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宏案追踪：“卖头条”背后的地方报业生态

　　原本在全国新闻界并不出名的葛宏，因被冠以“卖头条的总编”名号成为舆论话题。与此同时，葛宏作为南阳日报社前社长和总编的身份，其遭遇背后，也折射出时下地方报业欲说还休的经营生态。

　　7月23日、7月29日，先后有媒体报道称，河南南阳日报社前社长、总编葛宏，因被诉“受贿卖头条”、毁坏财务账目以及以广告奖励方式贪污等罪名，被当地检察院告上法庭。

　　8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赴河南省南阳市调查发现，葛宏被抓，或许与南阳日报社过去的合并改革存在着一定联系。

　　此外，葛宏案背后，亦是地级党报的《南阳日报》既作为事业单位而存在，却又不得不进行市场化运作来维持运转的尴尬双重身份。

　　作为地级党报，南阳日报社依靠行政征订获得发行量，但却因内容而难以从常规广告市场中获得收益，而其事业单位性质和企业化运行的双重身份，加之日趋竞争的激烈化，都成为它能否继续经营下去不可回避的难题。

　　葛宏被抓溯源：

　　经营困境和两报合并

　　尽管2011年的河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南阳市以1026万左右的人口总量位居河南省第一，但是这并没有给南阳日报社带来更多的读者，相反，葛宏之前的南阳日报社，步履维艰经营难以为继。

　　据葛宏的辩护律师、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肖霖向本报记者提供的辩护资料，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南阳日报社仅靠南阳市财政每年20万元的拨款艰难度日。

　　“他(葛宏)在报社担任一把手的时候，报社的账面上仅有一两千元钱，几乎等于破产。”李肖霖说。据公开资料，1997年3月，葛宏担任南阳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

　　南阳日报社一位中层领导则回忆称，2007年，一位与南阳相邻的某市级党报领导到南阳日报社考察，葛宏曾抱怨说，报社账面上只有一万多元，给编辑记者发工资都不够，只好每个月向一些区县借钱。

　　同时，与别的地级市不同，由于历史原因，南阳的报业市场长期被分割为二。分别以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为例。郑州市的市委机关报是《郑州日报》，该报同时还创办了都市报《郑州晚报》，并以此与同样位于郑州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大河报》、《河南商报》展开竞争。

　　用都市报的盈利补贴市委机关报的亏损，是当时国内多数地级报社的运营模式，但《南阳日报》却没有这样的优势。尽管南阳市同样有《南阳晚报》，但该报社并不隶属于南阳日报社，而是由南阳市下属的卧龙区主管。

　　南阳日报社上述高层透露，南阳市委曾在2001年发文要求，“将南阳晚报社划归南阳日报社领导，保留副处级规格”，但由于《南阳晚报》背后牵涉太多利益，直至2008年11月28日，两报合并才有实质性进展。南阳市委组织部发文，免去原《南阳晚报》总编职务，任命《南阳日报》一位副总接任。

　　据上述高层分析，此次葛宏成为被告，可能与当时《南阳晚报》被并入《南阳日报》有关。

　　据其透露，合并前，《南阳晚报》一直由当地一家民营印刷企业印刷，原《南阳晚报》总编被免职当天，《南阳晚报》与该印刷厂突击签订了为期6年的承印合同。

　　而据同时在承印合同上签字的另一位副总编回忆，“得到包总(包廷怀，即原《南阳晚报》总编)让我签字的肯定答复后，我才在合同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同时，按总编要求，在签字日期上签了‘2008年11月20日’，而当天实际是2008年11月28日。”

　　该副总编同时表示，葛宏想将晚报的印刷权收回来，但合同已签，覆水难收。和对方谈判，结果是对方出动一百多人到市委上访。与此同时，对《南阳日报》私设“小金库”、“毁账”的举报，也举报至河南省纪委、检察院。

　　上述南阳日报社高层表示，包括葛宏在内的多位《南阳日报》领导均认为这是一份“价格极其昂贵”的合同——“由于对这个民营印刷厂的质量不满意，我们日报提出，与对方终止合同，6年赔偿他们3000万元，但对方仍不同意，你说这其中的油水多大?”

　　经营南阳日报社：

　　另类赢利模式

　　据本报记者了解，面对着对外无常规的广告可供赢利，内无子报可以输血的局面的葛宏，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模式——为政府部门做宣传，吸纳政府机关的形象广告。

　　《开封日报》甚至鼓励编辑记者们，积极与所负责条线沟通，让他们出钱在《开封日报》上刊登新闻，“只要不是省领导来视察，或者市里有什么重大活动，头条一般都是要换钱的，价格一般是在万元左右。”

　　在呈交给当地检察机关的情况说明中，葛宏说，《南阳日报》虽然是事业单位，但财政上却不拨款，不得不自收自支。“作为总编辑，一手要抓办报，一手要抓创收。这些年，我把自己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广告创收上。”

　　“这些年来，我亲自抓广告的策划、组织、协调。每隔两三个月，又亲自主持广告创收策划会。”葛宏在情况说明中说，他在报社内部，被称为“大广告部主任”。

　　据葛宏上述说明，2009年下半年，葛宏提出一个评选推荐活动的广告创意，还亲自给南阳市下属的很多县区、市直部门以及一些企业打电话，联系广告业务，最终直接给《南阳日报》社创收600多万元。

　　“南阳日报社的广告收入，由1996年底的不足800万元，增加到去年(2009年)的4300万元，还直接上交市财政2000多万元，上交税金2000余万元。这期间，(南阳)市财政基本没有给我们拨过款，报社的生存与发展，全靠自力更生。”葛宏在说明中表示。

