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周作人“五四”前后人生择取的歧异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一
如果说，在日本期间，《城外小说集》的出版和鲁迅、周作人在《河南》杂志上的协同作战是两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开始，那么，到“五四”前夕，当时代提供了机遇，他们便自觉地承担了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站立到了潮头。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六年多的沉寂与思索，鲁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国的无声，周作人却品味着乡间的宁静，① 这就决定了他们投身激流的不同心境。鲁迅的心理是悲观的、疑惧的，那段著名的“铁屋子”的谈话真切地表明了这一点。“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分析这段话的含义:一是铁屋子万难破毁；二是唤不起多数熟睡的人们，这是他的悲观；三是若唤起了少数几个岂不凭添他们的痛苦，鲁迅是“铁屋子”中醒着的人，他已经深味了这痛苦，因而才产生了这样巨大的疑惧。此时的周作人正面临另一种忧虑。他的白话诗《小河》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它在我身上流过”，“水”一旦冲出堤堰，就会肆虐地吞没一切，而麻木的民众一旦摆脱束缚，陷入狂乱，也会爆发出粗暴的力。他是不安与矛盾的，一面受时代的招引，将思想启蒙———唤起人的自觉做为信爷而预备躬行，一面又为民众觉醒产生的可怕后果而忧心忡忡。思想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社会的直接行动，甚至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是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他总是希望“水”能“稳稳向前流动”，这希望也正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呐喊的原因。
鲁迅、周作人疑惧和不安的焦点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唤起民众上，但指向却似乎全然不同；一个是“惧”唤不起的沉闷和唤起少数几个的无力；一个是“忧”唤起之后破坏原有的宁静。就当时他们对启蒙前景的估量来看，鲁迅是悲观的，周作人似乎乐观得多。他们这样的心态也无疑决定了他们呐喊的方式。他们产生不同的疑惧和不安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从他们早期的生活经历中找出渊源来。
鲁迅是家中长子，在接受家族淤积的厚望时也承担了责任，这不仅是平日的言谈行为中意识的给予，到了十三岁突遭不幸时，幼小的他已开始现实地挑起本应大人挑的重担。他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他人，或感受凉薄或出让温暖，从那时起，一种深层的外向意识便已开始滋生。所以，“五四”时他疑惧的对象是被启蒙的大众。周作人比鲁迅小四岁，幼时并未直接承应世态炎凉，以后几乎每走一步都有鲁迅在前开路，从南京到日本，直至北京，他的关注点集中于自我，形成与鲁迅相反的内向意识，他的不安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心存疑惧与不安呢?鲁迅在日本因是弱国子民而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同时又目睹同胞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吸取奋发的力量，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早已深感民众觉醒之难。周作人在鲁迅的荫护之下少受歧视之苦，只是更多地品尝“古国古俗”的神韵与温馨。② 虽然他也关注着民族觉醒问题，但多数只是扮演鲁迅追随者的角色，对愚昧民众的认识多从书本中得来，少有切实的感受。辛亥革命对两人的触动都很大，鲁迅经历了短暂的兴奋之后，便被革命的退化所震惊，民众由“奴隶”堕为“奴隶的奴隶”而一丝未醒破灭了他最后一个肥皂泡。当启蒙高潮再次到来，他又怎能不心存疑惧呢？可是辛亥革命未使周作人兴奋，却让他看到了“以暴易暴”血淋淋的一幕，体察到了动荡对个体生命的有害，令他此后每次想都心有余悸，“五四”前的不安也正根源于此。
二
激流把他们同时推到一个歧路口，或进或退，方向相反的路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选择，却让鲁迅与周作人倍感为难。疑惧与不安最终不能阻挡他们对时代的响应，“进”路的选择使新文化运动凭添了两员大将，也成就了他们一世的文名。方向是相同的———启蒙大众，但路绝不是重合的，虽然他们都在呐喊，声音却是异样的。他们的疑惧与不安并未消除，呐喊只是面具后的呐喊。鲁迅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六年诗死心境的折磨，③“五四”时的他又一次决意呐喊了。而内心深处抹不去的疑惧使他只能提出希望，而不能拥有希望了。他可以鼓吹“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不得”，也可以激励青年“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但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是道出了心里话，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④鲁迅面对的是无法直面的人生，⑤他投身激流意图是尊先驱者的“将令”，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可他始终想倾诉自己真实的心声。于是《呐喊》更多的是给读者以“铁屋子难以破毁”的压抑:夏瑜坟上凭添的花环终不能抹去是愚昧民众拿启蒙者的血当药吃的阴郁;狂人病好之后的候补冲淡了“救救孩子”的炽热呼声;闰土从幼年记忆中神一般的小英雄成了中年迟钝的木偶人，宣告了往事无非是对抗日前冷酷现实的温暖幻景，转瞬即逝。