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内容提要】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关键词】 文人话本；衰微过程；衰微原因
一
文人话本经过了短短几十年的繁荣之后，迅速走向衰亡叫。作为一种小说体裁，与诗歌、散文的众多文体相比，它在文学史上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即使是与小说史上的其它体裁如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相比，也是短命的。文人话本的衰微有一个过程，它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数量，便清晰地显现出这一过程的轨迹。以“三言”作为文人话本创作的开端，剔除众多的选本、重印本、复刻本，就现存的文人话本作为统计对象，列举如下：
明朝天启(共7年)4种(《古今小说》、《警
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
崇祯(共17年)12种(《二刻拍案惊奇》、
《鼓掌绝尘》、《石点头》、《西湖二集》、《型世
言》、《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弁而钗》、《壶
中天》、《天凑巧》、《贪欣误》、《一片情》)；
清朝顺治(共18年)15种(《鸳鸯针》、《清
夜钟》、《醉醒石》、《清夜钟》、《无声戏》、《十二
楼》、《云仙笑》、《珍珠舶》、《栽花船》、《十二
笑》、《人中画》、《都是幻》、《笔梨园》、《照世
杯》、《五更风》)康熙(61年)6种(《吕祖全传》、
《跨天虹》、《豆棚闲话》、《西湖佳话》、《生绡
剪》、《风流悟》)；
雍正(13年)3种(《二刻醒世恒言》《雨花
香》《通天乐》)；
乾隆(60年)1种(《娱目醒心编》)；
嘉庆(25年)0种；
道光(30年)0种；
咸丰(11年)0种；
同治(13年)0种；
光绪(34年)1种(《跻春台》)；
刻于清朝年代不详的5种(《五色石》、《八
洞天》、《别有香》、《警寤钟》、《醒梦骈言》)。
需要说明的是，有几种话本成书于南明时期，作者以明代遗民自居，我们在统计中仍将这些话本集计在清代顺治年间。文言话本与长篇公案不在统计之列。
从上可明显看出，文人话本创作的黄金时期，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末清初。从明末清初到清中叶，文人话本创作量成直线下滑趋势，清代康熙年间便已经衰微。
数量统计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我们看看具体作家作品，情况就更清楚了。学术界公认的文人话本三大家冯梦龙、凌漾初、李渔和他们所创作的“三言”、“二拍”、《无声戏》、《十二楼》全部产生于明末清初，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话本，如《石点头》、《西湖二集》、《型世言》、《醉醒石》也作于这一时期。也就是说，清代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优秀话本问世。
二
文人话本为什么会在清代康熙年间衰亡?这一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文人话本的衰微时间与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毁“小说淫词”的时间惊人地～致。笔者曾指出，文人话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虽然清世祖于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定都北京，但并没有马上控制全国，在南方，先后有弘光、隆武、鲁王、桂王、唐王等南明政权相继或同时抵抗清兵南下，烽烟四起，直到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入，吴三桂拘永历帝，清朝统治者才真正控制江南。处于用武力征服江南时期的顺治皇帝，还无暇顾及对文化的控制，虽然顺治九年也曾下令禁刻“琐语淫词”(魏晋锡《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但对于江南各地来说恐怕只能是一纸空文，到康熙年间，江南平定之后，清朝统治者才加紧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康熙四十年、四十八年，两次准奏禁“小说淫词”。这两次禁书效果并不理想，“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四月，乙亥，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凡坊肆市卖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从之。”(《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这次禁令专门针对“小说淫词”，措施非常具体，处罚也十分严厉，不仅“造作刻印者”、“市卖者”要严惩，而且官员查处不力也要处罚。