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理念诠释与价值建构的生态学视野

　　[关键词]　“生态智慧”　人格信用　契约信用
　　[论文摘要]　后思想家的“生态智慧”及其价值原则为信用理念诠释与信用价值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化有机性与文化个性为信用的生态学理解提供了文化合理性,而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因子在我国当下的共时性呈现又为这一生态学理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生态学角度诠释信用理念的内在构成性及其辩证逻辑,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三重语境下,使人格信用和契约信用形成互融互释、竞相生长的态势。
　　对人的研究所采用的生态学视野被生态学代表人物奈斯称为“生态智慧”。“生态智慧”不仅要求重建生态的平衡,而且更要重建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以及整个文明价值生态的平衡。这种“生态智慧”及其价值原则为信用理念诠释与信用价值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文化个性和对信用进行生态学理解的现实必要性
　　1.文化本性、文化实存与信用的“文化理解”
　　文化是独特的、等价的、自我中心的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响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1]传统造就了人和人类生活的文化本性。然而,人却生活在传统、现在和将来的三度时间中。“人能回顾前瞻,所以,人的生活中有一种紧张及犹豫,足以破坏已经成立的习惯,或解脱尚没有成立的习惯。”[2]在西方文化历程中以历时性形态出现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现象,在当代却以共时性形态被同时挤压在一个平面上。现代性这个时代主题由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而别具特性。“而后现代思潮在思想主题(由以对外在自然的追寻为中心变为更加注重人之内在生命意义的安顿)、价值取向(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言说形式(教化、拟文学哲学)等方面又确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和类同性。”[3]
　　各种文化因其成长的土壤各异,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文化理解也有质的不同。譬如对“信”的理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愧其如予何?”[4]中国人考虑的是自己是否值得别人信任,而西方人关心的则是自己能否信任别人。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契约”、“信用”等语词全然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上来理解的,而对中国传统的“人格信用”的“解构”也多是对西方学者蹩脚的西化式理解进行更为蹩脚的解释。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独特的文化本性为信用的“文化理解”奠定了合理性,而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又使信用的“文化生态学理解”成为可能。
　　2.对信用进行生态学理解的现实必要性
　　首先是传统人格信用的“社会性断乳”。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习俗化和生活化伦理规范有较强的约束力,社会信用度很高,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同时,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在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坚韧的合作纽带,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相对来说往往缺乏信任,从而形成了两个层面的道德责任:一种是家庭内部的道德责任,另一种是较低的针对他人的道德责任。中国社会的镜像是一个大圆镶嵌着众多大小不等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圆。而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狭隘团体主义致使“一说到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5]。我国正在从传统社会中蜕变,面对西方文明强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躁动与恐慌,需要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断乳”。“母乳不但不能满足已长大了的孩子的营养需要,而且对于孩子的消化能力也还有不良的影响,于是在一定的时候,孩子要受到不痛快的断乳。”[6]实现“社会性断乳”就是要从道义境界踏入有时是与之相背离的境界。“社会性的断乳就像生理性的断乳一样是一件不得不实行、可是又不愿实行的手术。”[7]
　　其次是现代契约信用对伦理价值的背离。市场是契约经济。契约以的确认为依据,使期望从交换对方那里获得利益的市场交换主体形成既对峙又依赖的利益关系。它意味着一种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对彼此权利与义务的强制性约束[8]。但契约完全是由于信用本身的脆弱性以及履诺的非同时性而产生的。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决不是完全一样,他们没有法子相互完全了解,只求能相安共处,于是形成了共生现象。如果在现代市场中没有信用,契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但是,没有契约,信用照样可以得到程度不同的固守。真正的信任不需要契约。“常识性的道德推理实际上告诉我们:如果我只是因为想在将来同你继续做生意而表现出诚实,并乐于帮助你的话,那么我这种诚实和帮助就不是真的,而只是精明。如果一种美德的存在不是因为其自身美,那我们就不称其为美德了。道德行为重在意图,而非结果,康德的这种观点非常重要,应该牢记在心,在判断人的品格时尤其如此。”[9]
　　(二)信用理念的内在构成性及其辩证逻辑
　　1.信用理念的内在构成性
　　所谓内在构成性,是指据有一定地位的各分子与别的分子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关系。信用理念的内在构成性是指诚实、信任、信用、信誉、信义的层级递升、互通互训的有机构成关系。诚实是人的品行德性;信用是个人对责任、义务、契约的承诺兑现的可靠性;信誉则是一个人因诚实之品和守信之为而获得的良好的社会赞誉;信义则是由外在的信用表现和信誉状况铸就的内在信念,它反过来巩固和提升人的诚信之品。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信用是诚信之品、信任之情、信用之行、信誉之名以及信义之念的有机统一,是知、情、意、品、性、行的有机统一,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内化为主观,不断累积升华的辩证过程。贵“诚”之谓“性”,“性”动之谓“情”,“情”发而为“用”,“用”后而增“誉”,“誉”固化为“义”,持守“义”而提升“诚”之“性”,如此循环往复,层级递进。
　　2.信用理念的辩证逻辑
　　首先,愿望与“借用愿望”互动。信用是对可以相互借用的愿望的可期性。“我们都借用愿望: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向我们的父母,向教练或指导,甚至向与我们关系不这么直接的明星或名人。”[10]就公司对顾客愿望的借用而言,“公司借用了顾客的愿望:温暖,有得吃和安全的愿望;成长、发展、学习和被赞许的愿望;成功,过幸福生活和被人爱的愿望。”[11]如果在与借用了愿望的顾客之间能够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那么,他们就会互相感激:企业对顾客的感激,顾客因得到服务、品质和价值而对企业的感激。“关心他们的顾客的企业日子将比那些被认为不关心他们的顾客的企业好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有顾客的忠诚度和重复购买的明显理由,还因为这样一家公司从本质上说是与它的顾客基础一起成长发展的,他们变它也变,互相修正行为,共存共荣。”[12]
