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自近以来，中国文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搬用前苏联的文学话语，新时期以后又对西方文学话语亦步亦趋，充满了献媚的热情。在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次交流与冲突中，由于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慢慢地形成了目前文学的“失语”状态。
一、“全球化”的文学误读
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②曹雪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而为全人类所共有，２０世纪欧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对人的关怀上具有了相当的普世性、深刻性，从而预设了一套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标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会，使中国作家能够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话语，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近现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进大陆，现代意识开始渗透到作家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们开始应用现代意识来观照生活，体验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走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与美学原则，其要求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找到精神的支点。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当人类的、经济、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人们开始探寻一条以文学现代意识来超越文学的民族意识而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贾平凹的《浮躁》、铁凝的《玫瑰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或者从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冲撞、推移着眼，或者从中外文化的渗透、裂变入笔，或者从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纠结、震荡出发，他们都力图从民族精神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去取得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然而，总体上文学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走失。
探究原因，“全球化”的文学迷思应该是首要因素，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迷思”，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西方启蒙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虚无和绝望。
在某种程度上，就连２０世纪中国作家中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难免落入这个“迷思”之中。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他文学理想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摩罗诗人拜伦的个人主义和狂士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鲁迅而言却是一种无法调合的矛盾，比如他一方面痛斥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欣赏魏晋狂士“药与酒的风度”；一方面以“掮起黑暗时代闸门”的悲壮心理欲全盘否定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汉唐气魄的宏放”中寻找民族自信心。这种“全盘西化论”和“新传统主义”的尖锐矛盾多少导致了鲁迅的“无地彷徨”和“反抗绝望”。
事实上，追随西方文学，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因为中国作家有别于西方文化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特定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中国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迷思”，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割裂了历史的现代精神的“伪先锋”创作；缺乏整体民族意识的民俗的搜奇猎艳；失却了生命豪情仅作为纯欲望存在的个体独白。③
中国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所表现出的“迷思”都有着一定的反民族性倾向，但两者的性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前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叛”，目的是想借助西方启蒙理想来重新建构汉民族的精神家园；后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则真正是对于汉民族文化的“背叛”，目的是肯定和张扬所谓纯粹个体的一切琐屑欲望。当然，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迷思”也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精神家园和文学个性的建构不可能脱胎换骨于异域文明，而只能以此为思想来源和经验参照。
毋庸置疑，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或者从某种标准而言还只是准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已确实对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制约，造成了现实的文学困境。 首先从启蒙理想的制约说起。众所周知，所谓“启蒙”即是启愚昧之蒙。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略的问题却是：中国人的愚昧是否就等同于欧洲人的愚昧？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愚民色彩极为强烈的基督教和封建贵族的特权，完全是从其民众自身的利益出发才提出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响亮的口号。再说到“启蒙”所针对的民族劣根性，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除却本民族愚民的封建制度文化，如果说欧洲民族劣根性的形成是来自于宗教狂热症，那么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形成则是来自于“五胡乱华”、“蒙人南下”、“满人入关”等诸多使得汉民族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而使汉民族意识的淡漠。
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作家们实际上正是在思想上摆脱不了西方启蒙理想的局限，才不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例如毕淑敏那篇颇有影响的《预约死亡》，书中齐大夫面对英国医生詹姆斯那套咄咄逼人并很具有现实代表性的西方人权观，尽管奋起反驳，言词激烈，但却因为没有更深刻的见地而只有政治大话，最终舌战败北。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思想难以超越启蒙理想这个“束缚”。
