古至今，方志学界的不少人都抓住《禹贡》、《山海经》、《周官》等中的某部书坐而论道，谈论方志起源，许多史籍也那样记载、说明^〔16〕。关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的史家均以“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来命名。这些都是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畴而撰写的著作，仓先生认为后来方志的发展正是沿袭着这样的道路，因此，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也就产生了府志、州志这样的名称^〔17〕。

　　众所周知，中国的郡县制度是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统一之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那么在郡县制度未确立之前，自然也就没有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方志著作出现，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出发，仓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具有那种性质的著作，更不用说更早的西周时代了。仓先生指责说：尽管如此，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方志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

　　仓先生坚持文化反映的观点，根据对秦汉以来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方志起源于两汉的地记。著名的历史地家谭其骧、史念海先生同样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对“方志起源于两汉时代的地记”这一观点，仓先生除了根据它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之外，还依据了确信的史书记载。他所根据的是《隋书》的有关内容。^〔18〕这一内容说明了地记这类著作也是经统治者提倡而开始创作的。后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家乡的盛世，下诏编修《南阳风俗传》，所记载的内容是南阳地方的人物、风俗、山川、物产等。以此类推，其他各地方也效仿进行编纂。值得注意的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这一点。这说明了带有地方性的郡县的志书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然而，当有人对这一地方志起源论提出不同意见时，仓先生对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进行了如下评论：

　　做学问，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别人研究出正确结论，我就坚决服从，这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方志学界很大部分同志，对方志起源问题，还在抱残守缺，闭起门来搞文字游戏，别人的研究结论拒不接受，史书的明文记载视而不见。这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实在相距太远。^〔19〕

　　方志学已成为仓先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仓先生不仅很准确地把握了近方志学界的情况，而且参与了不少方志编修活动，特别是“新编志稿”的评议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始终不间断地参与方志编修，搜集了许多新的资料，同时，从已出版的新修方志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并予以重视。仓先生所指出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点：许多新修的方志过分强调经济部类，而忽略其他的内容；半数以上的新修方志都没有“艺文志”^〔20〕；民国时期的内容不但极少，而且有的还把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编入“附录篇”；众多新编方志的序文成了因人而设的装饰品，三、四篇序文犹嫌不足，有的甚至有七、八篇；方志本来是资料性的著作，有的却过多地谈论一些主观的内容和规律。这许许多多的问题的出现，和研究方志理论的人的误导不无关系。仓先生所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对一些奇谈怪论进行了指责。即：有的人认为修志的“六字功能”——“存史、资治、教化”——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据事直书”现在也已不适用了，“横排竖写”是方志的主要特点等等。此外，许多著作把历来公认的舆地著作（地理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等，也都列入到方志的行列当中。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仓先生于1994年在《中国地方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的，提出了13个问题，并论述了自己的看法。^〔21〕他发表这类评论文章，“要批驳错误的观点，势必牵涉到人，甚至可能得罪一大片。但考虑到事关新一代方志编修的质量，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连这点胆量和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正是以这种胆识和精神，仓先生对方志编修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进行了猛烈批判。

仓先生著的《方志学通论》^〔22〕作为方志学的集大成者，于1990年由齐鲁书社刊行。近来，他认为对此书有全盘修正和补充的必要性，正在完成修订工作，预计新版将很快发行。^〔23〕

四、章学诚学术研究成果

　　仓修良在研究史学史和方志学的40多年间，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点。在开始史学史研究之后，他一直把研究章学诚作为研究的主轴（中心），再把研究的方向向外辐射。这是因为章氏不仅是理论家，还是方志学的“奠基人”。章氏在史学以外，在文学、、校雠学、谱学方面也多有理论建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他的史学理论与唐代的刘知几齐名，白寿彝先生更认为章氏的史学理论比刘知几还要高出一筹。仓先生对章学诚的一生有过高度的评价：

