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与喧哗中的建构
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多元并举的背后是焦虑与困惑共存，相对沉寂，日趋边缘。而走向自觉的诗歌批评却在沉潜与喧哗中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批评家和诗人们对诗歌精神、诗歌资源、表现形式、写作技艺、语言策略等方面的研讨，使80年代业已取得丰瞻成果的诗歌批评，继续在批评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上不断拓展，以其优卓的表现，为推进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容置疑的积极贡献。
特定时代语境中的诗歌精神求索
任何文学批评，都应该而且必须基于文学发生与的语境，透过文本生成的具体语境解读或重建文本的意义，实现“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脱离特定时代语境的批评，无论其“体系”如何圆满，都是自恋性的失根的批评。价值失范、精神匮乏、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9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注定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在杂乱无序中依然显现着个人化、多元化、浮躁化等特点；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在进入复杂的时代境遇和历史语境之中建立更能够彰显本土化、文本化、生命化、历史化的诗学时，必然不由自主地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代诗歌精神建设的追索。这既是诗歌写作本质的要求，也是诗歌批评的必然走向。因为“诗歌表达应是人类不同层面一定意义上的精神价值取向，诗歌表达的内在精神气质本身也是一定时代人的精神气质的体现，对这种积极的精神气质的追求同样是诗歌和人的本质定义”。①对90年代特定语境下的诗歌精神建设的自觉追索，不仅成为许多批评家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成为构建当代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19世纪以来风行于西方诗歌的两大精神主题——社会批判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对当代诗歌的写作和批评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90年代的中国，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旧有的许多观念、信条、原则、规范等都极大程度地遭到了质疑甚至颠覆，面对物化严重的消费声浪，肇始于80年代的“先锋情结”依然弥漫于诗坛，而过度张扬“个人主体”的自我中心价值体系定位，又导致了90年代诗歌写作对社会责任、历史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的某些缺失；加上不少诗人不屑或不愿对自身精神品格进行提升，纷纷陷入诗歌语言和技艺探险的困境之中，在更加纯粹的私人化的语言、技术打磨中，大量的诗歌文本成为知识或语言的繁衍物，诗歌与读者更加疏远。针对诗歌写作中“精神钙质”的大量流失和诸多诗人在现实中“失意的栖居”，对于诗歌创作中以维护诗的独立尊严为借口而对现实有意的回避、疏远甚至隔膜，不少优秀诗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对大众生存、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的关注，似乎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变得那样急迫与严峻，诗歌写作必然要直面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的层面，要在诗意化的揭示、呈现中，确立该时代的价值、尊严、情感、意志和审美等立场和精神，以诗歌特有的方式抵达对该时代命名的一种精神向度。而批评家们则充满自信地站在理论的高度，通过对这一时代独有的文化特征的考量，通过对90年代诗歌创作的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对重建诗歌精神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针对物欲化影响深重的诗坛，如何实现诗歌此岸与彼岸间的理想救赎，刘翔提出了“新理想主义”，从“综合性、历史感和现实感、理性、人性深度、悲剧性和批判”②六个层面，阐述了对当代诗歌精神的深入思索；李震则坚决主张打破90年代初诗坛流行的“神话写作”，他认为企望假设的“神”来救赎当代的灵魂，只能像海子那样成为“神”的祭品，而“人性”书写的回归，即从对虚妄的“彼在”的追问向对切实的“此在”的现实境遇还原，可以成为当代诗学精神建构的一个值得关切的向度；王岳川从批判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吁请“人文理性”出发，肯定“真正的诗人在后现代问题成堆中浮现出来，站在这个世界高处。他们思考，反省，求诸内心，反身而诚，以清醒的头脑思索工具理性的异化，以犀利的笔锋挑开历史理性的谎言，终于在人文理性层面发现了自我生命存在意义，发现自我良知的构成，同时发现了清醒的自我对迷惘的世界揭底的重要性”。③而郑敏、白桦等老一辈批评家，更看重如何承继诗歌传统，将自觉的主体“承担” 意识与弘扬儒家传统，能够在当下的语境中得以具体落实。
