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论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雅典城市的影响

    [摘 要] 希腊上的古典时期，是与两大战争即希波战争（公元前494～公元前449）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相连的。历时近50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希腊人最终取胜波斯。雅典城邦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主宰。雅典城市在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加强和巩固。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失利，加剧城邦危机，维护和扩展雅典城市作为城邦、、文化中心的诸多因素逐渐失去，雅典城市不再是“全希腊人的学校”，随雅典城邦的衰落而轼微。

    [关键词] 古典时期；雅典城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

   Abstract:The classical age in Greece is related to the Persian War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Greek finally defeated the Persia in the Persian War that lasted for near half century.The Athens city-state gradually became the dominator of Greece.The central position of Athens city in Athens city-state,even the whole Greek world,got the further promotion,enchancement and consolidation.But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Athens suffered the setback,turned the city crisis worse,the factors for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Athens city as the center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culture were lost.Gradually,Athens city was not “the school of the whole Greek ”any more,but became feeble with the Athens city-state’s declination.

    Key words: Classical age;Athens city;the Persian war;the Peloponnesian war

    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既是其社会经济的“黄金时期”，也是与两大战争即希波战争（公元前494～公元前449）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相连的。正如古史研究专家弗雷斯特所言，“古典时期是一个整合、稳定与和谐发展的时代，……古典时期的历史也主要是战争史。”[1](p.39)作为这一时期雅典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雅典城市，是城邦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核心与心脏，随城邦的征战扩张而历经兴衰浮沉的考验。但是，迄今为止，国内知识界对于古典时期的战争与雅典城市之关系，多是在城邦研究中偶尔提及，缺乏对雅典城市应有的客观分析和深入研究。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早期国家形态，城邦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城市是城邦的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虽然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城邦研究不可替代城市研究。古典时期的两大战争对雅典城市演进的重大影响，同样是希腊古典盛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取胜波斯：雅典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加强

    希波战争的前期阶段，经过马拉松战役、埃特米斯坞海战、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尔海角之战等，希腊人基本上消灭了入侵的波斯陆军与海军。战争的后期，为了清剿波斯的海上势力，公元前478年，雅典人领导与海上利益休戚相关的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沿岸的诸多城邦组织起强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也曰“第一次雅典同盟”），继续对波斯作战。在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联盟的有力抗击下，公元前449年，希腊和波斯双方缔结卡里亚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市的独立。约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

    希波战争虽然至此结束，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从公元前479年入侵希腊本土的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战役被希腊人击败，至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这期间是雅典城市兴旺发达的时代。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希波战争不无关系。凭借在提洛同盟中的领导地位，雅典城邦逐渐扩大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并将由此所带来的收益，大多用于提升、加强和巩固雅典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取胜波斯，不仅增强了雅典城市的经济力量，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及公共文化事业的繁荣等，也因战争的胜利而受益多多。诚如斯言：“凭借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雅典城市赢得了对希腊其它城邦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手段……”[1](p.41)

    其一，利用希波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和对提洛同盟的掌控，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雅典确立了在爱琴海上的霸权。至公元前5世纪60年代，雅典不仅占据了通往爱琴海、地中海、黑海、赫拉斯滂、色雷斯等地区的重要商道或海港，而且保障了爱琴海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和平的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国际环境。雅典商业贸易的生命线得以完全由自己主宰，从而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至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商贸中心，产自黑海沿岸、埃及和西西里的谷物，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木材，斯基泰、意大利半岛的牲畜、皮革和鱼类，伊特拉里亚的青铜，埃及的纸草和亚麻织物，以及东方的贵重毛毯和香料等，源源不断的输入雅典城市。雅典的特产橄榄油、葡萄酒、蜂蜜、陶器、铅、银和大理石等，也经由四通八达的国际性商道，输出异邦他乡。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进一步促进了雅典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诚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所言，“从经济上看，这个繁荣时代是以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和国内商业为基础的。进口粮食、木料、奴隶和奢侈品要付给银、橄榄油、陶器和其他出口品。雅典“盟国”所交纳的贡赋支撑了雅典帝国的海上力量，这种海上力量抑制了海盗行为，因而保障了国际贸易的安全，特别是提供了粮食贸易的保护，而粮食贸易对于雅典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的。”[2](第119页)

