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知青文学话语质疑的思考——为知青文学一辩

一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春天来临之时起，一直到现今，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不少是当年的知青──如孔捷生、萧复兴、甘铁生、张承志、梁晓声、陆星儿、陈可雄、钟阿城、叶辛、张抗抗、张曼菱、乔雪竹、史铁生、王小鹰、赵丽宏、韩少功、王安忆、陈村、铁凝、竹林、邓贤、郭小东、郑义、徐乃建、蒋巍、老鬼（马波）、舒婷、王小波、赵喻等等，在他们的笔下，知青题材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知青文学」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文学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然而，近年来关于知青文学话语问题，却频频出现了质疑、非议的声音──包括知青代群内部话语权的质疑，知青代群外部话语权的质疑，以及知青文学忏悔意识的质疑。

二

　　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知青文学话语权的运作产生了兴趣，并颇为尖锐地指出知青文学话语权被知青代群中的成功者所拥有，知青文学的话语言说其实只是成功者的声音而并不能代表整个知青代群。这种意见随着知青运动3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而愈见激烈，较有代表性的便是曾是老三届知青的徐友渔在〈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中的指责：「一种部分人拥有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集体意识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成功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自我经历和自我意识投射放大，编造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类似的神话。……他们并没有撒谎，但僭取了『我们』这个名义。」1因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而推出的大批知青名人回忆录更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指责，《中华读书报》就连续刊发了有关文章批评：「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及杂感汇编，知青作家自选集等，范围有限，不容易体现知青文学的全景与实绩。」2「知青名人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之际，纷纷以自传性文体发言，不仅缺乏深刻思想内涵和份量，连对历史的再现也局限在一己的经历中。」3「正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误以为知青一代的成功与辉煌和苦难与汗水有着必然的相关关系，更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4

　　的确，这些知青作家名人，毕竟只是知青代群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知青是「失语」的、「无语」的，而他们恰恰就是至今仍然在社会底层挣扎求存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当年知青历史的体验与认识跟知青作家名人大约不会一样的。因此，从整个知青代群来说，「话语权」倘若只是集中在知青作家名人手中，而他们的言说也都仅囿于「一己的经历」，确实难免会令知青文学的陷于「话语失衡」的困窘之境。

　　那么，消解之途何在？

　　首先，解铃还须系铃人──知青作家。这些知青作家不仅是当今文坛的名人，更是当年知青历史的亲历者；不仅对知青生活有深挚的缅怀与回味，还应有更为深刻的领悟与思考。因此，倘若他们跳出自我的沉溺、摆脱个人的偏执，他们对知青历史的叙述言说，便当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话语失衡」的困窘。事实上，吉林人民出版社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推出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包括陈建功的《十八岁面对侏罗纪》、高洪波的《也是一段歌》、赵丽宏的《在岁月的荒滩上》、萧复兴的《触摸往事》、陆星儿的《生是真实的》、叶辛的《往日的情书》、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张抗抗的《大荒冰河》、王小鹰的《可怜无数山》、毕淑敏的《在印度河上游》、范小青的《走不远的昨天》以及叶广芩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等十多部，其中虽然也有溺于偏执者如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5，但其余中确实不乏可称「是在讲述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坎坷经历，是在讲述着共和国『那个年代』的苦难。他们没有滥用别人所不拥有的发言权，来自我标榜自己的奋斗史。」6尽管如此，绝对数量上的劣势，致使知青作家在消解「话语失衡」上的效果十分有限。因此，要有效消解知青代群「话语失衡」的困窘，还须调动起知青代群中的沉默的大多数。虽然这个工作的实施还须极大地加强，但毕竟也已经开始操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体现在大量「小叙述」的知青回忆录及知青文学的出现。

　　北京学者徐友渔说：「这些『小人物』、不幸者的坎坷经历和心酸史，是很难出现在知青主编的回忆录、采访录中的。幸好，有几个电视节目还给了这类人一些出镜机会，我们由此才了解到还在城市最下层中苦苦挣扎的知青，在黄土高坡或南疆边寨已完全同化于农妇的前女学生。」7湖北作家刘醒龙也说：「北大荒50年代的老兵团战士与上山下乡的知青是甚么关系？至今没有看到他们的话语，同样，像大别山区，大量的知青去了，但也没有发现知青的话语里有对你们发自内心的评价。」8这些指责虽然不无道理，但并非能全面反映现实情况。事实上，90年代，随着「知青热」的兴起，纪实性的知青文学9便已成为中国文坛一道耀眼的风景线，而其参与者已不仅限于专业（知青）作家，还包括了人数众多从事各行各业的当年知青。这些出自非专业作家之手的纪实性文学，大多从个人角度记述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由此折射出知青代群（及运动）在中国当代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及意义。这一现象，无疑突破了知青专业作家唱「独角戏」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形成知青文学话语民间化的可喜局面。然而，「非专业性」的局限，以及「市场号召力」的尴尬（缺乏），致使他们的话语权行使往往是处于被动且非活跃的状态。