在“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 ④弥漫的90年代诗坛，当一批“普遍价值失落”的诗人们扎堆地扑向麦田“复制现代农业牧歌”，寻找所谓的“精神家园”时，批评家们很快便发现大量华丽、苍白、雷同的“麦地诗”，其实不过是一种无根的找寻，不过是失意的诗人虚幻的精神乌托邦而已。这种清醒的一针见血的指认，是对诗人精神家园找寻中偏向的有力纠正，它促使诗人们及时地打量先锋诗歌以来诗人心灵高地的失守与固守，提醒其应开始新的集结与突围，虽然突进的目标仍不十分清晰，但前方的隐约召唤却是真实的；而具有某种根性的精神漂泊和逃亡，闪耀在许多诗中，又使其地有了某种厚度和大气。诗人兼评论家周伦佑所言不无道理：“诗人是没有也不需要家园的，他天生是自我放逐者，他永远在途中——伟大的精神便是这种途中的历险。”⑤诗歌精神的确立只能也必然存在于诗人对人类心灵的不懈追问与探究的旅途上，存在于他们精神探险和游历的具体文本之中。
诗歌精神的建构，自然离不开诗人生命的建构。似乎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像90年代这样，诗人和批评家们如此热情而执著地将目光投向生命存活本身与存在质量方面，在对生命的状态、形式、内核的高度自觉而细密的关注和透析中，厘清了许多生命诗学中杂乱纠葛的矛盾，洞穿了许多复杂诗歌现象遮蔽的实质。如张清华在剖析先锋诗人的对生命存在的关注与迷失中，看到表面热闹的诗歌言说中暴露出的诗人苍白、空洞的精神，以及对现世的疏离和对诗歌人本主义立场背叛，在分析存在主义诗学导致诗歌精神和内部结构的一系列悖论后，提出了“从存在这一终极立场上的适当的‘后撤’，以人本主义与文化批判立场作为其支撑则是可行的”。⑥
针对90年代诗人在片面的生命诗学观念引导下，过多地从冲动、本能、原欲出发，出入焦灼、死亡、命运、性的高峰体验，游走于潜意识和私人感觉的沉迷，“生命获得近乎夸张的珍惜和过于自爱的凝视，以至于对自我生命的抚摸超过了所有外在需求，成为写作的最高目的”。⑦这使得一些诗人和评论家在高度张扬生命价值的探险之旅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歧途。陈仲义从清除生命诗学中这些“盲点”入手，“要求在生命本然活跃中，加大生命中的人格力度，亦即抵达非个人化的存在深度。”那样，生命诗学“就不再是纸上轻飘飘的语码，字面上空洞无力的回声，而成为我们肉体和灵魂中的灯盏”。⑧生命诗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蕴藏于对日常生活凝神谛听与细腻打量的诗歌文本中，蕴藏于对日常生活与平凡生命的深情抚摸与细细体味之中，在对琐屑与细碎或热情投入或冷静观摩中，完成对生命瞬间或永恒的观照与思索。
与生命诗学密切相关的是诗人对当下的关怀，对社会、历史的自觉承担，如评论家陈超所强调的对“噬心主题”的激情拥抱，亦即通过对生命大人格的确立，来凸显生命的硬度与强度，并借助诗歌实现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吁请与建构。 但是，“对于诗歌来说，需要建立一种坚决、决绝、不为他事物左右的高蹈精神，但不是一种道德精神，他只能是站在诗本体价值立场上的诗歌的个体精神”。⑨显然，诗评家南野对凌驾于艺术之上的“泛道德主义”主张是保持清醒的距离的，这也正是诗歌摆脱工具化而获得自身自由的必然选择。这一点，许多诗评家在对现在仍然含义模糊的“知识分子写作”产生的背景、旨趣和大量与其理论主张呼应的文本中，敏锐地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诗性的探索与追寻，看到了不甘于被物化的凡俗生活淹没的知识分子重建诗歌精神的信心和努力，尽管这种努力的路径和方式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遭遇了种种或深或浅的误解和程度不一的批判，但“知识分子写作”者旨在提升诗歌写作品性的企图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他们试图用词语去挽留一个思想日渐单薄的时代，它们构成了这种历史状况的一部分，并且多少填补了当代思想的空场”。而读解他们的诗歌便是“读解一部分人的象征行为及其象征意义”。{10}这样睿智的批评，才是真正地洞彻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精神建设的意图及现实中遭遇误解与尴尬的缘由。也正是像洪子诚、罗振亚、程光炜、陈超等学院派诗评家们大量富有学理深度的批评，拨开了90年代诗坛上虽然争执不已却难以形成真正交锋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雾障，使人们看清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立场与姿态，以及存在的误区与被误读的原因。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在诗歌和诗人走下神坛，更加人间烟火味的90年代，一种诗歌平民化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语言的反思当中。韩东当年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其主旨本来是要把诗从一切功利的目的中解放出来，呈现自己，却被很多诗人做了教条式的理解和机械化操作，他们将语言奉若神明，将诗歌写作演变为语言的技艺操作，陶醉于语言的迷津，将语言降格为取消精神衡量向度，单纯追求语言系统内部操作的快感，出现了大量的语言“空转”，乃至对语言的施暴。对此，周伦佑给出了冷静的批判：“90年代的诗歌写作则要打破这种语言神话，不是不要语言，也不是不重视语言，而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破除‘语言中心论’便是把诗和诗人从最后一个‘逻各斯’中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使诗纯然地面对自身。”