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

　第三、日本走向"大国"是国际格局多极化使然。

　　政治是的集中表现。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现实必然要反映到政治上来，这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不能不接受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事实，正如日本不能不接受中国走向"经济大国"的事实一样。

　　二战后，长期遵循"吉田路线"、推行"日美基轴主义"的日本，其外交在本质上是"中等国家（MIDDLEPOWER ）外交".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佐藤荣作内阁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曾提出"非核中等国家论"，直到1983年中曾根才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此后，做"政治大国"成为日本在实现"经济大国"之后的一大夙愿。但是，在日趋紧密的日美同盟之下，日本尽管有做"政治大国"的愿望，其外交在本质上依然摆脱不了对美从属的"中等国家外交"的境界。最近，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日本进一步成为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主要追随者之一。

　　但是，如果说日本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那倒也不尽如此。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日美关系中既然有美对日控制的一面，就必然有日对美反控制的一面。日本不是美国的一个州，日本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利益与美国利益的关系既非是完全重合的关系，也非是后者包容前者的关系。然而，"独大主义"膨胀的美国，在对日本颐指气使之际，大有把日本利益当做美国利益的一部分的气概，这就不能不引起日本的不满。而随着日本越来越倾向坚守自身的国家利益，日对美的独立性将会日趋明显。近年来日对美废弃其对"京都协议书"的承诺，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等单边主义行为是有所保留的。日本拒绝美提供"情报保护伞"，自行研制和发射侦察卫星，小泉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也是日本试图推行独立外交的尝试。至于日本利用反恐和伊拉克战后处理向海外派兵，也并非完全是"为了美国"，而是有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此，尽管日本有对美从属的一面，但也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日本乃美国附庸".当今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虽与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在不少地区"热点"冲突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日本在推动签署防止地球温暖化的《京都议定书》和全面禁止对人地雷条约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日本也是仅次于美国，向联合国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是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

　　可以认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与日对美独立性的增强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对日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是不会高兴不会支持的，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会逐渐变得不那么"紧跟"，不那么听话，甚至成为像某些欧洲国家那样的虽为美国"友邦"、"盟国"却敢于顶撞美国的国家。

　　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符合多极化趋势，是世界格局多极化使然。换句话说，在日本做"政治大国"、增强对美独立性的主观愿望背后，是世界多极化趋势这个客观的必然作用。

　　中国对外战略是坚持重视联合国的作用，推进多极化。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作为多极化的一个体现，中国没有必要多加牵制、而且也牵制不住（正如日本牵制不住中国走向经济大国一样），我们宜采取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协调的方针。中日两国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基于共同的"亚洲意识"和"地区主义"战略，在政治上有着相互支持、协调的需要，这不仅可增进两国利益而且有利于提升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在中国加入WTO 问题上，日本曾给予中国很大支持，并且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协议的国家。在1989年西方国家对"六·四"风波后的中国实施"制裁"问题上，也是日本在1991年初首先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了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时任大藏大臣的桥本龙太郎是"yk·四"以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部长级官员，在桥本访华期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曾表示："我们很赞赏你这种勇敢的行动。"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使用了"勇敢"一词，是因为日本国内一部分政治家和官僚曾担心日本首先恢复对中国的日元贷款，会刺激美国国会，并对日美经济摩擦产生不利影响，还担心日本在西方国家中表现突出，会被欧美各国视为"无原则国家".在政治上相互支持，也有一个时机问题，这就是在对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支持。例如在1991年初日本恢复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之际，日本政府的考虑是，当年将召开的"西方发达国家会议是一个分界线，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恢复对中国的日元贷款，其效果是不一样的，既然迟早要恢复贷款，考虑到对今后日中关系的影响，迟做不如早做。"其用意就是，预计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议以后，西方国家都将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日本到那时再恢复对中国的贷款，其外交效果将大打折扣。