    其二，由于雅典执掌提洛同盟的领导大权，同盟国的贡金实际上成为雅典城邦扩建海军、重建雅典城市、负担公职津贴等独自享有的巨大财源。提洛同盟成立时，规定各加盟国的年贡金为460塔兰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至雅典，单是库存备用金（reserve fund）达8000塔兰特之多。公元前446年“三十年和约”签订之时，更增至9700塔兰特。[3]( p.51) 伯里克利也坦言：“同盟者所交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4](Ⅱ.ⅩⅢ)其当政时期，每隔4年于泛雅典娜节调整一次贡金数额，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金平均达600塔兰特。[4](Ⅱ.ⅩⅢ)公元前413年，雅典对提洛同盟境内一切港口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征收5％的关税，数年后岁入已达到或超过1000塔兰特。[5](p.28) 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后，同盟贡金的收支悉由雅典决定，更加便利了雅典人对贡金的管理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城邦将由此获得的收益，大多用于发展雅典的海军舰队、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公职津贴等。例如，自公元前5世纪70年代起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市连续数十年的大兴土木，基本依靠的是战争所聚敛而来的财富支撑。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43——公元前429），同盟贡金等大都用于市政广场、议事会厅、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工期长、造价高、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6](pp.95-96) 维彻利在《希腊人如何建城》中说：“象雅典的卫城和其它地方一样，市政广场（agora）在希波战争中受重创，寺庙和公共建筑或多或少地受损。修复是缓慢而逐步进行的。……新建的建筑不仅更大而且建筑更精良。”[7](p.58) 雅典城的整个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重新修建后的雅典城市，公共建筑数量更多，功能更完善，并按一定的功能区域相对集中分布，如商业区（commercial districts）、居住区（residential districts）、公共和宗教活动区（public and religious zones）等，最终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和“全希腊的学校”。

    此外，贡税、关税和盟国的捐款等，也是就任于公民大会、议事会等城邦民主政治机构中各类公职人员津贴的主要来源。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提洛同盟加盟各国的捐款、贡税、关税等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其中至少包括了陪审官6000人，议事会的议员500人，城市卫士50人，国内、国外官吏1400人，重装步兵25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士1200人，造船所的卫士500人等。[8](ⅩⅩⅣ,3)

    其三，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以及籍此确立的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和军事殖民，基本保证了雅典公民在相当长时间内享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据统计，公元前450～公元前440年，有4000雅典公民移居海外。[9](第35页)伯里克利曾“派1000人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Chersonesus），500人前往那克索斯（Naxos）、250人前往安德洛斯（Andros）、1000人前往色雷斯（Thrace）……”[10](Ⅺ)因战争胜利而从外邦得到的大量耕地、丰富的战利品和贡金等，不仅使雅典公民普遍富裕起来，而且为改善和扩大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萨拉米海战胜利后不久，雅典城邦所积累的充裕财富已足以保障人民尽可抛弃田园，入居城市，而且人人都会有饭吃。[8](ⅩⅩⅣ,1)德莫斯提尼在演说中谈到，雅典由于反对波斯人的战争而变得富有和伟大。[11](ⅩⅣ,40)色诺芬认为，“许多平民依靠战争增加了财产。”[12](ⅩⅤ)普鲁塔克也指出，客蒙由于在对波斯人的战斗中获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以大量金钱和战利品使雅典变得富有。[13](Ⅳ,5)一些富有的公民，如客蒙、德米斯托克利等，因战争的胜利变得更加富有。据普鲁塔克记载，希波战争中战功显赫的德米斯托克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拥有的财产不足3塔兰特，而至公元前471年他被放逐时，其财产已有80个塔兰特甚至100个塔兰特。[14](ⅩⅩⅤ,3)优裕的物质生活，无疑有助于公民潜下心来，积极投身于城邦的建设与管理，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典文化。

