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一
作为后国家,作为弱势文化,我们面临起自西方国家、波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我国学界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对此极为关注并产生强烈反弹。2003年克林顿总统在耶鲁大学讲演时提出:
21世纪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家庭,从单纯的相互依赖转化到一体化,转化成一个能够分担责任、分享好处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大家庭。①
这实际上是明确主张,要从全球化走向文化全球化,按照克林顿总统的设想,理所当然是以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经济霸权主义色彩,容易引起后发展国家、特别是像这样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化国家的反感。但是就文化领域而言,例如作为更高地悬浮在意识形态高空的文学领域,与国家主权和经济财产仅仅归属于民族国家不同,思想文化艺术不仅属于民族国家,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此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仅仅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全球化主张斥为霸权主义,就未免有些简单化。
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事实是,以传媒和信息化时代为标志的全球文化浪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资源和思维空间,通过通讯卫星我们及时了解全球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因特网我们快捷和廉价地获取大量信息和宝贵知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异域电影、等媒体和出国等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通过这些交流途径,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大量传播,也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涌入中国境内。同样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尽管是以极不对等的方式展开,但是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文化也借助同样的交流媒体逐渐走向世界,这种国际文化融合的潮流不可低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雄心勃勃地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先锋,为了积极应对这种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要组织一支年轻的比较文学精锐队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比较文学要真正参与乃至改造世界比较文学。②
随着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中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欧美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高校留学和执教的中国及华人学者日益增多,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都能见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不断阐述中国和华人学者的观点和看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中表现十分明显,每三年一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于2004年在中国香港特区举行就是一个显著案例。笔者参加了2006年9月在美国佐治亚大学举办的美国南方比较文学学会第32届年会,大会特设“中国视野”(Chinese Perspective)专场,这在欧洲中心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欧美比较文学界,过去是不多见的。尽管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要工作语言的这种可能还不大,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一支引人注目的重要学术力量。
一些西方学者对文化全球化表示赞成和乐观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国内熟悉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就是如此。他在以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和张艺谋等人的影片为例,分析了全球文化运作机制以后,明确断言:“文化潮流在向全球文化方向发展”,③这是与国内一些张扬本土主义的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张扬的民族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沦为一种谋求获得国际大奖的商业元素,一种以异国情调为标志的边缘性空间,其目的不过是寻求商机而已,④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只不过是一个特定时期的范畴,在中国既往的文学史中并不彰显,甚至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也将注定会消失。他以英美学者的直率风格明确表述了他的观点:“十九世纪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文化视为普遍性,而不是国家性的”,⑤他根据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思想与艺术世界的理解形成这样的看法:
在古代的文选和文集中,韩国、日本、越南作家的作品往往被放到最后,与女作者、道士、僧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这种安排来自儒家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有所不同。
……
他们(中国古人——引者注)感到,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传统文学。⑥
宇文所安指出:
如果和古代文学批评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区别是曾经被视为普遍的文学体裁现在变成了“中国文学”。⑦
宇文所安以一个全球主义者的身份,认为近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学的国有化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需要,明确断言,“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文学与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⑧他以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为例作了如下乐观的论述:
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⑨
之所以作了较长篇幅的征引,是因为宇文所安所持观念,与国内学界90年代以来高扬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欲抗衡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汹涌潮流大异其趣。这些观点可能会使国内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无法赞同,甚至感到不安。但是宇文所安以杜甫为个案所做的结论,又使我们感到泛泛而论的辩驳可能会流于苍白无力。也许宇文所安是对的,也许是他才真正理解以盛唐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视四海为一家的宽广胸怀。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所集聚起来的屈辱感,使我国现代知识界对于这种感觉,已经是从久违到陌生乃至抵触了。
二
全球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因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突破了。航空运输迅速通达世界各地,电话和因特网的普及使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变得便宜和快捷,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出现了地球村,成为国际主流语言,一些民族国家语言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国内文学研究界甚至出现了“谁来保卫汉语”以抗击英语的呼声,{1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大大加剧,因特网在提供信息和注重便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的有效控制。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家文化与跨国文化机构发生重叠,美国学术机构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美国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学术机构。在美国做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出席学术会议、翻译和获奖,使各个国家和美国学术界出现一种奇特的关系,也就是,这是国际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11}“作为一个文化界人物,某种程度的国际名声可以保证来自美国大学的讲学邀请函,而来自哪一所大学又成了特权和荣耀的等级差别。反之,在国际(往往这个国际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获得承认,又可以在本国赢得美誉。巴黎和香港也起到了一些类似的作用”。{12}