　　知青话语民间化更令人振奋的表现是知青网络文学的悄然兴起。知青网络，指管理者以及参与者皆以当年知青为主体，而其内容也与知青话题有关的网站与主页。知青网络大约形成于90年代中后期，目前可统计的知青网站/网页大约有一百一十多个10，其中较活跃的知青网站有「华夏知青网」、「老三届」、「老知青之家」、「承德知青网」、「老知青网」、「知青网」、「兵团战友」、「知青缘」、「北大荒」以及「美国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等。所谓知青网络文学，即指当年的知青（及其有关者如其后代与亲朋戚友等）在知青网站、网页以及其他综合网站上发表的原创作品（网上习惯称为「帖子」）。从内容上来说，知青网络文学涉及的面较为广泛，既有回忆当年知青在、农（林、牧）场、生产建设兵团的往事，也有表现他们返城以后乃至目前的生活，以及对各种社会现状及问题的反映及感受。知青网络的网友不少就来自社会中下层包括退休及下岗人士，他们的帖子，能较大程度反映了知青中的「大多数」的历史、现实与心声。如虫二的《留在湖区的女知青》叙述了「用自己终生不逾的行为，证实了自己当年对组织发出的誓言」的M，「超越巨大的身份、经历的鸿沟」与农民结合的坎坷一生11。呼伦河的《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内蒙》诉说重返插队旧地的感受：「在那已经遥远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与这里互相属于，互相见证，生命留在了这里（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也就留在了这里。这样说，绝不是矫情和故做姿态。……人活着，谁也不愿意去追求苦难，但是没有经过磨难的生命，肯定是轻飘飘的。」12老城的《我的同学小周》则描写了90年代初才从陕北回到北京而又很快就下岗的老知青小周，「乐观豁达，淡泊名利，坦然处世，直面人生；对于现实生活，他从不回避，从不攀比，从不抱怨，从不仇视」，尽管家境困难，仍然热情招待知青朋友到家里聚会，「他好客的婆姨为我们包饺子，做陕北菜，大家吃、喝、玩得十分尽兴。像当年一样，小周微笑地看着我们折腾，脸上带着令人心悦的热情、坦诚和满足。」作者由衷感叹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哪里来的这份磊落的襟怀和博大的气度？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国知青的脊梁！」13身为教师的林子在《曾为知青》的帖子中写道：「忽忽到了一日，与学生在中学实习，无意中翻到一个班的学生履历表，赫然发现，父母职业栏中，频频出现着同一个词：下岗，下岗，双双下岗。心中一下子惶惶乱乱，急急又翻回头，寻找着他们的年龄栏......没错！就是这个年龄！就是曾为知青的年龄！就是我的同一代人！！即刻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分分秒秒的追赶，怕的是自己还来不及将这一代人的历史，更详尽更真实地告诉女儿和学生，即便那一开口一下笔，句句蘸泪，字字泣血，就像在将生命一点一点地耗在里面。 我不后悔，我的活着，不再属于我自己。因为，我曾为知青。」14知青后代「我是谁？xju3387」于《老三届》发表的帖子《我的爸爸妈妈》，描写了其「都是67届毕业下放的」老知青父母的爱情故事，「曾经苦难的共同经历成为了他们相识相爱的见证，也顺带着成了家里孩子最好的教材」，至今依然「留在了江西这片红土地」的父母，「还经常在回忆那段艰难困苦的被他们那代人称之为『蹉跎岁月』往事和想念那些至今仍住在乡下因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而过早白了双鬓的战友们」15。

　　这些知青网络文学是知青文学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具开放性与自由度的话语空间，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民间文本或最具民间立场的知青叙事16。然而，由于上（电脑及上网费用）与技术上（电脑网络技术）的原因，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低的「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无法大量登录上网，知青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因此颇受限制。无论如何，这些非作家的知青回忆录及知青网络文学的出现与存在，对于知青文学发展确实是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种民间化的知青叙事话语，与其说是对知青专业作家话语（尤其是所谓名人回忆录）的反动，不如说是从「小叙述」角度对知青历史「宏大叙述」进行了不无裨益的「补白」，与知青专业作家的话语（回忆录）相辅相成，使知青文学的纪实性话语体系得到较为完整的建构。知青文学创作的代群「话语失衡」，也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不管承认与否，作为专业作家，知青作家名人毕竟掌控着最具效率、最具影响的话语权，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或不自愿地充当了知青「代言人」的角色，正所谓「历史往往由强者书写」17。因此，知青话语权的天平仍然是倾向于他们，知青代群内部文学话语失衡的困窘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

　　如果说人们在谈论知青代群内部的「话语失衡」时，语气还算温和的话；那么，当谈论到知青代群外部的「话语失衡」时，语气却是严厉多了，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当下风头颇健的文学批评家王彬彬的指责：「从最初的『知青文学』到眼下五花八门的回忆文章，都出自当年的『知青』之手，都只能说是一种『知青话语』。当年的『知青』们，作为完成了『知青运动』的一半，垄断着关于这场运动的全部话语权。「在『知青话语』中，『知青』总是主体，而和农民则只能是客体，被置于受打量、受审视的境地。」18「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19

　　王彬彬对「话语失衡」的讨论重点转移到知青代群以外，提出农民不受重视，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些都不失为有建设性的见识。然而，他将农民话语权的失落归咎于知青，甚至由此推导出一个所谓「知青话语霸权」的结论，却是体现了颇为偏执的情绪。平心而论，虽然不能否定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但知青无疑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或主角，他们（无论是整体或个体，自愿或不自愿）是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参与这一运动的，而农民（尤其是个体）则多少有些游离状态，因此，知青对这一运动的回顾、探讨的关注与参与的热诚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在农民身上的。此外，农民不拥有「话语权」，除了缺乏知青那种「主角意识」外，还确实有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原因，而相反，知青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跟农民比较），这也是他们能拥有「话语权」的一个外在因素。这里我们并没有（也没必要有）歧视、埋怨农民的意思，只是表明一个客观事实。而且知青在使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权」之际，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将农民的话语权「垄断」、「独霸」，因此，确实不能无端冠一「霸」字而称之为「知青话语霸权」。换个角度说，即使农民不行使其「话语权」，知青也不应该噤声不语，以示「平等」。