　　他的一生非常坎坷，而死后又一直被人所冷落，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的一生“不做违心之论”，“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24〕

　　章学诚41岁时才进士及第，9年后的那个冬天得一知县官职，但为了自己所爱好的文史校雠事业，他毅然弃官而去。就生计而言，做个知县养家糊口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一旦做了知县，自己所好之文史校雠将如何处置？经过多日的比较、思考之后，他最终弃官而从文，继续自己的校雠事业。

　　章氏由于从事的是文史校雠事业，因此养成了“好辩”的习惯，当然得罪了一些人，以致去世之后，也没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他的评价也没能得到提高。美国学者倪文孙（又称倪德卫）在其所著的《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1738-1801》^〔25〕一书中针对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术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思想家。”仓先生认为：倪文孙的上述见解和立场，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

　　仓先生就章学诚的学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章氏辩白的。余英时^〔26〕说过：章学诚在考据学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贬低戴震。针对这一说法，仓先生撰写了《章实斋评戴东原》一文，指出章学诚对戴震褒扬大于贬斥，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人正是章学诚。^〔27〕有的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28〕产生误解，仓先生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撰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一文，阐述了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在当时的社会意义。^〔29〕有的人提出章学诚不是浙东史学派的成员，对此，仓先生又撰写了《章学诚与浙东史学》一文，提出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30〕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论已经包含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之“史识”当中。针对这种观点，仓先生在他的《史德、史识辩》一文中提出，这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德”指行为规范、道德品质，“识”则指对历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31〕

　　仓先生将多年累积的研究成果汇成一书，这就是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该书是中国国内研究章学诚的第一本著作，虽然只有17万字，但作为一本专著，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的。

　　仓修良在研究章学诚学术的过程中，认为章学诚的代表作《文史通义》的版本不止一个，至少有两种传世，所以才使学术界出现了混乱的情况。主要的问题是那两种版本的“外篇”内容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个版本的“外篇”内容是序跋、书评、驳议，另一种所收全是论述方志之文。如果有引文，对版本的情况不加以说明，读者也就很难进行对照。这两种版本和章学诚的想法无关，所以都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仓先生就设想整理一部《文史通义》新编，这本“新编”应当符合章氏有关著书的学术宗旨，要尽可能的接近作者的著述原义和面貌；不仅如此，还要使众多的读者在阅读和研究的时候，便于使用。1983年完成了初稿，1985年对原稿进行了修改，但由于出版业的不景气，迟至1993年“新编”才出版。国内外许多读者认为“新编”是《文史通义》的“定本”，该书共收录了303篇文章，这303篇除包括原有两个版本所收录的218篇外，新增补了85篇，也就是说，新增补的部分占全书的1/3。在“新编”中收录了原先两个版本遗漏的文章，这些都是迄今为止已刊行的章氏著作的各种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不仅如此，该“新编”还补充了研究章学诚学术的先驱者胡适、姚明达2人所编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不足的部分。仓先生在“新编”当中反映了《文史通义》的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形成了另一种版本的《文史通义》，分为内外杂篇，成就了“成一家之言”的业绩。

　　在“新编”行将出版的时候，匡亚明主持“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正计划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中的《章学诚评传》决定让仓先生执笔。匡先生从中心给他发来了约稿信。为了顺利完成编写工作，仓先生和他的弟子叶建华共同执笔撰写了这本“评传”。该书从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和著述、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历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思想以及和浙东学派的关系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该“评传”对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中国第一本有关章学诚的综合性的著作。从此，对章氏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的位相和影响，也就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该《章学诚评传》于1996年3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李侃主编《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史学家章学诚被列入其中，他也写信邀请仓先生撰写这一评传。当时仓先生正患眼疾，于是就以和女儿仓晓梅共同执笔的形式完成了原稿，这本《章学诚评传》由广西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由此在1996年就同时有两种章学诚评传问世了。

