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作为传统学科的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变，却在持续地稳步前进。寻觅过去一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印迹，我们从其持续性的步履中，还是见到了与过往可比较的新的生长点。梳理一年来集中的或散见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感受最深：
一
因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和逝世65周年，鲁迅研究也成为200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亮点。一年中，在北京、江苏、浙江绍兴、广东、新疆等地，陆续举行了大型的鲁迅学术研讨会和鲁迅纪念会；国内许多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作品或各类鲁迅研究著作；多家杂志、报纸辟专栏、专号发表了鲁迅研究。这一系列活动，较为集中地推出了一大批鲁迅研究的成果。
上世纪末有关鲁迅研究的论争，在这一年中是引人注目的话题。陈漱渝的《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1)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2)两篇长文，对上世纪末乃至整个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几次重大论争的来龙去脉，做了清晰的勾勒，并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葛涛、谷红梅编的《聚焦“鲁迅事件”》(3)和高旭东编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4)，以及陈漱渝编的《鲁迅风波》(5)三部论争文集，较为详细地整理搜集了有关近年来鲁迅研究论争的40余篇文章，客观地反映了论争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如高旭东将选编文章分为：作家挑战、学人挑战、挑战者的回应——七嘴八舌话鲁迅、鲁迅与鲁学的未来等10个方面。既呈示了史料，又有理性的归纳。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种种论争，一方面“可以看到新儒学、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解构主义者眼中的鲁迅，这对新世纪的鲁迅研究不无鸟瞰的意义”(6)，另一方面“这标志着‘鲁迅研究’真正从‘问题’变成了‘学术问题’”；“从此，鲁迅研究将进入一个自由争鸣的新阶段”(7)。葛涛选编的《鲁迅》(8)，是第一本有关网上评论鲁迅的书，该书向人们呈现了“一个虚拟世界中的鲁迅、一个7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或80年代出生的‘飘族’视阈的另类鲁迅，同时也是一个多彩而又变形了的鲁迅”(9)。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重估，是鲁迅研究在当代意识观照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关于鲁迅与现代思想史、文学史进程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有一个调整视角的问题。王乾坤认为，“‘回到鲁迅’(或‘走近鲁迅’)的口号在学术上需要推敲，在人学价值上则不能令人放心”，因为“鲁迅非常清楚，现实中的人是一个‘中间物’，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范本”。所以，“回到自己，独特的生命领会与生命创造，是‘解释鲁迅’或者‘继承鲁迅’的定义与存在方式”(10)。他的《怀疑：之问与人生之问》(11)一文，对胡适与鲁迅“怀疑”精神品质的比较，就是试图立足鲁迅的经验世界，去发现“一个充满张力的互补结构的启蒙时代特征”。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12)、《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13)，薛毅的《论鲁迅的文化论战》(14)和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15)，及房向东的《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鲁迅去世后，非议鲁迅现象面面观》(16)等文章，也都力求从鲁迅自身、鲁迅走过的路中，去理解体验鲁迅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艰难守护，重新阐释鲁迅对于相关人与事批判的必要性和深刻性。对此，许多学者撰文呼应，认为应回到鲁迅的话语现场，“必须有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和心态，努力回到的原点”，注意“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17)，从而充分感受鲁迅精神与人格“穿越时间隧道的光芒”(18)。我们今天研究鲁迅“不应该将鲁迅混同于一般精神现象主体，而必须将鲁迅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19)。
把鲁迅研究纳入整体的文化关系中来考察，势必更加注重鲁迅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价值。王富仁的《鲁迅与中国文化》(20)的系列论文，以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储备，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历史自身的内容，及鲁迅思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对中国文化与鲁迅思想联系的分析，是细致而又给人以启发的。哈迎飞的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21)，以“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组标题，从佛教文化的本质及其传播接受的过程，探讨了鲁迅文化思想的有关内容。杨洪承的《鲁迅世界的体验与认知》(22)，从鲁迅研究现状的评述中，对如何深入鲁迅研究作了思考，强调了文化研究必须与鲁迅世界切实联系的问题。刘增人的《论鲁迅的人格范型》(23)，从人格学的角度，研究了鲁迅的文化人格，其对作家精神人格范型的归纳和比较有一定新意。黄健的《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24)，王富仁、赵卓合著的《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25)、张永泉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26)等著作，也多是从新的视角，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与鲁迅个性、思想发展的联系来昭示鲁迅丰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意识的。
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在2001年的鲁迅研究中也是一个亮点。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鲁迅亲属的有关鲁迅的回忆。由周建人口述，其女周晔(鲁迅的侄女)整理的《鲁迅故家的败落》(27)和《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27—1936)》(28)，作为亲近的当事人的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29)，从鲁迅直系亲属的角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与史料。尤其许多章节先于报刊发表，出书后又多有转载，迅速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争议。王元化在“序言”中认为，作者“顾虑少，真实性较强。书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海婴敢讲实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的，把很多事都写了出来”。但针对书中有关鲁迅之死、鲁迅之孙周令飞婚事和稿费纷争等事件，许多鲁迅研究者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说法，认为一些是是非非已很难说清。但不管怎么说，鲁迅亲属积极参与鲁迅史料的抢救，这对鲁迅研究是有益的。年中在北京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也是鲁迅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专家们就修订方针、体例和工作方案，以及鲁迅作品“校勘、注释、增补”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30)。许多专家还就上述问题陆续发表专文，如徐斯年的《〈中国小说史略〉注释补正》(31)、裘士雄的《〈鲁迅全集〉注释补正》(32)、刘运峰《浅谈鲁迅全集〉的修订》(33)、张小鼎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和〈两地书〉》(34)等。应该说，《鲁迅全集》的修订以及鲁迅作品资料的搜集和史料辨析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泽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将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发挥永恒的的价值”(35)。此外从朱正的《鲁迅论集》(36)、彭定安的《鲁迅学导论》(37)、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38)等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对建立鲁迅学的探索。