　　王彬彬大约对此也有所认识，因而在抨击「知青话语霸权」之余却又不无自相矛盾地承认：「『知青』当然并非蓄意要垄断关于『知青』的话语权。农民本就没有话语能力，陈述这一事件的使命，也就只能由『知青』单方面承担。这使我想到，有多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只留下了一面之辞。」20农民在陈述知青历史上的「话语失衡」确实是一大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或许可以发动当年的农民（及其后人），以文字或口头（录音）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知青、知青运动及知青历史的看法与认识。也或许正是基于同样的想法，王彬彬以「一个乡下人」（其实当是「前乡下人」或「乡下人的后代」）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针对性甚强的回忆录《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文中处处凸现知青与农民的紧张对立关系，认为「『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21。基于这种认识，该回忆录刻意「揭露」知青戏弄、欺凌农民的情形，还不无揶揄地说，知青带给农村「最值得一提」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以显示知青下乡意味着「将农民以及所有乡下人都置于了一种被欺负的境地」22。王彬彬的回忆录颇为充分地展示了其贯有的犀利酣畅的文风，然而，其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无独有偶，知青的同时代人，专业一级作家刘醒龙在〈烂漫是希望的一种──答丁帆〉中宣称「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发出一种让人刺耳的声音」，这种声音便包括了对「知青情结」的批判：「现今的文学中有一股太重太浓的『知青情结』，近期的『知识分子情结』实际上是『知青情结』的一次翻新。我不喜欢『知青情结』，甚至还有些反感。最近我看了一场知青晚会，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地鼓噪。在『知青情结』中，他们总是在审视那祖居在知青点周围的粗俗怪人，总在寻找着批判的靶子，而在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是寻找将他们撵到乡下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我这么说不少人会不高兴，但他们可以努力地将自己的旧作新作翻看一遍，看是否可以找到对昔日乡邻与土地的深情融合。」23由此看来，刘醒龙对知青文学中的「知青情结」确实是反感到「刻骨」程度了，以致口不择言地大加鞭挞。我实在难以想象哪一场知青晚会会对刘醒龙有如此大的刺激，我也难以想象在当今现实中会有那么一场「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地鼓噪」的晚会24。至于将「审视那祖居在知青点周围的粗俗怪人」，「寻找着批判的靶子」与「寻找将他们撵到乡下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联系起来，也是很有些令人莫名其妙的。那些「粗俗怪人」不至于是「批判的靶子」吧？更不至于是「将他们撵下乡去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源」吧？刘醒龙的思路及表述方式也委实是诡异了些。张承志的《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及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知青小说，正是由于「对昔日乡邻与土地的深情融合」的出色描写而得到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公认25。若说作为专业一级作家的刘醒龙会不知道，是很令人纳闷的。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或许就是基于上述判断的先验性创作。该中篇小说叙述了以白狗子为首的一群老知青，为了编写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晚会节目，重回下乡地「感受一下，寻找一些灵感」，因而重新挑起了与当地农民秦四爹及小树一家纠缠不清的恩怨情仇。小说有两个「亮点」：一是对知青的全盘否定，二是凸显放大知青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对立及不平等。26作者借秦四爹的口骂知青：「那些家伙不是家伙！」借农家小孩大树之口评价知青：「我很小的时候，总听垸里的人在说知青没有一个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垸里的年青人带坏。」「自从来了知青后，这儿的流氓就大胆多了，像是有人撑腰似的。」27这种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全盘否定知青抹黑知青的做法，跟王彬彬所为如出一辙28。为了证明知青的「坏」，作者就刻意凸现知青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对立与不平等现象。小说的主线就是农民秦四爹与知青（以白狗子为首）的矛盾冲突：在白狗子等知青的「陷害」下，秦四爹被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强奸女知青）判处坐牢三年，由是毁了一生。在作者的理念中，白狗子等知青们之所以要「陷害」秦四爹，是不能容忍他跟女知青文兰相好，是一种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优越感作祟。这也恰好「印证」了王彬彬所说的「『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见前）。说到底，这些矛盾冲突与对立都是源于知青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小说通过大树的口抱怨：「为甚么要喜欢知青？」「你们知青可从来没有喜欢过农村。」「老师在课堂上提过知青，说他们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象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29在关于小说《大树还小》的访谈对话中，刘醒龙也表白：「知青也好，农民也好，他们的命运其实都是后来造成的，但在社会的习惯思维中，这些仿佛是先天就决定了的……我强调我的小说只是在这一点上提醒人们，上帝是仁慈的，是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人的。」30

　　知青与农民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平等，但不能因此就断言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绝然对立的、是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首先，知青中的确有丑恶的人与事，但因此就绝然否定知青整体总是说不过去的。同理，农民中（尤其是农村干部中）也存在迫害知青的现象，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农民整体。刘醒龙声称「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人」，他如此全盘否定、抹黑知青很难说得通是「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人」。打压知青也很难说就表示是对农民的「平等」。其次，知青与农民之间，知青也并不总是占「优越」地位──尤其在上。由于「接受再」的「紧箍咒」，以及招工招生必须经过当地农民尤其是农村干部的推荐与审批，知青往往就无法「挺起腰杆做人」，知青文学中所反映的知青受迫害的事情并非凭空虚构，所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就是由于知青受到迫害之后才出台的法令，旨在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至于在实施过程中成为知青与农民之间的「鸿沟」，应当不是普遍现象，更不可能成为知青「欺负」农民的手段。因此不宜简单否定这一法令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好象我们提倡人人平等，但并不防碍要制定保护妇女与儿童法令一样，毕竟知青在当时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即使跟农民相比较──尤其是数量上）31。

四

　　由于历史的原因，知青与农民在社会文化上的不平等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不平等的责任决不应该由知青来负。而且，不平等绝对不应该、事实上也并没有导致知青与农民之间全面势不两立、尤其形成所谓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其实，知青与农民都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受害者，虽然知青当年下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而知青也因此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他们跟农民之间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无疑也因此有机会对农村与农民有较切身的了解，并与农民与农村结下了颇为和谐且深挚的关系，相互之间关心帮助的实例不胜枚举。知青文学中此类表现并不少见，如前面说过的张承志、史铁生与铁凝等的小说中，便有颇为充分的反映。就以知青文学来说，麻卓民、老例、丛玉文、柏万青、西北狼1号、南国嘉木、春雷、王勤、老城、号子等人的帖子都反映了他们跟农民、乡村之间尽管有城乡文化差别但仍然融洽无间、感情真挚的关系。如麻卓民对放牛娃板弓的牵挂32、老例对房东一家的怀念33、丛玉文追忆跟山区少女生死不渝的师生情谊34、柏万青忘不了江西老表浓浓的乡情35、西北狼1号与老农张大伯的「忘年之交」36、南国嘉木与村姑华姐的「姐妹情深」37、承德知青对「故乡」（下乡地）「养育之恩」深切感戴38、兵团战士对草原「精神家园」梦萦魂牵39。老城的《回延安》，记述与分别三十多年的农民老房东重逢，房东大嫂「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拴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那是作者三十多年前送给房东女儿的礼物。作者为之深深感动：「将一个被没有玩具的孩子时刻惦记着的娃娃保存到现在，那是要怎样的上心啊！」40号子的自述或许更有代表性：「我下乡的时候从不敢穿亮色的衣服，那套褪色的学生装穿了洗，洗了穿，可和农民比起来还是天远地隔。……我们饱尝了最底层的生活，更懂得平凡人们中的苦酸。」41这些平实无华的叙事中确实体现了知青与农民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差距，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鱼水深情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倘若说这只是知青的「自说自话」，那么请看农家后代对知青的印象──程美信在〈我记忆中的知青〉一文里，既写了知青在农村打架闹事，也写了乡亲对知青的体谅关照，同时更着意描写了知青卫平与村民的亲密交往及深厚感情：「他对我那家乡的感情非同一般，那片土地里埋有他的青春年华，同时还有他的情谊世故。」42石城大侠在《山花祭》中，记述其妻子（黄山茶林场「土生土长」的姑娘）：「少年时向往外面的世界，对那些比她年长的大哥、大姐们的好感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正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她才能从这片深山老林中振翅飞出吧。」43国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Peter在致《华夏知青网》「斑竹」（管理员）的信中表示：「我理解并了解你们那段生活，我的童年是与知青生活在一起的，在东北的兴凯湖农场十五连，不管人们怎样的评价那段历史，我始终对知青的贡献是肯定的。我的小学、初中老师都是知青，是他（她）们给了我知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忘不了那时的生活……」44由此可见，刘醒龙在小说《大树还小》中，刻意渲染农民及农民后代对知青的敌视态度，确实是有夸大其词之嫌；至于攻击知青「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象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的说法，也实在是有强词夺理之嫌──知青诉苦怎么就可以推断为「好象」说农民吃苦是应该了呢？倘若说农民吃苦知青也应该吃苦而不许诉苦才算平等，那就更实在是无视现实存在的苛求或可说是空想共产主义的呓语了。毕竟，「知识青年这一代人始终生活在话语权力不平等的社会，生活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行动自由远未实现的文化氛围中」45。

