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一、宦官广泛参政
北宋宦官与政治无关之说事出有因，此说确实可以从当时人的言论中找到某些依据。如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记载：
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
但此事大抵不可信，张荫麟当年在《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3]中已经加以辨析。此外，如王禹偁曾炫耀，宋太祖对宦官严加约束，“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尝令预政事。”[4]而曾肇则声称：
本朝承平百有余年，政出于一，群臣奉法遵职，外戚奉朝请，宦寺供扫洒而已。[5]
然而这些片言只语，不足凭信。治平二年（1065）三月，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在谈到宦官问题时，指出：
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6]
后来，马端临在对比唐、宋两代职官制度的异同时，也认为宋代的情况是：
惟内侍所掌，犹仿佛故事。[7]
“仿佛”二字，堪称确当。北宋宦官的职责的确与唐代相似，绝不限于侍候皇帝及其家属这类服务性的工作，也不限于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一类事务性的差事。
单就宦官机构特别是其下属部门的法定职责来说，便超出了给事宫掖的范围。北宋的宦官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入内内侍省，曾经叫做内中高品班院、入内内班院、入内黄门班院、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简称后省，其官员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另一个是内侍省，曾经叫做内班院、黄门院，简称前省，其官员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后省“尤为亲近”，[8]地位高于前省。前后两省的下属部门如往来国信所，其职责是掌宋辽通使交聘之事；军头引见司，其职责是掌诸军拣阅、引见、分配之政。这些职掌显然不属于宫掖中事。
何况北宋宦官幷不仅仅在任职于前后两省及其下属部门，某些机构的官员甚至明文规定必须由宦官担任或者以宦官为主要选用对象。如《宋史》卷164《职官志四》称：
三馆……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
群牧司……副使一人，以閤门以上及内侍都知充。
《两朝国史志》云：
皇城司，勾当官三人，以诸司使副、内侍都知、押班充。[9]
朝廷又常常临时差派宦官兼领外事。在《宋史·宦者传》里有传的北宋宦官共43人，除冯世宁1人而外，其它42人概莫能外地担任他职、兼领外事。在这42人中，曾奉命到外地完成特殊使命者19人；负责治理黄河、兴建宫殿、筑城修修路等土木工程者15人；出使党项、辽朝者5人；曾管勾修国史、干当实录院者4人；或勾当群牧司或任群牧副使，管理马政者7人；勾当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酬赏等事者6人；担任经制市舶司、勾当内藏库、监在京榷货务、提举诸司库务之类的职务，或奉命议更茶法、经制财用、督运物资，以参预理财活动者7人。此外，某些宦官或权州事，或知军事，或提举保甲，或任山陵使，或掌弓箭军器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由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出，北宋上层宦官从政者较多、参政面较广，他们幷不单纯是皇帝的家内奴隶，而且是皇帝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宦官往往奉皇帝之命，承担以下4种事关重大的差事。
一是率军作战。在43名入传宦官中，曾带兵打仗者多达18人。李神祐、窦神宝等人早在宋太宗时就如此，更为人所熟知的是王继恩、卫绍钦在宋太宗时率军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宪、王中正在宋神宗时带兵同西夏作战，童贯、谭稹在宋徽宗时既率军镇压方腊，又带兵出征燕山。岂止率军作战而已，童贯在宋徽宗时曾领枢密院事，全面主管军政。
二是监视军队。在43名入传宦官中，曾奉命监军、史有明文者虽然只有6人，可是曾钤辖者14人、都监者16人、巡检者9人、走马承受者8人，北宋从开国到灭亡，代代不乏其人。钤辖、都监、巡检尽管是等级不同的地区性统兵官，但正如柴德赓所指出，同时也具有监军的性质。至于走马承受（宋徽宗时曾改称廉访使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低级别的监军。其全称为“某路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幷体量公事”。这一职务设置之初，虽有“止令奏报公事，不得侵预边事” [10]之说，实际上其主要职责除了传递军令、奏报战果、察访敌情而外，便是监视军队。[11]因此，当时人直截了当地说：
承受公事，以察守将不法为职。[12]
虽名承受，其实监军也。