2001年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厚重。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39)，代表了鲁迅文本研究的最新收获。文章通过作品的细读，从鲁迅小说多声部的复调形式中，寻求作品基调、意蕴等复杂现象的结构关系和生成原因，从而成功地提供了鲁迅小说独特与永恒魅力的最新阐释。郑家建的著作《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40)，摆脱了仅仅从破译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去解读《故事新编》的做法，突出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既注意细致解读作品的戏拟、隐喻、文体、现代技巧等形式意味，又注重在多元文化视阈里对其进行综合辨析，其具有独创性的阐释，使该著成为本年度众多鲁迅研究专著中有一定份量的成果。胡尹强的著作《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41)，努力写出了研究者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新的发现，对鲁迅现实主义艺术观的认识、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理解、对《伤逝》等作品解读等等，多能给人以启发。此外，叶世祥的《鲁迅〈呐喊〉自序细读》(42)、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43)、张用蓬的《鲁迅小说的“生活世界”的思考》(44)、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综论》(45)等论文，也分别对鲁迅小说的不同叙事方式、作家的自序与文本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彭博的专著《鲁迅小说绝望与希望的对比结构》(46)，以及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式分析》(47)、皇甫积庆的《“呐喊”的声音与关怀——〈呐喊〉的传记学批评》(48)、周怡的《鲁迅作品中的色彩意象》(49)等论文，则以新的方法、多元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
本年度的鲁迅小说研究成果中，还有大量对鲁迅小说名篇进行解读的文章。例如马丽蓉的《在空间维度上叙述》(50)、张文初的《〈伤逝〉：一个悖论》(51)、刘俊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狂人日记〉新论》(52)、金彦河的《论〈狂人日记〉：寻找“父亲”》(53)、郑萍、张靖的《〈孔乙己〉的叙述的空间形式》(54)、李林荣的《〈孤独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55)、李书生、毕绪龙的《故乡情怀与生命的诗意阐释：鲁迅〈故乡〉的再认识》(56)等论文，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鲁迅的小说名篇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新的解释。
本年度在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提及的有孙玉石的专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57)和冷霜的论文《表达即挣扎——论〈野草〉》(58)。前者是作者逐篇细读重释的结集，许多篇什的解读有新颖独到之处；后者从“爱情散文诗”和“现代性表达”的角度对《野草》所做的解释，亦有一定的新意。
其他，诸如“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作家作品”、“鲁迅的自我小说与日本近代文学”、“鲁迅的‘狂人’与尼采的‘超人’”等论题，也分别从史料的搜集和新视角的采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鲁迅作品的研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诸多论述所道出的鲁迅文学创作所具有的价值与特质、深刻思考与独特造诣、丰富内涵与巨大魅力，反映了人们认识鲁迅这个人和认识鲁迅作品的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同时也赋予了鲁迅著作研究一种鲜明的时代需要和个人体验的色彩”。“人们逐渐深化的多元的认识走向，被真实而又丰富地呈现在鲁迅作品研究的整体认知之中”。(59)
二
上述鲁迅研究的长足发展，是与本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密切相联的。世纪之交，许多期刊杂志报纸都开设了诸如“20世纪文学研究回顾”、“百年视野”、“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之类的栏目，这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百年中国文学作宏观反省的极大热情。2001年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显著的变化，是由单一的反思回顾，逐渐转向对学科自身建设中具体问题的探讨。过去那种重在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宏观讨论，被诸如“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等具体话题所取代；围绕诸如“分期”、“传统”、“世界性因素”、“当代性”等问题进行的具体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这些，成为本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的较显著的标志。
年初，《复旦大学学报》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专栏，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其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讨论的文章占有较大比重。章培恒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以前，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严家炎在《文学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文学史的分期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化为依据，不必与历史分期强求一致。“20世纪中国文学虽有曲折，‘现代性’(‘人的觉醒’、‘文的觉醒’)仍是主要标志。”范伯群在《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中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滥觞期应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他认为是小说革命以及“市民大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文学的现代化。《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开山之作，而所谓谴责小说实际就是现代通俗社会小说。上述各家观点表明，关于现代文学起迄期的讨论，中心点已不在具体的时间界定上，大家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学史交替中(分期里)新因素的增长。主持这次讨论的章培恒、陈思和明确指出，“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今天与未来”；“我们传统的20世纪文学的空间必须有一次大爆炸和大整合，当新的文学空间和文学元素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以后，我们的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将会有一次彻底的调整”。讨论中郜元宝的《尚未完成的“现代”》、刘志荣的《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沈永宝的《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刘登翰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等文章，也都提出了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框架和内容进行调整的问题。(60)
年中，南京大学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为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中，许多学者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进程和转型中探寻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更新，并试图从中发现激活文学史研究的新因素。会后许多学者陆续发表继续讨论这一问题。黄曼君的《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形成新型传统》，从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过程，即从“转型、构型、定型”三个阶段的描述中，论述了现代文学在不断整合中的变异、同一和延续的特征，以及其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审美和思想因素。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通过对叙事文学语言传统的探讨，来寻求现代白话叙事语言的起点；通过追溯现代白话塑型的经验历程，来重估现代白话诗学践行的空间和特征。王本朝的《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认为晚清文学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资源，从晚清到现代有由外到内的意义结构，从而演化成文学的内在传统。