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小说的热点与走势的个案分析之一：王朔与所谓quot;痞子文学quot;

 引言  走向多元化的90年代小说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走向。从题材的角度说，80年代的小说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热点、一个热点线性交替的趋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这一个个文学潮流基本上根据小说的题材内容（即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或公众关注热点）进行命名的，它们相互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纵向的替代关系而不是横向的并存关系。从形式的角度说，交替出现于80年代初期与中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派小说文体上的实验还没有引起作家的注意（虽然王蒙80年代初的一些小说已经在尝试意识流的现代小说技巧，但是并不普遍）；而从8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期，小说主题意识开始淡化，文体意识、语言意识凸显。实验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涌现，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不能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当时的一个时髦口号是"小说就是叙事"。这些特点使得80年代小说潮流的变化比较容易进行描述，因为它的演化有比较明晰的轨迹。
       这种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90年代的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势，它的轨迹不再像80年代那样易于描述。我们几乎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90年代小说的总体趋势，首先，自王朔开始，90年代的小说出现了与市场的成功联姻，创造了一年稿费收入100万元的奇迹。同时，王朔的写作也极大地挑战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标志一种新的知识分子或作家类型--所谓"码字工"的出现。此后，小说创作的市场化趋势就越来越强劲；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对于市场化的小说创作的顽强的批评与抵制。商业化小说创作与非商业化的小说创作同时并存的现象；其次，与商业化、市场化的趋势相关，90年代小说中属于大众文化类型的作品比80年代有了较大比例的增长，纯文学在整个文学中的份额有明显的减少趋势。但是纯文学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在某种意义上说，纯文学得到了比90年代更成熟的发展。第三，90年代的小说还出现了公共化写作与私人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产生了80年代罕见的私人化写作（以陈染、林白、徐小斌为代表，也包括其他一些所谓"晚生代"作家）。这些写作回避重大的社会性、公共性主题，深入挖掘个人性的经验内容、乃至属于与社会性的公共道德抵触的异常性经验。但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公共性主题的彻底消失。比如以"三驾马车"（谭歌、刘醒龙、关仁山）为代表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文学就重新开始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反腐倡廉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下岗再就业问题、问题等等），受其影响，社会问题小说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正因为这样，我们感到全面地描述90年代的小说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本章准备选择90年代三个有代表性的、也是引起极大争论的个案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它代表的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小说写作，也标志着一种具有反启蒙、反精英乃至反知色彩的价值观念与小说观念的出现；陈染等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它的意义在于以创作的形式表明"私人领域"的出现；以"三驾马车"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必须再次指出：它这些小说潮流是共时并存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取代的关系。          王朔与所谓"痞子文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上出现了竞相谈论王朔的文化景观。这个争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终于在90年代末再次火暴，并跨过21世纪的门槛，一直延续到今天。王朔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由王朔引发或与王朔相关的争鸣涉及到转型时代的文化价值建构问题、对大众文化的评价问题、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等。90年代几次大的文化讨论，如"人文精神"的争论、"大众文化"的争论、知识分子的争论，几乎没有一个与王朔无关的。甚至可以说，王朔的出现是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世纪末大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王朔的不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划分知识分子不同立场的标志之一。
       王朔的小说一般被分为纯情类（又称为言情小说）与谐趣类（又称调侃式的小说）。前者如：《浮出海面》《永失我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空中小姐》等等；谐趣类如《玩主》《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等。
       有人认为，王朔的言情小说是"写得更为动人的"，"更为读者认可的"。（1）而我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的纯情小说无论是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技巧上，都没有充分体现王朔自己的特色，也没有构成对于既有的写作模式与文化模式的挑战。这类作品体现的是传统的道德观念，描写的是传奇式的浪漫爱情。其中的主人公表面上玩世不恭，骨子里爱情至上。这类小说的价值观念、艺术特点都与一般的通俗小说大体相同。  
       具体说来，这类小说的特点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情节的煽情性。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是十足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为情而生、为情而死，这种爱情至上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非常主流的，他与王朔谐趣类小说调侃与挑战主流价值的特色迥异其趣；二是作品以情节取胜而不是以对话取胜。与王朔谐趣类小说不同，这类作品把故事编得颠来倒去，演绎一端浪漫而富于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情节的密度较大，经常设置悬念，施展延宕、悬念等技巧，叙述的成分远远超过对话、议论。在这方面与一般的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不同；三是价值观念的传统取向、唯情主义，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王朔的这类小说大多数都已经改变成了电影或电视剧（如《永失我爱》《过把瘾》等），它们属于真正的大众文化。而王朔的许多谐趣类的小说在我看来不能归入大众文化的范畴，因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这类小说都具有实验性与先锋性。  
       王朔的谐趣类的作品擅长调侃、讽刺，对于神圣的传统道德、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对"文革"时期的教条与官方意识形态，对文人、对于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自大自恋与假清高、假正经等）统统进行了尖刻的讽刺、挖苦，体现了王朔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姿态，即嬉戏与逍遥，玩世不恭；同时这类作品也最能够体现王朔小说的独特风格，尤其是在语言上最能体现王朔的特色，即王朔式的口语化、大众化写作，作品中人物反讽、戏仿式的语言占有突出地位。基于以上原因，下面的讨论就以他的这类小说为对象。