　　王彬彬曾不无遗憾地说：「当我写〈「知青」的话语霸权〉这篇短文时，我尚未读过刘醒龙的小说《大树还小》，不然我可以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一种有力的佐证。」46我真为王彬彬捏了一把冷汗，幸亏王彬彬没有将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当作佐证──别说该小说在学理上站不住脚（见上所论），就从创作及角度看也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就是所谓「主题先行」、「为文造情」的产物。在〈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中，访者问刘醒龙：「你在创作中似乎并不介意主观的参与，甚至有意要让作者的意图透过人物、透过结构、透过情节和细节露出痕迹来……在你的印象中早就对『知青』另有一种评价，它不同于已有的『知青文学』中的自我评价；你渴望将它形象地表达出来，于是就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47刘醒龙默认了这个说法，并补充道：「我对现实的关注，确实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一点是由自己的心灵决定的。」48同时，对他所认为的「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的鼓噪」的知青晚会的反感，或许也就是他创作《大树还小》的直接触因49。正是由于这么一种带有偏见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性」引导，既没当过知青，也没当过农民的专业一级作家刘醒龙虚构了这么一部不管在主题还是情节或细节都漏洞百出的小说。如上所析，该小说的全盘否定知青、凸现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的主题只能说是故作惊人语，而支持主题的情节及细节乃至人物塑造更是「虚构」得令人啼笑皆非，如身为大队长的秦四爹三头两天往公社跑，要招工指标，甚至还可以用一包烟从邻近大队的大队长那里换来返城指标，为的是「优先」送走「最捣蛋」的知青，以求乡村「多一份安宁」。当过知青的人，打死也不可能想到会这么一种招工离开农村的方式。又如秦四爹为了将知青与农民隔离，让知青花两个冬春去挖一个「战备洞」──想必夏秋也是挖洞不止，否则夏秋农忙之际知青是很难不跟农民打照面的。在华中腹地山村挖「战备洞」的荒诞意义虽然不宜深究，但确实可以避免对诸多「技术性」的农村生产与生活细节的描写，这一书写策略，大概也只有没当过农民的一级作家才能设计得出50。至于秦四爹为了给知青「一个教训」而安排的「战备洞塌方」，居然能有惊无险、恰到好处地深埋16位知青（「整整刨了六个小时」），大多昏迷不醒（秦四爹欲惩罚者）却无一死亡（要偿命不划算），最巧是秦四爹的心上人毫发无损，还能「无声地」走到抢救者身后「轻声」说话，如此拿捏精确、料事如神，孔明再世也只能自叹不如。还有那农家小孩大树也居然能知道三十多年前的《洗衣歌》歌词（绝无歧视农民之意──当今城里小孩亦是无缘得知的），其原由大概就只能是作者「由自己的心灵决定」了。至于作者戳向白狗子们最致命的一刀──白狗子找小蜜找着了救命恩人（农民小树）的女儿，其原因却是那女孩冒充安徽人──为何要冒充？天知道。大概也就是以此让白狗子们永远亏欠农民一笔良心债，在人们面前「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拼命地向地下低去」51，让小说的「批判」题旨得到极尽的「深化」或「升华」。秦四爹是作者至爱的人物，声称：「在人格上，秦四爹是个站直了的人。」52但这个人格「站直」的秦四爹，却实在不怎么可爱，当年虽然他跟女知青文兰彼此有意，但他在战备洞乘女知青睡眠之时未经对方同意而纵情肆意「冲动」，即使不说是「强奸」，也实在不甚光彩；除夕夜带民兵抓走知青欧阳，只因他教农村姑娘唱《花儿为甚么这样红》；塌方事故，将众知青性命玩于股掌之中，实难说是正直人之义举；在知青们回访过程中那刻意回避的扭捏作态、以及放牛牯满山冲撞知青，也与正直人格南辕北辙……总之，尽管刘醒龙有「为民请命」之心，但其所作所为，于历史、于文学、于知青、于农民，都难免有「作伪」之嫌，而丝毫无补于知青文学话语失衡困窘的消解53。