何锡章的《“启蒙”与“教化”：中国现代与古代文学功能观比较》(61)，也从一个侧面清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渊源。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历时的动态过程，更成长于立体的空间范围。陈思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62)一文中认为，“既然中国文学的已经被纳入世界格局，那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都是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钱林森的《20世纪法国新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3)、王列耀《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建立过程的影响》(64)、高玉《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65)等论文都是立足于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梳理在“世界性”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特征，阐释新文学发生的多重因素。张新颖的专著《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66)，可以说是本年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该著相当深入地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织而产生的“现代意识”的复杂状况；并以东西方文学互动影响的思路，确立了“中国现代意识”的概念，指出了中国新文学中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形成和演变的路径。
这一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是在对的宏观反思中来重新认识学科自身的特征的，即使涉及具体文学现象，所关注的也常常是较为宏观的文学史问题。裴毅然的《城乡之战——百年中国文学精神资源之探》(67)、黄发有的《想象的代价——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68)、高有鹏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69)、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70)、李新宇的《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再思考》、张福贵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种反现代意识》、程悦的《在西方语境下言说——试论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价值观念衍变》、张清华的《文化实践和精神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义的两个问题》(71)、夏子的《解构与颠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轨迹》(72)等论文，从现代文学某一具体现象或问题入手，注重勾勒出这些现象或问题与整体文学史的关系，充实与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认知范围。朱晓进的《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73)、张学昕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74)、王辽南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75)、宋剑华的《主流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作家的思想历程》(76)和《论主流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77)、赵德利的《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78)、杨联芬的《文明的追慕与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的一种解读》(79)和《文明的追慕与想象——晚清小说“现代性”一解》(80)等论文，注重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研究角度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形态和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发表的刘宏伟的《密语写作与新政治建构的日常生活的冲撞——胡风精神苦旅之一》、程光炜的《周扬与当代文学》(81)、席扬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82)、徐仲佳的《启蒙：形式的意义——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抽样分析》(83)等文章，打通了旧有的现当代文学的框架，从现当代的整体联系探讨问题。上述成果的意义，不只在于单纯的时间段的延伸，而是在于学术视阈的拓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切实地感受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已经由名称、性质的讨论，开始转向实质性的学术研究了。
还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推出的关于“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组笔谈。严家炎、樊骏、李欧梵等8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通俗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的学术价值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文艺报·文学周刊》11月13日、12月4日又开辟“通俗文学理论研究与探索”专版，发表了一批青年学者的文章，继续讨论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研究问题。在理论探讨的同时，本年度继续保持了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的势头，产生了一批通俗文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张元卿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84)和方忠的《通俗文学论稿》(85)两部专著，以通俗文学研究界以往关注不多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填补了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汤哲声的《蜕变中的蝴蝶——论民初小说的价值取向》(86)和张光芒的《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87)等论文，注重通俗文学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并注意从学理上对之进行研究。上述成果表明，通俗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它在整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
三
与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相承接，本年度在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面，继续有大量新的成果产生。许志英、周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88)以其对文学思潮的独到理解，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独特把握，及独具的思潮史的叙述方式和构架，在已出版的众多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著述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该著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研究方法上均能给人们提供一些启示。江沛的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89)，资料翔实，论述严谨，是对“战国策派”这一具体思潮流派进行研究的拓荒之作。该著将“战国策派”摆到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对其产生的文化环境、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客观的评价。冯奇的《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90)、朱寿桐等人关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命运”的专题讨论(91)、俞兆平的《写实与浪漫——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92)等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思潮进行了历史反思；而吕周聚的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学》(93)和论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94)，则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与文学思潮密切相联系的社团流派研究也有不少收获。