其次，在那种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表象背后，意义匮乏而又媚俗。从现实层面来说，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然超过了传统启蒙理想，从余华、残雪、韩东等许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走上末路的“人”已逐渐异化乃至变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正在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对民族—国家的书写，沉湎于个人“深度体验”的喃喃自语。
第三，那种通过欧美消费模式与“媒体帝国”，将个人欲望掩藏在理性、自由贸易、人道主义价值观背后的盛气凌人的全球化言论，就其性质而言，依然不脱居高临下的传统启蒙理想的窠臼。但因其影响所及的是更为广泛的中国民众，并主要通过叙事图像的直观效应流行天下，一再肯定其自身的文化霸主地位，实际上就在有意无意地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制导着当前中国通俗文化的创作思路与理念。以《卧虎藏龙》与《蜀山》这两部影片为例，这两部影片都谈到了东方文化中超越七情六欲的“修道”，但由于“情爱至上”的西方人性论的片面理解，两部影片把情爱与修道完全混淆在一起，得道之人依然会为情爱所困。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道”的超越性目的就荡然无存了，只能作为逃避或者宿命展示在观众面前。④
诸多的制约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原创性不足。本着“神圣”不可超越的意念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全方位的参照而加以搬用或移植，传统启蒙理想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们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势。
二、全球化中的文学民族性
民族是一个人类学的种族概念，文学上的“民族”或文学的民族性则主要是某一地域民族的主体性显示，是某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品格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独立性、主体性是民族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标志。
不无遗憾的是，文学的民族性内涵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化的交锋而产生了变化。虽然“汉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在，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却在渐渐消失。追溯历史，我们在２０世纪初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而毅然抛弃了传统，但这个主动的行为实际上有着内扰外困的时代背景，正如威尔·杜兰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所说的：“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⑤这段话正道出了当时中国人处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之间的矛盾心情，他们的价值观不得不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为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王道”不得不让位给“霸道”，“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不得不让位给“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拿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传统被“钦定”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与光辉典范。诚然，当时俄苏文学是中国文学学习的样板，但标准单一，许多疏离意识形态注重审美诉求的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置于文学的标准之外。十年动乱，文学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潜在写作”的地下文学，我们看到的文学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和一些震天动地的政治口号。显然，这是中国文学在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被迫与世界文学失去交流与对话而自我封闭所导致对抗的结果。
新时期，有鉴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成功范例，韩少功、阿城等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对文学的民族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特定的地域进行文化寻根，力求从当时当地的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描写中发掘民族的文化精神……他们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积淀，发掘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长期发生影响的思想观念，从而表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及其形成过程，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文学创作新的生长点。可惜，固有的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舆论氛围和作家们自身的局限与放弃，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民族性的冲击力方面还缺乏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未能加入到文学“世界性”的大合唱。
其实，在２０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当人们看到全球化的征兆愈来愈明显，日益感觉到后殖民倾向的危险性时，人们开始更加强调民族性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融入全球化时，如何保持自己民族文学的优秀的特色与鲜明的个性，使其成为一种难以复制、不可遮蔽的世界性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文学的人民性是不可能的。人民性似乎是一个旧事重提的老话题，然而我们只有深刻地理解人民性的丰富内涵后，才有可能把握到民族性跃动的脉搏。
文学的人民性就是指由有着形式的民主性的文学文本话语揭示、体现或流露出来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地具有对人民的关怀、纠正与精神提升效果的、渗透于所深刻描述的现实生活图景中的一种进步的情感、态度、精神或倾向。文学的人民性是其民族性的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其民族性的活力之源。“对一个作家的民族意义的估计永远依赖于他的创作的人民性这个问题的解决”，⑥“‘人民的’是‘民族的’之中最优秀的东西”，⑦对人民性的有意疏离或拒斥使文学的民族性苍白萎顿、丧失活力与个性，终至于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茫然不知所措。 民族性当然离不开传统，也跳不出地域，但民族性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在于由作为主体的一个民族的人民群众所结构起来的现实，或者说是在于现实的人民性。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传统的现实，传统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与脱离传统的现实都是虚无的，传统的民族特性只有在当代的民族现实性上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当代的民族性必然也只能存在于当代的民族的社会现实之中，现实的人民性存在可以约化为当代的民族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熏可以说真正深刻的民族性不在于刻意的“寻根”，不在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的揭示，也不在于单纯的方言和地域风情的展现，而是在于现实的人民性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程度，文学的民族性的源头就在于其人民性的发掘。