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起到的这些主导作用,对于非西方国家知识界造成强烈的冲击,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非学术的负面影响。一些非西方国家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可能会忽视其中的沟通和交流作用,而片面地夸大对非西方本土文化的冲击力量,感到本土文化因此岌岌可危,将来自国际学术交流、因特网等信息渠道的异域信息,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巨大破坏力量,这在后发展国家尤其如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这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在闭关锁国、思想僵化的年代里,我们颇以思想文化领域的先进性为自豪。打开国门以后,我们逐渐接触到了以西方为主潮的域外文学研究及其理论成就,五光十色的新观点、新理论扑面而来,和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僵化和陈旧思路形成强烈反差,追赶西方学术潮流成为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倾向。90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氛围的改变,另一种曾经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倾向开始快速增长,在学术界迅速成为潮流。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开始了对中国近百年文学思想史的全面反思,得出了现代中国文论西化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获得了学界的大致认同。问题仅仅在于,怎么评价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以及这种西化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分歧。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完全西化,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结果是毫无成就可言。主要的证据是,在20世纪这样一个理论批评的世纪,中国现代文论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更没有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西化就是罪魁祸首,这已经形成了一个90年代以来被持续关注的学术热点——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表述。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中国自身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回顾世纪,中国文论没有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没有能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13}
持这种观点者并非个别,也并非仅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理论思潮。季羡林先生写道:“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崇洋媚西的气氛”,{14}香港有学者多次斥责中国现代文论的“恶性西化”,并认为:“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15}
这些观点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争议,其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本身所包含的悖论性质,一方面,这种观点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本土文化的自恋色彩,另一方面,又把西方人对我们的评价,取代了我们的自我评价,甚至抬高到作为评价我们的唯一尺度,这是现代中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弱国心态的表现。在闭关锁国时代的泛政治化色彩逐渐淡化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另外一些东西逐渐清晰地浮出水面,我们太在意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了,缺乏足够的自信。
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反西方中心论的同时,直截了当地走向中国中心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建设中国现代文论,当务之急是要去西方化,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话语,寻找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国性,而这种独特的中国性,只存在于尚未西方化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只要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纯净传统,就消除了中国现代文论的混杂性而具有中国性。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所谓“诗性话语表述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在当下中国文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学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重视,贬低中国现代文论而抬高中国古代文论,刻意突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所谓“异质性”,大力张扬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之处,而不是关心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今文学语境中的有效性,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走向,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健康发展。
张少康先生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并认为这才是“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16}在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中,有这样几点认识是有代表性的:一是在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和现当代中国文论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断裂;二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模仿西方;三是在本世纪世界文论格局中我国文论没有什么地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四是应当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有意思的是,强烈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具有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背景。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表现,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过分刻意地张扬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实都是源于同一种弱国心态,渴望得到心中隐含的“最高裁判”——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是被迫拖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有一种沉重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已经习惯于翘首望西方。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政治大国,80年代后迅速成为经济大国,在新世纪里将要成为文化大国的欲望也日渐强烈。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累积下来的缺乏自信,需要获得别人首肯的心态,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心态还是不容易摆正,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过度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大国国民的正常心态。