钱振纲的《论民族主义文艺派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二重性》(95)，从实证的角度入手对民族主义文艺派的复杂性进行了揭示，通过细致辨析，得出了以往仅从政治评判的角度所难以得出的结论。周仁政的《论后期京派文学》(96)较细致地探求了京派群体流变中的新因素，提出了对这一群体的一些新的认识。蓝棣之的《九叶派的诗歌批评理论探源》(97)通过对九叶派公认的诗歌理论家袁可嘉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九叶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特点、意义和贡献。高恒文的《“学衡派”与20年代的国学研究》(98)，从校园文化的角度对学衡派所作的考察也颇有新意。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99)，将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三种文学置于共同体内，充分认识它们的相互对峙和互相渗透，并从而对这三个文学群体共同书写现代品格的意义作了中肯的评价。旷新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100)更具体地从左翼文学与新文学、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中，发现了以往左翼文学研究所遮蔽的许多东西。而盘剑的《革命文艺与商业文化的双向选择》(101)和马睿的《左翼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102)，则从作家、创作本身探讨了左翼文学诸多复杂现象的缘由。
本年度，有大批研究成果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局部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的。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103)、《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学再认识》(104)，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或局部的品格和意义进行了再认识，其观点富有启发性。秦弓的《论五四文学的传统》(105)和《“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106)，以丰富的史料整理和严谨的论述，对五四的反传统、“整理国故”的文化思潮做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阐释。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107)，对历史原貌的呈示和对文学自身演变发展路径的客观叙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严家炎的《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108)、林虹、刘凤山的《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五四文学革命之一解》(109)、王光东的《民间意义的发现——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110)、黄万华的《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111)、苏桂宁的《科学，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资源》(112)、林精华的《论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接受》(113)等论文，也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重新探讨了五四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价值。
40年代文学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较有进展的领域，本年度在这方面继续有不少成果出现。黄万华在《从呼应到融合：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学》(114)一文中提出了将“抗战时期文学史”改名为“战时中国文学史”的构想，强调40年代战争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互动关系。严家炎、范智红的《小说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115)通过对4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重读和细读，力求真实呈示这段文学的价值和丰富性，其研究显得较为扎实。段美乔的《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116)和《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的形成》(117)，对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史料发掘和文学史的新叙述，对40年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是本年度40年代文学研究较重要的收获之一。高翔的专著《东北新文学论稿》(118)通过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思考东北现代文学的特点；汤哲声的《论40年代上海“方型刊物”》一文(119)，则从文学与现代出版物的关系，揭示出40年代上海文学的某一个侧面。
近年来，已有较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注意从出版、报刊等传媒的角度，来拓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本年度发表的王学钧的《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120)、鲁湘元的《〈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121)、刘淑玲的《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122)、李春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中国新文学》(123)等论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研究继续有所扩大的代表性成果。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科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年度出版的徐瑞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124)值得注意。全书100余万字，分“史著·史料”、“分类·分期”、“社团·流派”、“作家·作品”四大部分，较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概况。该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史的空白。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125)和《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重读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26)、罗岗的《“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7-27〉的出版》(127)、吕微的《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128)等论文，所关注的是诸如“大系”、“纲要”、“民间文学研究”等学术资源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这些成果也都可以归入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范畴。
四
与往年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基础、最大量的成果，仍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本年度在这方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著名作家研究，在文学史的多样化写作下，已较长时间失去了往日研究的中心位置。今年虽举行过一些茅盾、巴金的纪念会和专题学术研讨会，但在这方面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程国君的《论郭沫若的小说艺术》(129)、朱德发的《现代理性话语：茅盾“人的文学”观念建构》(130)、逄增玉的《〈子夜〉：现代性缺失与冲突的悲剧寓言》(131)、范伟的《论巴金“家庭故事”与“团体故事”的同构性》(132)、张全之的《论战争记忆与老舍创作的国家复仇意识》(133)、陈坚的《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134)等论文，面对这些已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作家、作品，积极寻求新的研究角度，为推进研究的深入而作了艰难的努力。田本相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135)一书，以访谈方式记录了作家情感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昭示了作家晚年的复杂心态和创作枯萎的部分原因。该书为深入完整地了解曹禺性格与创作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史料。