军政不专于主帅，而关决于承受。[13]
皇帝甚至“以走马承受一言，便易边帅”，[14]以致其“气焰赫然，都总管反趋承之不暇”。[15]总之，这一职务地位虽低，权势却重。
三是侦探臣民。在43名入传宦官中，曾掌、领、勾当、干当、管干皇城司者多达11人。当时人说：
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16]
其职责不仅是拱卫皇城，而且有权派遣亲事卒侦探臣民动静。皇帝通过这一机构，“欲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李神福、刘承规曾在宋太宗时勾当皇城司，而石得一在宋神宗时则长期担任此职。元祐元年（1086）四月，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石得一：
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民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
其中显然包含着旧党恶意攻击新党的成份，但石得一因管干皇城司而“权势烽焰，震灼中外”，[17]则是可想而知的事实。其实，宦官即使不任职于皇城司，也往往侦察臣民动静幷有权直接上奏皇帝。如高居简在宋仁宗、宋英宗时，“闻外廷议论，必以入告”，因而外号“高直奏”。[18]
四是审理案件。在43名入传宦官中，如果仅仅依据《宋史·宦者传》，曾担任这类差事者不过3人而已，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宋史·宦者传》称，雍熙年间，阎承翰受宋太宗派遣，前往广州，将图谋不轨的广南东路转运使王延范逮捕下狱幷就地处死，仅由此也可见宦官权势之大。宋仁宗以后，皇帝亲自下诏审讯犯法官员，称为诏狱，幷形成制度，其主持者常常是皇帝特派的宦官。宦官在宋神宗时主持诏狱的情形，旧党刘挚曾经给予描述：
凌辱槌箠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相顾以目者殆十年。[19]
这固然是一面之辞，不可尽信也不可不信。绍圣三年（1096），审理宋哲宗孟皇后的案件居然由入内押班梁从政、管当御药院苏珪这两位宦官主持。殿中侍御史刘次升上疏：
自古推鞠狱讼，皆付外庭，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今事不经有司，狱成阉宦，此天下人心不能无疑也。[20]
宋哲宗对此不予理睬。诚然，宦官参预审理案件，也有主持公道的。如宋真宗时，邓守恩“按狱于濮州，雪冤人十余”；[21]杨守恩赴许昌，为受诬陷的老百姓周继宗平反。又如庆历五年（1045）八月，右正言欧阳修因言事得罪宰相贾昌朝、陈执中而被诬告，宋仁宗命令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与宦官王昭明共同主持诏狱。苏安世屈从宰相之意，说：
不如锻炼。
所谓锻炼，即是罗织罪名。王昭明当即予以反驳：
上令某为监勘，正欲尽公道，锻炼何等语也。[22]
欧阳修才得以解脱。王昭明居然敢于违反宰相意图，无非是依仗着有皇帝做后盾。
二、宦官参政原因何在
从总体上说，宦官与士大夫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两股对立的政治势力。皇帝何以如此信用宦官，大多数士大夫岂止很不理解，简直反感之至。他们关于只可令宦官服扫除、通诏令，不可令其外出干事、采访外事一类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向皇帝。其实，北宋宦官较广泛地参预政事自有其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封建皇帝集权专制制度在北宋时期又有所，宦官作为这一制度的产物，其权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受到严格的抑制。士大夫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偏见，使劲叫喊。
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23]
他们总是片面地夸大皇权与宦权的对立，而对二者的一致性则竭力加以抹煞。由于宦权在通常情况下依附幷服务于皇权，因而皇帝的看法与士大夫不同，他们把信用宦官作为振兴王纲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少宦官即使在封建文人笔下，也号称“公忠奉上”，受到了“服勤左右甚淳谨”、“宣传指挥颇称旨”一类的称赞。皇帝因而“爱其忠”，以致“眷遇最厚”，甚至付予他们“细务悉令裁决，不须中覆”的特权。在《宋史》有传的43名北宋宦官当中，受到这类称赞的多达23人，超过总数的一半。诚然，这里所说的“忠”无非是忠于赵氏一家一姓而已。
其次，猜忌武将以至文臣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皇帝势必让宦官较广泛地参预政事、干预军事，以牵制文臣、武将。有人问朱熹：
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
朱熹回答道：
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24]