三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是文化一体化,相反,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各种各样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思潮勃然兴起,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17}
90年代以来季羡林先生多次撰文,认为东方文化这一自成格局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成就之一,将在未来世纪发挥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季先生强调东方文化体系的独到性,强调不要用“洋玩意儿”而是用中国式的“土法”来解决自己的文艺理论问题。{1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19}
国内学界出现的这样一种学术潮流,简要地讲,就是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国内文论界的一些学者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逻辑上的问题,把民族个性等同于理论成就的创造性,把中国文论的动态发展的本土性等同于中国文论已经凝固了的古代性,把中华文化复兴等同于中华文化复古,这并不妥当,个性当然和创造性有关,但是个性并不能简单等于创造性,更不能等于成就,最富个性的东西也可能恰恰是最错误和最荒谬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女人缠足和男人蓄辫就是如此。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已经超越了一切光谱,中国的政治和今后无论走哪个方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西方人必须时刻警惕的大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以后,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21}对于什么是民族主义,国内外学界尽管在认识上仍有分歧,但是达成大致的共识,认为这是一种对民族国家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的故土、祖辈的传统,以及所在地区的权威的向往,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消失,但是此时亚非国家民族解放风起云涌,民族主义获得迅速发展,90年代苏联和东欧崩溃以后,这一地区涌现出来的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问题,表明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强大活力。{22}
就中国而言,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上传承已久的华夏中心论被彻底击碎,反西方话语愤懑情绪和重建华夏中心的民族情怀,犹如一条若明若暗的河流,始终在中国近知识界流淌,伴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强劲增长,这条河流有迅速蔓延之势。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意识形态氛围的转变,国内的西化派全面崩溃,“国学热”的急剧升温,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一百多年后,中国学界急于摆脱西方话语在中国的霸权地位,追求中国文论的本土化。
中国学界的这种要求,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因素,因为西方学者有其特殊的学术语境与问题意识,这种西方中心与中国学者以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建立在西方文学史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未必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学者应当在基于中国文学史甚至是在西方文学史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国内的学术潮流并非到此为止,而是意在加入全球文化霸权的角逐之中,谋求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取代西方的霸主地位,因此这里又包含着不健康的华夏中心论的文化沙文主义心态。
从国际学术氛围来看,冷战格局结束后,过去被美苏两级争霸和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铁幕压制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适时抛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明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23}全球化过程日渐加速,后殖民主义迅速升温,全球化与本土化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信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客观趋势,中国文论界的民族主义潮流,挟与全球化对抗的本土化趋势,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历史学家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24}
民族主义“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以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热爱”,而“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25}这里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实为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以固有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怀有某种民族自恋的情结,这种情结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增长,在“文革”时期表现为流行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论,90年代以来表现为学界鼓吹的“西方中心破产”论和“21世纪是中国文化世纪”论。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谈到中西文化时,“异质性”概念被广泛使用,而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即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有意无意地被抹杀,扬中抑西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其实“异质性”概念并没有获得严格定义,而且在中文语境中容易被理解为含有外来、相异,包括相反、隔绝、格格不入之意,这就很容易产生误导。中西文化之间,如果根本性质都不一样,那么,对西方文化只能加以拒斥,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是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90年代中国文论界出现的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理论诉求,紧密相连,殊途同归,正是带有非理性情绪的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的一道强劲光束。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现象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在心理层面上,民族主义情结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26}我国学界民族主义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延续了中国与西方、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 极力贬斥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这是我国民族主义者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这一点使它始终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
四
