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 别开生面——苏轼诗歌创作摭谈
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今存二十四岁至逝世时诗歌二千七百多首。可分为这样几类：1、抒发个人感情和歌咏景物的作品，这类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代表了苏轼诗歌的基本面貌。在这些诗中，他通过对乡土的留恋，对亲友的追怀，对自然风物的观赏来排遣诗人的惆怅和悲愤，披露了自己爽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得其乐的浪漫气质，给人一种处处生春的感觉，代表作有《和子由渑池怀旧》、《游金山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等。2、反映社会现实，关切人民疾苦的作品。他通过对比、借古讽今的手法，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表明诗人的进步立场，这是对白居易讽谕诗的一个，代表作有《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3、反映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的。如《和子由踏青》、《岁晚》三首等。另外他还有用诗歌写的文论、画论，如读孟郊诗，王维、吴道子画等。
其中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诗人看到普遍存在的剥削现象。
《鱼蛮子》诗说：“人间行略难，踏地出赋租。”脚踏在土地上就要交纳租税，可见封建剥削无往而不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一诗是为陈慥收藏的《朱陈村嫁娶图》所作的题画诗，诗中说：“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摧钱夜打门。”现在画不出生活安定景象，现在只有凄风苦雨，县吏深夜敲门催租。在《五禽言》的《脱布袴》一诗中，苏轼还写到农民被逼交租，受到残酷鞭打：“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瘢，是伤痕。农民交不起租，被打得两腿都是伤痕，过河时，伤痕映在水里。诗人还从两种生活的对比，触及到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他回忆早年所见家乡四川过年的景象，在《馈岁》诗中写到一方面“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有钱人家尽量追求豪华，五彩锦绣，摆设得耀人眼目。而另一方面则是“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贫穷人家做不到那样奢侈，只有献上一点用自己舂的磨米面做成的糕、饼，作为送岁的礼物。苏轼还在《蚕市》诗中写到一种“蜀人”是“衣食常苦艰”，而另一种“蜀人”却“游乐不颜”，一方面是“惊尘溅血流千载”。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了诗人极大的愤慨。诗人再总括四句，把这愤慨表现得更集中，更明确。“永元荔枝来交州”，这是说汉代进贡荔枝的事情。永元，是东汉和帝的年号。交州，是今天广东、广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一带地方。东汉和帝时，由交州进贡荔枝龙眼。“天宝岁贡取之涪”，这是说唐代进贡荔枝的事情。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涪，是涪州，今天四川的涪陵。唐玄宗时，由涪州进贡荔枝。“至今欲食林甫肉”，林甫，指唐玄宗时宰相李林甫，有名的口蜜腹剑的奸诈人物。他身为宰相，而对进贡荔枝这类祸害人民的事情不加谏阻，直到今天人民对他还非常痛恨。这是作为反面例子提出的。下面提出正面例子：“无人举觞酹伯游。”觞，是酒杯。酹，是把酒浇在地上，表示祭奠。伯游，是东汉和帝时唐羌的字。唐羌看到交州进贡荔枝，沿途死伤惨重，就上书劝谏，和帝于是不要交州进贡荔枝了。对于李林甫，大家痛恨他，至今还想吃他的肉，这是就人民这个方面来说的。对于唐羌，当时他劝告和帝罢进荔枝，作了一件好事，而今天已经没有人向他举杯浇酒在地，进示祭奠，也就是没有人再想到他，提到他了，这是就封建官吏这个方面来说的。这也是很强烈的对比，进一步表明诗人的爱憎倾向，直接引出了下面的议论：“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赤子，指老百姓。尤物，指特别美好的人或物，这里指荔枝一类优异的特产。痏，是伤口。疮痏，这里是祸害、痛苦的意思。诗人说，我希望老天爷可怜可怜老百姓吧，不要生长荔枝这一类优异物品给老百姓带来祸害，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就是最大的祥瑞了。这当然是非常愤激的话。对老天爷说话，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者说话，话语当中还明明包含着强烈的对比，那就是封建统治者拼命追求的是享受“尤物”，而老百姓所最缺少的却是充饥的“百谷”。