其实，北宋时期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按照马端临的看法，北宋皇城司指挥的数千名亲事卒，类似于汉朝的北军、唐代的北衙。他在记述皇城司这个重要机构不让殿前司的将领统辖，而交由入内内侍省的宦官主管时说：
皇城司，以入内两都知主。……而殿前不复预此。
马端临惟恐人们不懂，最后特意加上一笔，画龙点睛：
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25]
深意就在于借助宦官力量，防止武将捣乱。朱熹讲到此事，可谓一语破的：
以制殿前都指挥之兵也。[26]
尽管士大夫们喋喋不休：
以宦人豫边事，将不得尽其用。[27]
但这事关基本国策，很难在原则上被皇帝采纳。岂止武将，皇帝有时信用宦官超过文臣。突出的事例要算宋太宗重用王继恩、卫绍钦，猜疑赵昌言。淳化五年（994）春天，宋太宗将宦官王继恩任命为剑南西川招安使，率军入蜀镇压李顺起义，军中之事“便宜决遣”。后来，朱熹就此事，批评宋太宗：
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28]
当年秋天，参知政事赵昌言已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有个僧人胡言乱语：
昌言额纹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
有位地方官又添油加醋：
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
宋太宗大吃一惊：
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29]
他立即不让赵昌言入蜀，由宦官卫绍钦代其行。对于这类现象，士大夫牢骚满腹：
国家择天下贤才，以为公卿百官，而犹不可信。顾任此厮役小人，以为耳目，岂足恃哉！[30]
皇帝有时不信任大臣而信用宦官，完全是出于稳固其统治的需要。的确，历史上虽然有干政擅权的宦官，可是无黄袍加身的奄人，而篡权夺位的文臣、武将却屡见不鲜。柴德赓说得对：宋太宗“信任内侍，取其不反耳。”
上面是就根本原因而言，至于北宋宦官势力的发展，又与以下3种具体情况有关。
一是太后临朝称制。历史上宦官常常因后妃专权而用事，太后垂帘听政之际往往更是宦官势力发展之秋。
宋真宗刘皇后是个精明干练的执政者，既“留心庶狱”，又“好问外事”。她作为一位女性，要了解下情只能主要依靠宦官，史称“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官细微，无不知者。” [31]刘皇后听政之初，宦官雷允恭因“凡机密事令传达禁中”而“势横中外”。雷允恭在任山陵都监期间因擅易皇堂被赐死后，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又因“访外事”而“势倾中外”。[32]难怪当时人吕诲说：
太后临朝，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33]
刘皇后称制期间，太常博士范讽因巴结宦官而出任右司谏，翰林学士蔡齐、群牧判官司马池、知陈留县王冲等人则因得罪宦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有甚者，有功于北宋王朝的枢密使曹利用因抑制宦官而遭到报复，本人被害死，亲属受株连。
宋仁宗曹皇后尽管垂帘不过13个月，仍然有宦官任守忠“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过。”宋英宗高皇后听政期间，宦官陈衍“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 [34]宋神宗向皇后幷不眷恋权势，加之她仅临朝7个月，因而在她称制期间，情况有所不同，没有宦官用事的明显记载。
二是刚明之主在位。“刚好专任，明好偏察”，[35]这类皇帝很容易信用包括宦官在内的所谓“近习”。
宋太宗是个刚明之主，号称“欲周知天下之事”。[36]当时宦官王继恩、刘承规、卫绍钦受到信用，便与他以察察为明有关。不过，宋太宗主要是依靠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等一大批所谓“随龙旧人”采访外事、参预密议、主持军政，宦官在宋太宗时权势还不算太大。
宋神宗是继宋太宗之后又一个刚明之主，他“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司马光或许是出于旧党的偏见，上疏指责宋神宗：
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
建议他“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廷之臣。” [37]宋神宗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他信用的宦官有李宪以及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被旧党刘挚怒斥为“四凶”。如果说宋神宗在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关系如同鱼水，还采取过某些抑制宦官的措施，那么他在元丰年间同李宪的情谊便犹如密友，“言之亲莫如宪，日侍左右莫如宪。”李宪因此红极一时，“朝廷之威福权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38] “士大夫或奴事之”，其中最下贱的是彭孙。他敢于“气陵公卿”，却“为李宪濯足”，竟厚颜无耻地说：
