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中的个人道德与制序演进

——從格雷夫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看東西方社會制序的原發路徑

    哈耶克（F. A. Hayek）說過：「如果歷史上有甚麼事情幾乎完全失敗了的話，那就是人們對道德變遷之原因──在這些原因中，說教（preaching）可能最不重要的解釋，但這些原因有可能是那些決定人類演進進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 哈耶克的這一見解，含蘊甚深。哈耶克的這句話，含有兩重意思：一，道德變遷的原因，難以理解，難能解釋；二、道德與社會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的變遷，有著錯綜複雜的內在關係。哈耶克這裏並沒有提及另外一個極其重要但同樣「不可言說」（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語）的問題，那就是道德法則的實質是甚麼？從整個人類思想史來看，甚麼是道德，這是一個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休謨（Hume）、康德（Kant）、維根斯坦，到現代元倫理學家（meta-ethics）如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on）以至到當代博弈論經濟學家哈薩尼（John C. Harsanyi）和賓默爾（Ken Binmore）就一直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這裏且不管道德的實質是甚麼，哈耶克的上述邏輯斷想看來是對的，那就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制序都有一定的倫理維度和道德基礎。社會倫理和個人道德，在任何社會制序的生發、型構和變遷中，均會有一定的作用。

    然而，「理性直觀」和「邏輯斷想」是無法替代「科學」的「求證」的。尤其是在當代社會科學的話語環境中，更是如此。那麼，進一步的問題是，社會倫理和個人道德與社會制序的生發、型構和變遷的關聯機制是怎樣的？我們如何在當代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中「驗證」哈耶克的上述理論斷想？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格雷夫（Avner Greif）教授拓闢出了他的頗受西方學界矚目的「歷史比較制序分析」理論進路。在其歷史比較博弈分析的理論建構中，格雷夫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對道德（他稱作為「文化信念」，即「cultural belief」）與社會制序的生發與型構的關聯機制，做出一些解釋2。本文以下將簡要介紹格雷夫教授的「歷史比較制序分析」進路的理論成果，並從中反思出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中的「道德類型」在東西方社會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上所引致的差異及其原因，以及伴隨不同制序變遷路徑的社會經濟後果。

    一、理論假定

    為了使我們的理論考詰從純思辯的理性推理走向「歷史的理論分析」從而更接近成為現實世界的「鏡像」，讓我們先把人類社會的種種活動和交往視作為種種社會博弈，而把社會中的人視作為各種博弈者（players）。為了理論論述的方便，我們也把種種社會博弈者做一簡單的分類。根據人們在靜態、動態和重複博弈策略選擇中的「稟好」（這裏借用康德的「Neigung」一詞，牟宗三先生把它譯為「性好」，苗力田先生把它譯為「愛好」，這裏從我國中青年哲學家韓水法的譯法3），我們把社會中的博弈者分成兩個類型：C類型（意為自私型的「騙子」，為「selfish Cheat」）的「直接理性最大化」的無道德感的人；H類型（意為自利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