所以这四句诗，看作对老天爷说的话，就是呼吁。看作对封建统治者说的话，就是控诉。全诗写到这里，感情达到高潮，主题已经点明。本来“荔枝叹”这个题目，为荔枝而感叹，可以说写完了，全诗到此结束。但诗人笔锋一转，另起波澜，用“君不见”三字把叹荔枝引到叹茶叶，叹牡丹，由的揭露转入现实的批判：“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武夷，即武夷山，在福建省，是我国的著名茶叶产地之一。粟粒芽，指初春采摘的芽茶，形状如粟粒，是武夷茶的上品。丁，指丁谓，宋真宗时曾任参知政事。蔡，指蔡襄，宋仁宗时曾任开封知府、福州知州。从福建进贡茶叶，始于丁谓，而成于蔡襄。笼，指收罗。加，是压倒、胜过的意思。“君不见”两句是说丁谓开始从福建进贡茶叶，后来蔡襄变本加厉。于是封建官吏各自想办法，用新花样去获得皇帝的恩宠，现在已经进献专供比赛用的品种作为贡茶，这就是“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诗人把历史上的进贡荔枝同今天的进贡茶叶联系起来，使人想到在进贡茶叶的背后也有“惊尘溅血”的惨状。作为封建士大夫，苏轼自然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他只是批判一般的封建官吏，他在列举汉唐进贡荔枝的事件时，也侧重讲的唐羌和李林甫，唐羌能够谏阻进贡荔枝，而李林甫则没有谏阻，那么，需要进贡荔枝的还是皇帝。不过，苏轼认为封建官吏要负责任，他希望官吏能够像唐羌那样，而不要学李林甫。这当然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诗的最后是这么说的，“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他认为皇帝所缺少的不是奢侈物品，而是仁义，群臣应该协助皇帝用仁义治理国家，如果用吃的喝的这一类东西去满足皇帝物质享受的需要，那就实在太鄙陋了。诗人的着眼点还是在封建官吏。所以，他又说：“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洛阳相君，指钱惟演，他曾任西京留守。他的父亲吴越王钱俶叙归降宋朝，宋太宗称之为“以忠孝而保社稷”，所以苏轼说钱惟演是“忠孝家”。姚黄花，是牡丹的名贵品种。洛阳进贡牡丹，是从钱惟演开始的。苏轼由进贡茶叶又引出进贡牡丹，可见进贡物品繁多。这里说钱惟演是“忠孝”之家也向皇帝提供奢侈物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忠孝之家做这样的事，怎么谈得上“忠孝”呢？二是“忠孝”之家尚且如此，那么像李林甫那样的奸佞就不知搞到什么地步了。这两句作为全诗结尾，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如同白居易的讽谕诗一样，苏轼的这首《荔枝叹》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它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同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替最高统治者作了掩饰，而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在写法上却与白居易的讽谕诗有所不同。白居易是就题目写来，围绕中心事件，苏轼则是一层一层地展开，由远而近，不断开拓，而又含意不尽。不妨认为苏轼这类诗是对于白居易讽谕诗的一个发展。
从苏轼的《荔枝叹》诗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封建时代官吏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官吏应该给百姓做好事，不然，“民劳吏宜羞”，人民劳苦，做官吏的就应该感到羞愧。他自己就感到于民无补而十分惭愧，面对痛苦饥寒中的人民，他自责“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一辈子读了那么多圣贤的书籍，没有用上一个字来帮助人民解除饥饿。他又说：“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平生以为羞惭而现在不感到可耻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面对痛苦不堪的百姓，还要加以严刑拷打。他的叔丈人王淮奇作地方官，对待下属和人民，像一家人一样，大家都安居乐业，他在诗中就给以高度赞扬，“青衫半作霜叶枯”，是说王淮奇穿着普普通通的旧青衫，生活朴实，没有官架子，“遇民如儿吏如奴”，是说王淮奇把人民看作自己的儿女，把下属看作自己家中的仆人，关怀爱护。“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这是写王淮奇对下属和人民讲的话：你们别把我当作当官的，我不过是能够认得几个字的耕田农夫罢了。在这里，苏轼写出了王淮奇虽然做官但还保持了农民的本色。