       （1）、参见《看上去很美》"编者的话"，华艺出版社，1999年。


       一、  王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颠覆力量  王朔一向以善于调侃、玩世不恭、没有正经、嬉皮笑脸而著称。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也使得他获得了"痞子文人"、"痞子作家"的否定性称呼。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如果说由此就认定王朔的小说没有任何积极的革命意义，就完全忽视了王朔小说的颠覆性力量与革命意义。王朔的反叛与调侃有很大一部分针对的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化所制造出来的种种英雄谱系与道德教条，调侃"革命"政治、主旋律、假正经、虚伪、做作、传统道德。，从而有了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颠覆性，散发着强烈的民间色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具有一定的启蒙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意义。
       王朔最常用的叙述策略就是"戏仿"或"滑稽模仿"（parody，又译为"派罗蒂模仿"）与随意拼贴。他着意打破主流文化所设置的世界秩序/等级以及与之配对的语言秩序/等级，大词小用（在描述微小、卑琐的人物或事件时使用宏大的、堂皇的话语），小词大用（在描述宏大、堂皇的人物与时间时使用微小、卑琐的话语），造成一种滑稽、错位、颠覆的效果，消解了堂皇话语的神圣色彩。在这一点上他又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也有点像政治波普，把可口可乐广告、红宝书、毛泽东像章等加以拼贴、并置，消解其政治意义与神圣性。
       那么，什么是滑稽模仿呢？如果说，一般的模仿把模仿对方当成仿效与学习的楷模，是学习的一种方法与手段；那么，滑稽模仿就是旨在颠覆模仿对象的一种模仿。在这里，模仿并不意味着学习，而是意味着颠覆。滑稽模仿的方式具体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类描述平凡琐碎的事物，借不同的表现风格使其升格；一类描述庄重的事物，以相反的表现风格使其降格。"（1）前者的特点是：对于可笑的卑鄙的对象（包括人物、事件）用宏伟、庄严、神圣的宏大语言加以提升（升格法）；后者则对于庄严、神圣、伟大的对象（包括人物、事件）用卑微、下流的语言加以贬低（降格法或贬低法）。
       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最典型的滑稽模仿式小说可能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部小说整个就是对于中世纪骑士小说的滑稽模仿，而它的目的则在于颠覆骑士小说及其它所代表的骑士制度。小说表面上遵循了传统骑士小说的所有人物设置和情节结构，但是所有这些人物与情节都完全失去了传统骑士小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比如，传统骑士小说中的骑士是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而堂·吉诃德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疯子；传统骑士小说中的骑士都有一个传奇式的经历，而堂·吉诃德的"传奇"经历是斗风车；传统的骑士都有一个聪明而忠实的仆人，而堂·吉诃德的仆人则是一个愚蠢而爱占便宜的农民；最后，传统的骑士都有一个绝色的美女，他的一切传奇经历都是为了讨得她的欢心，而堂·吉诃德的心中偶像则是他隔壁的那位蠢笨如牛、庸俗不堪的家庭妇女。总而言之，《堂·吉诃德》模仿了骑士小说的外在形态与局部因素，但是它的模仿恰恰是为了瓦解骑士小说的文化价值意义。
拼贴也是王朔常用的、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写作手法。它的特点与滑稽模仿类似，都是把被描述的对象抽离其原来的语境，加以随意的拼贴（比如政治波谱中常用的把某位政治领袖的画像与可口可乐瓶拼贴在一起，同时达到提升与降格的效果），结果，由于语境错置而产生荒诞、滑稽的效果。滑稽模仿与随意拼贴的含义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其特点是语言与真实意义之间的错位、脱节以及由此造成的反讽效果。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王朔这类带有潜在政治意味的小说中，滑稽模仿与拼贴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字游戏，其功能只是逗乐搞笑。毋宁说它是特定条件下弱者冒犯强
（1）约翰·邓普：《论滑稽模仿》，项龙译，第2页，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者的一种特殊策略。它的特点是不直接挑战统治者的权威，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模仿权威的方式挑战权威，颠覆权威的神圣性。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学生通过对教师的言行举止的滑稽模仿来冒犯教师的权威。
       有两点对于理解滑稽模仿特别重要。
       首先，滑稽模仿是弱者的艺术。强者对于弱者常常不会采取滑稽模仿的方式，这会削弱它的尊严与神圣。它要么直接地、赤裸裸地压制弱者，要么以蔼然长者的姿态出面训导与诱劝弱者，对其加以招安；而弱者由于其弱而不能直接冒犯权力，它必须迂回曲折讲究战略并且适可而止，滑稽模仿就是其中之一（王蒙说王朔"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这正是对于既冒犯又掌握分寸的弱者抵抗艺术的精彩描述）；
       其次，滑稽模仿的主体往往是一个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的人，他在对于强者进行滑稽模仿的时候很少板着面孔、自以为是，一般总是伴随自我调侃与自我贬损（比如"我是流氓"，"我们是一帮俗人，只知饮食男女"等），一副油腔滑调拿不上桌面的样子。这与强者对于弱者的态度（无论在压制时还是在训导时）的严肃与刻板是极为不同的；