太尉足何香也！
连李宪也感到恶心，“以足踏其头”幷嘲笑道：
奴谄不太甚乎！
“太尉足香”, [39]一时之间，传为笑谈。
三是昏庸之君当政。早在唐代后期，大宦官仇士良就把引诱皇帝荒淫作为宦官擅权的经验，幷在他告老归第时，向其徒子徒孙传授。仇士良先问：
诸君善事天下，能听老夫语乎？
公宦官“唯唯”。仇士良于是大侃了一番：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众宦官“再拜”。[40]仇士良的揽权之术，从此被某些宦官奉为法宝。宋徽宗时的大宦官杨戬在其晚年，也鹦鹉学舌，告诫其门徒：
汝辈不可令天子罢修造，我所得恩泽及财物，皆缘修造。[41]
可见，宦官需要制造昏君，昏君符合宦官需要。
宋仁宗号称节俭，可是好色。他在后宫中创立十閤之制，以安置其最宠爱的10位嫔妃。十閤除“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干，增长事势。”[42]后宫规模因而扩大，宦官人数随之增多。大臣质问宋仁宗：
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
指出“内臣权任稍过”，请求“更加裁抑”。[43]可是，幷未收到多少效果。
照宋徽宗初年曾任左正言的任伯雨看来，宋哲宗“穷奢极侈，殚工尽巧，以粪土用邦财，以寇仇用民力”，是个昏君。他认为：
起哲宗侈心者，随也。[44]
“随”者，宦官郝随也。他因此升任知入内内侍省事，在绍圣年间用事。
宋徽宗这位风流天子又远非宋仁宗、宋哲宗可比，更是个十足的昏君。明代史家张溥把他穷奢极欲的主要表现简要地概括为“宫新延福，山成万岁，花石应奉”，同隋炀帝的“东京西苑，神山离宫，开渠行舟”[45]相提幷论。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这批宦官正是靠着施展仇士良当年的故伎，得到宋徽宗宠信，从而飞黄腾达。童贯有“媪相”之称，“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梁师成有“隐相”之称，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46]
在北宋历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间，宦官权势最为显赫。这是肯定无疑的事实。问题在于：北宋宦官用事，究竟始于何时？通常有以下4种不同的说法：始于宋太祖说，柴德赓认为：
追原祸始，启于太祖；
始于嘉祐说，蔡京的小儿子蔡絛写道：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其源由嘉祐、元丰，着于元祐；[47]
始于宋神宗说，宋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指出：
神宗皇帝时，始令王中正、李宪稍预边事；[48]
始于崇宁说，两宋之交的著名学者胡安国声称：
崇宁以来，奄寺得志。[49]
从前面讲到的情况看，这4种说法都不够确切。北宋宦官监军固然始于宋太祖朝宦官李神祐，可是南宋人吕中指出：
然但使之督战，未使之将兵也。[50]
何况谁也举不出宋太祖时有任何一个权势显赫的宦官，相反倒可以举出不少宋太祖防范宦官弄权的措施。柴德赓此说未免失之偏颇，应当说北宋宦官用事始于宋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时。南宋人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4专门辟有《宦寺专恣》一节，用不少史实证明宦官在刘皇后称制期间“请谒，权宠颇盛。”三、宦官卷入政争
宦官参预政事，势必卷入政争。北宋宦官卷入的政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皇室内部的纷争。有据可查的始于宋太祖死时，王继恩站在宋太宗一边，公然违反宋太祖宋皇后的旨意，促成宋太宗登基，宋太宗因而“忠之，自是宠遇莫比。” [51]此后，这种现象时或出现。如王仁睿在宋太宗时，秉承宋太宗旨意，参与告发宋太宗的弟弟秦王赵廷美谋反，结果赵廷美被谪贬到房州（治今湖北房县），不久忧悸而死。阎文应在宋仁宗时，先取悦于深受宋仁宗宠爱的杨、尚二美人，大力怂恿宋仁宗废掉郭皇后；后来又以杨太后为后台，迫使宋仁宗将杨、尚二美人赶出宫门。任守忠在宋仁宗曹皇后垂帘时，攻击其养子宋英宗，以讨好曹皇后；曹皇后卷帘时，立即转而投靠宋英宗，诽谤曹皇后，以致这两母子关系一度紧张。郝随、刘友端在宋哲宗时，为深受宋哲宗宠爱的刘婕妤出谋划策并赤膊上阵，结果孟皇后被废黜，刘婕妤得以正位中宫，而孟皇后的亲信宦官则惨遭审讯。直到北宋末年，做了太上皇的宋徽宗与其儿子宋钦宗仍相互猜疑，宋钦宗的亲信宦官梁平、李彀甚至主张在宋徽宗从镇江返回开封时，即使不拒之于城外，也应严密加以警备。
另一类是官僚之间的党争。如宋真宗时，寇准与丁谓两位宰执大臣相互党同伐异，宦官周怀政与寇准串联通同，而雷允恭则同丁谓沆瀣一气。宋仁宗时，以吕夷简、张耆为首领的二府大臣与孔道辅、范仲淹为代表的台谏官员相争，阎文应党附二府，攻击台谏。熙宁年间，程昉支持新法，出任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史称他“挟（王）安石势而慢韩琦”。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因受到宋神宗重用而视为新党，到元祐初年受惩处。元祐年间，张士良等8人因受到宋英宗高皇后信用而被视为旧党，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被列入元祐奸党碑。