苏轼也曾经说他自己“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他说自己虽然不怎么穷苦，但总的还算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没有把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特别是受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常常戴着普通头巾，穿着草鞋，和农夫野老交接来往在郊外乡间，密切了同人民的关系。远在海南岛，他也与黎族人民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语言不通，弹着手指叹息，但黎族人民都热心帮助他，“遗我吉贝(木棉)布，海风今岁寒”，说是今年海风大，天气冷，送给苏轼海南岛出产的木棉布，让他御寒。在苏轼的诗中，就有不少作品描写了黎族人民的生活。由于苏轼与人民这样一种较好的关系，所以在时农民能够把丰收的喜讯告诉他，又教他从事于耕种，他的《籴米》诗就描写了他从劳动中体会到自食其力的意义。诗的开头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意思是买米买柴，各种日用品都要到市场上买。但是，米和柴这类生活物资，如果不通过自己种田打柴的劳动去获得，那么，即使吃得饱的，也不会有什么味道。这种感受，只有参加过劳动的人才会具有。而这一点，应该说是与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的。
苏轼在外地时间多，接触人民多，因而人民生活中的平凡普通的事物便成了他的诗歌经常描写的内容。他描写水车、秧马，碓磨、碳等生产、生产用品，描写耕田、砍柴、捕鱼、开矿、打井、车水等劳动生活，还描写各地风土人情，如海南岛居民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没有寒食节，也不在清明上坟，而是在上巳这一天上坟，海南岛那里“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黎族的儿童吹着大葱叶子当喇叭，迎送客人。此外像农林牧渔各样出产，苏轼几乎都一一摘取入诗，蔬菜瓜果以至蒸饼、豆粥，包括一些中草药人参、枸杞之类，在苏轼笔下被表现得十分新鲜、亲切。苏轼不只写物，而且写人，写平凡普通的人。如《於潜女》一诗歌颂粗犷而朴质，豪爽而多情的农村劳动妇女，表现出体格健壮的美和心灵纯净的美。於潜，即今天浙江省的於潜县。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去於潜巡视。他写了这首《於潜女》诗，描写和赞美於潜农村的劳动妇女。她们的衣服装饰很朴素，青色的裙子，白色的上衣、头发梳来向上张开，插上一把大银梳子，光着双脚风里来，雨里去。当杨柳飞花，春天到来的时候，她们也把自己打扮起来，把溪水当作镜子，梳一梳头，画一画眉毛。迎着砍柴归来的丈夫，彼此相亲相爱。诗人感叹说“不信姬姜有齐鲁”。春秋时代齐国姓姜，鲁国姓姬，诸侯多娶姜姓、姬姓的女子，姬姜便成为妇女的美称。这里是说看到了於潜农村的劳动妇女，就不相信还有比她们更美的姬姜那样的贵族妇女。我们从“两足如霜不穿屨”、“蓬沓障前走风雨”、“照溪画眉渡溪去”、“逢即樵归相媚妩”等诗句，可以看到苏轼比较健康的审美观念。
苏轼一方面关心人民生活，一方面又关心国家命运。他被贬黄州，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还说：“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西事，指北宋王朝与西夏政权之间的战争。苏轼被罢黜，等于是流放，但他还时刻关心着与西夏的战争。他的诗歌就有一些写出了他以身许国的壮志和赴边杀敌的雄心。他刚刚进入仕途，在凤翔即有诗寄给弟弟苏辙，表示“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意思是近来买了貂裘，足以御寒，可以到塞外去，因此希望奉命出使西夏，解决国家的边塞安全问题。在《和子由苦寒见寄》诗中，苏轼又写他看到陕西年青的义勇军开赴边防前线，他也止不住跃跃欲试：“干金买战马，百宝妆刀镊。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他要买好战马，准备宝刀，跟随“山西良家子”，上前线去与敌人较量一番了。苏轼关心国家命运，自诩能够抗击外侵，保卫边疆，甚至说：“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他把自己比做善于用兵的晋朝西凉州主簿谢艾，说是只要朝廷任命他去打仗，他可以像晋朝的顾荣一样，把羽扇一挥，敌人就溃败了。但他对于边防政策，在反对忍辱退让、屈膝求和的同时，又主张采取宽大态度，安抚边疆部族，发展彼此和睦相处的关系。哲宗元祐二年(1087)八月，北宋王朝收复洮州，俘虏西番首领鬼章。这时，苏轼写了《获鬼章二十韵》一诗，诗中即建议：“藁街虚授首，东市偶全腰。困兽何须杀，遗雏或可招。”“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苏轼不赞成邀功滥杀、开边启衅，一方面提出“遗雏或可招”，要安抚边疆部族，一方面提出“奇功勿再要”，不要为了邀功而再次挑起战争。这种重视民族团结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苏轼有关国计民生的诗歌，从思想内容上看有相当高的价值，但这并不足以代表苏轼诗歌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色。苏轼诗歌成就突出、数量众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是他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