疑惧毒蛇确实缠绕着鲁迅的心灵，这就决定了鲁迅“五四”时的呐喊只能是“破”，是与“黑暗捣乱”。“光明是我所见不到的，”他曾经这样悲观的说。他“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也只是期望孩子们或可到一个“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鲁迅为“救救孩子”而奔走呼叫时，周作人已开始了他的救人行动。在反对“非人”的封建文学的同时，他致力于构造“人的文学”的殿堂。他不仅要破旧，更要立新。面对几千年封建伦理对人的压抑，他要真正解决“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真正唤起’人”的意识的觉醒。周作人以他巨大的热情强调“人的一切生物本能都是善的美的”，宣扬人欲望的合道德性，要求冲破封建禁欲主义的禁锢，同时强调人高于一般动物的精神要求，因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因而文学要表现人精神世界的内面生活。周作人并没有忘记他的不安，因而也还不时地宣扬“要爱你的仇敌”的“博大精神”，幻想以“爱”来消除暴力。可以这么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鲁迅自觉地承担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意识危机与民众思想危机的重压，始终是以民族和民众为本位的。而周作人所做的只是承担起自我意识中产生了痛苦的知识者的矛盾和精神紧张，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脱离现实关系的抽象的人的身上，他泯灭了人的个体的现实差别。通过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独立而达到社会群体的解放、自由和独立在他看来是确实可行的，而鲁迅在《伤逝》中明白地宣告了这一道路的破产。正如此后不久他自己所言:“‘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他企盼实现所谓的“大同世界中真正的人”的生活理想，并在日本新村找到了现实实体。他的乌托邦式的“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⑥生活愿望也正显露了他以后人生选择的端倪。鲁迅要现实得多，他没有梦想的天堂，不会“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的子孙”。“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从这些疑问中我们可得到此后鲁迅道路选择的一些预示。
三
寂寞彷徨中寻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了，蓦然间的沉寂，鲁迅和周作人同时发觉身陷愚民的重围之中，呐喊其实如一箭入海，不能击起一丝微浪。那些协同作战的同仁“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余下的也同他们一样苦闷无着。他们分明地体味着无能为力的痛苦，挣扎过后，只是飞了一圈的苍蝇，又绕回原地，这一回他们真正面临了“穷途”。当路几无可走时，他们只有在痛苦中寻路。
鲁迅很快发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的清醒者的痛苦更深地占据了他的头脑，“五四”前铁屋子难以破毁的疑惧重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紧要的是不要警醒他。”周作人也收起了“五四”前水冲破“堤堰”的不安，觉察到“思想的力量在群众上面真可怜的微弱”的悲哀。鲁迅在1921年底写下《阿Ｑ正传》为国民劣根性做着最权威的注脚，也同感身受着阿Ｑ式的悲剧。同年的周作人在大病中开始冷静地面对惨淡的人生。
国人的陋相在经历启蒙思潮后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向我对面走来，嘴里哼着什么曲调，一直过去了。我睡在家里的时候，他又在墙外的院子里，放起双响的爆竹。”⑦面对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悲剧，面对“荒原上许多足迹”，周作人“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此时，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沙漠上式的寂寞”引起兄弟二人的强烈共鸣，强化了他们对现存生命形态的不满，激发了他们对理想生活形态的思考与追求。“我是怎样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鲁迅已深感到“沉默”中死亡的恐惧，竭力挖掘反抗的生命“活泉”来滋润沙漠上的枯寂，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周作人同样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缺乏的，的确是心灵上的润泽”，因而在他看来“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他所选择的路在寂寞的感知中几乎要定下来了。鲁迅却一直在尽力摆脱吕纬甫同路者的阴影。《在酒楼上》进行的是自我的两面分析，结尾处有意凸显了叙述者“我”，“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在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好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一种从窒息潮湿的地方走出来，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的畅快，因为“我”的方向是同吕纬甫相反的。这样的意念在《孤独者》中强化着，“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来，……我的心境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另外寻一条路，鲁迅将沿着这生路走向何方?