北宋宦官除了卷入政争而外，还捅下了些乱子。这些乱子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率军作战惨败。如康定元年（1040），宋军与西夏军队在三川口（在今陕西安塞东）遭遇，鄜延都监、宦官黄德和带兵首先临阵脱逃，刘平、石元孙两名将领兵败被俘，战后黄德和因此被处死更为典型的事例是李宪、童贯和谭稹。李宪在元丰四年（1081），趁西夏发生政变，率领40万大军，兵分5路，攻打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这场势在必胜的战争居然以损兵折将近20万而告终，宋神宗“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53]从此身染疾病。童贯担任陕西宣抚使期间，熙河经略使刘法在他的迫使下，于宣和元年（1119）三月，冒然同西夏军队交锋，刘法战死，丧师10万；担任河北宣抚使期间，宋军在他的瞎指挥下，于宣和四年五月、十月，两度惨败于行将覆灭的辽朝军队，士卒死者百余里。谭稹从宣和五年七月到六年九月，接替童贯出任河北宣抚使，他在战争中，同样怯懦退败。童贯再次担任河北宣抚使以后，金朝军队在宣和七年冬天刚发动进攻，他在太原立即逃跑。无怪乎当时人不禁浩叹：
国家近年边事，专委童贯、谭稹，终成大祸，几危社稷。[54]
另一类是企图废立皇帝。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王继恩在宋太宗病危期间，串通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企图拥立已被废为庶人的宋太宗长子赵元佐这个精神病患者为皇帝。号称大事不糊涂的宰相吕端得知这一企图，果断予以制止，王继恩等人被贬黜并流放。另一件是周怀政在宋真宗重病期间，串通一批同伙，企图杀掉宰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为皇帝，奉宋真宗为太上皇，废宋真宗刘皇后为庶人。丁谓事前得到密报，在宋真宗和刘皇后的支持下，抢先将周怀政逮捕并处斩。不过应当替周怀政说句公道话，他的企图原本出自宋真宗的旨意。事情是这样的：宋真宗在大中祥符末年得病，“自疑不起，尝卧枕（周）怀政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55]当时周怀政兼任管勾左右春坊这一颇为重要的东宫官，他对此十分赞成。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矩，周怀政错就错在不该把这一宫廷重大机密告诉宰相寇准。寇准得知此情，立即向宋真宗建议：
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
宋真宗“然之”，[56]当即点头认可。后来，宋真宗不知是老来健忘，还是屈服于来自刘皇后方面的压力，竟出尔反尔。此外，据说任守患在宋仁宗晚年，曾“居中建议，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57]遭到宋仁宗拒绝；陈衍在元符年间，“撼太子”，太子“惧，多以邸中旧宝带赂之，得稍止”；[58]童贯、梁师成、杨戬在宋徽宗时，“有动摇东宫意”。[59]这3件事，详情难考。至于传言宋英宗高皇后和宰相王珪在宋神宗病危期间，打算抛开宋神宗之子延安郡王赵煦，另立宋神宗之弟雍王赵颢为帝，宦官张士良等曾参与其事。这种说法事涉当时的党争，多半是出自蔡确、章惇等人的编造。
上述两类乱子难免引起联想，要作以下两种比较。
一种是将北宋的宦官同唐代后欺和纵向比较。唐代后期，皇帝和大臣铲除专权宦官的图谋几乎全部失败，宦官相反能够“易置人主，诛夷大臣”，[60]皇帝由宦官拥立的多达7人、被宦官害死的多达3人。北宋时期，宦官不能再像唐代后期那样动辄废立皇帝、生杀大臣，即使有极少数宦官企图这样做，但无一不败露并最后受到严惩。宦官之祸的说法产生于封建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不够确切的概念。如果官官之祸的含义是宦官废立皇帝、生杀大臣，那幺宦官之祸在北宋不存在，至少没有变为现实。至于童贯到头来受到惩办，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客观地说，在其十大罪状中有一条叫“家中有非法之物”，[61]这不是捕风捉影，便是子虚乌有。如果说童贯企图创造奇迹，准备做个阉人皇帝，那只能是海外奇谈。
另一种是把北宋的宦官与文臣、武将作横向比较。北宋某些宦官率军作战确实曾经遭到惨败，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文臣、武将带兵打仗，败得更多也更惨。某些宋人把童贯北征之败叫做童贯之祸或宦官之祸，可是却没有一个宋人将曹彬岐沟关之败称为曹彬之祸或武将之祸、将范雍延州之败称为范雍之祸或文臣之祸。可见士大夫偏见有多深，持论何等不公允。宦官率军作战失利同文臣、武将带兵打仗败北一样，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北宋的腐败，但显然又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宦官之祸，可见，张燧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宦官之祸，黄宗羲将北宋的宦官问题同汉、唐两代等量齐观，根据未免太不充分。蔡东藩认为宋代“没有奄祸”，大体与史实相符，但不能把这理解为宦官未曾卷入政治纷争、没有捅过政治乱子。