{11}同样，从90年代的对“民间写作”和“口语写作”的大量的批评文本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诗人与批评家们对人本主义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而且这种自觉追求越来越成为重建诗歌精神的一个重要而开阔的向度。90年代，不少诗评家们还要为诗歌的社会存在的“合法身份”而摇旗呐喊，如“朦胧诗”的崛起和“第三代”诗歌道路的开辟，都离不开诗评家们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权威”的呵护。而90年代，诗歌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改观，诗歌批评者自然地转换了批评角色，他们在与诗人一同面对诗歌生存困境和探寻可能的前景。如陈超对先锋诗歌冷静的梳理和打量后，敏锐地指出：“与其说先锋诗人是快意的精神浪子，我宁引另一论，他们是不妥协的异化生存／生命的敞开、洞察者，是诗歌伟大精神共时体和求真意志的发展者，是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之书的铭写人”。{12}
同时，还要看到，在一个普遍主义价值规范失落的“价值中空”时代，也有一些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们开始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案，但无论是贝尔的新宗教主义、哈贝马斯的新理性主义还是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出自西方特定时期和视域的既成规范，都与中国90年代具体历史语境有着某些天然的隔阂，难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精神坐标，很多诗人依然处在一种“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但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也为诗歌精神的重建提供了生长的契机，“当一种普遍价值原则匮乏的时候，我们不妨保持这种‘价值中空’的现状而去寻求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抛弃所有传统和西方既成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而走上个人化、多极化的诗歌发展方向”。{13}批评者的这种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无疑会自信地将诗歌精神的建立引向更为辽阔的天地。
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碰撞中找寻出路
置身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中的年代诗歌写作，随着诗歌交流的日益广泛和便捷，在推进诗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西方创作观念、路径、成果和经验等几乎每一个层面，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借鉴和汲纳，各种流派和各类写作，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口语写作”，还是“中间写作”，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或机智或笨拙地融汇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诸多诗学因子，呈现出一种或巧妙或生硬的“杂糅”。批评者们对9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种种“杂糅”或耐心或急躁、或简单或细致的梳理与澄清，自然也就成为90年代的诗歌批评一道道惹人注目的景观。一时间，围绕着诗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碰撞与汇通而进行的诗学建构，因批评者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侧重点等诸多的差异，而引起诸多的纷争便不可避免地频频发生。
80年代以来，受急剧变化的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诗歌界日益淡忘传统、远离自身的文化，尤其饱受音像、广告、时尚快餐文化等熏染的年轻诗人们，在生吞活剥了大量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后，在一知半解了西方大师们的文本后，纷纷开始沉迷于新鲜的快感刺激和花样翻新的语言游戏，无论是诗歌资源的利用，还是诗歌语言和技术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无端盲从或浅尝辄止的无序的杂乱之中。对此，著名诗人评论家郑敏急切地指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须是清除自己对文化传统的轻视和自卑的偏见，正本清源，深入地挖掘久被埋葬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且介绍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严肃传统……应当大力投入文化，填补文化真空，使文化传统在久断后重新和今天衔接，以培养胸有成竹的21世纪文化大军。”{14}毫无疑问，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进而走向广泛、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整合与创造，不仅推动了新诗创作，也拓宽了批评的文化视域。