五、其他学术研究成果

　　仓修良先生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研究业绩的同时，他治学的优点也显示出来。他的学友们给予他的评价是“善于争辩”。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人对经他手出版的《章学诚评传》称赞说：“本书稿具有很大的争辩性。”对这类的好评，仓先生在推辞的同时，也承认“章氏的治学精神中的某些特点也影响了我，如‘善于辩’”。^〔32〕

　　仓先生对自己治学的精神作过如下的描述：

　　记得十多年前有个刊物的编辑同志正是冲着我这“善于辩”而要我给他一篇稿子。我认为，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好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悬案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对别人研究的结论不同意而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等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不是承认真理是越辩越明吗？做学问本来就是要能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否则老是去做无病呻吟的文章到底有何价值？我十分坦诚地承认，我在做学问过程中每遇问题确实“好辩”，一定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这不仅是表现在对章学诚的研究方面，而且是表现在我做学问的全过程，只要遇上问题，总想参与争论。^〔33〕

　　从下面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仓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这就是他纠正了对“学案体”的错误认识。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中国传统史学家所创立的最后的一种史书体例，但自创立以后一直没能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海外的一些学者倒是先后发表过不少文章，只是他们的眼光偏重于学术思想，为寻找源流而一一罗列《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淮南子·鸿烈篇》，极少考究学案体的组成结构。所以，他们进行的研究不是从历史编撰学的立场进行的。另一方面，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司徒琳（Stalin）教授仅从学案的名称出发去探索它的起源，结果把明万历年间刘元卿所作的《诸儒学案》看成了学案体的首创。针对这些问题，仓先生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34〕之后，又发表了《黄宗羲与学案体》等文章，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属于学术（思想）史，但是以往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不一定都是学案体。因为作为一种史书体裁而出现的学案体，是由几个特定成分组成的。正与纪传体史书一样，单独的人物传，谁也不会承认它是纪传体。而在分类上那种把学案体附在传记同一类的做法，也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和人物传记决不能混为一谈。^〔35〕

　　关于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研究，仓先生除撰写过几篇外，还有和他人辩论的文章发表。在建国30周年之际，曾在杭州大学举行过一个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仓先生发表的论文题为《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副标题是“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对《资治通鉴》编修的分工问题，20世纪60年代围绕翦伯赞的一篇论文就有过一次争论。对此历史悬案，仓先生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不料与会的某北京学者读了仓先生的文章之后，很快在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讥讽挖苦的口吻对仓先生的论文进行批评。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当与人为善，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进行侮辱性的人格攻击应是严禁的。仓先生在遭到攻击之后，发表了他的《读司马光〈遗刘道原书〉》”。有的人在著述中认为司马光是宿命论者，仓先生不同意这一说法，为此发表了《司马光无神论思想剖析》一文。在这些文章中，仓先生对司马光研究中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36〕

　　近些年来，仓先生对《越绝书》的问题颇有些心得。1990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他的《〈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针对学术界（方志学界）有的人提出《越绝书》是“地方志”这一问题，仓先生撰此文加以针砭。该文从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多方面，论述了“《越绝书》只是一部地方史而绝对不是地方志”这一观点。^〔37〕文章发表后，新华社就此发表了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中作了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都以不同标题作了转载。仓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越绝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后期，其作者当然不是后汉的袁康和吴平。这一说法早有宋人陈振孙和近代的余嘉锡提出过，只是没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罢了。他在《历史月刊》发表过一篇题为《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的文章，文中提到袁康和吴平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明代中叶学者杨慎所臆造的人物。^〔38〕数年前，仓先生又就《越绝书》的作者、归属、内容、书名等问题，发表了《〈越绝书〉散论》，文中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有如下说法：

　　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理所当然的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不必惋惜而放弃，若是觉得并没有错，则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39〕