       第三，滑稽模仿与拼贴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通过升格与降格的方法消解、颠覆了主流文化在人物、事件以及话语中设置的高/下、尊/卑、伟大/渺小、宏伟/琐屑、深刻/肤浅、有意义/无意义等文化-权力等级秩序。文化传统的力量及其权力运作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在各种对象（事件、人物等）之间设立了等级秩序，相应地也在描述与讲述这些对象的话语之间设立了等级秩序。王朔小说的革命意义主要就表现为对于话语等级与话语秩序的颠覆与消解。  
       以下是我们随便在王朔小说中找到的一些例子：
       《玩主》中的少妇埋怨丈夫（由"三替公司"的马青替代）的侃瘾："别回家了，和老婆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的和哥儿们神侃没准还能侃晕个把水汪汪的女学生就像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还说得过去，没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那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流水……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中苏谈判是一个曾经被认为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事件，也是一种正经严肃的政治话语；但是在这里，它被降格为痞子的瞎侃--无聊的无意义的话语，犹如拉了抽水马桶以后的哗哗流水声）
       《我是你爸爸》："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关键是夹起尾巴做人。"（本段中的前一部分套用毛泽东语录，它曾经经常被用在社论或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词中，似乎标准的官方语言；但是后半部分一转换，把它的原义来了一个彻底的颠覆）
       《一点正经没有》："学好容易学坏难光脸厚心不黑也不行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么。"（"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同样是官方的社论或其他重要文章中常用的成语，它也是我国教育界耳熟能详的教育思想。但是在这里它被用以表现一个人变成坏人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它把"百年树人"改为"百年树木"，也是对于树人理论，实即教育理论的调侃）
       《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玩文学。""忧国忧民成毛病了，从来不拿自己当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本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经典命题，以后一直是党指导文艺的最主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原则。这里巧妙地运用了这句话，但是把它的内涵加以彻底的转换，为工农兵服务变成了为工农兵"玩"文艺）
       《痴人》："心灵不美可以陶冶，长相不美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心灵美高于外表美，这是主流文化价值系统设置的一个重要等级，在这个等级的背后还有道德高于欲望、精神高于物质、灵魂高于肉体的一系列等级体系。这里则套用了心灵美、外表美的套语，但是反转了它的含义）。
       以上都是对于曾经是或今天依然是冠冕堂皇的宏大话语的滑稽模仿，颠覆与消解了它们的神圣性与庄严性。在王朔的小说中甚至还有对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滑稽模仿。比如"中麻委"、"捧人协会"、"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等，通过滑稽模仿对于这些政府机构进行巧妙的挑战。最精彩的还是下面的这一段：
       "要是咱们哥儿几个一人手里一支枪呢？"
       "那这城市咱们就军官了，直接冲进市府改公社了。咱们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轮流执政。"
       "我不用执政。"许逊插话说，"就派我去领导文艺界就行了。"
       "我管外贸和"，汪若海说，"以后你们到我的饭店吃饭，一律按价倒找钱。"
       "高洋把公安、税收、海关抓起来。方言可以让他去管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所有的银行、一律没收"。高晋说，"小商小贩也一律课以重金罚款。"
       "北伐吗？"高洋问。
       "不，不，北伐干吗？"高晋说，"咱们独立了，中央政府要不干，咱们就区域自治。女士们可以作为咱们的代表派驻中央政府。"
       "多损，把咱们往虎口里送，他们要当政，咱们就得倒霉。"乔乔笑着说，"肥缺我们不争，安排个妇联、工会之类的群众团体，总行吧？"
       "还有，咱们不能犯巴黎公社的错误，要用铁碗，巩固政权就得这样。焚书坑儒算什么？我们杀就杀个血流成河。"
       "那我们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你们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
       在这段对话中，既有对于当下现实（如吃公款、要回扣）的滑稽模仿，也有关于过去革命年代的政治符号的挪用、并置与拼贴，更有对于那段曾经是神圣的历史的调侃。于是把一切关于革命与崇高、神圣与伟大的主流文化的神话变成了供人调笑的材料与滑稽模仿的对象。  
       此外还有对于党章这样的"超大文本"的滑稽麻烦："本党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发展起来--反证不让你闲着。""这点本党党章早有规定，不管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只要本党看你顺眼你就是本党党员--爱谁谁吧。"（《玩的就是心跳》）
       还有对于文艺政策的滑稽模仿："没关系，繁荣文艺么，那多热闹，到时候你们千万别客气，照死了打棍子，拿出那势不两立深恶绝痛劲儿，一打棍子我就名扬天下了。""数他机灵，我们不，我们就照死了夸你，说你是毛委员派来的。"（《一点正经没有》）
       "我倒不是不想让你当御用文人，问题是养狗还得管饭呢，没有白使换人家的。你现在去和上边商量，如果上边答应好好养你，给政治待遇给房子给津贴，你当大茶壶我也不管。"（《一点正经没有》）

