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文学史线索观的思考

【内容提要】
   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线索观，它们分别是文学史的他律论和自律论的线索观。这样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状况，为我们进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和启迪。可是过去的思想材料不能仅是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它们还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新的思想创造的起点，作为新的理论之花盛开的基肥；那么，真正要尊重那些过去的思想的成果，也应该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得出我们的认识，进而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使得我们的思想与前人的认识形成一种思想的和声。本从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对文学史线索观的认识。 
【关键词】 文学史 线索观 他律论 自律论 


   文学史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的叙录，由于这个对象经历了实在的时间的过程，并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时间过程来展现，因此，文学史在叙录文学的演化过程时，就有一个文学史的时间中的线索观的考虑和选择的问题。

    目前主要的文学史的线索观有两大类型或者模式，分别为自律论和他律论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古今中外都有其代表，它认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是外力的作用，比如“神”的力量、比如“气”的盛衰演变、以及社会的一般状况的变化也都可能成为文学变革的促动因素；他律论模式的文学史观是文学史叙录中比较早就已经出现的模式。对于传统文论来说，“气”的概念和理论是这种文学史观的核心；对于西方文学研究来说，则以近以来的文论批评作为代表，它们包括社会学的文学史观、关系决定论的文学史观和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史观等。比起他律论模式来，自律论模式的出现较晚。自律论的文学史基本上是19世纪以来的产物，它体现了在文学研究的诸座标中，文学的文本，亦即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作品这一座标的自觉，也体现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可以从事物自身寻求它的，并不需要那种牛顿式的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来说明事物变化的动因。属于这种模式的文学史观主要有以下几种：它主要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泛结构主义的文学史观［1］。

    两种文学史观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分别都有可以自豪的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那么，我们在学习、参照、整理这些研究的同时，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清理，以便总结出它们各自的长处；或者在面对它们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的情况下，寻觅它们之间的可以兼容的部分，再梳理它们之间真正的对立，从中发掘可以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的东西。基于这样的认识，论者考虑从以下论述的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一个问题，文学史应该是，或者应该趋向于哪一种律定模式？

    他律的和自律的文学史观点各有不同的理论假定，并且在阐明自己观点时，都没有给予对立观点留下余地，即他律论是坚持他律到底，自律论则完全排斥他律的染指，仿佛历史的真理在他们其中之一，各自都是为了真理而进行抗争。但是这样的假定是否过于简单了呢？

    真实的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从理论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张社会的经济状况是决定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不能不受到社会的一般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宗教、等也可能会对文学的状况发生影响，在此意义上说，文学史不能撇开他律模式来加以论说。另一方面，文学史的对象——文学，是由人写的，是由人来认定的，并且文学史在撰写的过程中，也是由人进行操作的，在这些行为中，行为的主体决不是象预先编拟好的程序那样，只能以一种固定的方式来显示，文学史也应该有自律的一面。

    再从现实上说，文学史的状况是由某些原因造成的，这一点不管是他律论者还是自律论者都认可的前提。但是在“因——果”关系上，就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假定性。在因果关系的框架中，有时是前件与后件的相随状况就被认为是具有因果关系。譬如小草到春天发芽，到秋天枯萎，这些春秋的季节就被看成是小草荣枯的原因，并且还有可能把季节的时间因素看成原因。可是如果把小草移植到温室的话，则小草的荣枯可以根本不受外在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小草的生长周期与季节的时间性是没有关系的。小草生长主要受到季节的气温因素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温室作为一种参照，在这时说小草的生长受季节的时间因素支配还是气温因素支配就无从验证。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历史事件已经一去不返，而且我们不可能找到对于它的模拟实验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律和自律就难以验证。再者，小草的荣枯从外在形式上看只是随着季节而变幻，但是从生物学的机制上看，这与小草的生长基因是相关的，有些草耐寒，有些草喜热，在季节的轮回中，他们的生长状况也并不一致，在人们争论是季节的时间因素还是气温因素导致了小草生长的状况时，其基因状况的因素就受到忽略。从这里的事例来看，因果关系往往并不是一因一果的线形关系，它是在多种因素的中编织的，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是事物变化的常态模式。这样，自律论和他律论的理论框架本身就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次，他律的和自律的文学史观点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建构”来看待？