四
绝望的抗战与默然的退隐寻路中，鲁迅一度陷入虚无。“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现实之中竟找不到实有的依托，想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的暗夜的袭来”，“但盾后面依然是空虚的暗夜”。他所真实感受到的“这路的尽头，尽是虚无，神和魔的战斗谁胜，地狱照旧是地狱。”
然而，正如林毓生先生所指出的，“鲁迅的虚无并不是对生活没有任何信仰，感受不到任何强制和约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他虽然也在黑暗的虚无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进行着激烈的内心争斗，但却总要受到一种拯救国家、唤醒人民的义务的束缚。”⑧鲁迅竭力挣扎以图除去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他宣告人生的无意义，是因为他太渴望人生的意义了。正是他始终抱守那一点对人生的确信，而人生又不容确信，才产生了虚无，当他换一个角度来打量人生，便有了这样清醒的思考: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遭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信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择一条是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过去，姑且在刺丛里走走。”⑨在刺丛里走走，这正是鲁迅面坚“穷途”的选择。希望早已不在，前面也确实看不到路，但还有陷身“穷途”的强烈感觉，这种感受正是鲁迅的精神支点。他无意借文学逃避对世俗的绝望，而更多的是“忘却”，“忘却”的结果却使他能够更专注地审视世俗，更深切地感受黑暗。“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绝望抗战”。“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五四”时便产生了的思想到此时已获得了对现实思考后的升华，鲁迅决意肩住的不仅是“黑暗”，还有“绝望”。在鲁迅的心理天平上，社会和民众比什么都重要，他可以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的支撑。他耳旁始终响着一个声音，“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踏刺丛，走下去，不回转，这正是鲁迅的选择，他正是“在绝望的反抗中创造了生命的意义”。⑩“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经历了太多失望的周作人要走哪一条路呢?早在20年代初他就公开称要“依了自己的倾向”，去种“自己的园地”，要从“五四”时他扮演角色的面具后走出来，去修自己的“胜业”。如果那时还可看作是寂寞之中玩味潜伏的悲哀的话，当兄弟失和幻灭了周作人看取世界的最后一点亮色时，他便决意推卸了“有益社会”的“著者的义务”，“只想缓缓地走着，看好路的风景，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他开始告别过去，去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路并很快得出结论:“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地简单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 这时他已把反抗的生活之路排出了选择项。虽然“五四”呐喊的因子不会完全褪尽，偶经外部事件的触发他仍会战斗。1925年女师大风潮时，他就曾再度宣称:“我的思想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但那只是为“个人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他的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持个人的思想和独立和个体生命的自由。因此，他很快退出，以显示其宽容。对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对时代、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弃之如敝帚，仅仅是因为他面对了“穷途”。他提倡平和冲淡，提倡闲适，“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庸。”
此时的周作人已经走入了“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死胡同，从时代的先驱者变成了时代的旁观者。1921年周作人曾那样热情地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将文学作为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宣言一度被写实文学界奉为圭臬。而当社会更需要文坛写实时，他却折转身回走，“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1929年他更提出了“闭户读书伦”，倡导性灵，在更为残酷的生活中宣称“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这与鲁迅先生讲求“生存是第一要义”，不能做轻易的牺牲，进行坚韧的战斗，以求“为社会多做点事”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周作人的选择包含着浓厚的屈从于现实的意味。他在人生的歧途上已越走越远了，这也许是以后附逆人生悲剧的一个危险信号了。
五
“五四”后，鲁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境遇———“歧路”与“穷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做出同样清醒的选择:鲁迅选择了抗世，周作人选择了避世。鲁迅直面现实，反抗绝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绝望。与鲁迅相比，周作人是只有天堂没有道路的退隐，他悬在空中一旦不得不落于实地时，迷失便不可避免了，抗世者经历了狂流的冲击成为悲壮的殉道者，避世者因世无可避而成为可悲的顺世者。“五四”后择定的是他们后半生命运的基调。而在这选择背后，又是哪种力量起支配作用呢?从鲁迅和周作人在思维中形成的不同视线里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鲁迅为文为人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两条视线:一条是从身外往里看，这时他会发现痛苦、怀疑和绝望的深渊;另一条是内心往外看，产生的则是对身外大众无限的悲悯、责任感和同情。
周作人也有两条视线，可当他以一个局外人的目光洞悉了社会的一切，也会发现痛苦、产生疑惧;而当他在绝望面前战栗之后，解脱走投无路无所适从困境的却是另一条视线，以已观已，从内心获取解脱。鲁迅两条内外交叉的视线使他在内心探视时并不能带回心灵的慰藉，相反加重了与外界感同身受的悲哀;周作人两什么样两条并行(一内一外)视线使他每一次审视自我，便可得到现实中不可得的抚慰，减轻外部加于他的悲观和痛苦。这也便决定了鲁迅总是在探索民族灵魂的过程中也探索了个人的灵魂，而周作人虽对国民劣根性也有深刻体察，但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心灵的翻检。