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中国文论确实不够熟悉和了解,不仅对中国现代文论是这样,即使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尽管国内学界认为民族特色鲜明、成就卓绝并引以为自豪,但是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也并不为西方主流学界所熟悉和推崇。其原因大致包括:1,西方人有自己的工作语言,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文至少现在还没有列入工作语言,中文著作难以进入世界。2,西方人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欧美文学主要是两希(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3,当今世界新兴的潮流总是率先出现在西方,作为对新兴艺术现象的理论也是首先出现在西方,中国现代文论很难原创。4,文化交流日益便利,中西艺术潮流互动性越来越强,趋同点越来越多,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越来越不明显,也很难独创。
对于中国学界目前痛加抨击的“西方霸权”一语,其实在翻译上还可以再斟酌。词汇hegemony在中文里可以翻译为“领导权”和“霸权”,{27}而前一种译法为中性色彩,后一种译法带有明显贬义,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国内学界偏偏风行的是后一种译法,这明确昭示了我们的情感态度。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在2003年《朝日新闻》发表《全球化与单边主义》的文章指出,实力决定国际关系,但是要区分霸权与领导权两个概念,前者是把自己的政策和价值观强加于人来建立秩序,而后者是在得到他人的赞成和支持的基础上来建立秩序。{28}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一点,无论是叫做霸权也好,领导权也好,与是否具有真理性内容,并不构成必然的冲突,与是否具有民族性内容,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一旦某种真理获得公认,享有霸权或领导权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需要我们仔细评估,但是事实上我们容易流于泛泛而论,论者往往涉及历史事实的很少,做扎实的历史材料研究求证以引出可靠结论者更少。就笔者在因特网上查阅的多所美国大学的文学理论课程来看,往往是介绍批评流派,旨在给学生以阅读策略,国内翻译出版的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是比较典型的写法,实际上是20世纪批评流派,和国内文学理论课程讲文学的基本原理建构,有着重大差别。尽管前苏联文论体系对我们影响很深,但同样供师范院校阅读,谢皮洛娃的《文艺学原理》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在整个理论体系和逻辑架构上,差别也是很大的。
在美学理论方面同样如此,对照克罗齐《美学导论》和王朝闻《美学概论》就会发现,克罗齐以艺术理论为中心的写法和国内通行的讲美学研究范围、美的本质、美的特征、美的形态、审美美育的通行写法,差别更为彰显。国内每次召开美学会议,必讲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这也是当今世界美学领域的一道独特景观。事实上,诗言志、知人论世、为情造文、不平则鸣、诗无达诂、文变染乎世情等一系列中国古代文论命题,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文论中,我们的文艺理论当然吸收和融会了西方文论的成就,但是简单斥为盲目尾随西方,并因此搞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其实是无的放矢。现在有些国内学者指责中国现化进程是“他者化”,其实这种说法本身,才是一种丧失自我的他者化。
归根到底,衡量一个文论话语体系的成就,衡量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成就,其标准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并未就此展开认真的思考和严肃的论述,也许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但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论难以圆满解释“风骨”等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已经成为否定中国现代文论成就的一个重要口实。中国现代文论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展开过程,当然并不圆满,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和完善。但是,当我们对这个体系的成就加以评论时,不可不仔细考虑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系统性。
这个标准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评价体系,西方学界的评价,中国文论的民族性,可能应当包含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但不应当是最重要的标准。这个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是看在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中,我们的文艺理论是否合乎中国文艺创作实践主要是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实践的客观,并能有效地阐释之,而并非能否圆满地解释中国古代文论某些个别的概念范畴。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现代文论成就如何,我们现在是否需要搞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答案不言自明。真理是具体的,关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问题的抽象思辨没有,也不可能取代这一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尽管重建中国文论的呼声很高,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成效无多,主要就是因为这种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系列不可靠的假定前提之上。
中国现代文论的百年发展,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两化”道路,就是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及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也是一直不断发展和逐渐累积的事实,是未来中国文论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中西文论的相近之处构成了互通的基础,中西文论的相异之处则产生了互补的需要,中国文论现代化需求则是中西文论互动的强大动力。从中国文论现代化过程来看,在20世纪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是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范本,到改革开放之后以现代西方文论来弥补过分苏联化之弊,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中国文论的自主性地位和主体性选择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伴随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全部过程。同样属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中国曾经享有过的显赫声誉,和主张“不以暴力抗恶”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命运,来自英美学界的新批评因鼓吹“意图谬误”和“动情谬误”而在中国受到的冷落,就是显著的案例。
中国文论西方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后发展国家,西方文论尽管已经被翻译成汉语进入中文世界,但是它依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外来强势话语,从理论范畴、体系架构与思维逻辑都与中国传统文论有着巨大差别,它深刻地改写了现代中国文论的基本面貌,有着明显的“化中国”的一面。同时,西方文论中国本土上所进行的跨文化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化”的一面,经过了中国人的选择、挪移、变形和重组,直接被整合进了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现实需要之中,成为中国文论传统自身在当下现实中延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是采纳了西方的知识体系,但是隐藏在它身后的始终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紧密关联的问题,是一种“中国中心”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其实质是将西方的文论知识中国化。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关键性环节,就是选择中的“文化过滤”,理解中的“文化误读”,接受中的“文化改写”。对于这样一些复杂和充满张力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思考,也缺乏深入的研究。