其实，所有对传统的变革都不可能简单地与传统一刀两断，不可能彻底地否定传统，不可能虚无地从零开始，而是在传统的承续中变革，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相对于80年代激情涌动狂欢节般的群体化写作，90年代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倾向，“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16}不容置疑，实现诗歌的本土化，成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自觉。对此，诗评家们敏锐地发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无论是主题还是意象的选择，还是语言和技巧的打磨，都已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诗人的“本土化”理想要么流浪在无端盲动的路上，要么在向传统后退中趋于保守，要么简单地非此即彼地取舍。这一时期，诸多诗评家也为如何真正实现诗歌“本土化”寻找着理论依据。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些诗评家们发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领军人物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张曙光、陈东东等人受西方诗歌明显的影响和对西方资源的大量汲取，因这些汲纳的惯性作用和超越的乏力，使他们在“化西”的努力中，不知不觉地被“西化”了，离他们主张的西为中用的“本土化”似乎愈来愈远，他们的写作被指责为“翻译语体”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在对他们的一些优秀文本的深锐透视中，敏感地发现了闪现其中的某些可贵的创新点，甚至预言其有可能拓展为新诗的一条通道，如王光明在剖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90年代诗歌的尴尬遭遇时，认为：“时代的语境变了，诗人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也与过去不大一样了，诗正在更深地进入灵魂与本体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更具体地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17}这样，就抛却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而泛化的批评，而是更加重视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当中，平和地探讨与对话。
与诗歌写作中的“本土化”实践的尴尬处境不同，中国90年代的“本土化”诗学建构的探索却是广泛而深入，提出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企望确立起超越传统和西方的真正意义的“本土化”诗学理论， 无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人的怀着对人本主义的热情而确立的社会学批评，还是程光炜、陈超、唐晓渡等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批评理论浸润的长于形式批评和技法批评的“纯诗批评”，无论是学院派的学术倾向浓郁的范式批评，还是身陷影响焦虑中的诗人们太多意气杂糅的粗放式批评，虽然他们要真正赢得共识依然十分艰难，依然有着遥迢的道路需要跋涉，但也正是在这样多流并举、困顿纷扰杂陈之中，蕴蓄着“本土化”诗学理论无限生长的希望。近年来，徐敬亚、张曙光、西川等诗人批评家在细细审视自己和同仁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不少虽然琐碎但却颇有启发性的见解；而陈旭光、罗振亚、李怡等一大批青年诗评家在借鉴和整合中西批评资源与路径的扎实努力中，已使新诗批评的“本土化”出现了许多可喜的亮色，如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等，都对“本土化”诗学理论做了很多开拓性的探索。
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中的命名与阐释
90年代诗歌批评，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现象——命名，对群体、流派、写作特质、写作形式等，不仅基于身份确立、价值判断或学理探究的命名大量地涌现在各种批评文本和诗歌选本当中，而且诗人们受写作策略、影响焦虑等影响也纷纷地自我命名和相互命名，以强烈的功利目的迎合诗歌批评，使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与批评呈示出某种既游离又暗合的暧昧关系。