　　在如何描写知青的问题上，刘醒龙和王彬彬都有颇具「新意」的提法，刘醒龙指责：「以往的知青小说要么写知青自己，要么写知青眼里的农民。」54王彬彬则说：「迄今为止的『知青』形象都是『知青』的自我塑造。『知青』或许并没有资格独自承当对『知青』这一历史形象的塑造。『知青』哪怕写下了再多的文字，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而另一半，应由农民来完成。只有当各地的农民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时，『知青』形象才能说是完整的和真实的。」55──我实在搞不懂知青小说写知青眼里的农民有甚么不对，更实在想不通知青小说如何能写出「不是知青眼里」的农民。是的，知青作家如前面提到的张承志、史铁生、铁凝的作品就有颇多笔墨落在农村与农民上；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和《桑?》、韩少功的《回声》、李锐的《厚土》等，描写的主要对象更都是农民和农村。知青作家与作品描写对象本身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距离感，确实就是「知青眼中」的农民和农村，但并不妨碍表达他们对农民和农村的理解、认同以及热爱与眷恋。至于说知青小说写知青也成了问题，我就更搞不懂了。知青的自我形象，为何不能由自己塑造？为何怎么个折腾「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非得的「各地农民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时」（合着农民就可以写他们眼中的知青，反过来就不行），知青形象方可是「完整的和真实的」？依此类推，老师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学生完成，干部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群众完成，作家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读者完成，抗日英雄形象塑造的一半须由日本侵略者完成……如此逻辑，不是天方夜谭，也该是痴人说梦了。我手写我口，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本是文学创作的常识，知青作家是老老实实遵循这常识写作的，王安忆便说：「作品的思想内容很重要，不容忽视。但它也来源于生活，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此，我写小说，不是首先去想小说的思想内容，而是只着眼于生活，琢磨着生活。」56梁晓声也坦然承认：「我不熟悉当代农民，不熟悉当代工人，不熟悉当代知识分子，不熟悉当代一般市民，甚至也不熟悉当代20至25岁之间的青年，更不熟悉当代干部阶层的生活，我只熟悉和我有过共同经历的当代『老青年』」57，因此，「我的目标是追寻他们的足迹不断写下去」58。刘醒龙们的理论虽然谈不上惊世骇俗却也当是颇为标新立异的，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如此勇气毅然「凭空」编撰出自己所未经历过且不熟悉的有关知青题材的小说。

　　尽管如此，无论在知青历史或者知青文学上，提出农民话语权的问题也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广而论之，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各类人，比如运动的决策者、执行者、知青带队干部、知青家人及同学好友等，也都应该行使其话语权，参与讨论知青话题。我想这是知青所乐观其成的，但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看谁也不敢说。不过倘若像王彬彬、刘醒龙们那样偏执于情绪化，就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而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其实，在知青代群外部的话语失衡问题上，批评的语气虽然甚为严厉，但却是不甚合乎实际情况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苛求。从根本上说，知青文学（及历史）的话语权，始终还须掌握在知青手中（除非知青代群自愿放弃──如农村题材的文学，或知青代群成为历史──如战争题材的文学），即塑造知青文学形象（及叙述知青历史）的主要责任应该是责无旁贷地落在知青的肩上，农民及其他人的话语，都只能是辅助、补充的性质，而不可能喧宾夺主甚至反客为主。

五

　　在对知青内、外部话语权质疑与非议的同时，批评者的矛头还进一步指向知青文学的思想言说层面──即忏悔意识的质疑59。文坛老前辈韦君宜说：「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60海外知青文学专家梁丽芳说：「知青文学大多写个人苦难，太少反思自己、反思和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的角色。……写知青经历的多，写红卫兵经历的少。这一代人可能不愿面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形成对历史的割断，把同样的人分割开，变成两种不同的人，造成一种空白……找不到从红卫兵转化到知青的过程，不想回忆，也许是不想写红卫兵的心理在作怪，影响到知青文学的深度。」「我希望知青文学有自我忏悔，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自己有甚么责任，不只是把受苦受难的生活一写再写，更不要神圣化理想化。」61知青作家张抗抗也说：「临近二十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红卫兵的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甚么受骗上当，为甚么如此愚昧无知？」62

　　这些批评有个特点：「反思」与「忏悔」两个概念交混使用，焦点却是在「忏悔」；而「反思」之意，也往往就是「忏悔」，即要求知青（作家）对自己以往的历史进行「忏悔」。

　　「忏悔」的汉语一词，来自佛教梵语ksama，意谓发露以往之罪以求宽恕并戒惕将来。的「忏悔」，大致有两个意思相近的单词，一是repent，另一是confess或confession，都有对以往犯过的错误或罪行进行供认、悔过之意。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同名作《忏悔录》，其的译名便都是「Confessions」。「confess」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旧约《圣经》中，「confess」即有「认罪」之意，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有两个词homologeo 和exomologeo都被译作「confess」。这两个词的主要意思就是「承认自己有罪」，exomologeo的程度更强烈，强调「公开认罪」63。也就是说，对自己以往的罪行、错误「供认不讳」以求宽恕，是「忏悔」一语的狭义理解。

　　而在对知青、知青文学批评时所出现的「忏悔」一语，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恰恰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与运用的，如前面批评者所强调的「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自己以前做过的丑事」，「法西斯罪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被批评者的抵触情绪亦基于此，如梁晓声就辩解道：「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64

　　这么一种狭义的理解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倡导「全民忏悔」时。对「全民」──包括罪魁祸首、作恶者、胁从者甚至受害者提出同样的狭义「忏悔」诉求，显然是难有说服力的。而且，在当下「为尊者讳」的语境之中，人们被要求「忏悔」──尤其是「全民忏悔」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受「不公平诉求」的感觉──当文革悲剧的真正原因、制造文革悲剧的罪魁祸首至今仍然受庇护于「为尊者讳」的帷幕下，还有甚么诚信与理由要求小民百姓忏悔呢？徐友渔就曾经深有感慨，某些有反思能力和忏悔勇气的文革参与者之所以抗拒忏悔，便是由于深感「不能畅所欲言地说出一切真话，就甚么也不说」65。甚至可以说，在这么种狭义的「忏悔」诉求中，其受益者只能是真正的罪犯乃至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文革的策划者、执行者、害人者将在全民忏悔的「汪洋大海」中阴笑隐遁。狭义的「忏悔」，还往往被心智异常者所利用，将忏悔的省思诉求，置换为行为学意义的指控，如黎学文即由于当年知青所谓的「种种恶行」，要求知青作《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知青犯罪史》以表示「良心的忏悔」66，这种以偏概全的作派，在逻辑上也是荒谬之极的67。彭中杰更信口责难：「曾在一夜之间将人类邪恶本能全部释放出来的老三届人，从的角度来追究，无疑很多人有着犯罪的经历；可以拍着胸堂自诩清白的人，百分之百是因家庭成份或家长历史的原因被取消了打、砸、抢的神圣权利。」68 如此轻率地使用全称判断，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狭义的「忏悔」诉求，在中国知青代群中颇受抵触，「我不忏悔」的声音此起彼落。当然，「忏悔」诉求之所以受抵触，除了其过于狭仄的含义外，还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的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善良与和平的民族，「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诲从小就深入人心，以善为美、向善斥恶的观念根植社会。在这么一种民族传统、社会心理浸淫之下，似乎人人都（自以为）具备善良本性而甚少罪恶感，更无西方基督社会那种「原罪」感。因而人们探寻自己在历史悲剧中的定位时，所注目的往往就是自身之「善」受欺的哀悯，而相对忽视了自身之「恶」作祟的戒惕；凸显「善」的动机，而淡化「恶」的后果。于是，以「认罪」为（狭义）内涵的「忏悔」意识在这一片善良的大地似乎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然而，我们这个崇尚善良和平的民族，实际上却是长期浸泡于一个百毒俱生的大酱缸。在这么个大酱缸打滚出来的我们，有谁敢于坦然宣称自己「出于污泥而不染」呢？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祖宗早就心有戚戚焉地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古训。