　　反过来说，中国对日本提供政治支持，也需要考虑选择时机、效果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协调。至于在何时、在何种具体问题上给日本提供什么政治支持，这完全是"外交技术"问题，恐怕不属学者研究的范围。总之，中国乐见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目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大致相当，都可能在日渐形成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时，世界多极化包括双重意义，其一是国家层次上的多极化，其二是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比如欧、美、亚等各成一极）。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地区的振兴，必将为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作出贡献。总之，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程上中日两国是有共同语言的，是可能做到相互协调多于相互牵制的。

　　第四、继续推进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一环的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多增加一些大型合作项目以便充分发挥中日经济互补性的潜力。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十六大明确主张要"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而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继续推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环的中日经贸关系，在化与信息化这两个领域将中日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正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我们既要增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推动作用，又要尽量减少中日政治矛盾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还要理性地对待两国间的经贸摩擦，避免经贸摩擦发展、上纲到政治摩擦。总之，要将中日政治、经济矛盾给中日两国和最广大人民（包括子孙后代）本应获得的"经济合作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减至最小，要通过发展中日政治关系来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需要减少政治矛盾对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或减少经贸摩擦对政治关系的负面影响时，宜实行"政经隔离"；在需要利用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的促进作用或利用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时，宜实行"以政促经"和"以经促政".对中日经济互补性的分析表明，中日之间开展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十分有利于将中日双方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达到更佳的"双赢"效果。特别是在中国迎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和开始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两国搞一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与大型建设项目的需要更加凸现，而对中日大型合作项目进行评估时，基本上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以经济技术合理性为依据，而不宜过多掺杂政治、感情的因素；应首先考虑这种合作给本国带来什么利益，而不必为这种合作是否让对方占了便宜、是否在"帮助本国的竞争对手"而过虑。

　　第五、要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之下，以更有效更的方法解决好中日间的认识问题。邓小平说过，中日"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既然是指"我们之间一切问题"，当然也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当然也意味着发展中日关系（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如果中日因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弄僵了，形成两国"谁也不理谁"的状态，那么中日间的其他问题还怎么解决？其中很多问题是耽误不起拖延不得的。比如，历史问题至少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当年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化学武器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如何清除毒弹，日本要对此负责。如果因为历史认识问题闹得两国领导人"谁也不理谁"，岂不是给日本逃避责任提供更多的缓冲机会？此外，中日在经济、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与抗非典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方面，都有大量的、耽搁不起的对话课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历史认识这一个问题而耽搁了其他更多、更紧急的问题的解决。

　　就历史认识问题本身来说，它显然也不可能在两国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两国间不断交流与对话、通过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入，才能使历史认识问题不仅在领导人的表态上，而且在两国广大人民的心里真正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宜将历史问题看做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不宜说"中日两国只有在历史问题上达成一致、有了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在中日间存在的众多问题中，不宜以其中一个问题的解决作为为解决其他问题开展对话的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而不是只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6]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国际争端、国际事务上都强烈呼吁当事者要保持冷静，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那么，这种主张当然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处理对日关系，处理对日历史认识问题。中日两国中止高层对话甚至"隔绝"，正是日本右翼所求之不得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永远否定、美化、隐瞒侵略战争历史，阻止日本人民通过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来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

　　包括历史问题在内，解决中日间的各种问题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都必然是斗争与妥协的结合，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是与发展两国关系的"过程"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两国关系的发展，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也就失去了依托。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对中日间出现一些摩擦不必大惊小怪，从一定意义上说，摩擦或许正是达到相互理解的必经之路。毛主席说过，中日间是"不打不成交"，如果1972年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不是"又打又交"，而是"只打不交"甚至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的田中角荣"下逐客令"，那就没有"中日联合声明"，没有中日复交，就没有尔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当时我们的整个国家战略就会被打乱。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不能一遇问题就"气炸"，就相互不理。

　　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应该首先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日本人民并没有否定历史，但在一部分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厌烦"、"不愿提过去事情"的情绪，对受害国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轻人之间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人们担心日本年轻人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不利于未来日本通过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的方向，这应该说是出于对日本的一片好心。但是，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饶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在对少数右翼作斗争的场合，则要坚持原则性，也要讲究策略，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打政治仗，这样反而让一贯喜欢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机扩大其市场和影响。至于对个别政治家为了表现自己"敢作敢为"、争取选民支持而做一些出格、怪怪的事，有时可以不予理睬，嗤之以鼻，不帮他争选票。