四、为什幺北宋无“奄祸”
北宋没有发生所谓宦官之祸，《宋史·宦者传序》将其原因简要地概括为：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此说是否完全确当，下面分别从皇帝与宰执大臣两个方面来作些考察。
先就皇帝方面来说，他们对宦官既信用又抑制。《宋史·宦者传序》称：
宋世待宦者甚严。
“甚严”二字虽属过甚其词，但曾经加以抑制却是事实。其主要缘故在于前代的教训不得不吸取，而北宋又推行的是所谓防弊之政。
唐代后期宦官自称定策国老，呼皇帝为门生天子的往事对北宋最高统治者实在是刺激太大，南汉后主刘钅长委政于宦官以致朝政腐败的教训更是近在眼前。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2称：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刘鋹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鋹，以永鉴其祸。
“艺祖”即宋太祖，他吸取前代教训，“不受内臣所媚”。[62]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宰相建议把他提拔为宣徽使，遭到宋太宗怒斥：
朕读前代书史，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63]
翰林学士张洎为了讨好宦官，请求让宦官蓝敏正、裴愈出任翰林学士院正、副使，宋太宗断然拒绝：
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辙！[64]
后来，宋真宗也说：
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
王旦等宰执大臣立即附和：
前代事迹昭然，足为龟鉴。[65]
柴德赓指出宋太宗、宋真宗的这些话是“自为掩饰之词”并告诫人们应“不为其所惑”，固然不无一定道理。特别是宋太宗为人很虚伪，他说“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在很大程度上是骗人。但因而认为宋太宗、宋真宗完全置唐代的教训于不顾，对宦官弄权毫无警惕，不免又武断了些。
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搞平衡，以使加以驾驭，是历代封建帝王为稳固其统治所一贯采用的手法。宋太祖是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能手，他对一切有可能权倾天下的政治势力以及有可能形成祸患的政治漏洞，无不“事为之防，曲之为制。”而他的后继者又表示对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66]宋太祖对宦官加以信用，只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而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宋太祖及其后继者抑制宦官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5条。
一是控制宦官人数。唐太宗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0人以内，封建史家传为美谈。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规定宦官年龄在30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1人作为继嗣，并在干德四年（966）六月，开宝四年（971）七月两次下诏申严此禁，敦促“所在严加觉察，违者不赦。” [67]干德四年六月诏六的要点是：
内官年及三十以上乃许养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养为宦者。
开宝四年七月诏令的内容为：
自今（内侍）年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违者准前诏抵死。[68]
惩处可谓严厉。咸平年间，温、台等州巡检徐志通因私自阉割童男为宦者而受杖刑并刺配，宋真宗于是重申宋太祖时的禁令。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一月，宋真宗说：
中官皆养子，此弊宜深察。[69]
他亲自下令严惩违犯这一禁令的内侍杨怀恩。宋真宗以后，宦官人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朝廷不时重申禁令，甚至暂停宦官养子。如宋仁宗在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将宦官限额调整为180人。嘉祐年间，三司使韩绛上奏说：
内臣员多，请住养子。
这一建议被宋仁宗采纳。熙宁年间，宋神宗对宰执大臣说：
方今宦者数已多，而隶前省官又入内侍。绝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独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职事乎！
三班使臣系低级武官。宰相吴充当即表示：
此诚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70]