　　因此，我们在使用「忏悔」一词时，虽不必完全承袭其词源「认罪」的狭义，但也须以道德自律、责己自审为出发点，同时也须更多加入「省思」──即反省历史、反思自我、呼唤良知、承担道德责任等更广博而丰富的内涵。换言之，忏悔的焦点应超逾行为学意义的「认罪」转向更具理性思辨意义的层面──自己在「文革」那场全民性悲剧中的历史定位的自我审判，以及道德责任的自我承担。有人认为，「忏悔」的诉求是为了避免将个人的责任推给社会与历史。此话固然有理，但倘若只着眼于个人责任而忽视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因素，也必然是失之偏颇的。（狭义的）忏悔固然需要勇气，但省思显然益见深刻；忏悔立足于个人，亦观照于个人的具体言行；省思则将焦点从个人言行的忏悔引向深层因果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历史、体制乃至文化的反省。可见，忏悔当是省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忏悔是初步的表层性的，省思才是深刻的实质性的。省思者在省思中对自己在悲剧中的历史定位进行自我审判并承担道德责任（知其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省思其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历史、体制及文化原因（知其所以然）。当然，省思的意识终究还是只产生、存在于省思者主体，省思的动机、行为及效果亦终究决定于省思者的自发、自动、自觉与自主。从个人的角度说，狭义的「忏悔」，只适用于以前做过坏事错事者身上，而「省思」可适用于更大、以致「全民」──包括盲从、驯顺、逍遥、随大流、明哲保身者乃至受害者甚至是反抗者──的范围。狭义的「忏悔」，须立足于否定，导向不无消极的自我救赎及独善其身；「省思」虽然也立足于否定，却是导向颇具积极意义的「扬弃」，在扬弃中获得人性的净化及人格的升华。

　　作为知青作家（及非专业作家），其红卫兵（及之前）的经历，固然影响了其思想、性格、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形成，而后者也固然影响、体现于其知青文学创作之中，但是，如果因此就要求在知青文学中不仅要写知青经历还要写红卫兵经历，那却是大不适宜的。无论如何，毕竟还要考虑到「名」与「实」相符──「知青」文学无须总拖一条「红卫兵」的尾巴。由此可说，知青身份（经历）与红卫兵身份（经历）是有必要区分的，是属于虽有联系却也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与语境。同理，文革与知青运动、红卫兵与非红卫兵（如黑五类）、前红卫兵与后红卫兵（1969年后）、红卫兵集体与个体、老三届与红卫兵、老三届与知青等等，实际上也都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在知青文学讨论中、尤其是知青文学「忏悔」问题的讨论中，不宜将这些概念随意混淆，笼统一概而论。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忏悔」的狭义来理解，知青文学中其实一直不乏对历史及对自身的深刻省思。就从「诉说苦难」的作品来说，其实也正是体现了知青直面苦难重重的人生现实的深刻反思。或者说这也就是知青省思中国现实历史的起步──不少知青当年正是有了对中国底层（以及农、林、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苦难的了解、体验与认识，才从被长期扭曲的「革命人生观」中醒悟过来，开始了迈出现实中反思的第一步。早期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蹉跎岁月》及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便是这类「诉说苦难」的反思之作；后期老鬼的《血色黄昏》、白描的《苍凉青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及芒克的《野事》等，以或激烈或平和或戏谑的笔触，在揭露现实残酷的社会悲剧之际，还无情剖析了个人荒谬的人生悲剧。孔捷生的《大林莽》、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抗抗的《隐性伴侣》及陆星儿的《流逝》等，尽管题材风格各异，但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反省、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传统（革命）人生观的质疑。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费边的《热血冷泪》以及大批非知青作家撰写的《知青档案》、《北大荒启示录》、《草原启示录》等知青纪实文学作品「从整体上体现出了这样的主题特征：站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反省、审视知青现象，以更加深邃、成熟、理性的目光，去反思以前走过的道路，从而折射出知青岁月在人生长河中的深刻影响。」69即使是知青专业作家的回忆录，也大都能突破一己之体验，具有更大的超越性、涵盖面以及省思力，真正做到了「没有沉溺于三十年个人的得与失，而更多的是历史的反思、人生的体味、对共和国苦难经历之根源的揭橥，对民族未来的关怀鉴照。」70 80年代中期，张承志在《北方的河》开篇便感慨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会感慨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71 90年代中期，胡发云在《难忘知青岁月》中，则坦陈当年的知青「曾认真庄严地干过许多神圣而荒唐的事」，也「曾从红色乌托邦的云端被狠狠摔到冰凉坚硬的现实中」；知青的生活既有「相互间温暖的关照、豪爽的招待；也有油灯下的苦读、田塍上的放歌、收获的欢乐；还有在那些苦难与艰辛中萌生出的惆怅又温馨的初恋……」，同时亦更有「劳累、困倦、饥饿，包括穷乡僻壤也不可逃避的政治斗争与倾轧，以及为生存而生出的算计、龃龉与纷争…… 」72

　　当然，知青文学的省思仍须不断的深化及拓展，尤其是在省思自己在知青历史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责任时，仍须更为积极坦率地面对、解剖及揭示。然而，也不应忽视知青文学以往在省思历史省思自我上所作的努力与成绩，更不应轻率地将之全盘否定。同时，在讨论知青文学的思想表述问题时，不应陷于狭义的「忏悔」诉求，以致造成不必要的自虐、自伤，从而削弱我们所期望的更具深刻意义的省思力量。