此外，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文学的地域性。从２０世纪的后半叶起，全球化语境下到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全面浸透进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肌理，整个时代文化精神重心逐渐转向都市化、商业化。文学的大地叙事与乡村抒情被逐渐弃置，作家对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描述也越来越少，而是直接进入到个体“自由的孤独”的叙述之中。
在如此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出现了某种不同于以前的特质，现代文学中那种拥有各家“自己的园地”和创作优势的地域性鲜明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无论是在文坛上久获名声的中年作家还是崭露峥嵘的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逐渐远离乡村叙事和牧歌情调，远离“地域性”写作，作品中的民族性似乎在悄然消失。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地域文学”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心，在文坛上博取盛名的作家多是以“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小说为起点进行自己的创作，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李杭育、阿城等。“新生代”的作家却明显地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写作，他们的作品很少有地域群体特征，他们正在逐渐远离乡村，甚至远离故乡的文化背影，而专注于困居都市的内心独白。，中国当代作家正在超越“地域文化层”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描述，作家对“民族性”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了。 其实，民族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持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而贴上“地域文化”的标签，它更意味着保持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也意味着站在性立场上反省民族的内部精神，重新思考、、制度与人的关系等等。当代文学亦如此，即使作家部分放弃了乡村叙事，较少直接关注民族性格和民族身份问题，作品的“民族性”却不会因之减少，它已经内化到日常生活中，也会内化到作家的创作之中。
“民族性”和“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话语一起构成了中国知识界思考中国文化政治的具有一体两面性的课题，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思考的民族文化问题，还有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如何进行政治选择、文化选择问题。在这一选择中，政治、文化或者民族中的个体是如何显示出民族性的。只不过，在背后却是一个文学理念在支撑着，即学习西方大师和其中的文学理念，本土体验只是一个背景性存在，提供可阐释的素材，这都造成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面目模糊，很难有鲜明的特性，因此也就难以达到鲁迅所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目标。
三、胸怀“民族”，走向“世界”
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从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⑧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也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造成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推动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⑨于是，我们目之所及的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规定性取决于大众传媒。“当今文学越来越倚重于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以媒介为技术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种种特点赋予了文学，从而推翻了关于文学活动的惯常理解，刷新了有关文学的生产、文本、发表、出版、阅读、消费的传统概念”。{10}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民族化和世界化。为了张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甚至这些特性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所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无所适从。我们有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追求，我们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我们也走过“俄国人的路”，也曾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过，甚至今天我们还在虔诚地向往和膜拜着“世界文学”，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却时常陷入一种“列席”聆听者的身份尴尬。
世界／民族，这对范畴描述处理的就是文学的世界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状态和关系。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整体的世界，全球化时代中这种统一整体性尤其突出。民族是多样的民族、主体的民族，随着人的和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民族的内在特性将更加鲜明。新中国文学尽管在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上取得了成功，却有着在总体上重民族形式轻民族精神的弊端，这种弊端延续到新时期少数作家手中甚至成了语言的粗鄙和民族原始、落后风习的展览。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只是民族的外在标识，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才是其内核。在民族外部标识逐渐淡化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内在精神的弘扬和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文学民族性的弘扬和书写需要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市化的脚步加大；则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形成了都市社会，体现出由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状态；香港和澳门的都市社会更呈现出全球都市的特点。这个时期大陆、台湾、港澳的文学语境，基本趋同一致。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港澳，都展现了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文学多源共生、多元并存的格局；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张；个人化、私语化写作倾向的日趋加强；“生活在别处”，仅仅依恃于都市经验而写作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他们以“另类”的写作方式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作为生产快乐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它甚至改变了文学的元素乃至身份，消弥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被包装、被炒作、借助于各种利益集团而增加附加值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以上中国这些带有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现象，似乎正在证明亨廷顿的那句名言：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在特殊意义上，地域文化、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的存在是对全球化语境下逐渐渗透的强势文化的抗拒，它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个性，失去了对此探索的热情，也就失去了个性的力量。当全球化的思潮、西方思想以更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时，这种全方位模仿、趋同是自然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的碰撞后的中国性格的形成，以及作家对这种碰撞和碰撞后新的民族性的感受力。在此，当代作家对于“革命”、“历史”等词语的不断反思和阐释应该说也是在试图寻找民族内部的特性，是对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它们将会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和启示。
