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以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为特征的冷战走向结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旗帜骤然飘落，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时刻，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那些一向以“准确预见国际关系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们，也不曾预料全球范围的冷战会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锁定在的时间坐标上。于是，即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性”遭遇质疑。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使冷战史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一批国际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史研究组、伦敦国际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出版学术刊物，设立网站，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搜集、整理、公布档案资料，资助学者研究，在冷战史研究的热潮中推波助澜。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互联网上，有关“coldwar”的条目达700万之多。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的研究和讨论，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部分高质量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互联网上的“冷战史”条目也多达28000余。他们在冷战史研究中、尤其在与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理论的更新，视角的转换，思路的拓展，方法的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检视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利用多边档案　与以往一般中外关系史研究以及冷战史“旧研究”资料来源上的严重单边性不同，后冷战时期的冷战史研究越来越多地使用多边档案与研究资料，而正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中国也陆续公布和发表了一系列新资料和相关回忆录，使这种特征的形成成为可能。学者综合利用多国档案研究一个专题，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作出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解释。以朝鲜战争为例，美国、俄罗斯、中国及韩国已经披露和发表了大量有关这个专题的档案，从而使朝鲜战争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对中外档案的勘比、鉴别，无疑有利于澄清一些历史悬案。例如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相左的档案。1987年中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份是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这份文件为史学界广泛引用，并成为判断中国当时表示同意出兵意见的铁证。而俄罗斯档案馆公布的同一天的电报则表明，毛泽东列举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中俄双方公布的档案除了日期相同外，内容大相径庭。这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不算小的争议，也是1996年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热门话题。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抑或是一真一假，兹事甚大。冷战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先生经过细腻的考辨分析后认为，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去的电报，之所以没有发出去是因为中国决策层意见分歧，而俄罗斯保存的则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沈志华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关系的微妙之处，同时也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由此可见，考察双边关系需利用双边档案，研究国际综合事件需利用多国档案，这是冷战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条件。 多边交流对话 

　　冷战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牵涉多国多方，一些历史事件当事人、亲历者仍健在，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可以弥补档案记载之不足甚或修正文本史料之谬误。因此，多边交流对话就成为冷战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2004年3月24－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研究中心、苏黎世大学北约平行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同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专家学者，还有13位资深外交官，他们是中国原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大使，以及这些国家原驻中国大使、参赞等外交官。中国与东欧国家前外交官们，分别就中苏分裂背景下的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中国、东欧与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苏军侵捷与中苏边境冲突后的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中国改革与东欧国家改革的相互影响等议题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的讨论。以往学者的研究多依据档案资料，在此次会议上，前外交官以特殊的身份，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那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他们对历史过程的回顾，对某些政策理念的阐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细节的描述，将与会者带回到历史现场；专家学者对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不清甚或溯如的问题的询问，在前外交官那里获得满意的解答，而他们对这一历史过程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则显现了“后见之明”的优势。这种外交官之间、学者之间、外交官与学者之间的多边交流对话，有助于从不同视角审视中苏关系是如何影响和制约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 

　　这种多边交流对话在冷战史研究中并非鲜例。如1997年10月，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当代中国研究所等联合举办“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中国、美国、俄国等6个国家，当年中苏两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秘书出席会议并回答了学者的询问。可以说，自1990年代初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热潮以来，中国学者发起或参与的所有学术研讨会，都有多国多方学者参与。这不仅是冷战史研究的特性使然，也表征了当今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大势。有趣的是，冷战使东西方世界隔绝与对峙，冷战史研究则促进了东西方学者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这大概是当年屏蔽东西方世界的冷战“铁幕”制造者所不曾逆料的。 

　　                 多个热点问题 

　　冷战年代那些地区性全球性事件对当下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决定了国际冷战史学界具有热点问题多的特征：朝鲜战争、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苏南冲突、核武器的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一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冷战史研究中，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朝鲜战争、中印边界冲突、越南战争、新中国外交等，都是学者倾力较多、研究成果较丰的领域。 

　　中美关系　冷战年代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对抗走向缓和的过程，学者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中美对抗转向中美缓和。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美对抗的起源、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中的问题、60年代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缓和的因素与进程等等。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至关重要，中国内地、台湾及国外学者均予以较多关注。学者依据中美档案和资料研究表明，美国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台海现状，并因此对蒋介石政府既有利用也有限制。 

　　中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是新中国外交面临有限的选择空间。中国外交的“一边倒”、中苏同盟以及后来的中苏分裂，为中苏关系研究留下了诸多难点热点问题：中苏同盟的成立和破产、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苏联对华援助、联合舰队、中苏关系对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中苏边界问题、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目前，制约中苏关系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档案的限制。 

　　朝鲜战争　如前所述，这是冷战史研究中多国档案大量公布、成果甚丰的领域。学者讨论较多的问题有：战争的起源、中国出兵的动机及其评价、中苏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中国战略的变化及影响、核武器及细菌武器、停战谈判及战俘、中朝决策层的矛盾与分歧等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推翻了人们的一些习惯认知。 

　　中国学者在这些重要领域的研究中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如：资中筠、时殷弘关于中美对抗起源的研究；陶文钊关于冷战最后十年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沈志华、林利民关于朝鲜战争与中美、中苏关系的研究；杨奎松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及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牛军、李捷关于新中国外交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章百家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以及关于新中国外交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李丹慧关于越南战争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宫力关于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何迪关于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台海危机个案的研究；华庆昭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等等。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与需要探索、回答的众多问题相比，还仅仅是一个开端。进一步深入进行研究，中国学者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除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开拓研究领域、跨学科与专门化问题的关系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西方学者“有意义的问题”。正如佛吉尼亚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陈兼所言，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和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对于非西方学者所陈述的“有意义的问题”往往缺乏敏感与兴趣，对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意义缺乏共鸣，因而无法产生相应的讨论。对中外学者来说，唯一的应对之道只能是在界定“有意义的问题”时，以诚实的、不急功近利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知识关怀”，并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他人基于自身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 

　　冷战对中国的影响至深、至巨、至远，不仅规定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框架，而且作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冷战话语，至今令人难以忘却。我们有理由相信，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将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到合乎逻辑的诠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青年学子加入冷战史研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