    其四，取胜波斯，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对于雅典来说，主要是指雅典海军的胜利。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其在地中海世界无与伦比的海军舰队。而雅典海军舰队中的兵勇和水手，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且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海军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这些中下层群众组成的所谓“第四等级”（thetes）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军事殖民（military colony）“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第四等级的人数。第四等级的绝大多数因此而生计有保障，或保有一块份地（a small parcel of land）。”[15](pp.13-14)“第四等级”中人数众多的兵勇和水手队伍与商人、手者一起，是推动雅典民主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雅典人的最终胜利不是保守的成效，不是在马拉松战役中首次击败波斯人的有产的重装步兵，而是那些赢胜于萨拉米海战中、操纵舰队的水手和城市中的贫民。”[16](p.10)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连任10年，励精图治，不断改革和发展雅典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使雅典成为希腊各城邦民主派的大本营。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进入极盛的“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an Age,公元前5世纪40～30年代），雅典城市成为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舞台。

    其次，希波战争后，雅典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形成，使民主政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军事保障。尤其是向赫拉斯滂（Hellespont）、意大利的图里（Thurii）、黑海地区的安菲波里斯（Amphilpolis）等地的殖民，不仅扩大了雅典在爱琴海、黑海和意大利的影响，而且培植了大批受领征服得来的土地之“公民”（Cleruch）。据统计，曾有10000名贫穷公民成为受领征服土地的公民。[15]( p.13)加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所提供的较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如“伯里克利的大规模市政建设决策旨在为手工业者就业服务。”[17](p.208)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贫者、无业人员、少地或无地农民等的生存与发展境遇。这便有效减少了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施行营造了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取胜波斯，对于雅典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霸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也随之不断强盛。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G·埃利奥特·史密斯曾这样说过：“在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领先的是爱奥尼亚诸城市。但是……随着爱奥尼亚的毁灭和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兴起，雅典成了包括所有爱奥尼亚人在内的帝国的中心，希腊文明的领导地位转移到雅典；正是在雅典，希腊在、文学和方面的成就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达到了最高点。”[18](第358页)这样的优势即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我们仍然可以从伯里克利对身处危难之际的雅典人所说的一番话语中深深的感受得到：“在希腊一切国家中，我们所统治的希腊人人数最多；在对抗他们的联合军队和对抗他们各别国家的大战役中，我们是站得稳的；我们住在一个各方面最富有和最伟大的城市之中。”[4](Ⅱ,LⅩⅣ)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城邦由盛而衰，雅典城市经历着另一种考验。

    内战失利：雅典城市在古典时期的衰微

    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存在着两大集团：一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一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后者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海军实力，不断对外扩张，其强悍之势日益引起斯巴达及其同盟者的惶恐和不安。两大同盟的争霸实际上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进攻雅典盟友普拉提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希腊城邦世界陷入残酷的内战之中。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21年，也称Archidamian War），交战双方在互有胜负的形势下曲折地较量着。公元前421年底，斯巴达率盟邦与雅典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 也曰50-year truce），约定保持和平50年等。但由于此次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战争的任何问题，仅6年的短暂和平之后，双方的恶战又以雅典远征西西里而再度爆发，至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全部失败、斯巴达代取霸权而结束。

    在这场长达27年的内战中，阿提卡遭遇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人6次大的军事浩劫（时间分别为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30年、公元前428年、公元前427年、公元前425年、公元前413年）。战败的雅典，城墙被毁，海军被征服，投降并接受斯巴达的领导。虽然在斯巴达称霸期间，雅典曾不断与科林斯、阿果斯、底比斯等结为盟国，进攻斯巴达，甚至在公元前378年联合70多个城邦组成第二次雅典同盟。但是，希腊世界的格局已时过境迁，雅典曾拥有的优势逐渐逝去。内战的失利，致使雅典民主倾覆，社会瘫痪，爱奥尼亚等小亚细亚诸城市不得不因内战而拱手奉还给波斯帝国。雅典丧失了阿提卡以外的所有殖民地，再也无力恢复往日的霸权。古史研究专家弗雷斯特不无惋惜地说：“27年的艰苦鏖战之后，雅典被斯巴达击败，沦为到斯巴达之下的二等地位，雅典从中心舞台衰落下去。”[1](p.41)至此，雅典城邦犹如落日余晖，行将终了，雅典城市随之破败。