应该说，有些命名是必要的，也十分妥帖，例如关于诗歌的语言，程光炜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命名——“诗的营地是语言”。“营地”将诗歌的语言看作生命的形式，将生命现象落实到逻辑形式上，建立起语言与生命深度的同构，拓展了批评话语的活动空间，他以此语言中心的批评理论，对众多诗人作品的精彩解读，真正实现了批评与创作的对话与自足，充分体现出独特命名的深邃旨归与特殊价值。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借助简单的甚至显得十分粗糙的归类或感性地圈定式的命名，企望使本来纷繁杂芜、形态万千的诗歌写作整体，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具有可以整体把握的可能，这表明了批评者对诗歌写作的整体考量的思维习惯与表明立场的急切，这些命名无疑也增强了批评的现场感，强化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同步意识与具体操作的可能，像“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红色写作”、“民间立场”、“黑夜意识”等充满争议与张力的命名，尽管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准确、不妥切、不合适，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矛盾重重甚至完全龃龉的阐释与解读，但这种“集中一点不及其余”的率性十足的诗歌批评方式，倒是与个性凸显、性情张扬的诗歌写作达成了一种浑然的默契，不失为一种带着鲜明时代特色的批评策略。
另外，v年代的许多诗歌文本都呈现出“多声部写作”的特点，文本自身在一种自我设计与自我辩驳中形成多重衍义性的生成性话语场，积极的阐释与文本意义的共生，引起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恢复与文本对话的能力，成为批评的一个焦点和难点。因为本文的差异和批评的差异，必然地导致了某些整体批评的失效，统一的命名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于是，诗歌批评中的命名和对命名的不断阐释，滋生了大量的以偏概全、顾此失彼、歧义互现的愈说愈不清楚的矛盾，形成了众声喧哗、欲罢不能的批评场景，比如对诗歌叙事性的阐释，诗歌借助叙事实现情感的内敛或外露，本是抒情的一种常用方式，是相对于直接抒情的一种亚抒情，即使像有人宣称的“零度抒情”也仍是一种抒情，只是抒情的方式、浓度和强度有所差异而已，诗歌抒情的本质是注定的。还有一些先锋诗人提出的著名的“反抒情”口号，并非真的要反对抒情，而是主张走另一种不同的抒情道路，就像“反文化”并不是反对文化、不要文化，而是找寻和建构与众所熟知的文化迥异的“另类文化”。
应该说，基于更透彻的文本分析的更加凸显学术个性的各类诗歌现象命名，已成为90年代新诗批评的一个可喜景观，成为一种更稳健、有效的批评方式，像国内影响甚重的专业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每一期都辟出大量的篇幅，以“新诗文本细读”、“诗人研究”、“介绍一位诗人”、“诗人谈诗”等专栏，对诗歌文本细读予以大力支持。很多诗评家也通过对具体的诗歌文本的微观解读，使抽象的诗学理论与鲜活的文本实现了有机的双向建构，特别是一大批诗人通过对自身的写作实践的和通过对同一时代诗人文本的细读，揭开了诗歌写作中许多缠绕不清的迷雾，厘清了许多一度被误读与偏解的问题，涌现出大量富有生气的、随笔式的批评文本，像王家新、西川、于坚、韩东、唐晓渡、姜涛等人的批评，尽管学理性不是十分严谨，但常常因其对文本的细腻而深入的观照，而诞生许多独到的慧眼卓识 。诚然，有些文本解读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解读的随意性很大，对诗人和本文的考察有的还只是停留于浅层，甚至未能真正地进入文本；但其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所做的扎实的“沟通”努力，不仅体现了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平等，而且使理论的建构因奠基于大量具体文本的近切的阐释之上而更加稳健。
但是，正像一些批评家看到的那样，诗歌批评中大量命名的失效与尴尬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比如带有太多的影响焦虑的“中间代写作”便主要是出于写作策略而进行的“硬性”命名，并没有多大的学理与实践价值。还有一些热情的命名和阐释，与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难以破解的困惑，命名的随意和空泛，命名与写作实践的游离，某种“圈子化”的话语垄断，首尾不一的断裂性描述，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过度阐释，旁若无人的自说自话的自明性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批评更加“凌空蹈虚”，引起了诗人的不满和冷落，世纪末的那场规模和声势巨大的“诗坛论争”，尽管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的“话语权的争夺”这一许多人共识的背后，其实也道出了批评中一些命名和阐释的尴尬和窘迫。
平静探索和纷纭论争中的建构与解构
90年代的诗歌创作相对于80年代呈现出整体性的平淡、清潜，诗人们依据自己的写作观念、审美理想和情趣，各自在探寻诗歌可能的发展方向；但在世纪末却爆发了一场引起诗坛内外广泛关注的论争，许多诗人和诗评家都卷入其中，此间和此后大量的关于这场“论争”反思的文章纷纷问世，在众声喧哗中，形成持续“高温”的诗学论战，掀起一股诗歌批评热潮，直至当下仍时时余音不断。
应该看到，在90年代创作相对沉寂的一段时间里，诗歌批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在波澜不惊地平稳地推进着，在对过往的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等新时期诗歌创作历程和实绩进行梳理和审视中，许多模糊和分歧严重的问题得以澄清，许多新的认识得以清晰。