雍正二年，重申康熙五十三年禁令：“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都察院等衙门，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版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许借端出首讹诈。”(延煦等纂《台规》卷二十五)]而且比康熙禁令更加严厉，买看者也要惩罚。乾隆三年，再次重申康熙禁令：“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查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綦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各种，叠架盈箱，列诸市肆，租赁与人观看。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板仍然刷印，且新版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应再通行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旧遵循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有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魏晋锡《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与雍正禁令相比，又增加租赁小说罪。从康熙到乾隆，几乎是三令五申，多次下令查禁小说，而且一朝比一朝严厉，雍正、乾隆即位后就禁毁小说。清代话本创作，顺治朝尚可，从康熙朝开始，一朝不如一朝，直至完全绝迹。这与清代各朝查禁小说的严厉程度完全一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是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毁小说，直接导致了文人话本创作的衰亡。在现存的几种清中叶话本中，就留下了朝廷禁令的痕迹，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云：“稗史之行天下者，不知几何矣。或作诙奇诡谲之词，何为艳丽淫邪之说。其事未必尽真，其言未必尽雅。方展卷时，非不惊魂眩魄。然人心入于正难，入于邪易。虽其中亦有一二规劝之语，正如长卿作赋，劝百而讽一。流弊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士，非慕其豪放，即迷于艳情。人心风俗之坏，未必不由于此。可胜叹哉!”这种认识与朝廷的禁令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清朝禁毁小说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就是在这一时期，当话本走上穷途末路，无可奈何地衰落时，长篇章回小说却因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出现而推向高峰，放射耀眼光芒。当然，这里面也有作家的生活阅历、思想水平、艺术功底、创作勇气等个人因素。但作为通俗小说的长篇章回、短篇话本两大分支，在同一时期，一支登上顶峰，一支坠入低谷，无论如何主要应是自身内部因素决定的。”(《警世通言》)清代两种白话小说体裁的创作状况大相径庭有其自身内部原因，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儒林外史》、《红楼梦》与文人话本的创作有很大区别，吴敬梓与曹雪芹写小说没有急切的商业目的，他们几乎是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来写一部小说。曹雪芹甚至还没有完成，身前并没有刻印，《红楼梦》的首次刊刻是在曹雪芹去世近三十年之后；《儒林外史》的刻印更是在吴敬梓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也就是说，吴敬梓、曹雪芹根本就没有通过写小说获得利益，他们只是想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写出来，至于小说是否刊刻、能否行销，不在小说家的考虑之中，那么朝廷查禁小说，严惩刻印者、市卖者、买看者，并不影响吴敬梓、曹雪芹的创作。而文人话本作家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编话本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小说写出来之后，或卖给书坊，或自己刻印，通过读者的买看来达到商业目的。朝廷严禁刻印、市卖、买看小说，书坊就不能再刻小说，作家也不能再写小说。因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禁毁小说，对文人话本创作的打击是致命的。