    这得从“第十八只骆驼”的故事说起。一位老人，他的财产主要有他所拥有的十七只骆驼。他在临终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提出了遗产分割的方案：长子讲得到全部骆驼的一半，次子得到三分之一，三子得到剩下的九分之一。老人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割这笔遗产时遇到了麻烦，即长子应该得到八头半骆驼，次子得到五又三分之二头，三子得到一又九分之八头，这样，他们就得杀掉骆驼，而且这样也难以分得公正。关键在于，骆驼作为他们的财产，其价值并不在于它可以提供肉品，而是它是重要的劳动力，如果杀掉骆驼就是对于财产的一种破坏。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际，来了一位骑着骆驼的哲学家，他愿意帮助这三个年轻人解决疑难。他的方案是把自己的骆驼借给三兄弟，与早先已有的十七只骆驼一起作为遗产分配的对象，这样就使得骆驼数量增加为十八只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子得到一半即九只，次子得到三分之一即六只，三子得到九分之一为二只，三兄弟拥有的骆驼数量之和为十七只，刚好是老人遗产的数额，剩下一只是哲学家借给三兄弟的，分配完毕后完璧归赵，仍然还给哲学家。

    在上述故事中，第十八只骆驼不是遗产分配中的对象，但是为了遗产分配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又是一只的确有理由纳入到分配环节的骆驼。那么，由这样一个事例来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实际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的循环等状况都可能存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现实的实际状况蒙上了一层遮蔽物，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工作就显得困难重重，而提出一种自律论或者他律论的模式，有助于对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就是说，在理论层面上看，认定文学史的线索是什么当然涉及到原则，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原则问题就可以被悬置起来，自觉采用某种线索观就可以对文学史具有评价的能力，反之就显得缺乏这种能力。这里可以由对文学现实主义的性质认定作一个例析。

    在我们的常识中，现实主义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进行描写，注重细节真实，作者创作倾向比较隐蔽的一种文学模式。它可以是一种创作方法，也可以是体现为作品的风格等等。然而这种认识是“中国式”的，或者说是由当年苏联定义、尔后又传入中国，并且影响了中国文论界的一种认识。杰姆逊指出，“西方人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①]杰姆逊之说的合理性就在于，现实主义文学总是要刻画出典型，因此所塑造的人物、事件显得客观，实际上与现实生活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其人其事归根到底是“奇人奇事”。其中悲剧往往比现实生活中典型的悲剧事件更为悲惨，其中主要人物的故事中的经历比我们常人更为丰富和波澜起伏。杰姆逊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文艺复兴时的所谓“向举起一面镜子”那种含义的客观描写生活，它实际上是要在客观的外型下，表达出作者的一种观念，“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传统故事中有各种价值观，人们都相信这些故事，并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就是要证明现实其实不象这些书所说的那样。这样，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便可以说是改写了旧的故事。”［2］在杰姆逊看来，现实主义是与价值批判相联系的。

    鲁迅小说《祝福》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范本。如果从“中国式”现实主义的理解出发，那么，小说的故事就是深刻而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生活真实，祥林嫂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缩影，她的生活命运正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的写照。如果从杰姆逊的价值批判立场来看，《祝福》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过去宣谕的作一个贤妻良母是妇女生活正道的信条坍灭了，甚至可以说祥林嫂的生活悲剧就是在她作“贤妻良母”的生活历程中发生的。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假定都可以用于作品意义的阐释，如果将这种假定的恰当与否的问题悬置起来，那么就应该认可题目都具有操作上的意义。以此反观文学史上的他律论和自律论，则它们的性质都无法证实或者证伪，同时它们都有操作价值。

    其三，由文学史的线索观，是否说明了文学史具有多种可能的述写方式？

    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撰史立场、观、文学观在看待文学史现象时，所看到的景观也是各不相同的。18世纪有许多西方人来华并向西方传达对中国的印象，其中传教士(以法国人为主)是注重了解中国的典章礼仪，而那些经商者(以英国人为主)则注重中国的生活。直到19世纪，法国人专注于对中国的制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而世界的期刊则是刊载中国的婚丧、民宅、服饰、民俗节庆等内容，二者互相都不对另一方面的信息感兴趣。“照道森的说法，这种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与商人的／英国的／注重民俗和求利的中国观并不是前后之别，而是并行的两种价值系统。似乎可以说前者是以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中国观，而后者是以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中国观。”［3］这样两种不同的中国观，在20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力量更为强大，也由于中西交往更多的需要了解实用知识而非抽象学理，因此是“商人的／英国的／注重民俗和求利的中国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能够说那种“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如果中国成为了世界强国，其他国家要想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则“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也许更能够派上用场。