六

　　中国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二十多年，有成功也有失误，有欣慰也有遗憾，有共识也有分歧；记述了一代知青的历史，抒发了一代知青的情怀，寄寓了一代知青的希望，凝聚了一代知青的精神，体现了一代知青的省思，却也不可避免地袒露了一代知青的局限。有关知青文学话语的质疑、批评，应是对知青文学局限的反拨，亦当有益于知青文学的。然而，倘若批评者采取责备求全、吹毛求疵的态度，及以偏概全、全盘否定的做法，便难使批评起到应有的作用。具体说来，知青文学的话语权，由于的客观现实的不可更易性，只能争取运作更合理、更有效，而不可采取绝对平均主义，更不可因噎废食、釜底抽薪。有关知青文学「忏悔」意识的批评，也应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而不宜肆意贬损、无端扩大打击面。自恋、自怜固然不光彩，自虐、自伤也同样不足取。游移两极、矫枉过正，似乎成了我们批评界不自知亦不自觉的「习俗」。至于企图通过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来使知青代群集体「失语」、「失忆」，甚至从共和国苦难史中不经意地抹去有关「知青」的一段73，那么，无疑是会愧对苍天亦愧对历史、愧对自己更愧对后人的！当然，知青们是不太把这些理论家语重心长的训诫当一回事儿的，他们是那么地将心中的感受平平实实地表述出来：「这就是我的西里村，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土地。二十多年的岁月让她离我很远，二十多年的思念又让她离我很近。」74看这样子他们是不打算、也不可能会「失语」、「失忆」的了。种种将知青妖魔化、抹黑性的「批评」，似乎并不能起多大作用，毕竟，「曾经沧海，曾经知青！」75他们依旧缅怀、依旧诉说、依旧批判、依旧省思，这是基于历史责任的承诺，也是源自生命灵性的本能。话说回来，文学原本就是极有灵性的话语，知青文学亦当作如是观。尤其是在当今日益宽容开放的世界中，文学灵性更应得到极尽充分的发挥；而知青文学的话语权与省思意识，也应该得到更为开放、宽容的理解与认识。