苏轼一生上失意，因而在诗中较多地反映他通过对乡土的留恋、对亲友的追怀、对自然风物的观赏来排遣这失意的惆怅和悲愤。这类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佛老思想对诗人的影响。诗人在饱经忧患之余，常常进行着人生的探索，反复吟唱“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三过门间者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当然，苏轼不可能寻求到人生的真谛，他无法从根本上抹去心灵深处失意的伤痕，于是惆怅化为不合时宜的我行我素，悲愤化为超然物外的达观疏狂。《吉祥寺赏牡丹》诗写他任杭州通判时赏花：“人者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还有，《登云龙山》诗写他任徐州知州时游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这些诗都表观了诗人的浪漫气质，也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能从山川风月，草木鱼虫之中自得其乐。正是这些写景咏物的诗歌往往倾注了诗人爽朗乐观的情趣，如《新城道中》诗的“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法惠寺横翠阁》诗的“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把东风，吴山写得对人很有感情。诗人在熙宁五年(1972)作于杭州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第一首写出西湖晴雨的顷刻间的变化，再现了自然风光的美。原诗是这样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形容黑云像泼翻了墨汁似的，方才还没有遮着山头，可一下子雨就来了，来得很猛，雨点落在湖面上，溅起许多白色的水珠，纷纷掉进船里。这里，诗人善于运用比喻，又善于使用精练而准确的“翻”字、“跳”字来形容黑云的滚动和水珠的四溅。正是大雨倾盆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云散、雨止，西湖上水天一色。诗人从“水如天”来写天的晴朗，也写出一阵骤雨之后，空气清新，万物澄净，一切都显得分外明洁。诗的第二首从在游船上观赏青山明月的角度，写出客观景物的情态，“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把山与月拟人化，读来亲切有味。这些诗都可以激发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再如《惠崇春江晚景》诗的第二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不仅从画面的翠竹、桃花、蒌蒿、芦芽，写小春天的欣欣向荣，不仅从鸭子的浮游水上想象“春江水暖”，而且再从春水想象开去，仿佛水里的河豚也已经长得很肥美了。这首诗写的是春天。另一首《赠刘景文》诗则写的是秋天。诗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秋天虽然没有荷花，却还有菊花，而且“橙黄桔绿”—样显得色彩斑斓，毫不衰飒。总之，在诗人笔下，无论是春季还是秋季，景色都优美宜人，充满勃勃生机。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这是说苏轼继韩愈之后，“以文为诗”，而且变本加历。对此，我们不要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散文化、议论化，而主要应该从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方面都突破前人的窠臼上去认识这一特点。赵翼即指出苏轼“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早于赵翼的叶燮在《原诗》中也已指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一般说来，苏轼诗歌并不违背韵律要求，而又能够充分表达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苏持诗歌的其他一些特点，往往是与苏轼极擅长于比喻这一最大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歌不仅由比喻显示磅礴的气势，而且还由比喻表现深惋的情致、绰约的风韵。如《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朦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蚀照红妆。”