　　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脱颖而出，走上政治聚光灯照耀下的日本政坛。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新生代政治家对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吃惊，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

　　小泉首相或许正是所谓"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了争取部分选民支持和迎合国民期盼强势政治家出现的心理，利用"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其制衡功能日趋减弱的局面，在担任首相后不到两年内3次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强烈的"我行我素"、"敢于说'不"'、"敢做别人所不敢为之事"的政治风格，引起了包括中、韩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使中日政治关系陷入低谷，高层互访基本中断。但是，我们在批评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时，也要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比如他主张加强中日合作（在2001年4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小泉在四个候选人中最明确提出"日中友好"），一再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主张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范围推进日中经济合作，作为日本保守党领导人第一个去卢沟桥反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等等。今年5月31日中日领导人在离双方国家数万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实现了今年第一次、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中日高层对话，正说明我们十分重视维护中日双方业已确立的两国间高层会晤、政治对话与磋商机制，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恢复对话的高度灵活性。日本媒体将中日领导人的这次会晤评价为"新型日中关系的开端".[7]毛主席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日方来说，"正确认识历史"的主体是日本人民及其政府，换句话说，我们期待的是日本人民及其政府来"正确认识历史"，这个行为主体是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而从现状看，当今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尽管比起过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最终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相信人民总是要自己自己的，对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恶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

　　在如何处理历史认识问题上，韩国总统卢武铉最近对日本做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与小泉首相商讨了韩日间的具体而紧急的课题，加强了韩日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关注。韩国是和我们有过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韩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一方面又不耽误韩日领导人及时商讨两国共同面对、亟待解决的课题。尽管卢武铉总统因为访日计划"择日不当"而受到国内舆论的批评，但作为面临堆积如山的内外课题的一国当家人，在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关系上，应该说是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尽管韩国民众的情绪决不在中国以下，但卢武铉总统还是迈出了"面向未来的务实外交"的坚定步伐，这说明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不管在一时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总之，我们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不要总是为这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摩擦不止，努力跨越历史问题的障碍。世界各国的外交实践表明，良好的外交状态应该是"安静、务实、以大局为重"，而不是忽而热烈拥抱忽而吵吵嚷嚷。既无须搞"蜜月外交"，又不必摘"赌气外交".

　　第六、排除感情因素，对日本的现状、实力及其未来走向进行实事求是的估价，力求做到准确、客观。

　　实事求是地估价日本是我们制定对日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会对整个中日关系乃至人民感情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对日本，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是一个客观事实，既不是人家在那里故意"哭穷"，故意"隐瞒经济的真相"，也不是"老虎扑上来之前的后蹲".但是，从经济技术实力看，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科技竞争力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海外纯资产、外汇储备和个人资产位居世界第二，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亚洲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比包括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多。日本还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在诸如人员素质、环保和公共卫生水平、产品和服务质量、重组、全民和产业的信息化程度等反映经济"质量"的诸多方面，也有很多指标领先于世界。因此，不能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而认为日本经济已"走向没落"、"一无是处"、"已被淘汰出局".不要带有情绪地故意抬高或贬低、夸大或小看日本，进行偏离客观事实的舆论导向，而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客观准确地估价日本经济现状，要把经济形势问题与经济实力问题区分开来，更不要在评估日本经济状况时掺杂进和感情因素。

　　关于日本的综合国力，我国的学者进行了各种估算，尽管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不大一样，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总能向一个比较准确、客观的结果逐步接近。不久前看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报告，该报告对美、中、日、印度、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分别估算为22.785％、7.782％、7.749％、4.365％、2.808％。[8]如果以此报告为依据，那么，可以认为（1）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非常接近（为1比0.996）；（2）在综合国力排名中占第2至第5位的4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总和（22.704％）仍不及美国一国的综合国力（22.785％）；（3）从1980年至1998年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幅度（3.046）为同期日本综合国力提高幅度（1.712）的1.779倍，目前正是上升中的中国与相对停滞的日本在国力对比变化过程中"擦肩而过"时期。可以说，这三个事实构成了影响中日关系变化的基础性因素。