近年来，伴随着出版界对一些文化名人的商业炒作，诸如张爱玲、丁玲、沈从文、徐志摩等人的传记也被低俗化地重复出版，这多少影响了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的严肃性。但总的说来，对张爱玲等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本年度，在一些作家的研究方面继续有成果问世。张爱玲研究继续是人们的关注点之一：以张爱玲个案分析引发的一些学者之间关于沦陷区作家评价问题的争鸣，虽论争双方不无各持一端的片面性，但讨论本身还是有意义的，争论中对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有所澄清。本年度出版的子通、亦清主编的《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36)一书，近50万字，分为“评说钩沉”、“生平忆念”、“海外‘张学’”、“国内论议”四辑，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张爱玲生平、创作及研究的重要史料。季红真的《开启通往主流文学之门》(137)，在对张爱玲作品细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张爱玲“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之子”、“现代文明最早的批判者之一”的观点。丁玲研究是今年现代作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观察丁玲》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左右说丁玲》两书都是以当代文化现象作引线而编选的作家生平、研究史料集。两书均以翔实的材料，以丁玲一生沧桑的生动地展现，尤其是她与沈从文、周扬等作家的矛盾纠葛，揭示了环境的严峻和人性的复杂性。许传宏的《析丁玲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138)、刘绍信的《丁玲小说〈夜〉的重读》(139)、肖樱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四五十年代的文艺论争》(140)等论文，分别选取了作家晚年的文学生活或一部具体的作品，结合丁玲丰富的精神世界来加以分析，揭示出了丁玲过去被作为主流作家去认识时所遮蔽的一些东西。万直纯的《丁玲和她的文本世界》(141)一书，在作家人格剖析和价值评判方面紧紧扣住文本世界，侧重分析丁玲的审美方式、方法的选择，透视出作家的独特性和丰富复杂性。在沈从文研究方面，范家进的《沈从文4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乡村牧歌的渐次喑哑》(142)，注重考察创作过程中影响作家思考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由此来揭示沈从文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变化；张新颖的《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40年代》(143)，则侧重从文本分析来透视沈从文40年代思想的迷茫与苦痛。在徐志摩研究方面应该提到的是韩石山的《徐志摩传》(144)。该著在资料的发掘、甄别及运用方面，表现出了著者对待历史的真诚和严谨，是众多已有徐志摩传记版本中一部有特色的传记。此外要指出的是，本年度在对近年来受冷落的一些作家的研究方面，也有了可喜的收获。马云的《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145)一书，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置于30年代长篇小说、乡土小说、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东北作家群、长篇历史小说等的比较之中加以研究，并对端木蕻良的创作个性进行了揭示和评析。刘增人的《王统照论》(146)一书，从文化背景、个性气质、民族感情、人际关系的角度，客观而细致地分析了王统照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的得与失，是研究王统照人品与文品的一部较系统的学术著作。
在小说研究方面，本年度成为热点的当推废名小说的研究。格非的《废名的意义》(160)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废名小说在文体、叙事方式上的多方面探索。刘勇的《废名小说的时间和空间》(161)则运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从细节分析入手，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解读，通过发现和辨析废名小说在不同阶段的问题特征和叙事方式，来揭示废名小说的独特内涵。吴晓东的《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162)通过对废名小说《桥》的精细入微的诗学研读，颇有深度地揭示了这篇小说的神奇魅力。
散文研究方面，王兆胜的现代散文随笔和纪游散文的研究值得注意。他的《论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的流变》(163)抓取典型的现代散文随笔作家，理出了现代随笔的整体发展线索。黄科安的专著《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164)，从“理论话语建构”、“文化类型剖析”、“散文诗学研究”、“文类考察”四个方面对散文的研究，“显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趋向：散文批评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描绘和追踪，而是在艺术和学理结合层面上，对于散文作家主体和他们的文本的深层介入”(165)。
戏剧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整体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社会辑刊》杂志本年度第1期以“百年话剧研究回顾与展望”专栏发表的一组有关戏剧研究的笔谈文章应予重视。董健在文中认为，百年话剧研究的回眸展望，应着重从找问题方面切入；他还明确提出，话剧研究要在现代意识、科学的戏剧学、戏剧史料学三方面进行补课。的确，这一年中除了几篇研究曹禺剧作的文章，如王列耀的《“罪”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166)、刘艳的《曹禺：中国现代话剧的突破和超越》(167)等论文外，没有出现更有分量，能称得上突破的戏剧研究的成果。现代戏剧研究的深入，还有待来日。
上述仅仅是我们对21世纪元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匆匆一瞥，尽管可能挂一漏万，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世纪伊始良好的开端。这也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来年的研究有更大的收获。
(1)(11)(58)《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2)(73)(96)(116)(130)《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3)福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4)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大众文化出版社2001年4月版。
(6)高旭东著《走向21世纪的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82页。
(7)葛涛《被剪成碎片的鲁迅》， 《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8期。
(8)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9)王乾坤《在解释事件中创造事件》，《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10)《消除误读，还原鲁迅》， 《东方》2001年第9期。
(12)(45)《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
(13)(14)(39)(98)(104)(10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15)《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6)《绍兴文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7)林非《穿越时间隧道的光芒》，2001年9月20日《中国文化报》。
(18)朱寿桐《研究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学术研究》2001年第9期。
(19)陈漱渝《群策群力，精益求精》，《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
(20)《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6期。
(21)《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3期。
(22)(44)《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8期。
(23)《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10期。
(24)作家出版社2001年7月版。
(25)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7)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8)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9)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
(30)郭岭松《〈鲁迅全集〉从草创到成熟》，《纵横》2001年9期。
(31)(32)《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0期。
(33)(53)《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
(34)《纵横》2001年第10期。