写春风吹拂的海棠如温柔的美女，写香雾笼罩的月亮如多情的男子，实际不过是表现诗人对海棠的喜爱，尤其是对月下海棠的喜爱，宁可牺牲睡眠去通宵观赏，但经过这花月相互含情的一番比喻，而更见出诗人对好花佳月的一往情深。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轼诗歌中善于比喻，富有理趣，浪漫主义色彩浓厚。苏轼的诗观察细致入微，比喻贴切精当，还常常含有深刻的哲理，富有理趣。那什么叫理趣?顾名思义，既要说理又要有趣。就是使诗歌中理趣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用一句比较概括的话说，理趣就是在比喻之中把引人入胜的景色、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发人深省的哲理合为一体。被人广为传诵的《题西林壁》一诗就是这样。这首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的开头两句总写庐山“远近高低”的不同形态，照理说底下应该展开具体描绘，抒发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感情，然而诗人却是笔锋一转，就横看侧看庐山山势多变这一点发表议论，以游山观景比喻为人处事。看山的感受是人们所共有的，梅尧臣《鲁山山行》诗说：“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欧阳修《远山》诗也说，“山色无远近，看山终日行。峰峦随处改，行客不知名。”都停留在看山的感受本身，不像苏轼由看山提出一个具有哲理意味的问题。由于人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都带有一定的片而性。要对客观事物有总体的全面认识，就必须超越个人狭小范围，摆脱一己偏见。诗人由看山悟出这个道理，于是以看山作比喻，发表议论，道理是很深刻的；而诗又写的十分有趣，言在此，意在彼，耐人寻味，发入深思。可以把这首诗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相对来看，李白写的是庐山留给自己的强烈感受，而苏轼则是冷静的谈庐山使自己明白的道理，从看山引出一段议论，这是苏轼对比手法的创造性的运用。有人说：“要识庐山真面目，不离身在此山中。”批评苏轼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种批评有点像无的放矢。苏轼讲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讲的是一个人看问题的立脚点和着眼点总有一定的限制，而必须多方面地认识事物的总体的意思，这正是没有离开实践。庐山的“远近高低各不同”，难道是苏轼凭空想象出来的吗？
和《题西林壁》诗类似，同样脍炙人口的还有《饮湖上初晴后雨》诗的第二首。其实，《饮湖上初晴后雨》应该两首联在一起读，才能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它对比喻的巧妙运用。它本来是描绘杭州西湖风景的诗，经过比喻，就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意义。
杭州西湖风光秀美，历来名家的题咏极多。苏轼曾经两次在杭州做官，先后达五年之久。他经常游览西湖，甚至在西湖上办理公事，因而对西湖景色观察很细，体会很深。无论早晚阴晴、一年四季，西湖丰富多彩的情态，苏轼都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其中以《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最为人们所传诵。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正月二十一日，杭州的地方长官陈襄邀请病后的苏轼去城外寻春，正值有人送了官沽酒给陈襄，苏轼就请求陈襄带酒饮于西湖之上。开始，天气很晴朗，其后，忽然下起雨来。于是苏轼写下两首《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一般选本，只选第二首。但原诗本是联章，不应把第—首遗异之不顾。第一首是这样的：“朝曦近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诗以叙事起头，指出清晨的彩霞使得西湖边上的重峦叠嶂无比艳丽，好比换上鲜美的服装迎接游客，傍晚时分下起了雨，洗去了空气中的尘土，洗去了一天的喧嚣，正好留下醉酒的游客安静地听着雨声进入睡乡，总而言之，不管“朝曦迎客”，还是“晚雨留人”，都各有佳意。可惜，对一般人来说，总觉得游赏时遇雨是一件扫兴的事。且看唐代张旭的《山行留客》诗就曾经这样劝告游人：“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些游人一见“晴阴”就想回去，更何况是下雨呢？所以苏轼说即使“晚雨留人”跟“朝曦迎客”一样都具有佳意，然而没有人能够体会到，倒是长年累月呆在西湖边上庙里的水仙王，能够尽情领略西湖富于变化的全部风光。接下去，苏轼才在第二首诗中进一步描写和评价了无论何种景色都很迷人的西湖的美。