    其一，工商业经济的凋敝。

    雅典城邦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凋敝。远征西西里期间，雅典有2万多名奴隶逃亡，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手工匠，雅典的制造业因此而元气大伤。公元前4世纪以后，以雅典最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业而论，精美陶器的制作与绘图工人始终没有超过古典盛期200人的规模。[19](p.109)另考古资料显示，此时雅典出口至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陶器之总体状况虽然变化不大，但其出口到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陶器数量明显下降。雅典的传统贸易已逐渐失去优势。[20](p.32)个中缘由，固然与这一时期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希腊殖民地已经可以自己制作质高量多的陶器而无需从雅典大量进口有关，但也与战争对东地中海商路和整体贸易环境的破坏不无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仿以粮食贸易为例。古典时期，雅典是一个必须依赖粮食进口的城邦。控制黑海、意大利等出口粮食地区的贸易通道，维护和保持对外贸易的顺畅，对于雅典的粮食供给，乃至城邦的安危尤为重要。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试图阻止自埃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运粮船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但是，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雅典的走向，由雅典城邦掌控的以雅典城市为支点的海外贸易路径，逐步被斯巴达及其盟邦占据。雅典的粮食进口，不再是一路畅通，顺达无阻。在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时候，其粮食进口就颇费周折。据修昔底德记载，“自尤卑亚运来的粮食，过去是从俄罗普斯（Oropus）运上岸，经过德西里亚（Decelea），由捷径运抵雅典；而现在必须花很大运费，由海道绕过苏尼昂（Sunium）岬角，才能运抵雅典。”面对如此贸易窘境，修昔底德不禁慨叹，“现在的雅典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要塞（a garrisoned fortress）。”[4](Ⅶ.ⅩⅩⅧ)公元前387年，斯巴达得力于波斯的帮助，控制了雅典通往赫拉斯滂的生命线。[21](p.73)雅典对外贸易的黄金通道尽由别人掌控，粮食供给等出现严重问题。[22](pp.53-54)

    其二，民主政治的倾覆。

    长期的战争加速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23](pp.138-141)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和制造武器的作坊主等在战争中投机经营，更加富有。而许多公民却因战乱和时局的动荡不安失去了土地，贫困破产，背负沉重的债务。流浪无业的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公民的特权地位和优势逐渐被废弃。作为公民集体的城邦已无法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矛盾空前尖锐。[23](pp.151-152)加之残酷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发生的大瘟疫等灾难，侵蚀了公民的品性，败坏了公民的道德。公民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乃至完全丧失。[4](Ⅱ.LⅠ;LⅡ;LⅢ;LⅣ) 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被处死。公元前399年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一例。民主政治已失去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精神支柱。因此，“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生活活跃于城市，公元前4世纪，……政治不再是人们的自觉意识，犹如战争成为一种特殊人群的职业，政治也逐渐成为诸如德谟斯提尼等职业演讲家们所关心的事情。社会精英不再等同于政治精英（the political elite），城邦的政治事务逐渐被个人事务所替代。”城邦民主政治所依赖的“公民集体”分崩瓦解，失去其赖以存续的公民基础。[23](pp.144-145)[1](p.117)