清朝统治者禁毁小说，其目的主要是维护其统治地位，主要禁毁所谓诲淫诲盗之作，那些宣传封建道德忠孝节义的小说并不在其禁毁之列。文人话本原本就有劝善惩恶的传统，“三言二拍”等优秀的话本集中也不乏说教的成分，其中的善恶观念，也包含了儒家伦理观念。冯梦龙就说过：“六经、《语》、《盂》，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醒世恒言序》)，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但冯梦龙等晚明优秀的话本作家，并不刻意去宣扬忠孝节义观念，更多地是从生活出发发掘素材，创作小说，时常有与儒家伦理观念完全背离的思想出现。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将话本变成了传播礼教的工具，劝戒说教变本加厉。自怡轩主人就认为《娱目醒心编》“考必典核，语必醇正。……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通天乐自序》云：“世人俱各有性天之乐，原不因外境之顺逆移也。然人虽各有天乐，鲜得受享者，皆为私欲所蔽。予不揣愚昧，乃将明达语事，漫用俚语纪述数种，某某因在天理，即受许多快乐之福，某某因天理为私欲所蔽，即罹许多忧愁困苦之殃。各赘浅说，著书日《通天乐》。”这些序作者或为友人话本“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而高兴，或为自己的小说劝人“存天理，灭人欲”而得意，殊不知这正是清中叶文人话本为读者所唾弃的重要原因。现存几种清中叶话本确实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娱目醒心编》开篇就是表彰孝子的故事，孝子叫曹士元，其父曹子文外出经商，死在四川，死亡的具体时间、地点不详，曹士元带着父执资助的二十两银子，只身前往四川，寻访父亲遗骨，历时数年，九死一生，终于找回遗骨。第二篇写孝妇的故事，唐长姑嫁给马必昌为妻，且生一子，不料疫气大行，丈夫、儿子染病身亡，马家世代单传，眼看就要断了香火，为了接续宗嗣，唐长姑说服父母，将年仅十九岁的妹妹幼姑嫁给年近七十的公公马元美为妻，幼姑三年连生三子，马家子孙繁盛。郑振铎先生在谈到《娱目醒心编》就说过：“在这时，淫靡的作风是早已过去了，随了正学提倡的结果，连小说中也非谈忠说孝不可了。……《娱目醒心编》凡十六卷，包括话本十六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劝忠说孝的腐语，正可与同时代夏纶的《世光堂传奇六种》成为绝妙的映照。”就连清代中后期刊刻的话本选本，也贴上了忠孝节义的标签。芝香馆居士根据《拍案惊奇》与《今古奇观》选编的《二奇合传》，专选劝戒色彩较浓的小说，芝香馆居士在《删定二奇合传叙》中指出：“夫以道备于五伦，庸德庸言，无奇者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率于性而励于行，历艰难辛苦而百折不回，不自以为奇也。奇之者，众人也。鬼神妙万物而为言，其有关于人心风俗者，或泄其奇以歆动鼓舞之，事奇而理不奇也。是书之所以奇者，谓于人伦日用间，寓劝惩之义，或自阽危顿挫时，彰灵异之迹。既可飞眉而舞色，亦足怵目而刿心，不奇而奇也，奇而不奇也，斯天下之至奇也。”话本之奇，就在于“于人伦日用间，寓劝惩之义”，编者还在回目下逐一加注“劝积德”、“劝孝悌”、“劝阴德”、“劝节孝”、“劝节烈”、“劝修持”、“劝敬老”、“劝安命”、“劝守分”、“劝节义”、“戒狂生”、“戒逞势”、“戒争产”、“戒负义”、“戒矜夸”、“戒轻薄”、“戒巧诈”、“戒夜游”、“戒邪僻”、“戒贪淫”、“戒暴怒”、“戒冶游”等，明确每篇话本劝戒主旨，这种选编和解读与清中叶的话本创作倾向完全一致，所以，郑振铎先生说“《二奇合传》是一部出现于以平话为纯粹的劝戒之工具的一个时代中的选本”。
四
清代小说《赛花铃》封页有这样一段文字：“近今小说家不下数十种，口皆效颦剽窃，文不雅驯，非失之荒诞，即失之鄙俗，使观者索然无味，奚足充骚人之游笈，娱雅士之闲着者载!兹编出自白云道人手笔，本坊复请烟水散人删补校阅，描情穷景，口情逼真，□小说中之翘楚也。识者鉴诸。”全篇内容显然是书坊的商业广告，但作者非常熟悉当时的通俗小说的创作状况，对小说家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完全适用于文人话本的创作。清中叶话本的“效颦剽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话本作家不是从生活中发现鲜活生动的人物与故事，而是一味地模仿甚至照搬前代小说的形象与情节，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娱目醒心编》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藉妓营生》中盖有之做知县敲诈百姓，害死无辜后治罪免官，获释后买六个粉头开妓院，主要人物的贪婪、残暴的性格及人生经历均抄袭《石点头》中名篇《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卷 十二《骤荣华顿忘夙誓变异类始悔前非》写胡君宠、薛兰芬夫妇忘恩负义，发迹后不仅对有恩于己的陈秀英一家视同陌路，甚至连为进京选官借秀英的百两黄金也昧心不还，结果应了胡君宠负恩变狗的夙誓，一家三口变犬。这一故事明显是剽窃《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桂员外途穷忏悔》。草亭老人剽窃有方，他只用原作的立意、人物的性格及最精彩的情节，而将原作中的人名乃至人物的生活环境、身份等都改掉，即使是在今天要告他侵犯著作权，取证都有一定困难。卷十三第一回用《醒世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卷十四第一回用《古今小说》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多少带有人话性质，且为题材，人物姓名才没有更换。