第二首诗是这样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结合第一诗，便不可能深入理解这第二首诗。当然，比较起来，还是第二首诗更好。南宋有个诗人武衍说过：“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认为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这个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苏轼对于西湖的认识是全面的。在《饮湖上初晴后雨》诗的第二首中，他只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二句，就概括了西湖的全部景色。西湖景色多种，诗人只写“水光”、“山色”，西湖景色多姿，诗人只写“潋滟”、“空濛”，西湖景色多变，诗人只写“晴方好”、“雨亦奇”。写“晴”、写“雨”，固然是扣着诗题的“初晴后雨”，但气候的变化，以睛雨最为平常，诗人也就略去了霜雪风露。写“水光”、写“山色”，也是紧扣诗题的“湖上”，但就杭州西湖来说，以山水最为秀美，诗人也就略去了草木虫鱼。山与水本来互相辉映，王安石就把西湖的山与水并写，道是“水光山色碧浮浮”。这里，苏轼把“水光”与“山色”分属于二句，实际上也是并写，二句诗互文见义。“晴方好”既指“水光”，也指“山色”，水是波光闪闪，山是艳日辉耀。“雨亦奇”既指“山色”，也指“水光”，山是若隐若现，水是烟波浩渺。“水光”、“山色”与“晴方好”，“两奇”中间加上虚字“方”和“亦”，便共同显示出“此意自佳”，表现了西湖无论什么景色都是以使人陶醉。
写出西湖不同景色的美，“水光潋滟睛方好”与“山色空濛雨亦奇”二句本身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两句所引出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北宋末年的韩驹说：“子瞻作诗，长于譬喻。”以西子比西湖，就是一非常新奇，贴切的譬喻。
诗人作家向来设譬取喻，多是以物比人。曹植在《洛神赋》中描写宓妃的袅娜多姿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像鸿雁那样翩翩起飞，像蛟龙那样婉转盘旋。《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多愁多病，曹雪芹用“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来加以形容。或以动物相比，或以植物相比。大家都用比喻，苏轼也用比喻，因为比喻是人们熟悉的也容易接受的一种揭示事物本质、描绘事物形象的修辞手段，但大家习惯于以物比人，苏轼却善于以人比物，以绝代佳人西施比天下胜景西湖，这就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说苏轼的诗歌“长于譬喻”，恐怕先要看到他的譬喻方式和譬喻本身的新奇。他在《宿望湖楼再和》诗中说：“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另有一首《和何长官六言》诗也说：“青山自是绝色，无人谁与为容。”都是以多情美人来比多姿美景。这么一比，不单是以人比出了景的美，同时赋于景以丰饶的韵致。用具体的著名美人西施作比，就更是如此。人们虽然不曾亲自一瞻西施的风采，但通过长期的传说和诗人作家的描写，已经俨然伫立了一个“天生丽质”的美的形象于想象之中，这想象之中的美的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西湖山水联系起来，人们对西湖山水美的体会就仿佛升华到一种无比纯净的境界，西湖永远是那么年青，那么妖媚，那么亲切动人。
把西湖比作美人，还由于诗的前两句写了西湖的山和水，而山和水又是向来被诗人作家比作美人眉毛和眼睛的。古代文学作品常见到“眉若春山，眼如秋水”这样的描写。苏轼也会产生类似的联想。不过，在这里他都是反其意而用之，由西湖的“山色”想到西施的眉毛，由西湖的“水光”想到西施的眼睛，于是进而“欲把西湖比西子”，“比”得那么贴切而自然。稍晚于苏轼的词人王观在他的《卜算子》中说：“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借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显然是从苏轼这首西湖诗生发开去的。
以西施比西湖，还是一个非常巧妙、精美的比喻。把自然山水人格化，比为美女，可以说略早于苏轼的李觏已经这么作了。李觏有一首《忆钱塘江》诗，诗中说：“昔年乘醉举归帆，隐隐前山日半衔。好是满江涵返照，水仙齐着淡红衫。”诗的大意是说先前喝了酒，醉醺醺地坐着船回去，那时远处隐隐的山峰逐渐地被太阳吞没了。太阳的余辉照映着钱塘江的水面，水波都变成了红色，好像水中的仙女们全都换上了淡红色的衣衫。但是，李靓只侧重在以“淡红”来写太阳的“返照”，同“水仙”本身无关紧要；与苏轼直接把西湖比作西施是不相同的，苏轼所比的西施是具体的，是个绝代佳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西湖、西施的两个“西”字的关合，而且又巧妙地利用了西湖属于越地、西施属于越人的地区上的联系。