       当然，王朔特别喜欢模仿的似乎还是"文革"时期被奉为圣经、一句顶一万句的毛主席语录，比如对于游击战方针的滑稽模仿："敌进你退，敌退你进，敌住你扰，敌疲你打。《诱妞大全》上就这么写着。"（《一点正经没有》）
       对于毛主席所说的"三种人"的模仿："现在我已经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那三种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点正经没有》）
       对于毛主席诗词的模仿："不准备变，岿然不动认死理儿不管山下红旗是否在望。"（《一点正经没有》）
       对于曾经被神化的领袖及其语录的这种戏仿，既不同于对它的尊奉，但也不同于对它的正经八百的批评（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启蒙主义运动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批评就属于这种正经的批评）。它把革命语录置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中，把各种意义与性质全然不同的话语并置在一起，从而消解了原有话语的"神圣"含义，造成能指与所指的错位，同时也凸显出它的荒谬、可笑极大的反讽效果。套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的一段话，在王朔的小说中，"嘈杂、喧闹、紊乱和最纯的诗意糅合在一起，于是，崇高和可笑之间的距离最终变成一个双关语，扩展成一篇没完没了的滑稽模仿。"（1）应该说，王朔的小说所以具有批判意义并获得大众乃至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喜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滑稽模仿、他的拼贴、调侃、不正经毕竟有相当多的部分是指向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向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的。王朔的走红决不只是一个语言风格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学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与社会心理的问题。中国读者的特殊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是王朔小说得以流行的重要的接受心理基础。王朔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应和了、呼应了、满足了人们对于从前的极左政治与虚假道德的厌倦，对于这一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化被消解为语言的碎片，同时又凝结成反叛的石头，掷向大众的政治无意识。