　　和方志学一样，谱牒学也是历史的一门分支学问。仓先生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领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价值》一文面世。后来，他阅读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写的有关谱学的论著，发现了不少很值得商榷的问题。针对谱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说法和观点，他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这就是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40〕一文。

　　1984年，山东出版社委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编撰庞大的《二十五史辞典丛书》，研究会又把这一任务交由仓先生全面负责。他除了主编其中的《史记辞典》和《汉书辞典》以外，还组织、推动其它各史辞典的编写工作。辞典共分为14卷，每一卷的编辑委员会会议仓先生则都必须参加。该丛书的编纂就耗费了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致使他10多年前计划撰写的《浙东史学》一再拖后，未能脱稿。但是，回忆那段时期的情况时，仓先生说过：作为两部辞典的主编，他深深体会到了大部头辞书编写工作的极大的艰巨性和绝对的慎重性。

　　仓修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40余年，回忆过去，他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其一，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借用章学诚的话就是：

　　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于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于秋毫，不敢略也。^〔41〕

　　这也是仓氏从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经验。

　　其二，即不要贪求过多，要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换句话说，那就是：

　　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未也。^〔42〕

这说明了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没有“善弃”的精神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分主次地都要加以研究，结果会是一无所成。作为一个学者，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才智，珍惜时光，刻苦奋斗，才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然而，就仓先生的学问趋向来看，反倒给人一种多样性的印象。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年轻学者曾这样问过他：“先生的研究涉猎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多个领域，难道不是分散做学问的精力吗？”仓先生解释说：“看起来确实是好几门学科，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研究起来往往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

六、结　语

　　以上笔者就仓修良先生执著于学研究的过去历程进行了整理，同时考察了他的学术成果，附带地还涉及到在他身上体现的做学问的态度。现在从他的治史逆境、学术成果和学术精神三个方面简要做一结语。

　　仓先生的治史之路绝对不是平坦的。他的学生时代，正处在公有化结束前后那个阶段，的、社会的环境经历着极大的变化和混乱，这使他没能进行正常的专业学习。以后杭大在规定课目之外开设“史学史”时，没怎么受过史学史的仓先生却不得不担任该课的教学工作。面对这种不利条件，他开始了史学史的教研活动。在这一过程当中，由于政治改革的意识差异，和其他教授之间产生了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历史研究，人们推崇现场调查的方法。仓先生却完全从历史资料出发进行研究，从而被打上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反对毛泽东实践论的知识分子”的烙印，1964年成了“四清运动”的肃清对象。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他就被赶出了杭大，最终沦为“干校”学员，在那儿作了专门养鸭的“鸭司令”。身处困境中的仓先生反倒整理出了许多史学史方面的和文章。“文革”灾难结束以后，学校教育恢复了正常化，仓先生也才得以重返杭大，作为学者和教授埋头于纯粹的学术研究。

　　在历史学及相关领域，仓先生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史学史。在完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他一面从事史学史的教学，同时却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研究者受到批判。在这种逆境之中，他却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放在了首位。其结晶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613页）。该书是他汇集多年研究成果，以通史的形式编写的；和以往的史学史论著相比，部头更庞大，内容和形式兼备，叙述简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该书中，他根据“封建社会和传统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把史学史分为4个时期。明清时期史学史在其它史学史著作中所占比重较小，在“简编”里这一部分得到很大的扩充，对这一时期流行“野史”这个无可争辩的史实加以重视，对主要的史学流派辟出专门章节加以论述。

　　仓先生除了研究史学史外，还广泛涉足于方志学、章学诚学术、学案学、谱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他在方志学上的研究成果绝不逊色于史学史方面。他认为方志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只有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当中进行研究，才能准确地找到它本身和发展过程的特点。他还阐明了方志就是地方史。他的方志学研究成果是《方志学通论》（1986年脱稿，199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650页）。该书出版以后，被新华社评为“中国最好的方志学巨著”。他提出：中国的方志经历了地记、图经、成型方志三个发展阶段，作为地方史的方志起源于两汉时代的地记。对新编方志，他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艺文志逐渐消失，因人而设的序文越来越多，照片过多等。现在他正忙于《方志学通论》的修订工作。