鲁迅的两条视线的转换始终是内与外的组合，便始终有所系连，因而也总能在虚无中显出实际来，既清醒地看到了时代与社会，也清醒地看到了自己。尽管他时时陷入绝望，却总可以如受难的基督一样得以复生，尽管重复的似乎只是西绪弗斯推巨石的悲剧，却总给人以精神的悲壮启迪。周作人的两条内外平行视线恰恰限制了他，因为他有内心的避风港，能“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现实中失去的或得不到的能在内心找到一种补偿与替代，正是这种自我调适的机制逐渐隔离了他和社会。但事实上个人始终不可能脱离社会，自我视线只能使他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做了一个尽力提了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面的大傻瓜，其结果只能是扯光了自己的头发，成为让世人指笑的丑陋者。
两条不同的视线只是鲁迅和周作人选择时的决定因素，视线的形成原因我们仍然需要从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探索。命运在给了他们一个宽裕的童年以后，又在猝不及防时扯掉伪装露出狰狞，身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完全意义上的自我便就此打破，他必须在不断与外界的交流中才能一步步走下去，而周作人在那时仍然沉溺于迷梦中。鲁迅听到了“乞食者”的恶语，周作人却记住了可安放耳朵的新奇梳枕;鲁迅为庸医误人感到痛切，周作人却把寻药引作为好玩的游戏;鲁迅在当铺与药铺间感受“世人的真面目”，周作人直到晚年回想时还说“那时，在家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
到南京，鲁迅忍受的是背井离乡的凄苦和逃离的悲凉，并对那里的“乌烟瘴气”很快感到“很不适应;周作人却完全是一种奔赴新生活的兴奋和憧憬，以后还觉得学校“自由宽懈”，忆起来竟颇多“回想与怀恋”。同在日本留学，对外交往多由鲁迅代办，弱国子民所受到的种种欺侮和刺激，周作人很少体悟到。直到从日本回国，周作人独立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并不很多，他只是沉溺在自我的世界里。至于周作人和鲁迅在日本共同倡导“力足以振人”的民族觉醒活动，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在那时日本留学生界革命激情的挟裹下的加入，自己对外界直接经验的感知并不多。鲁迅那时从日本文化中吸收面对现实、自我反省精神和忧患意识，周作人却是品味“故国古俗”的神韵，吸收诸如俳句之类的日本阴柔文化底蕴。
在他们二人经历的并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视线的形成轨迹。鲁迅很早就认识到现实的非正常，努力在接受现实中开掘自我，而周作人一直不愿相信他所面对的现实，尽力退守，内心形成闭锁的自我保护是很正常的。周作人幼时便被传为是“老和尚转世”，是“头世人”，成年之后也更多情况下以自诩的局外人看世界，自然也与鲁迅的视线相异了。当然，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与外来思想的冲击。现代知识分子是怀着寻求真理的目的去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最初的接受也是多元的，周作人就曾坦言自己的头脑里是凌乱的“杂货铺”，鲁迅也大抵如此。“五四”退潮后使他们必须进行一番清理，作一次倾向性选择。而无论是尼采的超人、易卜生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阶级论和共产主义，归纳起来不外乎承担社会责任的人道主义与强调“个人本位”的个性主义。鲁迅是前者的代表，因为经历使他更多地看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周作人选择了后者，因为他看到了所谓“人”的共同利益。于是当鲁迅为民众不知反抗的奴性痛心疾首时，周作人还可以悠闲地宣扬抽象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也正是这样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五四”后的道路。
现代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这一代人既感受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因而对任何外来文化的认同都离不了传统文化的底色，对于鲁迅和周作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就其人生道路选择作用最大的还是儒家思想。儒家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鲁迅“绝望的抗战”的支柱恰恰在这里。周作人的人生选择体现了一种“入世而不可得”之后的退守，他的“独善”、退隐、“无可无不可”的心境最终使他逃不脱几千年中国封建文人的宿命。历史已尘埃落定，是非功过，悲剧喜剧由于有了距离而愈显分明。鲁迅和周作人顺着“五四”后选定的路走下去，一个曾经走上神坛，一个一度陷入泥滩。在他们身上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全部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他们的经历，对同样需要在自我和社会中寻找一个平衡支点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或许有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雷启立.苦境故事——周作人传[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Ｍ]. 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我对于日本的平常生活方式，觉得有兴趣，这里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由于个人性格，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
③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五四前鲁迅刻了一个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一个，就是‘待死堂’”。
④鲁迅.一九二○年五月四日至宋崇义[Ａ]. 鲁迅书信选[Ｚ].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⑤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倘若这直面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鲁迅先生恰恰遇到了这样的人生。”
⑥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Ａ].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Ｍ].234.
⑦周作人.人的悲哀[Ａ]. 过去的生命[Ｍ].上海书店，1983.
⑧(美)林毓生.关于知识分子鲁迅的思考[Ａ]. 当代世界鲁迅研究[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⑨鲁迅.两地书(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致许广平)[Ｍ].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⑩汪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Ｍ].河北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