现代性已经成为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在内的学界时髦话题,认为包括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完全是照搬西方模式的观点近年来风行一时。乐黛云先生明确表示,很多人对此是一知半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制约,中国的现代化和以战争、殖民地的残酷榨取为代价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特色。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其中既包括西方人,也包括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欧洲是这样,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就更为明显,不同的肤色和人种满大街都是,包括华人,而且华人在美国被誉为优秀少数民族,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东方和西方截然对立,更不能以此为理由对西方的文化简单地加以否定,进而否定我们对西方的学习。乐黛云先生进一步指出,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还有一个地方化、中国化的过程。她把这种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的潮流概括为“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明确指出这些提法都是很错误的和荒谬的,这样很危险,会妨碍我们以开放的大国胸襟向西方学习。{29}
有学者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点,至少就目前而言,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文世界并不熟悉,要想进入西方主流学界,没有学术水平不行,只有学术水平也是远远不够的,用中文表达,很难进入,必须要具有杰出的英语表达能力,而且不能只是在范围很小的汉学家圈子里打交道,必须进入西方白人主流学术界。{30}因此,西方学界对我们的评价,对于中国现代文论在西方的学术影响及其原因,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认识,要冷静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要做具体分析,不可以全盘肯定之,盲目尾随之,更不能以西方的评价代替我们的自我评价,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正常心态。现在,“中西对话”已经成为我们一些学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仅仅在于求实求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西方对话的对话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探求真理的手段,而并非终极目的。对于我们过分在意西方评价的不自信心态,连西方学者也已经觉察,有西方学者明确表示了如下的不解和否定态度:
我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非要“和西方对话”,难道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真,而是“和西方对话”吗?{31}
西方学者以坦率的态度一语中的:从事文学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和价值究竟何在,作为我国目前学界翘首企盼的西方学界是否应当成为中国文论成就的最终裁判者,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陷入无法摆脱的悖论,如何走出这个理论的陷阱,还值得我们深思。
李慎之先生讲过,西方有学者用统一unification而不是一体化integration来描述全球化,在中国还没有人用这个词,他担忧如果使用这个词,会刺激世界上大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起来反对全球化,他写道:
第三世界本来已经有学者,指责全球化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化了。这种思想即使在中国,市场也是不小的。
他还追溯了世界各民族的圣贤哲人都有过的世界大同的憧憬,就近代而论,康德有“世界政府”论,马克思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论,他指出:
全球化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而且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望全球化最终会给全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与无穷的福利……
和我们一些人竭力张扬文化多元化的观点不同,他还特别提出,不宜滥用文化多元化这个字眼:
如果设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种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都应该共存共荣,这是十分荒谬的,也是绝不可能的,结果是非得打一场战争,拚个你死我活不可。{32}
张世英先生也以开阔的胸襟明确指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将逐步地、包括经过严酷的斗争而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已经在为文化的融合铺垫道路。这里且不说跨文化的讨论是不同文化走向融合的必由之路,即使人们所谈论的文化冲突也应看作是文化融合的前奏……
“地球村”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显然,全球化不仅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过程,而且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前者已经是现实,后者也将随之逐步成为现实……
文化是民族的,但不应是狭隘民族主义的。{33}
李慎之先生和张世英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摆脱偏下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开放和健康的心态来从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研究,使新世纪的中国文论获得更为充沛的活力与更为丰满的发展,是富于启迪意义的。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28}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第78页,第111页,重庆出版社2005｡
②引自乐黛云先生于2006年6月30日写给笔者的信｡
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350页,第341页,第345页,第345页,第346页,第346页,第351页,第341页,第34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这是北京大学孔庆东先生于2004年秋季在西南师范大学作关于鲁迅研究的学术报告时阐述的一个观点,讲演时笔者在座,印象颇深｡
{13}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14}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序》,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6}张少康《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7}张汝伦《文化视域中的全球化理论》,《复旦学报》,1996年第6期｡
{18}季羡林《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
{19}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0}参阅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21}{25}{26}{31}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324页,第261页,第29页,第336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2}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卷,第2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同时参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23}参阅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4}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7}愈吾金先生将hegemony译为“领导权”,参阅愈吾金､陈学明《外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第一章“葛兰西”中的“关于领导权理论”部分,第106-1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9}《乐黛云访谈——中国要知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报,2006,9,28,第6版｡
{30}王宁先生于2001年春季在西南师范大学作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讲演中阐述过这个观点｡这个观点也参阅王宁《杨周翰先生为我指明了治学的方向》,《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32}李慎之《全球化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跨文化对话》第2辑｡
{33}张世英《文化多元化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跨文化对话》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