　　其次,信任与怀疑如影随行。信用理念生态各环节的关键在于信任。怀疑并不表示信任的失灵,而是信任本身某种特质的东西。我们信任某个人时,总是伴随着对被信任者的可信性、信任关系背景及其本身价值的怀疑,信任关系因此才变得愈加持久。怀疑加深了人们彼此的理解与沟通,获得了对对方可信性的更为宽泛的认知和确证,对信任关系赖以生成的环境更为有效地控制和把握。所以,真正的信任是既信任又怀疑。正是怀疑和所得到的与信任相反的证据使我们不至于陷入单纯或盲目。信任者对可信的背叛作出适当的反应,会使对信任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和强烈。真正的信任最为本质的属性就是果敢地面对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同意权力之上的,“而且反对,也就是异议,是获得同意的必要步骤”[13]。
　　最后,信任与可信共同构成“硬币有机体”。可信是被信任者赢得的被证明的东西,它具有某种客体的身份,可以借助理由和证据得以确立。信任则是信任者给予的东西。施信更加依赖于信任者的经验和态度。信任和可信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信任关系之所以确立,是因为某人相信他人值得信任。可信或者值得信任不是孤立的东西,它需要有信任,需要有某人的关心、倾心和托付,是一种善的境界,一旦享有,就会成为品格特性而持久存在。信任则不同,它取决于信任关系双方的可信程度以及对对方可信性相互熟知的程度。对于信任关系的双方来说,任何一方都会认为我方比他方更为可信。这种在施信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张力,更是使信任与可信相互联姻。一个缺乏信任氛围的社会是一个机体多方面失调的社会。因此,没有可信,信任就毫无价值;可信如未能找到某种信任的环境,也就失去其自身意义。二者是不可或缺的。
　　(三)信用价值建构的生态学视野
　　1.后现代思想家的“生态智慧”和对话性视野后现代思想家以“生态智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重新构筑对话的桥梁。因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代思维范式已无法解决现代的信用危机。 　　性思维范式的特质性内核是以强制性力量为一切变化的基础,以本质的掠夺性致使“世界的魑魅”,以片面的接受性价值为惟一的人性观,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恶性竞争造成生态、人态和心态危机。后现代思想家们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思维范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价值原则主要有:(1)有机主义或生态意识。每个人都把其他物种和其他人看成是有其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亲切感,从而取代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2)价值的内在构成性。相对于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强调人与外界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而言,后现代主义以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为特征,强调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关系。(3)新的时间观。后现代精神认为过去和未来有一种新的关系,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4)具体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具体化是与永恒真理进行鲜明的对照,使现代人重新扎根于躯体、社会环境和母体的真实性文化中。(5)辩证否定观。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既不是全盘抛弃,也不是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否定的否定[14]。此外,后现代思想家还主张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构筑起“对话”的桥梁,主张从萨特的“他人是地狱”走出来,将人视为一种关系的实体性的存在,重建“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15]。
　　2.信用价值建构的生态学视野
　　首先是传统人格信用对现代性的回应。当代的信用危机是文明冲撞与应对过程中的信用危机。社会关系不再主要是以“血缘”为纽带,传统的人格交换及其民族和地域限制被打破。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人们普遍坚持“义利并举”,它体现为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原则。这使具有真实产权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合作更具长远性、开放性和延展性。传统的人格信用在回应现代性挑战的过程中,只有扎根于现代真实性文化土壤,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耦合,使自己重获新生。因此,传统的人格信用必须实现由“从礼近义”到“平等求利”、由“心性诚信”到“责任诚信”的转化以及“人格信用”与“契约信用”的共生[16]。
　　其次是现代契约信用的传统性复归。契约及其身后的只有被固化为内在的德性信念,才能使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持久合作,从而使双方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当每个人看到所有其他的人都有同样的利益感觉时,他就立刻会履行他在任何协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要形成这个协作或协议,……只需让每个人感觉到忠实履行约定是有利益的,并向社会之其他成员表达出那种感觉来。这样就立刻使那种利益对他们产生了激励作用,而利益是履行许诺的最初约束力。随后,一种道德感又和利益结合起来,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约束力量。”[17]
　　最后是信用价值建构的生态原则。这种生态原则最突出地表现为外在的人态“竞合”和价值的内在构成性。(1)从竞争走向“竞合”,重构相对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一是要重复博弈。“设想一下,一个人若要决定是否相信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人,他可能会很谨慎,……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反复作用会使他们各自树立起自己的名声,……”[18]二是要重新设计竞争。应该真正公开地进行对话、合作、反思和重新设计。“……它(企业)必须服从,不是服从于任何一种需要,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治病救人的和富于想象力的过程。”[19]三是要正确定位经济交换与道德交换的关系。在利他互惠的情形下,一个人可能给予他人利益而并不期望立即得到回报。以契约为依据的市场交换能够使之互惠——从经济生活到道德生活[20]。四是要相互“借用愿望”。如前所述,公司借用顾客的愿望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顾客也借用了企业的愿望,得到了服务、品质和价值。(2)寻求价值的内在构成性。这种彼此相互依存意识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利益和他(或她)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整体利益是分不开的。“我们受各式各样的价值驱动,不仅仅是接受性价值的惟一。……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许多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动机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21]
　　约略言之,我们应当实现以人格为基础的个人信用、以契约为理据的市场信用和为社会信用提供保证的制度信用的有机结合,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三重语境下,实现信用理念和信用价值的新的综合和创造,实现传统的人格信用与市场契约信用互融互释、竞相生长的文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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