注释
    1 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页29。
    2 郜元宝：〈不断重写的知青文学〉，《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5日。
    3 翁昌寿：〈知青图书的误区〉，《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22日。  
    4 张严正：〈知青图书开始走出误区〉，《中华读书报》1999年1月6日。  
    5 有关该小说，见后文注26。
    6 包兰英：〈《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编后记〉，载贾平凹：《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页180。
    7 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同1，页31-32。
    8 刘醒龙语，见〈热心冷眼看知青──关于知青问题的对话〉，《今日名流》，1998年第10期，页6。  
    9 如《北大荒风云录》（北京：青年出版社，1990），《草原启示录》（北京：工人出版社，1991），《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知青档案──知青上山下乡纪实》（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蹉跎与崛起──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回首黄土地》（沉阳：沉阳出版社，1992），《难忘鄂尔多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中国知青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北京：出版社，1994），《老插话当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4），《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我们一起走过──百名知青写知青》（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武汉：湖北出版社，1998）等等。  
    10 参看《华夏知青网》中的《知青网站总汇》(http://www.hxzq.net/zqmz.htm)。  
    11 虫二：〈留在湖区的女知青〉，《华夏知青网》首页(http://www.hxzq.net/xlu/xlu317.htm)。
    12 呼伦河：〈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内蒙〉，《华夏知青网》首页(http://www.hxzq.net/xlu/xlu325.htm)。  
    13 老城：〈我的同学小周〉，《华夏知青网》首页(http://www.hxzq.net/xlu/xlu318.htm)。  
    14 林子：〈曾为知青〉,《华夏知青网?林子文集》(http://hxzhq.top263.net/wangyouwenji/linzi/24.htm)。
    15 《老三届》(http://sh.netsh.com/bbs/4564/)。
    16 关于民间叙事立场，陈思和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参看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63-368。  
    17 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同1，页28。
    18 王彬彬：〈「知青」的话语霸权〉，《文艺报》，1998年6月4日。
    19 王彬彬：〈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书屋》，1999年第5期。(http://www.monternet.net/reading/html5/26.htm)。  
    20 〈『知青』的话语霸权〉，同18。
    21 同注19。  
    22 同注19。  
    23 见《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页19。
    24 既然刘醒龙不明言，我也不好随意揣测。但恰恰就在刘醒龙所说的「知青晚会」那个年份，其所在城市隆重推出一场知青演出的大型歌舞晚会，该晚会节目荣获中国第十四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综合节目二等奖。我想刘醒龙所说的，应当不会是该场晚会吧？──作为专业一级作家的刘醒龙，其品味应该不至于会有那么令人诧异的「超尘脱俗」。
    25 与刘醒龙颇为相知的批评家丁帆即指出：「就我的体验，在那漫长的插队岁月中，虽然整天沉浸在悲观主义的情绪中，但在劳动中与农民结成的那种难以状诉的友谊却是终生难忘的，所以在读《那遥远的清平湾》时的和谐使我感到亲近。」见丁帆：〈知青小说新走向〉，《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页13。
    26 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和李洱的〈鬼子进村〉〔载于《饶舌的哑巴》（武汉：湖北出版社，2000）〕也都有全盘否定知青的言论，但前者在否定、抹黑知青同时，也否定、抹黑农民；主人公「我」，也被处理成一个既是知青又非知青既是农民又非农民的角色；似有忏悔反思之举，又见自怜自恋之心。后者虽然也咋咋唬唬地否定、抹黑知青，但对知青形象的实际描写却颇为中允温和，甚至表现出知青其实是受欺负者，于是，该小说具有了反讽意味，不仅反讽知青运动，还反讽、解构了（当时及当下）全盘否定、抹黑知青的思潮与做法。因此，这两部小说跟王彬彬、刘醒龙们的思路大不一样，故不宜在此一并评析。
    27 见《上海文学》，1998年1月号，页5，6，12。
    28 这做法也是其他对知青及知青文学不满者所喜用，如近期发表在《书屋》2002年第2期第16-18页黎学文的〈冷眼看知青〉以及《世纪中国》网站「公共平台」第23期（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tai/index-0105d.htm）李平的〈放弃「知青情结」，走向澄明境界──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便是如此，只不过黎文的表现是赤裸裸的非理性叫骂：「我最反感的就是知青这个群体……知青是最虚伪、最矫情；最自恋、最自私的一代人。」李文则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宣泄无中生有的恶毒中伤：「（知青）就像无恶不作的少爷、小姐，又象街头的泼皮，人见人厌，却自怜自爱。……无知与狂妄、自大与自卑、善于煽情又易于悲观、身处窘境又毫不知羞、敏于充当『工具』而拙于『旁观』、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道德、良心、理性为何物。……知青情结犹如烂漫的罂粟，娇艳、迷人而毒汁四射、遗害无穷。」我始终不明白的是，所有这些咒骂知青及知青话题（包括知青文学与史学）的英雄好汉们，何以会对历尽沧桑、历尽磨难而如今大多数依旧在社会底层挣扎求存的知青群体有如此深仇大恨？  
    29 同注27，页12。
    30 俞汝捷、刘醒龙〈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江汉论坛》，1998年第12期，页64。
    31 王彬彬在〈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中曾说：「从人数对比上来说，他们（指知青──引者按）与当地人之间简直不成比例。但数量对比在这里毫无意义，就像狼与羊之间的数量对比没有意义一样。」显然，王彬彬是将知青与农民的关系视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无疑是说不过去的。详见下文评析。  
    32 麻卓民：〈放牛娃──「板弓」〉，《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xlu/xlu320.htm)。  
    33 老例：〈我的房东〉，《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wenzhai2/wz54.htm)。  
    34 丛玉文：〈大山的渴望〉，《知青年代》(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wenxue/zqnd/zqnd.html)。
    35 柏万青：〈我欠老表一餐饭〉，《知青年代》(http://www.shuku.net/novels/baogaowenxue/zqnd/zqnd18.html)。
    36 西北狼1号：〈我和张大伯最好〉，《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xlu/xlu111.htm)。
    37 南国嘉木：〈山民篇之一：村姑华姐〉，《老三届》(http://bj3.netsh.com/bbs/109299/messages/5884.html)。
    38 春雷：〈回家乡〉，《承德知青网》(http://www.cdzhiqing.com/huodong/jiaxiang.htm)。  
    39 王勤：〈草原札记〉，《兵团战友》(http://btzy.vip.sina.com/qcj/qcj.htm)。
    40 老城：〈回延安〉，《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xlu/xlu242.htm)。
    41 号子：〈我们走过平凡〉，《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wenzhai/zp107.htm)。
    42 程美信：〈我记忆中的知青〉，《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xlu/xlu315.htm)。
    43 石城大侠：〈山花祭〉，《知青网论坛》(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zhiqing&message=2)。
    44 见《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xlu/xlu078.htm。
    45 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同1。
    46 王彬彬：〈「知青运动」：被忽视与被掩盖的〉，《今日名流》，1998年第10期，页13。
    47 见俞汝捷、刘醒龙：〈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同30，页64。
    48 俞汝捷、刘醒龙：〈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同30，页65。
    49 沉嘉达《现实主义?乡村情怀?生命意义──刘醒龙小说解读》便持此说法，见《黄冈师专学报》，1999年4月，页35。  
    50 参看刘晓航〈《大树还小》是一部严重歪曲知青的小说〉，《老知青之家?刘晓航专辑》(http://www.lzqzj.com/new_page_125.htm)。青年作家李洱的《鬼子进村》也似乎是运用了这么个书写策略，将知青在的主要工作「设计」为修筑一条百无一用的桥，于是也就使繁杂的农村生活大大简约化了。
    51 《大树还小》结句。同27，页26。
    52 俞汝捷、刘醒龙：〈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同30，页66。  
    53 反而给那些不甘寂寞的文坛「看客」提供了攻击知青及知青文学的「口实」，如王清淮在其〈永远的看客〉一文，便煞有其事地非难道：「生活中的白狗子和文学中的白狗子都有共同的嗜好：他们从农村带回了或大或小的伤痕，以此傲人或自恋，但是，如果深究起来，那伤痕的来历将十分可疑，而且，他们在农村留给农民的伤痕更大，伤害更深。」（见《作品与争鸣》，1998年第6期，页43）。  
    54 见〈热心冷眼看知青──关于知青问题的对话〉，同8，页7。
    55 见王彬彬：〈「知青」的话语霸权〉，同18。
    56 王安忆：〈我爱生活〉，《人民文学》，1983年第6期，页110。  
    57 梁晓声：〈生活?知识?责任〉，《人民文学》，1983年第12期，页107。
    58 丛丽杭：〈北大荒的儿子──访青年作家梁晓声〉，《黑龙江日报》，1985年2月24日。  
    59 与「忏悔」话题相联系的是对「青春无悔」说的质疑，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暂不涉及；且后者跟知青文学中的理想主义话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拟撰另文专门讨论。
    60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114。
    61 陈骏涛、梁丽芳：〈世纪末中国文坛对话录〉，《北京文学》，1999年10月号，页91、92。
    62 张抗抗：〈无法抚慰的岁月〉，《文汇报》，1998年4月13日。  
    63 参看聆松：〈忏悔与悔改的区别〉，《生命与信仰》，总第1期(http://www.cclife.org/htdocs/cclife.nsf/354d32590a4a5b4485256b42005cb56f/
e157766cedf4580f85256b43000716d2?OpenDocument)。
    64 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页11。
    65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见《中国新闻网?新闻大观》(http://www.chinanews.com.cn/2000-07-07/26/36753.html)。
    66 见黎学文：〈冷眼看知青〉，《书屋》，2002年第2期，页17。
    67 照此逻辑，大可随心所欲编造《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学生……）偷盗史》、《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学生……）械斗史》、《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学生……）犯罪史》。
    68 彭中杰：〈忏悔吧，老三届！〉，《甘肃广播电视报》，1998年11月15日。
    69 王恒升：〈论知青文学向后知青文学的主题演进〉，《济宁师专学报》，1998年2月号，页74。
    70 包兰英：〈《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编后记〉，载贾平凹：《我是农民：在乡下的五年记忆》，页180。
    71 张承志：《北方的河》，（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页1。
    72 胡发云：〈难忘知青岁月〉，《老知青之家》(http://www.lzqzj.com/whzq_01.htm)。
    73 一如李平在〈放弃「知青情结」，走向澄明境界──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见注28）末尾的劝戒：「人类的事情忙得做不完，我们却仍死守住知青情结，何以面向未来？只有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解放，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永远是它的囚徒。让死的死去吧，让过去的过去吧！」一代知青的青春、一代知青的历史，就由那么一句洒脱的「死去」、「过去」便打发了？如此说来，「死去」、「过去」的还应该包括文革、大跃进、反右、南京大屠杀……
    74 西里村：〈那一片遥远的土地〉，《岁月如歌》(http://bj3.netsh.com/bbs/115160/)。
    75 老例：〈曾经沧海〉，《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wangyouwenji/laoli/laolinew/lao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