　　另据南阳日报社一位中层透露，在全国目前480多家地市报中，能赢利的不到130家，《南阳日报》社能在其中排到前50位，在河南省，排在《郑州日报》《洛阳日报》后，位列第三位。

　　未作出的法庭判决：

　　指控之疑

　　据参加7月12日葛宏案开庭庭审的多家媒体报道，尽管被指控涉嫌受贿、贪污及毁坏账簿三项罪名，但在庭审中葛宏否认控罪，其代理律师并做无罪辩护，当日法庭上的法官并没有做出判决。

　　没有判决庭审背后，则是指控中的诸多疑点。

　　对于“贪污罪”，南阳日报社一位中层干部介绍称，根据南阳日报社相关制度，广告人员拉来广告后，同样可得到13%(后改为15%)的广告提成。“贪污罪”正是指广告奖励47.8万元。

　　检方指控认为，2004年至2009年，葛宏与其他报社领导将本应全部发放给广告部人员的258万元奖金私分，其中葛宏获得47.8万元。

　　据葛宏给检方提供的情况说明，葛宏虽然承认了该笔收入，但认为该项分配是经过南阳日报社班子集体讨论，是对当年全体班子成员集体完成年度广告额度的奖励，是为了激励班子领导，与目前很多上市公司采用的针对公司高管的年度奖金类似。

　　但最终，南阳日报社一位副总编透露，包括葛宏在内的多位南阳日报社领导被要求退还该笔收入。同时，南阳市财政局也在2011年年初开展的清理小金库行动中，将新闻单位的广告收入列入国有资源(国有资产)，须经市财政，扣除费用后，再按比率返还。

　　南阳日报社一位高层认为，这意味着南阳日报社的所有广告提成都可能将被视为私分国有资产，报社经营的手脚完全被捆住。他同时透露，该项调查对南阳日报社影响至深，除基本工资外，原先发放的奖金已经被全部停发，每名员工因而减少收入几百至几千元不等。

　　对于“受贿”罪名，便是“卖头条”。卷宗显示，南阳市13个县区中有11个宣传口负责人，向其“行贿买头条”，而涉及的人数，多达31位。10年间，这样的事情共发生84次，涉案金额12.1万元。

　　但7月12日的庭审中，31位因公买头条者，无一人出庭对葛宏进行指证。葛宏本人，也否认了曾经收到过这三十多位宣传口负责人送的钱，他在供述中称，“不记得有人为头条送过钱。”

　　葛宏的代理律师则表示，在所指控葛宏的13年间，该报发出的头条累计达6000多条，如果真是“卖头条”，何以仅有百次被指行贿，逻辑显然不成立。

　　而旁听葛宏案的河南多家地市报人士在得知葛宏因广告奖励被控罪后，多位人士亦表示不解。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目前整个媒体行业的通常做法，如果照此去查“估计查一家倒一家”。

　　另据南阳日报社员工透露，当地检察机关还曾指控说，报社作为事业单位已经发工资，发稿费应属私分国有资产。但7月12日的葛宏案起诉书中，这项指控已被删除。

　　地方报业生态：

　　发行之思

　　尽管目前无从得知“葛宏案”的最终结局，但是党报涉嫌“卖头条”，却折射出一些党报的另一种时代背影——在日趋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环境中步履维艰。

　　据辩护律师李肖霖提供的书面材料，即使是目前，在全国500多家地市级党报中，仍有300多家都存在生存困难，有的报社不得已又回到政府供给的老路。

　　另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今年5月透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在2012年10月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而下一步，则将集中启动党报党刊的改革。

　　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分析认为，包括《南阳日报》在内的地级党报，之所以生存困难，与其采用的发行机制有关。

　　一般而言，媒体特别是时政类报纸的生存，靠的是通过刊登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及时、准确、精彩有用的内容赢得公信力，进而获得读者订阅，随后，广告主会因为看重其有效读者的数量、报纸的传阅率而投放广告。

　　“不少报纸的发行都是赔钱的，广告收入，特别是来自汽车、房产行业的广告收入，才是他们最主要的赢利来源。”李建伟说。

　　但包括《南阳日报》在内的多数地市级党报，采用的则是另一种发行形式。南阳日报社一位副总编介绍说，目前《南阳日报》有13万份的发行量，但其中，通过市委宣传部甚至南阳市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征订的数量，就占到70%左右。

　　2010年年初，《新京报》便曾报道称，南阳数名农村教师已连续八年被摊派订阅《南阳日报》。

　　但这种靠征订获得的发行量并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就连葛宏的妻子也对本报记者承认，“头版我几乎不看的。”不光她不看，他们的宝贝女儿也不看父亲编辑的这张南阳市委的机关报，原因同样是“没什么可看的”。

　　有发行量没读者群，再加上地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南阳市，常规的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广告的容量又极其有限，到1997年3月，葛宏到南阳日报社担任社长、总编时，该报社的固定资产不过1100万元，而广告收入，更是不足800万元。

　　地方报业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位于长三角的东莞报业市场为例，资料显示，除了《东莞日报》之外，2002年《新快报》即进入东莞市场，而此间，《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亦纷纷进驻东莞，并推出东莞地方版报纸。

　　尽管因身处中西部，《南阳日报》并未遭遇如上竞争，但是不可否认，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类似于东莞的报业竞争格局，更将给地方报业带来新的挑战。

　　而早在2008年5月30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即在东莞召开的“中国地市报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地市级党报是与群众最接近、最贴心的基层党报，也是工作难度最大、遇到困难最多的一级党报。

　　朱进一步称，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地市报人没有退路可以走，只有决然进行变革、创新和转型才有新的发展，地市报必须在激烈竞争当中突破重围，赢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