    此外，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党争纷起。伯里克利去世后，公民大会的领导权逐渐落入克利翁（Cleon）、阿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等名望较低、更为自私者的手里。一些怀有个人野心的政客（demagogues）成了民主派的领袖。他们惯于哗众取宠，置个人和党派利益于城邦之上。[18](p.11)昔日由民主政治所保障的雅典城市的稳定局面，代之以无休止的紊乱。公元前415年起，雅典的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异常激烈。西西里战争之后，雅典“被迫放弃民主政治而建立起四百人政府”，[8](ⅩⅩⅨ,1)公民权利仅限于5000人。不仅国家公职无薪，公民的公共政治生活也基本停止，“国家收入，除战争外，不得用于任何别的地方；国家的一切官吏在战争时期均为无薪俸的，唯担任九执政官和主席职位者，每人每日得3奥波尔；……”[8](ⅩⅩⅨ,5) 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雅典寡头派在斯巴达的支持下两度执掌雅典政坛。民主派人士惨遭无情迫害，公民权仅限于三十寡头统治（An oligarchy of the Thirty Tyrants）所指定的3000人。[24](p.10)这些寡头派“当他们在国内地位比较稳固的时候，他们就对任何公民都下手了，把富于资财或门第显贵或有名望的人都处以死刑，目的在于扫除这些危险的源泉，同时还想夺取他们的地产；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处死了不下1500人。”[8](ⅩⅩⅩⅤ,4)公元前403年，雅典虽然继三十寡头统治之后又恢复了民主政治，并且为纪念民主政治，还设定自此以后每年的波得罗密翁月（Boedromion，公历9月）的第12日为民主日，[24](p.353)但是，雅典已失去往日民主政治“大本营“的威力。战后又夹杂着“亲马其顿党”和“反马其顿党”的斗争。雅典城市不再是城邦公民追求和享有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生活之舞台，而是党争与权力倾扎的战场。设置在雅典城市的民主政治机构于纷乱的党争中遭到破坏，不能有效运作，城邦奴隶制民主势力从此旁落。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于克罗尼亚（Chaeronea）之役征服曾经辉煌至极的雅典，雅典城邦的独立地位不复存在，沦为马其顿统治下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人伺机起义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但以失败告终。从此，雅典一蹶不振，直接民主制宣告终结。

    其三，公共文化生活基本停滞。

    由于内战的消耗、破坏及雅典人的最终失利，雅典城邦的公共文化生活逐渐失去必要的物质保障。加之市政广场（Agora）、剧场、厅（Odeion）、柱廊（Stoa）、健身房（Gymnasium）、摔跤场（Palaestar）、田径场（Stadium）等主要建筑于城市的公共文化生活设施毁于战火，一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因战乱而流亡他乡，或走上前线，浴血抗战，无暇顾及文化创作，以及因战乱而致的其他人才资源的失缺等，使得依托于雅典城市的宗教节庆、戏剧演艺、竞技比赛等公共文化活动基本停滞。例如，为了保卫家园，才华横溢的“悲剧之父”埃斯库卢斯（Aeschylus,公元前524～公元前456）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和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等三大战役。一位卓越的戏剧大师尚且屡遭战事的纷扰，更不用说一般的公民战士。许多优秀的公民在常年不断的征战中丧生。亲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杰出史家修昔底德惊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4](Ⅰ,ⅩⅩⅢ)雅典城市酒神节期间通常要上演5场喜剧，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只演3场。公共宗教节庆的祭仪游行（Formal procession）、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等竞技，以及戏剧演艺、歌唱、舞蹈、朗诵、音乐等赛会，皆因战乱而基本停歇。如此以往，雅典城市不再是城邦公共文化生活的园地。战争对雅典城邦公共文化生活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史家习惯于把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实，这场战争对于雅典城市的影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城市于希腊古典时期的云烟氤氲之中不可逆转地衰落了。