　　仓先生历史学和方志学研究的中心就是章学诚学术思想。众所周知，章学诚和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并称为中国三大历史理论家，他卓越的学术达到了全世界历史学界都乐于谈论的程度。先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编纂《章实斋先生年谱》，介绍章氏学术的状况；之后胡适和姚明达二人合作也刊行了一部《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其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欧美，法国的P.Demievile撰写了Chang Hs?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章学诚和他的历史编纂》），美国学者D. S. Nivison 也编写了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eh-ch'eng（《章学诚的一生和思想》），唤起了对章学诚学术极大的关心。仓先生与前述的学者们一起成为研究章学诚学术的强有力的急先锋。仓先生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在“简编”和“通论”中都有所体现，但另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新编》，以及两种《章学诚评传》问世。仓先生在当今中国章学诚研究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史学史、方志学和章学诚学术之外，仓先生还关注目录学乃至校雠学、谱学，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他还是推动历史辞典编撰工作的中心人物。最近，收录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史家·史籍·史学》业已编辑出版。

　　仓先生治史的精神堪称典范。他不去搞历史现场调查研究，而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这倒是更反映出他为“求实”而“述而不作”的根本意图。在学术界他被认为是“善于辩”的人物，具备明辨是非的眼光，善于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进行辩论。对他人错误的论点，能够勇敢地有根据地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当他人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提出意见时，也能谦虚地接受。仓先生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当必须批评别人时，他不指名道姓，而用“有的人”这样的字眼，以尊重对方的人格。

　　仓先生对章学诚的人格和学问都很推崇。他借章学诚的“至论”（《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和《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作为自己做学问的准则。也就是说，做学问要有专心致志和“善弃”的态度。仓先生在研究章学诚学术的同时，也接受了章氏的治学精神。他对章氏的人生逆境深表同情，对他高洁的品格极为敬佩，对他认真的治学精神极为感动，而对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非常推崇。他把章氏提出的“不欺”的人生当作建立“师友之情”的信条。

〔1〕仓修良生于1933年3月，江苏省泗阳人。小时曾读

　　过二年私塾，能诵读一些启蒙书籍和《论语》、《孟

　　子》和《千家诗》等。当时私塾的老师只教给诵读的

　　方法而不进行讲解，所以不理解其内容。在从事史

　　学教学和研究以后，才能对以前所学内容理解和接

　　受。1958年从浙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杭

　　州大学作了教师。他是学会副会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和宁波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文史通义》、

