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概貌

一、南方商品和传统市场概貌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与租佃模式并不互相排斥，也决不可能非此即彼。这两种模式可以共存，哪种模式对地主有利，或者说地主愿意采用哪种模式，便可采用哪种模式。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加强，地主依附民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如果其地产集中或相对集中，是有利于他们采用庄园或田庄的模式的，我们也不否认本时期有庄园或田庄之类的存在，尽管如此，租佃关系依旧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庄园经济是否导致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衰颓，不妨从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角度出发，结合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实际，进行讨论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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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泽民校点：《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10月版。

  ②  此百分比据1988年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

  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第387页两张表折算。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始终是汉族统治者的天下，无论或经济，都是沿着秦汉以来的轨迹前进的。当西汉进入鼎盛，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时，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长江流域除成都平原外，辽阔的荆、扬两地还“不待贾而足”，谈不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至于交、广两州，恐怕绝大部分地区还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东汉时期，荆、扬两州略有变化，但体现在点上，尚谈不上面，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虽然已经出现，和中原也还难以同日而语。吴国统治时期，随着荆、扬两地的初步开发，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开始引人注意了，它充分地反映在左思的《吴都赋》中：“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贻，商家骈坒(bì)，贮衣絺服，杂沓从萃。”应该说，建业之能如此，并非偶然出现。是有其相应的基础的。《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简牍》说，在临湘县的赋税收入中，有一种叫“僦钱”，11·460l简就是有关僦钱的简牍：“郡士张口僦钱月五百，大女王汝僦钱月五百，大女郑汝僦钱月五百。”①僦钱就是摊位钱，张口、王汝、郑汝等在临湘县的市集中有一个摊位，每月向封建政府缴纳500钱，相当于三斗一升多米[按嘉禾四年(235年)的折纳标准]。这里对于剥削量可以忽略不计，就僦钱的出现而言，它表明在吴国的城镇中，至少郡治的所在大都是有市集的。此时，破岗渎是维系三吴和建业的水运要道。三吴地区的货物大都要经过此处才能进入建业，而维持破岗渎通行的14个埭又是过往船只必停之地。于是各个埭上都有“会市”“邸阁，”②也即交易场所和储存货物的仓库。长江上大小商旅的往来也相当频繁，孙休永安二年(259年)的诏令说：“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③与此同时，三吴和海南岛、以及辽东半岛海上贸易通道也被逐渐开辟出来。常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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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③  《三国志·吴书》卷3《三嗣主传》。

交易往来，和辽东半岛的更显著一点，“多持货物”，“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①。富商大贾们拥资“巨万”，过起了奢侈豪华、锦衣玉食的生活。《吴都赋》说：“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三国志·吴书·华覈传》也说：“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需要说明的是，吴国正是吴姓士族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吴姓士族具有北方士族的一些特征，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采用庄园经济的模式来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的。而实际状况则是吴姓士族的商业活动相当频繁，《抱朴子·吴失篇》中“商贩千艘，腐谷万庾”、“闭门为市”就是指他们而言的：

    车服則光可以鉴，丰屋则群鸟爰止……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盈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梁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

在我们看来，所谓“闭门为市”决不是说吴姓士族的“庄园”已无需外求，也不是说各“庄园”间做买卖，而是指和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农民做买卖，因为吴姓士族拥有的财富和商品基本相同，都有同样的市，彼此间买卖无利可图。只有和其势力范围内的农民做买卖，才能利用季节贱买贵卖，牟取季节差价。“成军”的僮仆，也即私人武装也是为此服务的，可以阻止其他商贾进入其势力范围，控制农民所需的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迫使其势力范围内的农民只能和他做买卖，获取垄断利润。“商贩千艘”则是为了牟取地区差价而用。所以“闭门为市”非但难以证明吴姓士族拥有的庄园或田庄是一个个无需外求、封闭的经济实体，反而说明吴姓士族需要通过市场、通过买卖来增强其财富和势力，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个市场还比较窄小而已。在商品经济尚未充分起来以前，大市场尚未形成以前，难道不就这样吗?②而且“闭门为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市已渗入，农民和市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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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三国志·魏书》，卷8《公孙度传》注引《魏略》。

  ②  参见拙作《“闭门为市”释》，载《首都师范大学报》2001年第1期。

    东晋是士族的鼎盛时期，门阀政治出现了。南朝皇权虽然有所抬头，士族的势力依然不可忽视，仍可凭借门第，安流平进，坐取公卿。有些高门大族的子弟，甚至一出仕便想当宰相。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文化优势和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谈及庄园经济，东晋南朝应是其繁荣昌盛的阶段。事实上，持庄园经济论的学者们大都这样看，谢灵运的始宁山墅和孔灵符的永兴山墅便是其主要的论据。特别是始宁山墅，谢灵运在其《山居赋》及自注中明确地说进行着多种经营，即便常用的中草药也自己生产。其中“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更为庄园经济论者们经常引证。既然如此，东晋南朝应是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典型阶段了。可实际恰恰与此相反。

在南北两支劳动大军的努力下，在南方少数民族人民的贡献下，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此同步，也有明显的发展。原来的州府重镇差不多都成为商业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城市。建康是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方的经济中心，是商贾云集之地。《晋书·五行志》记载，元兴三年（404年）二月：

        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

可见进出建康的商旅非常多。《太平御览·资产部·市》引山谦之《丹阳记》说：“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258—264年)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397—401年)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同书《居处部·藩篱》引《南朝宫苑记》说，在建康东篱门附近还有一个“肇建市”。那么建康在吴国时只有大市、东市和北市三个大市场，东晋南朝时又增加了斗场和肇建市两个大市场。《南齐书·鄱阳王宝寅传》记载，在萧齐晚年一次内乱中他曾躲藏在建康南部的“草市”之中，这是自东晋以来便出现的一个小市场，直到南朝时还存在。看来东晋南朝时期，建康除了五个大市外，还有如一些“草市”那样的小市场。秦淮河两岸更是相当繁华的商业区，所以(通典·食货·杂税》说：“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直到隋初，建康的繁华仍不减往昔：“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①

三吴是东晋南朝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终于成为我国封建时代堪与黄河中下游相媲美的新生的经济重心之一，由此成为当时城市最集中的地方，《隋书·地理志》说：

京口(今江苏镇江)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即建康)，亦一都会也……宣城(郡治今安徽宣州)、毗陵(郡治今江苏常州)，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会稽(郡治今浙江    绍兴)、余杭(郡治今浙江杭州)、东阳(郡治今浙江金华)，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和京口隔江相望的广陵(今江苏扬州)，“车挂轊(wèi)，人驾肩，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