二、王朔小说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反智主义倾向

       如果王朔的调侃、反讽、嬉戏与"胡闹台"到此为止，那么，他或许会开罪那些极左的保守派，而不会惹恼精英知识分子。毋宁说，在反"左"这一点上王朔与精英知识分子具有接近或相似的立场。问题是，王朔的调侃、反讽与挖苦还涉及整个文化领域（包括文学活动、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以及整个精化）。在这方面，王朔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反智主义倾向。王朔曾经露骨地表现过对于知识分子的刻骨仇恨。他说："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浪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2）这一给王朔招来知识分子一片责骂与讨伐声的"自白"或许有王朔惯用的、通过故意夸大、出语惊人以自我炒作的讨巧因素在内，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朔的真实心理，符合他的小说文本中的价值取向。在他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几乎都是那么伪善、虚假、委琐、自私（从《渴望》中的王沪生到《编辑部的故事》中的赵尧舜），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王朔没有思考过知识分子在本身并不是什么强势群体，尤其是"文革"时期（也就是王朔"小时候"）的知识分子（御用文人除外），绝对是社会中的边缘人，他们中的幸运者也只是属于"可以好的"一类。在这里表现出了王朔的狭隘，也表现出了他的怯弱。拿他自己的话说，"打知识分子"是因为"打别人咱不敢，’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我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一触即发，攻必克，战必胜。"（3）这段话让我感到寒心和恶心，我想也会让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感到寒心和恶心。
       王朔的反文化与反智主义使得他不仅调侃特定时期的特定的文学与文学创作、特定时期的文学家的责任感，而且也调侃所有的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他对于文学以及整个文（1）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后转向》，刘象愚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168页。
       （2）《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3）《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化都来了个大扫荡：
       "文学就是痛苦，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
       "看看我们现代文学中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
       "扣子，你爸爸学坏可全是为了你，让你以爸爸为镜子长大到社会上谁是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专业进了文艺界，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办法，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谁让咱们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
       "  您得考虑好了，别一时冲动，干这事（按：指当作家搞创作）是要让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的。"
       "文学写作本是雕虫小技，任何人茶余饭后都可以此解闷，如同下棋遛鸟，嗜好而已，何用起照（申请执照，引按）？"
       以上均见小说《一点正经没有》）
       "林蓓你小心点，康宝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么？"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样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那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玩文学的方针。"
       "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
       （以上见小说《玩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点正经没有》，小说全篇都是讽刺调侃作家的，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呢？"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比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识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

       "现在干吗呢，"我问于观。
       "惭愧，不值一提。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丁小鲁）
       "咱怎么混得这么惨啊。"（刘会元）

       这是对于文学事业、对作家的职业、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所进行的空前未有的贬损与亵渎，作家、文学家身上的神圣光环与职业尊严被一扫而光，这不仅是对于文学事业与作家职业的嘲弄，而且也是王朔自己的自我嘲弄，因为王朔自己也是一个作家（这正是我们上面说的滑稽模仿的特征）。王朔在这方面可谓"身体力行"，他自称"码字工"，他的小说中存在相当多的自我贬损与自我嘲弄的成分。什么"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          "我们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男女"（《玩主》）等，虽然不能直接理解为王朔的自况，但至少这个"我"中有王朔的一半。王朔装出一副下蹲的姿势，在骂人的同时对别人说：你千万不要与我一般见识，"千万别把我当人"，我不是人还不行么？
       王朔不但亵渎文化与文学，不但亵渎带有特定与意识形态内涵的伪崇高假崇高，他也亵渎一般意义上的崇高、神圣、理想、精神与青春等。这也是王朔与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的区别。在80年代的批判知识分子看来：我们要警惕自己的热情与理想被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我们要批判"文革"时期的伪崇高与假崇高，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理想、热情、神圣以及崇高。所以要拨乱反正，而不是拨乱返乱，"正"就是正面的理想与目标。他们对于极左路线的批判是严肃的、认真的，旨在建设；而王朔则根本不分真假，他要把一切理想、神圣、崇高都统统毙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的"垮掉的一代"的影子、嬉皮士的影子。与知识分子的严肃批判不同，王朔嘲弄"文革"似乎只是觉得好玩，觉得开心。在他那里，玩弄"政治"、玩弄"文革"时期的那套语录、那套假话空话与玩弄麻将、女人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点触犯禁忌的快感（当然这种触犯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是相对安全的）。在否定传统的虚伪价值的同时，王朔似乎要决意否定一切价值，在否定传统道德的同时，他嘲笑一切道德。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虚伪（"我当然他妈的真诚了，我要不真诚我早跟你们谈理想了"）；青春是什么？"青春岁月象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成了浑汤子。"（《玩的就是心跳》）王朔最近发表评价棉棉的文章印证了这一点。文章为棉棉等所谓"另类作家"的"身体写作"论辩护，说什么"用身体写作""是很高的赞誉"，"身体这东西比头脑实在得多，……有身体比有头脑要幸福一点，那差不多可以说是物种优越"，"我听到过关于小说的最傻的说法之一，就是从小说里学知识，受教育。"（1）这样，王朔的批判就具有浓厚的虚无主义特点。看透一切，玩弄一切。他要把水搅混，搅混就是目的，至于搅混以后怎么办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三、王朔小说出现与走红的社会文化语境