　　第七、对中日复交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应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有一种估价是，中日关系处于"复交以来最坏时期"，其依据是在两国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在中日两国"对对方国家持好感的人数比例"大幅下降。另一种估价是，中日关系处于"中日交往两千多年来的最佳时期"，中日两国经济已经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依据是从2000年以来两国贸易额、日企对华直接投资额以及两国间人员往来规模均一再创新高，特别是有十几万日本企业人员及其家属长期扎根于中国，与中国人一起从事经营与生产活动，"中国货"与"日本货"已经相互渗透、结合，以致有人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只能反映出他对经济全球化现实的无知。此外，两国的地方交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展现出良好势头，到2002年12月为止，两国间的友好城市数量达到了289对。总之，当今中日经贸、人员交往、地方交流的规模实乃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的现象。

　　应该认为，中日关系"处于复交以来最坏时期"和"处于有史以来最好时期"这两种估价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应该坚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估价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既要看到两国政治、经贸关系领域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摩擦，又不应低估两国间大量的、日常的、民间的和生产性的密切交往的巨大份量，更需要看到如果不是在政治关系方面存在"发展的瓶颈"，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水平可能比现在这个状况更好更活跃，给两国带来更大利益。与此同时还需指出，在评估两国关系时，"中央领导人互访"固然是重要的标志性因素之一，但也不宜将这个因素看做是估价中日关系的唯一的标志，因为中日关系已经形成为多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层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其他民间部门）的"多元、多层、立体"关系，特别是中日企业合作与中日地方合作已构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从"利益是中日关系的基础"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相信随着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日共同利益日趋认同，随着中日共同利益因为两国合作进展而日趋显现并扩大，中日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中日关系的前途应该可以感到乐观。当然，由于政治、经贸等领域发生摩擦，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波动起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不至于因为一时的摩擦而发生改变，两国完全有可能避免"因为反复的历史摩擦、感情摩擦而从根本上动摇、恶化两国关系"的可悲结局。

　　第八、日本是追赶欧美、实现化的最大成功者，既然我国仍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发展途中，那么，日本追赶欧美、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尽管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国际上对日本经济的评价有所下降，然而当今日本经济存在的不少问题，在中国经济当中也存在，日本在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日本加快推进信息技术革命、重视环保和公共卫生、重视能源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重视。中日都是"改革中国家"，应围绕如何解决各自发展和改革所面临的新问题多开展一些相互交流与借鉴，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因为别人夸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沾沾自喜，我们要力戒骄傲自满，在国际社会上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虚怀若谷地学习他国长处。

　　第九、中日间应该成为能容得下对方善意批评的友好邻邦，不应对对方的批评过度敏感，对每一句话都猜疑背后是否藏有恶意。当然，批评要"与邻为善"，要实事求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就不是"与邻为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此同时，中日两国政府也应认真听取本国国内有识之士呼吁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谏言，防止出现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围绕中日关系的讨论十分热闹，中日关系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永远也争论不完的话题，甚至相互成为两国内部的国内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关切、参与有关中日（日中）关系的讨论，这在本质上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外交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我们在这种讨论当中既可了解到民众的情绪，又可吸取到民众的智慧（我们自己也是民众的一份子）。