现存最后一种文人话本《跻春台》中，就有多篇话本因袭前人，《错姻缘》中的中心情节胡培德代人娶亲，因下雨受阻，只得在女方家成亲，结果弄假成真，明显是剽窃《醒世恒言》中的名篇《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南乡井》中胡陆氏与胡黑牛母子合谋骗杀鲍紫英的故事则是抄袭《拍案惊奇》中的《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杀身》的情节，只是更改姓名而已。《比目鱼》主要人物与情节基本照搬李渔《连城璧》中的《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守节》，只是将原作中谭楚玉与刘藐姑生死不逾的爱情故事改写成表彰谭楚玉孝亲、刘藐姑守节的庸俗之作。不错，明代文人开始介入话本的时候，确实进行过艺人话本的搜集、整理和修订工作，这是文人创作初期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对于完善与保存艺人话本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这些文人在搜集、整理艺人话本的同时，也从现实生活取材，写出很多优秀的作品。在明人早已完成了从整理到独创的转折之后，清中叶的话本作家又因袭明人的话本，只能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还有一本《醒梦骈言》，共十二篇话本，全部按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中的小说改编，冯梦龙、凌濛初编撰“三言”、“二拍”，也有不少话本根据文言小说改编，但他们在改编中不乏创新，在话本中增添了大量现实生活的内容，将一些影响不大的文言小说改成了话本名篇，这位蒲崖主人恰恰相反，把蒲松龄的名篇改成了无人知晓的话本，只是将文言小说作了白话改写，至多做了一件普及工作。第二，一些文人与书商改头换面地重编、刻印话本选本。康熙十二年之后编印的《警世奇观》，全书十八帙，选冯梦龙“三言”八篇，凌濛初《拍案惊奇》两篇，李渔《无声戏》一篇，《西湖佳话》一篇，根据“三言二拍”入话改编的两篇。康熙十四年编刊的《今古传奇》，共十四卷，六篇选自“三言”，两篇选自《拍案惊奇》，三篇选自《石点头》，两篇选自《欢喜冤家》。乾隆年间刊刻的《西湖拾遗》，收四十四篇小说，有二十八篇出自《西湖二集》，十五篇出自《西湖佳话》，一篇出自《醒世恒言》。咸丰刊本《西湖遗事》十六卷，竟有十五篇采自《西湖二集》，一篇出自《西湖佳话》。《二奇合传》将《拍案惊奇》与《今古奇观》“合而辑之，故曰二奇”。《续今古奇观》三十回，除一回选自《娱目醒心编》外，其余则收《今古奇观》选余之《拍案惊奇》二十九篇。这里我们不是说文人、书贾不能编印话本选本，但是，一旦选本多于创作集、甚至只有选本刊刻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正常了，说明这一文体的创作已经进入末日，话本作家的创作力已经衰竭。
五
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刻印，主要是靠市场来支撑的，它不同于经书史传，有官府买单，也不同于诗文别集，可以为作者带来文名。因而通俗小说的生存与，离不开读者。文人话本源于说话，它与市井细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话艺术的观众主要是市民，话本小说的读者也主要是市民。冯梦龙等晚明话本小说家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创作话本就是给市民阅读欣赏的。冯梦龙云：“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俚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古今小说叙》)。非常明确地根据市民的欣赏水平和欣赏兴趣来编写小说，在“三言”“二拍”等优秀话本集中，可以看到大量描写市民生活的内容，“三言”中以市民为主人公的话本将近一半，很多名篇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施润泽滩阙遇友》等都以表现市民的思想感情著称，蒋兴哥、杜十娘、秦重、宋金、施润泽等都是光彩照人的市民形象。这样的小说才会受到市民读者的欢迎，才会有市场。明末清初的一些优秀话本集，之所以能够一版再版，多次刻印，主要是因为广大市民读者喜爱。有了市场，作者与书坊才能够从中获利，这样才能刺激话本的创作与刻印。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完全脱离了市民读者，只是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以清中叶话本集《娱目醒心编》为例，全书十六篇小说，只有一篇以市民为主人公，即卷十四写一苏州名优唐六生的故事，另有两篇(卷一、卷六)有市民出场，并非小说的主要人物，其他小说都是写官吏、乡绅、文人的故事。这种小说，市民不感兴趣，对文人缺乏吸引力。这样一来，书坊没有了利润，作者没有了“润笔”，话本的创作难以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