       王朔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与思想文化背景。
       首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众以及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于"文革"时期的假崇高、假神圣给社会与人生带来的危害具有切肤之痛，在全社会范围产生了普遍的对于神圣、崇高等宏大话语的警惕、反感与冷漠。同时，世俗化生活方式的迅速兴起，实利主义的乃至玩世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迅速风行，也是王朔小说出现并流行的主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作家王蒙对此有深刻的分析："是的，亵渎崇高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这种大胆妄言厚颜无耻几乎令人拍案：’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王朔。"（2）这样的分析应

       （1）见新浪网2000年6月7日文章《王朔评"用身体写作"的棉棉和〈糖〉》。
       （2）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第14页。
       当说是有历史眼光的。
       当然，"文革"时期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与王朔的个人经历也是紧密相连的，它是王朔的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有文章分析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朔刚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头真是’无法无天’，全国上下除了一个’红太阳’以外，该打倒的全数打倒，该砸烂的，一概砸烂，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中央首长、社会名流的隐私全部如传说故事一概公之于众。……于是乎除集’四个伟大’于一身的最高统帅，其余人的权威一夜皆无。平头百姓不但敢拿总书记开玩笑，国务院总理和委员长说’炮轰’也就’炮轰’了。……在这光景下小王朔没费什么难就知道了原来自己那号称当官的爹爹参加革命前也干过几天伪警察……"。（1）王朔的文化虚无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应当说与这种社会背景以及他的这个经历不无关系，文革中的怀疑一切、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与反智主义行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批判白专道路"），摧毁了包括王朔以及王朔小说人物在内的一代人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对于构成传统与传统文化价值的一切方面，如书本、学校、教师、知识、知识分子、道德、理想、信仰、权威等，通通予以肆意嘲笑。
       其次，在谈到国内的社会文化原因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官方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提供大众价值规范、指导大众生活方面虽然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效果还不理想。同时，知识分子的精化在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期全面逃亡，陷于失语状态，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同时也与消费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隔阂。正是在这样的价值真空状态中，王朔应运而生。他的小说的流行是与这个特定时期中国文化价值的真空状态联系在一起的。
         再次，就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看，王朔小说与西方后主义思潮的流行也不无关系。虽然当代中国社会不是西方式的典型后现代社会，（2）但是这决不等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没有对于80年代至于90年代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生产影响。同样，王朔小说不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但是他的小说中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与踪迹则十分明显。王朔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主要不是表现在手法上，而是表现在价值态度上：极端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理与谬误的区别、正确与错误的区别、美与丑的区别，一切都是游戏。（3）
       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模式、平面化的倾向，对于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现象与本质等二元对立的模式（即深度模式）的解构、对于超越、终极等问题的冷漠，在王朔的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崇尚拼贴、杂交、滑稽模仿。它主张把不同风格与类型的语言、文体进行杂交。我们在王朔的小说中可以随处发现这些后现代主义特征，比如领袖的语言与流氓的语言、崇高的语言与滑稽的语言（搓麻将是"过党的组织生活"）、性的语言与政治的语言的杂交、拼贴。等等。
 四、王朔小说的意义与缺陷

