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版权的价值 在于衍生其他价值

　　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然而，这份旨在与时俱进的修改草案却引发诸多争议。

　　当前的争议将加深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思，增强公众的产权意识。但要真正构建与时俱进的著作法体系，需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让产权保护获得切实的呵护，避免公私失序、失范之乱象。然而，当前该法修订存在突出的公私失序、失范风险。如第48条模糊了著作权人的私有产权，导致公器私用，引发著作权的公地悲剧，同时很容易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并致使著作使用权难以在市场有效定价。

　　具体而言，其一，著作权人与第三方使用者完全可通过契约等方式进行协调，第三方组织的生硬介入，就如同把独立行为主体间的商事活动，人为分割成两个交易过程：一是非授权使用人与第三方组织的交易，一是第三方组织与著作权人的交易。这一人为的交易流程分拆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不可控的行政执行成本及代理成本等。其二，第三方组织既无精力也无信息搜集和整合能力，为著作权使用交易进行定价赋值，而第三方组织生硬介入，不仅难以反映著作权价值，导致资源错配，更不利于知识产权之保护。

　　当然，著作权人对第46条和第69条的质疑也存在过度夸大之嫌。我们认为，对这些条款的争议，与其说是对立法草案的质疑，还不如说是数字化互联网时代，新商业模式与传统版税主导的模式间的强烈碰撞和冲击。

　　首先，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当前以版权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几乎遭遇到颠覆性挑战，如音像行业几乎在互联网免费下载的冲击下，面临极度萎缩之命运。而音像等在首次出版后的3个月内无法成功，并非源自时间太短，而其缘由无外乎是作品要么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要么是原创作品的资源错配，即作品没有找到合适的原唱等，以彰显作品本身价值。如歌曲《春天里》的成功，既有原唱汪峰的贡献，也有旭日阳刚的努力。无需遮掩，著作权人对翻唱者等在3个月后不经允许使用之质疑，本质上是著作商业成功后的利益分配之争。3个月后翻唱者可使用类似于资产重组。因此，该法需规范的是，如何降低著作权人与翻唱者的交易成本，拓宽双方的自由合作空间，以实现双赢。

　　其次，网站不承担与著作权等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之规定，并无不妥。审查和认定他人涉嫌专利侵权属于公权执法范畴，赋予私人部门审查用户涉嫌侵权之责任，无异于私器公用。同时，当前数字技术下的网络涉嫌侵权，给公权执法部门带来难题：即规范涉嫌侵权行为有助于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但其执行成本确高不可攀。

　　版权的价值在于衍生其他价值

　　不过，数字技术等对知识产权等的冲击并非完全负面。近年来，大量网络歌手走红坊间，诸多青年才俊借助网络提高知名度，增厚了著作权人的经济衍生价值，并衍生出广告、商业演唱会等经济利益，甚至这些经济衍生价值本身也是有待发掘的新商业资源。因此，当前保护知识产权的公权面临的执法难，传统版权主导模式遭遇的重创，本质上是新技术革命对监管和著作权传统版税模式的革新。

　　我们认为，数字化技术是一场带有创造性破坏的革新，使数字化商品的生产和交易边际收益出现递增效应，数字化技术使克里斯·安德森的免费时代成为可能。这里所谓的免费只是消费支付的转移，即受众无需直接花钱购买，而是支付其的关注、个人信息和商品评价等就可消费数字化商品(受众的关注成为了有效的商业资源和支付工具)，因为受众的个人信息可称为出售给其他企业的有价值信息，而获得个人信息的公司为消费埋单。而这些通过加工的精细化客户资源，出售给非虚拟物品的广告商和其他企业，将使广告得以更准确地传导给目标消费者，避免了告知式广告轰炸的高成本，从而提高了广告的投入产出值;同时数字化技术也使各种生产商能及时捕获消费者诉求，使标准化生产与个性化诉求有效结合，降低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交易成本。可见，版权的最大商业价值是衍生其他价值，而不仅仅是版税收益。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晓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