   《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文史通义新

　　编》、《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汉

   书辞典》、《史家·史籍·史学》等。发表有200余篇

   ，涉及中国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历史文献

   等学科领域。

〔2〕章学诚（1738～1801）是中国三大历史理论家之一。

　　清代中期浙江绍兴人。他是历史理论和方志学的集

　　大成者、地方史学家。他是仓修良主要的研究对象。

　　笔者也发表过数篇关于章学诚学术的文章。

〔3〕白寿彝先生，1909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的一个

　　回民家庭。是著名的史学家、家和社会活动家。

　　著有《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多

　　种著作。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汉书叙例》。

〔5〕同上揭书。卷1《史记集解分八十卷》。

〔6〕关于“四清运动”的内容，参见孔冀斗翻译的《中

　　共，1949～1976》，喜鹊图书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

　　译自J. Bellassen 等共著的 La Chine: Un Nou-

　　   veau Communisme 1949-1976(Hatier Univer-

　　   site, Paris, 1977). 英译本：Paul Auster, Lydia

　　  Davis, China:The People's Republic,1949～

   1976(Pantheon Book, 1979)。

〔7〕仓修良，“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史家·史

　　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p.384～

　　385。

〔8〕“五好”是指比别人优越的五种才能，依据身份不

   同，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一般是指：意识、工作

   业务、遵守纪律、学习优秀、身体锻炼乃至相互团结

   的才能等。

〔9〕《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0期。

〔10〕仓修良，魏得良共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后

　　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612。

〔11〕上揭书。又见：仓修良，《试论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

　　 问题》，《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pp.1～24。

〔12〕王世贞（1526～1590）是江苏省太仓人，嘉靖年间

　　 进士及第，曾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书有《嘉靖以

　　 来首辅传》、《弇山堂别集》、《明野史汇》等。当时

　　 和李贽一起主张“六经皆史”，提出“天地间，

　　 无非史而已”和“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等观点。

　　 （参见：《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pp.402～410。）

〔13〕仓修良，《试论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史

　　 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pp.1～24。

〔14〕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司马

　　 迁列传》：“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5〕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前言》，齐鲁书社，1990

　　 年版。

〔16〕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第七章〈方志之起

　　源〉，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p.21。明代田

　　顼在《嘉靖延平志·序》中提到：“禹贡，志所由

　　昉。”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

　　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

　　昭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

　　法也。”（《司马温公文集》第66卷）。据此，某些

　　学者认为周官是有方志之始。（参照：林衍经，“方

　　志学起源和”，《方志学综论》第二章，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p.26～58。）

〔17〕仓修良，《方志学通论》，pp.1～30。

〔18〕《隋书》卷33，〈经籍志〉2，“史类小序”：“后汉

　　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

   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明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

   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19〕仓修良，“方志学概述”，《史家·史籍·史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p.756～769。

〔20〕仓修良，“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史

　　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p.

　　842～849。

〔21〕仓修良，上揭书，pp.850～870。

〔22〕该书内容主要是方志的起源和性质，方志发展的

　　 三个阶段，章学诚和方志学，旧方志的价值，新方

　　 志编纂等。

〔23〕仓先生的《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已于2003

　　年10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24〕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自序”，p.1。

〔25〕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h-ch'eng(1738—1801),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 1966.

〔26〕余英时是对章学诚有较深研究的史学家，著有

　　《论戴震与章学诚》（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

　　版）、《历史与思想》（台湾燕京文化事业有限公

　　司1976年版）等。

〔27〕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pp.582～597。

〔28〕“六经皆史”说见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卷首

　　“易教”上篇。当时，仓先生阅读的是柴德赓所写

　　的“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3年

　　5月8日第四版）和周予同、汤志钧写的“章学诚

　　 六经皆史说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1962）。

〔29〕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pp.564～581。此

　　 外，他还著有“论明清时期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

　　 义”（上揭书，pp.598～616）。

〔30〕仓修良，前揭书，pp.541～563。

〔31〕仓修良，前揭书，pp.139～143。

〔32〕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自序”p.3。

〔33〕仓修良，上揭书，“自序”p.3。

〔34〕《光明日报》1988年3月23日第3版。《新华文

　　摘》1989年第7期曾全文转载。也收于《史家·史

　　籍·史学》，pp.427～430.

〔35〕仓修良，上揭书，pp.431～433。

〔36〕上记两篇论文亦收录于《史家·史籍·史学》

　　中。参见pp.144～158和pp.218～230. 此外，他撰写

　　的有关论文还有《〈资治通鉴〉编修分工及优良

　　的编纂方法》，《〈通鉴考异〉》看司马光的求实精

　　神》等。

〔37〕仓修良，上揭书，pp.25～31。

〔38〕仓修良，上揭书，pp.32～40。

〔39〕仓修良，“越绝书散论”，《史家·史籍·史学》p.41。

〔40〕仓先生有关谱学的论文都收录在他的《史家·史

　　籍·史学》中。

〔41〕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3，

　　 “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42〕上揭书，外篇3，“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