       如上所述，王朔的嬉戏与逍遥的精神姿态与反讽戏仿的叙事策略，是特定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特定时期的文化抵抗战略的选择。王朔的意义（至少在客观上）在（1）、《王朔，一个敢于蔑视常规的人》，《大众电影》1989年第6期。
       （2）、是否已经进入后曾经是9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参见《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的笔谈以及《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的笔谈。
       （3）、关于王朔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可以参见张之鼎《文化万花筒与灵魂裸游人：王朔创作的后现代隅评》，见张国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黄新民：《王朔现象与后现代主义》，《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于告别意识形态，告别一种盲目的对于神圣的崇拜与非理性的狂热。正如王蒙指出的："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一些假崇高的假面。"（1）
       王朔的小说以及其他散文随笔对于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的性质、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历来是强调忧国忧民，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情怀。这当然是一种可贵的传统；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可贵的传统并不就是不需要反思的传统。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坚持社会文化担当的同时也存在好为人师的弊端，有强烈的导师情结与精英主义情结。他们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惟独不批判自己，缺少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与此相应，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自古至今一直强调传"道"，为各种"主义"服务，而到极端则沦为政治的附庸，只剩下一副单一的面孔，排斥其他种类的文学（如不那么崇高的文学、消遣休闲的文学、私人化的文学等），压制多元化。王朔的一些极端化的言论在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矫正意义。王蒙说："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于横眉立目、高居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他们恰似一个班上的不受老师待见的一些淘气的孩子。他们颇多智商，颇少调理，小小年纪把各种崇高的把戏看得很透"，"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转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诈诈唬唬，哭哭啼啼，装腔做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著、悲愤的装神弄鬼。"（2）王蒙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主流一直是"的文学斗争的文学理想主义的文学仁人志士的文学绅士淑女的文学"，现在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文学，它"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而且大体上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它是"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3）。这就是王朔的文学。它在整个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显得那么不自在，那么孤独，那么鸡立鹤群，它才是真正的"另类文学"。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是边缘的，具有革命意义与激进意义的（只有边缘的东西才有革命意义）。我不是说中国的作家都应该像王朔那样以"码字工"自居，也不是说中国的文学都应当是玩的文学或痞子文学，我只是说：如果所有的中国文学都是清一色的崇高、理想主义，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是清一色的导师，这种文化生态恐怕也是不大正常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王朔小说中的反文化与反智主义的姿态是值得批判的，他在消解特定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他把假崇高与真崇高一起加以调侃与嘲讽，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了。王朔喜欢狂轰烂炸，他的批判是没有建设性的批判。这是王朔的小说既不受官方的欢迎，又受到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的根本原因。王朔对于知识分子的仇视、他的"拣软的捏"的做法充分表现出他的阴暗心理。更加重要的是，王朔并没有真正消解与破除精英/痞子、精神/物质、灵魂/肉体的等级秩序，他不过是把这个秩序颠倒了过来，从而他制造了另一个正好相反的新等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不过是传统等级的倒转而不是消解。在这个等级中，痞子、物质、肉体"翻身做了主人"，"从奴隶到将军"。他的小说把痞子神化，塑造了一系列的"痞子"英雄，他

       （1）（2）（3）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第14页。

       明确地认为肉体高于灵魂。正是在这里，王朔的小说缺少真正的多元与宽容，缺少真正的平民意识。正如有一位论者写的："你看王朔笔下的玩主们何其神通广大，他们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倒卖彩电、汽车，出入豪华宾馆，辗转于一个个漂亮女郎的躯体之间，像耍猴一样耍弄港客、外商、警察、正人君子……他们干的是最刺激、最冒险的勾当，说出的话令女大学生五体投地，连开几句生殖器的玩笑也那么富有情趣，什么豪赌、狂饮、乱爱、欢歌、浪舞、大嚼、大咬，全成了他们家常便饭的拿手好戏。"（1）这样的所谓"痞子"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百姓或所谓"大众"，因为大众恰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神通，也不可能有这么"解放"的思想与行为，他们的生活当然更不可能这么富有刺激与诗意，那么浪漫。大众的思想观念（特别是道德观念）恰恰是社会各个阶层中偏于保守的，他们的行为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完全同意有人认为王朔小说有所谓贫民化倾向的观点。王朔本人以及他的小说中那些满口撒野的痞子身上体现的恰好是另一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气（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就拿性来说，在一个性禁忌依然没有解除的社会，满口脏话与男女乱交不也是一种特权么？王朔与他作品中的"玩主"们在满口撒野的时候就不无一种得意洋洋的炫耀与优越感。（2）诚然，"王朔的所有作品并没有什么鼓吹让别人当’痞子’，或把全社会变成到处是痞子那么一种主张，更不是要让’痞子’形成一种社会势力。"（3）但是王朔小说的确存在把痞子神化的倾向。如果说把精神、灵魂、知识分子神化以致于压制人们的物质需要、蔑视大众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霸权，那么把物质、肉体、痞子神化同样也是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一种痞子文化的霸权。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朔与他的小说依然缺少真正的贫民与平等意识。

       （1）《杂谈王朔、方方等人的小说》，《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
       （2）参见拙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3）刘心武、张颐武：《90年代文坛的回顾》，《大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