然而，也许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相对沉寂，泛学院化的学术批评机制影响日趋严重，批评的“自足”色彩越来越浓，招致了不少诗人和读者的不满，对批评的“缺席”、“失范”、“无能”、“尴尬”等指责一直持续不断，但如果撇开偏见，仔细地打量90年代的诗歌批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以专业批评、学院批评、诗人批评和社会批评集结起来的庞大的批评队伍，一直在坚守着批评的阵地，只是这种批评像“失去轰动效应”的诗歌写作一样，因其所处的特定语境、特殊的身份和特别的批评方式等，没能再现80年代初朦胧诗“崛起论”时的辉煌，但效应的不显著，并不意味着批评价值的减消。平静推进的批评，虽然少了一些激情澎湃的感性色彩，但多了冷静中体察与透视的理性思辨，尤其是一些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批评，已将问题的观照、阐释、归纳与提炼上升到历史与的高度，其深邃、深刻、深切的学理性的诗学理论建构，与诗歌创作形成了相依而又相对独立的批评谱系，成为富有创造性的又一写作景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鲜明的个体表征的批评创建，对于更好地评鉴90年代的诗歌写作，提供了颇有启迪价值的思索路径。比如，吴思敬认为，90年代的诗坛存在着“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两种倾向；沈奇则提出了“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与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的诗学命题和理念；针对孙基林认为“以语言、事物、生命感觉与体验三位一体为本位的诗学，为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思想成果”。徐敬亚则主张“诗坛应该回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诗潮来临时的那种冲动，重新找回诗人的感觉，找回香味、臭味，民间写作的优点在于不断生发原创性，删除知识，注重感受”。{18}通过众多诗评家们仔细梳理和冷静地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围绕 “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展开论争中的两大焦点是语言问题和写作资源问题，而很多看似针锋相对的对立，其实不过是“伪对立”，双方夸大地强调了彼此的差异性而忽略了彼此相通相似的相容性，争论者在不懈地揭示“真相”过程中，反而使“真相”变得模糊不清和扑朔迷离。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难以决出胜负的争执之中，在相对于诗歌写作“沉潜”而呈现的批评“喧嚷”中，我们看到了90年代各类诗评家们参与新诗发展进程的热情与勤勉，看到了某些愈来愈清晰的新的诗学理论。
纵观90年代的诗歌批评，其批评的热情是空前高涨的，其学术视野是开阔的，其探索的向度和层面是众多的，其批评策略和方式是学理性与感性化共存的，所取的成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虽然批评的路途中仍不乏困惑与争议，但置身于时代生活与创作众声喧哗中沉潜的诗歌批评，在新诗理论建构中的勤勉与优异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是必须要充分肯定的，其批评的成就和不足都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它们必将为21世纪中国新诗及其理论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段钢《诗歌神话的终结》,《诗探索》,1997年第1辑｡
② 刘翔《乌托邦､理想主义和诗歌》,《诗探索》,1997年第1辑｡
③王岳川《呼唤“人文理性”跨世纪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4辑｡
④吴思敬《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星星诗刊》，1997年9期｡
⑤周伦佑《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 河北出版社,2003年版｡
⑥张清华《存在的巅峰或深渊:当代诗歌精神跃升与再度困惑》,《诗探索》,1997年,第2辑｡
⑦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文学评论》，1995年3期｡
⑧陈仲义《体验的亲历､本真和自明:生命诗学》,《诗探索》，1998年第1辑｡
⑨南野《道德理想情绪与诗歌本体精神一辩》,《诗探索》,1996年1辑｡
{10}陈晓明《词语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1}周伦佑《新的话语方式与现代诗的品质转换》,《文论报》,1993年7月3日｡
{12}陈超《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席云舒《自恋与逍遥——90年代诗坛的山林意识辨析》,《诗探索》,1998年第1辑｡
{14}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艺争鸣》,1994年2期｡
{15}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时代》,《文学评论》,1998年1期｡
{16}吴思敬《90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17}王光明《个体承担的诗歌》,《东南学术》,1999年2期｡
{18}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