　　需要指出，现在中日之间不是战争和对抗的年代，因此不宜给那些为国家利益着想、敢于在最棘手最敏感的外交问题上提出铮铮谏言的人们随便扣上"卖国贼"或"x奸"的帽子。在国际关系上只有当两国处于敌对、交战状态时，亲对方国家的人才被说成是"卖国贼"或"x奸".比如就美日关系而言，在美国政界、学界中就有一批"亲日派"，但这仅仅反映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更加重视、接近日本，不仅跟什么"卖国不卖国"根本扯不上，而且也不带有什么贬义。然而，在中日之间，"亲日派"、"亲中派"不仅具有贬义甚至成为罪名，这只能说明虽然两国外交关系早已"正常化"，但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仍然"极不正常".最近，中国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被日本大肆炒作"，其主流恰恰表明在日本出现了空前的"重视中国"的气氛，表明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日益成为日本广大国民的普遍关切和要求。关于中日（日中）关系需不需要发展和如何发展的大辩论，已经扩展到中日两国之间，两国的经济、政治、学术等各界人士都在为如何突破中日（日中）关系的瓶颈而"费尽心机"、贡献智慧。除去在这场大辩论中"浑水摸鱼"的日本右翼之外，应该承认参加到这场辩论中来的中日双方人士都是出于善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对中日双方都有利的两国关系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文章在国内，特别是在网上受到了一些批评，这种批评（除去一些人的谩骂）完全是正常的，批评者完全有进行批评的权利，当然被批评者也完全有反批评的权利。忠言往往逆耳，一时得不到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的理解是很的。这里，笔者想对某些批评者经常使用的一些说法提出商榷。这就是不少批评者批评有些中国学者的文章"使日本方面如获至宝"，"是替日本说话"等。这种说法令人感到它依据两个逻辑，第一个逻辑是"中国和日本是完全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从"中日对立"的逻辑出发又形成了"替中国说话"和"替日本说话"的对立，人们要么选择"替中国说话"的立场，要么选择"替日本说话"的相反立场。第二个逻辑就是"日本是铁板一块"，"日本方面"都是反对中国的，至少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因此中国学者的话"使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至少是"站错了立场".但是，这两个逻辑是不成立的。首先，在中日复交以后，中日关系不再是"对立的、敌对的"关系，这意味着"替中国说话"和"替日本说话"完全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替中日双方说话"、"替中日共同利益说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却越来越大。其次，鉴于日本国内既有对华友好的力量，又有对华不友好的力量，我们的学者的话"使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就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是"使日本国内对华友好的力量如获至宝"，那就应该说是好事；如果是"使日本国内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如获至宝"，那就应该提高警惕，要注意防止自己的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总之，我们的学者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对日关系方面提出自己的积极建议，应该说是体现了作为中国公民的可贵的责任感和勇气。

　　第十、发展中日关系也需遵循十六大提出的广泛开展民间外交，通过增进人民间的友谊来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张。当今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政治、外交方面问题不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财物跨国流动的"门槛"日益降低，以贸易投资、科技、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日趋发展，一个"以民为主"的中日广泛交流时代正在到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两国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成为推进中日关系的两个轮子，"友好"所象征的精神力量与"合作"所产生的物质利益正在通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良性循环，促使整个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在发展民间交流的过程中，特别要重视发展迄今为止仍十分薄弱、与经济交流极不相称的两国文化交流，其中特别是两国媒体之间的交流和教育的交流，把文化交流、媒体交流和教育交流等作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重要手段。人们期待两国的媒体为中日关系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在传递有关对方国家和两国关系的信息方面做到更加全面准确、更加"向前看"和实事求是。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能否友好相处，能否正确对待两国的历史（包括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大约半个世纪的不幸历史以及两国复交后的友好交往史），关键在于教育。现在日本每年有大约4-5万名中学生到中国来进行"修学旅行"，是一件值得坚持并扩大的好事情，而且应该发展成为中日中学生双向的"修学旅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启动由中日两国学者（进而吸收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参加）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的计划。

　　文化交流是双方友好往来的重要载体，也是相互沟通的最佳媒介。在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交流对中日关系的促进作用方面，一位日本教授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他说："日本的年轻人批评现今'日中友好活动'存在着'形式化'的问题，总是讲一些老话套话，年轻人已经听腻了。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不同年龄的日本人之间的'代沟'，不要总讲一些老话套话，应该在中日交流中注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鲜内容，大力发展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给年轻人以新意和新鲜感。日中之间需要有新鲜感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新大众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这种相互交流和学习可产生很好的效果。"总之，无论是在民间交流还是在文化交流中，应该十分重视中日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努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