    在人们讨学史的动力源时，是从“过去——现在”的逻辑来立论的。即认为现在的文学是在过去文学的影响下生成的，同时，过去又不是一个明确的存在，它往往有赖于人去设定。这种设定的思路是依循“现在——过去”的路径回溯的。如何看待现在决定了人们会如何看待它的过去。各种不同的批评模式有着不同的思路。原型批评是从现在的文学中看到了过去思想的映现，它是向后看的眼光；俄国形式主义则看到了文学在求新弃旧过程中，人们对于新奇表达的青睐，它是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法国的文学社会学派看到了文学荷载着民族文化的因子，普列汉诺夫则看到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或隐或现地体现了该社会发生支配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前者突出了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后者则强调了文学的世界性、共同性。对于文学的信念不同，就会对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上体现差异。

    文学史的线索梳理可以有多样性。其间确实有正误之分、优劣之别，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文学”这个语汇中，其实是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对象，而且神话、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礼俗和交往规范都大量地渗入其中，即使静态地分析也有难度，何况还要历史地动态地把握！远古先民的文学与今天文化推出的有着明显商业运作痕迹的文学之间、古希腊的乐天派文化酝酿出的文学，同日本基于“义理”耻感文化发酵出的文学之间，也许其中差异还要多于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因为它们都被所处文化认定为文学，所以才被人们挪入到同一系统看待；这种系统的相同就容易遮蔽它们真正的有着差异的性质。佛克马和易布思在论著中指出：“惯例或套式在文学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它们不遵从简单的逻辑。如果里塞尔的论断是正确的，即‘构成品的形式、秩序或结构的，本质上是非逻辑的，它更接近于过程或生命过程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完全依赖于研究文学通则和以此为根据的逻辑推理了。”［4］文学史研究上的各种线索观，其实都是依循着一种假定来概括文学演变过程，找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实际的文学史线索可能千头万绪，并不就范于一个简单的模式。

    其实一些明显而单纯的现象也可能出现认识的歧义。譬如，性问题现在是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密切关注的题域，其中的一些事实应该是具有共识的，然而细致思考也会发现有些假设需要重新检视。例如现代性的多种表现形式就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说欧洲以及美国代表了现代性的社会状况，那么前苏联难道不是？在罗马俱乐部的评估报告看来，虽然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集团之间势同水火，有时关系会紧张到发生战争的地步，但是这样两个社会都是坚信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值得赞许的，并且作为政府设计的主要依据。因此，亨廷顿提出了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观点，他指出：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事故堵塞的话。［5］

    亨廷顿这里的说法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他自己想开列这样一份地图，这样一份地图是关于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的国家关系和走势的示意图。他是预先为可能出现的误差留下辩解的余地。

    回到文学史线索观话题。每一种文学史线索观都可以从自身体系出发，或多或少地发掘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它也就使得人们乐此不疲。而这种从特地角度入手的研究虽然有偏狭的可能性，倒也方便提出独到见解，这样就比简单的认为线索芜杂难以论断的立场，有更多取得研究成果的机会。基于前人观点的片面性，可以给后人提供改进的空间，又基于从特地视角可以对文学史有新的见识，这又诱使人们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应该自觉掌握前人建立的两种文学史线索观，但是这种掌握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或是思想的成果，它只是提供一种启迪、参照、进行新的思考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作新的探索努力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们的重要价值，可是也应该明白这些东西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新的创造的收获，也许就在对过去思想作出之后才能得到。

［1］ 参见张荣翼《试析文学史的自律论模式》，载《社会研究》2003·1。 
［2］F.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20页。 
［3］秦晖：《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见《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 佛克马和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第9页。 
［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新华出版社1998年。见读书网“思潮与哲学”栏目，网址：http://readbook.com/post.php?dir=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