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

摘要：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的文化批评思想引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意识形态”是多利莫尔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他政治文化批评的标志性符号。在多利莫尔展开政治文化批评过程中，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他指出任何文学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这种动态性与整合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我国当前理论界探索文艺的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乔纳森·多利莫尔；文化唯物论；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无疑是当代文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文学理论界持续不断的学术论争总是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近一段时期以来，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个学术研究热点，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动向。众多学者一致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它不仅涉及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文学本质的认识。[1]本文试图通过对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 1948—）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论述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希望能对当前在此问题上争鸣的理论界有所启发，并促进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索。
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 1948—）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是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也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英国新左派理论家，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学术界仅仅是想当然地引用多里莫尔的零星观点，并简单地将他归入“新历史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却没有对他的思想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和理解，从而导致了理解的片面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发现多利莫尔批评著作中的政治文化批评倾向和特征。他们不再局限于研究多利莫尔在文学领域某一层面上的影响力，转而探讨多利莫尔对更大范围里的英国学术所作的贡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之所以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是因为他重提了“政治文化”，而且，他以自己所呈现的当代英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触动我们对目前学术界所关心的文学、意识形态与文化批评之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

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继承并了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传统，他也关注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以及复杂的人类政治生活，但是，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即多利莫尔拒绝套用文学之外的理论体系来研究文学，而是将文学批评对象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以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展开批评研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乔纳森·多利莫尔与“文化唯物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化唯物论”一词是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那里借用而来的，其特点在于对一切现象进行文化分析，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做文化社会分析。所以这一流派汇集了文化研究中人类学、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多种理论，尤其是阿尔都塞、马歇雷、葛兰西和福科的理论。多利莫尔的“文化唯物论”是对威廉斯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在努力将威廉斯的阐释精神延伸到文艺复兴文本中去”[2]。多利莫尔将其“文化唯物论”的宗旨定于从文化、历史和政治角度研究文学的功能和文学对现实的涉入，并指出“文化唯物论”具有“四要素”：历史的发展脉络、理论的方法意向、政治的权力参与和文本的分析框架。[3]多利莫尔指出，“文化唯物论”主要研究倾向是同文学的文本相联系而关注以下问题，诸如：国家权力和对权力的抵抗问题，重新评估一定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针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激进倾向问题，边缘的意识话语对主流话语的挑战和遏制，女权主义观点中女性的真实存在状况和其对文学权力的新理解，国家内部各阶级集团间的冲突和各种权力概念的当代阐释等问题。[4]可见，多利莫尔力求从多角度探讨文化和艺术，关注历史和理论如何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在为意识形态批判扫清障碍的同时，去解答当代文学研究的纯文本语言问题的危机。

“意识形态”是多利莫尔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他的政治文化批评的标志性符号。从第一部著作《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与同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与权力》（1984开始，到《历史与意识形态：亨利五世的例证》（1985）、《政治的莎士比亚》(1985) ，包括90年代以后的《性别歧见：从奥古斯丁到王尔德，从弗洛伊德到福科》（1991）、《西方文化的死亡、欲望与迷失》（1998）、《性欲、文学和权力》（2001），多利莫尔始终围绕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以政治文化批判意识深入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现象个案之中，他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学的特殊价值属性，并对各种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批评问题作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解读，其文学批评体现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特征。

多利莫尔强调两种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界定。一是马克思早期的“虚假意识”说；二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和陈述。[5]然而多利莫尔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完全是“虚假意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真实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且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本身绝不是虚假的。并且他认为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实践乃至物质实践，从而淡化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最终削弱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6]多利莫尔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坚持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源头，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恢复并增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从此出发，多利莫尔发现“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充满挑战的话语体系，他展开了文学的历史意识形态分析，强调文本解读的意识形态性，并进一步关注到“合法性问题”。[7]

在多利莫尔展开政治文化批评过程中，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多利莫尔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历史的多重复杂关系，他指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8]任何文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中产生和发展的，任何批评阐释都离不开社会和历史的根基。多利莫尔坚持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他同时指出，文学或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也不是那种“对称”的关系，他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坚持是对文学所置身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强调，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文学艺术始终是在这种“变动”的历史中存在和发展的，所以，他对文学所作的意识形态性理解是要求文学批评始终要以一种“介入者”的姿态关注文学在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展现，强调文学批评要在切入文本意义深处的过程中展现意义的生成和表现过程。多利莫尔指出，必须从原来社会文化所强调的历史重点，转移到揭示权力运作的相互性、二元对立话语的差异性、历史主体的支配性等，只有把握了这种“共时性”向“差异性”的转移[9]，并真正了解和把握这种差异排斥性，才能真正理解“遏制与颠覆”作为文学对历史意识形态参与的重要意义。[10]

多利莫尔强调在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探究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双向建构因而成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基本方法。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文化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对话性特征，其独特之处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的对话。例如作者和读者的对话，读者和作品的对话，读者与其它读者的对话,作者、读者与社会语境的对话等。这种对话性特征体现出多利莫尔对文学研究主客体双向建构关系的特殊理解。多利莫尔反对在文学研究中追求“纯粹性”的做法，他既反对那种不重视文本分析的传统的文化社会学批评，同时，多利莫尔对所有版本的形式主义都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而且使用“审美的”（aesthetic）一词来形容那种将注意力过分指向形式的批评方法，[11]可见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也不同于所谓的“审美批评”或“内部批评”。相反，多利莫尔总是将文学批评对象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从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阐述文学文本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他强调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权力、文学与历史的矛盾运动，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个人与群体、权力话语与非权力话语等各种力量相撞击的“合力”结构中展开批评，以文化视角关注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及其意识形态范式。可见，多利莫尔把对“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更加注重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从而将“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升为对文艺本质性的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这种从政治文化批判角度研究文艺的思想在认识上充满了分歧，并展开激烈的论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迅速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引入给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带来极大冲击，学术界掀起了文化研究热潮，并引发了文学研究（批评）和文化研究（批评）关系的论争，其中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究其实质，他们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这种“从文化批判角度”进行研究的文化批评，到底属于所谓的“泛文化”的研究还是文学领域的研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如何理解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即如何认识文学的本质问题？

可见，对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进行详尽而系统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学术界具有强烈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启发意义。从方法论角度讲，多利莫尔认为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一个由多因素、多层次、多维度构成的动态的“合力”结构关系体系，因此，要把握如此复杂的结构体系，单凭某一种方法，仅仅关注文学的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某一部分、某一要素的研究，只能是对文学的某一属性特征的认识，注定只能获得“片面的真理”。[12]多利莫尔通过揭示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突破了实证主义思维的指称性设定，主张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阐释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历史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寻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并将文本、主体和社会历史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这种动态性与整合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我国当前理论界探索文艺的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因而，尽管在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片面性，尽管多利莫尔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这种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观念和“双向建构”式研究思维与实践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预示着文学研究必然走向综合与互补。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其政治文学批评本身存在一定的“激进主义”倾向，如果把握不准极易陷入“激进主义”泥潭。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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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学文《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月。

[2] Peter Erickson “Review of ‘Political Shakespeare’”,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37, No.2.(Summer,1986),pp.251-255.

[3] J Dollimore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s.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vii

[4]同上

[5] J Dollimore ,“Introduction: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s.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vii

[6] 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p.10-18

[7] 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p.73-78

[8]同上p.9-12

[9]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Culture and Textuality: 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 Textual Practice, 4,1990,pp.91-100

[10] 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 p.109-110.

[11]同上，p.137.

[12]马龙潜《方法论意识和问题化意识》，《甘肃社会》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