    小 结

    通过前文的论析可见：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深刻影响着雅典城市的盛衰。历经战争成败考验的雅典城市，是雅典城邦兴衰浮沉的晴雨表。古典时期的两大战争之所以对雅典城市乃至雅典城邦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与雅典城市作为城邦的军事中心分不开的。从阿提卡和雅典来看，出城迎战，回城坚守，撤出城市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皆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进退攻守，运筹帷幄。希波战争中，面临波斯人的入侵，雅典人以退为进，“决心放弃他们的城市，拆毁他们的房屋，登上他们的船舶，全部人民成为水手。” [4](Ⅰ.ⅩⅧ)伯里克利的战略、战术，明显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已故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指出，“伯里克利的战略，在陆上是坚壁清野，必要时放弃，以全力守住雅典城；在海上是维持航路的畅通，保证海外的粮源，同时以海军攻袭伯罗奔尼撒沿岸，封锁它的重要港口，使敌人不堪消耗，疲惫求降。”[25](第75页)当伯罗奔尼撒人于公元前431年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时，伯里克利要求雅典人所作的作战准备之一，就是将郊外的财产迁入城内，并要求人们不要出城求战，而要入城固守城垣。[4](Ⅱ.ⅩⅢ)雅典人最终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意见，携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品、木质家具等从郊外搬进雅典城内，而羊和雌性牲畜等，送往尤卑亚和邻近岛屿。[4](Ⅱ.ⅩⅣ)有西方学者认为，雅典人这一次听从伯里克利的建议，从乡村迁移至城市。这是一次“的统一”（physical synoikism）过程，不同于提秀斯的“政治统一运动”（political synoikism）。[26(p.168)当然，人口过于集中到城市，也是加剧此间瘟疫流行和死亡人数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提卡和雅典同样仰赖城墙防御而将居民迁移于雅典城市和庇里尤斯港。阿提卡半岛先后遭到伯罗奔尼撒人6次侵掠的主要地点虽然是阿提卡的乡村和雅典四周的平原，但是，入侵者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此，而是希冀通过破坏乡村的粮田和房居，包围或封锁城墙，一方面形成对雅典城市的围攻之势，另一方面迫使已入城的雅典人在丧失乡村家园和粮食田产后，人心涣散，不思守城之战，进而最终攻取雅典城市。恰如修昔底德所分析的那样，当阿卡奈人（Acharnians）自己的财产已经丧失，“他们更不会愿意为着别人的财产来冒生命的危险；因此，雅典人的意见就会不一致了。这就是阿基达马斯的策略，……”[4](Ⅱ.ⅩⅩ)

    其实，雅典城市不仅是战争中备受劫掠的中心，将士出征前的祭祀活动、为商议战争或媾和等重大战事而召开的民众大会、战后的祝捷庆贺或为阵亡者举行的葬礼等诸多战事活动，也都是在城里进行。这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古希腊著名史家的笔下多有记述。

    综上所述，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不仅是雅典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其军事中心。不论是对波斯的战争，还是与斯巴达的内战，雅典城市始终是战争攻守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战争的成败直接决定了雅典城市乃至城邦的命运。随着城邦的衰亡，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难以再兴。公元前3世纪中期，希腊化城市在罗马的征服中大多化为丘墟，直至罗马帝国建立，城市又在和平与宁静中缓慢复苏，罗马帝国的城市化运动则是这种复苏的表征，如艾伦勃所言：“希腊化文明最重要的后果，不论是对基督教还是对罗马而言，最终是城市在起作用。”[27](p.251)

    ：
[1]Frank J.Frost:Greek Society. D.C.Heath and Company.1987.
[2][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 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1981.
[4]Thucydides.本文引用古典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据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希腊文和对照本。下同。
[5]J.B.Bury and S.A.Cook and F.E.Adcock: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Ⅴ, third impr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0.
[6]Charles W.Fornara(edited and translated):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lated documents of Greece and Rome,Volume 1.
[7]R.E.Wycherley: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 second edition.New York ·London.1962.
[8]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9][苏]科谢连科：城市与城邦，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M]，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10]Plutarch:Pericles.
[11]Demosthenes:Orations.
[12]Xenophon:Oeconomicus.
[13]Plutarch:Cimon..
[14]Plutarch:Themistocles.
[15]Claude Mosse:the Ancient World at Work,London,1969.
[16]Mason Hammond:City-State and World State in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eory until Augustus,New York,1966.
[17]Max Weber:The City,New York,1958.
[18][英]G·埃利奥特·史密斯：《人类史》[M]，李申、储光明、陈茅、郭方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9]Robin,Osborne:Classical Landscape with Figure-the Ancient Greek City and Its Countryside.London .1987.
[20]A.French:Economic Condition in Fourth-Century Athens,见Greece and Rome,Vol.ⅩⅩⅩⅧ,No.1,April 1991.
[21]Antony Andrews,Greek Society,Penguin Books,1967.
[22]R.J.Hopper:Trade and Industry in Classical Greece,London ,1979.
[23]M.M.Austin and P.Vidal-Naquet: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24]L.Adkins and R.A.Adkins: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1997.
[25]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M]，北京：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26] Valerij Gouschin:Athenian Synoikism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r Two Stories of Theseus,见Greece and Rome,Vol.ⅩLⅥ,No.2,October 1999.
[27]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ate, second edition,London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