(35)《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6)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38)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40)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4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
(42)(54)《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
(43)《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46)学林出版社2001年7月版。
(47)(113)(117)(16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48)《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49)《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
(50)《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51)《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52)《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5)《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56)《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5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9月版。
(59)孙玉石《新时期鲁迅作品研究断想》，《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
(60)见《复旦大学学报》2001年第2、3、4、6期。
(61)以上各篇均刊于《福建》2001年第4期。
(62)(64)《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
(63)《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65)《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66)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67)《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
(68)《文艺评论》2001年第5-6期。
(69)(70)(90)(94)(128)(166)《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71)上述各篇发表于《文艺争鸣》第1-4期。
(72)《常德师院学报》2001年第2期。
(74)《北方论丛》2001年第4期。
(75)(149)《文艺研究》2001年第2期。
(76)(91)《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
(77)《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
(78)《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79)《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
(80)(97)(122)(12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
(81)《东方文化》2001年第5期。
(82)《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83)《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84)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2月版。
(85)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6)《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87)《学术界》2001年第4期。
(88)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
(8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92)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9月版。
(9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95)(119)(121)(154)(1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99)《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00)《读书》2001年第12期。
(101)(125)《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102)《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
(103)《河北学刊》2001年第3期。
(105)《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106)(115)(147)《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08)《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09)《河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110)《上海文学》2001年第12期。
(111)《苏州铁道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2)《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114)《人文述林》第4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18)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0)2001年10月23日《文艺报·文学周刊》。
(123)《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24)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26)《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27)《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31)《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32)《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
(133)《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134)《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135)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36)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37)《读书》2001年第6期。
(138)(139)《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140)《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1)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42)《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143)《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14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45)北京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4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48)见《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等。
(150)《文艺评论》2001年第6期。
(151)见《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152)《鄂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5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55)《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156)《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58)《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159)《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60)《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161)《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
(163)《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164)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65)孙玉石为该著所作的“序”。
(167)《戏剧》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