聊以自慰的是，大陆、台、港澳共同重建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中心的趋势也露出端倪。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世界文学与台港澳文学进入大陆，影响了大陆文学，发起了一次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这阶段，台港澳作为世界当代文学进入大陆的中介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而后，大陆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世界化，逐步返回到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文化寻根”热潮，立即得到了台湾、香港文学界的热烈呼应，仅从台湾文化界对寻根文学的推崇和出版界对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有组织地翻译和向西方世界推介的热烈，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处空间在影响方向与秩序上的重新置换。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趋势，仿佛不再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现代性”冲突，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以内部“联袂登场”的民族文学为一方，与“党同伐异”的西方文学“全球化”的一体化思维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
回到现实操作层面，那么摆脱困境的“路在何方”？我们又如何走向世界？对此，我国学术界作了种种尝试。包括方法移植；形式模仿；观念的套用等等。然而这些介绍和运用，在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新意之后，由于没有处理好理论方法与表达对象之间的对应和适应的关系，终究没有产生“学以致用”的实质性成果。笔者倒是觉得，文学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良性的互动以获得“双赢”。
我们深知，每个民族都在艰难而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思想典籍、民俗民风，无不显示出传统的厚重与文化的博大。以文艺复兴与狂飚突进运动为例，前者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后者的参照系则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学需要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马尔克斯的国家哥伦比亚应该说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他以《百年孤独》这样的世界名著，隐喻了整个拉美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民族内部的状况。并且，《百年孤独》写的是一个小镇家族的生存和灭亡，但小说背后巨大的“隐形”世界——西方政治和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入侵——而使小说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思维变得更加突出、醒目。我们也常常以此作为重构自己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学信心的模本和范式。
虽然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也不乏有人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实践与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但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而言，收效甚微。目前显然的出路就是互动与重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获新机需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而又不失文学的“民族”个性与尊严，没有良好的互动机制，就不可能进行重组。重组也就意味着交融、整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学取得成就，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学敢于调整姿态和策略，使自己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之中，知己知彼，达到和谐共生。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1}显然，对于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摈弃“一切乞灵于西方”这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把构建汉民族文化体系，呼唤汉民族自身的文艺复兴作为创作和批评的目标，并重新检索在过去那个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连续性的思路中，还有什么资源可以被今天的思想重新阐释。这样做非但不会影响现代化进程，反而会使我们对西方文明有了理解和解释的依据，也有了吸纳和化用的自信。世界文学的“他者视野”，给中国当代文学引进了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从而有利于优化和“个性化”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民族性追求，在理论上所构成的意义和想像的空间是巨大的。这也是令当下中国文学最感到诱惑的目标，也是最能引起人言说冲动且又难以言说完善的双重理想。面对着“全球化”这样一个文学话语权力的象征，文学“民族性”务必通过主体性的维护和多样化的文学呈现，追求深度，以期达成与文学“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所生成的诸多意义才会浮出水面而逐渐明朗。
①俞可平《全球化论丛·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王韬《“普世理想”与民族性——探讨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学海》,2003年第4期｡
③④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⑤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
⑥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64页｡
⑦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148页｡
⑧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⑨弗·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0}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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