不要说具体的“比”要胜过抽象的“比”，就是这具体“比”的西施也是历史上别的美女所不能代替的。根据记载，西施即使因病而捧心、因愁而皱，她也依然显得很美，这就如同西湖即使遇上天阴下雨，景色也一样迷人。苏轼把有关西施的传说稍微加以变化，指出她“淡妆浓抹总相宜”，用她的“浓抹”来比西湖的“晴方好”，用她的“淡妆”来比西湖的“雨亦奇”，似乎西湖就是西施的化身。唯独西施可以与西湖相比，西施才是西湖最精美的譬喻。那么，以西施比西湖是否只为的表现西湖的美呢?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两句其实近于议论，而议论就是讲道理。不过，苏轼在这里并不是进行抽象的说教，而是像清代沈德潜所说的“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议论与诗的情味、韵致相统—。说苏轼的西子、西湖这比喻很新奇、很精美，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那么这一比喻包含着深微的道理，应该说就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们不能就比喻谈比喻，而要看到诗人在借西施以展示西湖美景的同时，还给予读者以超出西湖美景之外更多的深刻的启示。诗人通过“欲把西湖比西子”，告诉读者，一要善于发现美，二要善于认识美，三要善于欣赏美。
《饮湖上初晴后雨》诗的第一首描写了“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接着指出：“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这就有一个善于发现美的问题，苏轼离开杭州后，曾有诗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意思是西湖天下名胜，到这里来游赏的认识水平有高有低，因而各自的体会就有深有浅，但总是很难得有人全面地领略西湖美景。他说他自己则是“所至得其妙”，他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一到西湖，都能了解西湖的美。开始“朝曦迎客”、“水光潋滟”，西湖显示它的美，如西施的“浓抹”，诗人陶醉了，其后，“晚雨留人“、“山色空濛”，诗人又从中发现了西湖的美，有如西施的“淡妆”，因而照样兴致勃勃。诗人对于西湖的美，“能识其全”，这与他的生活体验、思想修养、知识水平、认识能力有关。但诗人对于外在事物能够敏锐地感受和观察，像“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样，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能善于发现美。而一般只追求热闹场面的人，则根本失去了对自然山水的感受、观察的能力。试看《儒林外史》里写的马二先生，被功名富贵迷了心巧，八股科举之外，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头脑冬烘，感情麻木，他在西湖跑了大半天自然就一无所得了。
还应指出，美的外在表现决定于它的内在质。西施果然是“天生丽质”，那么，她浓施粉黛时，可以见出她分外妖烧，而在她淡扫饶眉时，都又正显现她的天然一段风流的佳人本色。“淡妆浓抹总相宜”，说明西施的美决不是靠油头粉面，珠光宝气来装扮的。同时，西湖果然是大好形胜，那么，它在天晴时明鲜妍，有如金碧山水；而在下雨时，又清空淡远，有如水墨丹青。它“初晴后雨”固然很美，它“初雨后晴”也同样很美，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的第一首就是先写“白雨跳珠乱入船”后写“望湖楼下水如天”。这就需要善于认识美，首先注重美的内在的质假如西湖一片荒山秃岭，残坦断壁，那就任随天光云路怎么辉耀，雨丝风片怎么点缀，它也是美不起来的。
既然西湖、西施都是多姿多彩的，因而美就不是固定的、单一的。苏轼很强调美的丰富性，他评论书法，认为丰满、瘦硬、刚健、轻柔，各种风格都可以争放异彩，有如美女的仪态万千，至于自然山水那就更是复杂变化而美不胜收了。他看到山谷丘陵形状不同，都很喜受。从三峡经过，他写了《山峡》诗，诗中说：“入峡喜巉巖，出峡爱平旷。”进入三峡，他喜爱高山峻岭，出了三峡，他喜爱旷野平原。对于四时朝暮的景物，他也能从各异的特色中获得美感。西湖的“睛方好”和“雨亦奇”，正是前者表现了明朗而绚丽的美，后者表现了朦胧而淡雅的美。同样，西施“浓抹”，那是雍容华贵的美，而“淡妆”，则是清新素朴的美。美是如此千姿百态，人们就应该善于欣赏美。苏轼正是善于欣赏美的诗人、艺术家。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正是通过新奇、精妙的比喻，向我们提供了自然的美、人的美、艺术的美，我们读了这首诗，领略了西湖的风光，欣赏了西施的风采，获得了艺术享受，同时又在审美问题上受到了引人深思的启迪。从这首诗，可以看到苏轼诗歌杰出的艺术成就，也可以看到宋诗的某些共同特征。
苏轼诗歌也有不少艺术上粗糙的作品。这当然是由于诗人过多地应酬和韵，勉强写诗就不会写出好诗。又由于诗人才气纵横而不免逞才使气，因此写诗就有朱熹所批评的“一滚说尽无余意”的情况，另外，喜欢用典故也影响了诗意的完整和明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