宋哲宗在元祐二年（1087）二月，又把宦官限额压缩到100人。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宦官总数才完全失去控制，“动以千数”。[71]
二是设立宦官阶官。在马端临看来，唐代有个怪现象，那就是：
唐宦者所历散官与文官同，……贵珰之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者多有之。
而北宋则为内臣设立了独特的阶官体系，以区别于文官、武将。马端临认为，其目的在于对宦官加以歧视。他说：
祖宗立法，不以内侍溷清流，故自有阶官。
元丰年间改革品阶制度时，有大臣“请并内侍官名易之”，宋神宗反驳道：
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72]
很清楚，所谓“深意”，就在于歧视宦官。北宋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贴祗候内品到较高级的东头供奉官（后改称供奉官），凡11阶。现据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颁布的《改武选官名诏》[73]列表如下，表中的旧官是政和二年以前的名称，新官则是政和二年所改。
旧官
东头供奉官
西头供奉官
殿头
新官
供奉官
左侍禁
右侍禁
高品
高班
黄门
祗候殿头
左班殿直
右班殿直
仍旧
祗候侍禁
祗候高班
祗候高班内品
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
祗候殿直
祗候黄门内品
仍旧
仍旧
东头供奉官之上的高级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皇城使到最高级的延福宫使，凡6阶。现据《宋史》卷169《职官志九·叙迁之制》列表如下。
旧官
延福宫使
景福殿使
宣庆使
新官
正侍大夫
中侍大夫
中亮大夫
宣政使
昭宣使
皇城使
中卫大夫
拱卫大夫
武功大夫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以上内臣阶官附近皇城使而外，是宋太宗以后为安排功绩卓著的宦官而陆续设置的。如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淳化五年（994）八月为奖赏宦官而陆续设置的。如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漓化五年（994）八月为奖赏王继恩而特置的，其用心则在于显示宦官有别于文臣、武将。此外，昭宣使特置于淳化四年二月，以奖赏王延德等；宣庆使特置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奖赏李神福；景福殿使特置于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以奖赏刘承规。而延福宫使则是在明道元年（1032）特置的。[74]第二，以上内臣阶官“临时用例，取旨改转”，[75]普通宦官与此无缘。
三是压低宦官品级。唐代初期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最高官为从四品上，这常常被人们作为唐太宗压抑宦官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加以称道。北宋初年，内中高品都知、押班为宦官最高官，不过是正六品；景德三年（1006）五月增设的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号称内臣之极品，也不过是从五品，其品阶仍低于唐代初期的内侍。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钱为25贯，只能同当时的县令相比较，河南洛阳县令为30贯，万户以上县令为20贯，宦官最高官虽高于后者，但低于前者。与文臣、武将相比，宦官升迁相当难。文臣、武将都有一定的升迁年限，可是宦官不能照此办理。史称：
宋初以来，内侍未尝磨勘转官，唯有功乃迁。
宋仁宗在景祐年间，下诏对此略加放宽：
内臣入侍三十年，累有勤劳，经十年未尝迁者，奏听旨。
庆历以后，宦官“有劳至减十五年，而入仕才纔五七年有劳至高品已上者。”针对这一现象，宋仁宗在嘉祐六年（1061）又下诏加以限制：
内臣入侍并三十年磨勘，已磨勘者，其以劳得减年者毋得过五年。[76]
磨勘是指官员在升迁官阶时的考课。按照北宋初年的规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职，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
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又带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岁已上及历任无赃私罪，方预选充押班等。[77]
带御器械是皇帝身边的近侍。至于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过观察使，宋真宗以后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到大观二年（1108）五月，童贯才成为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宦官节度使。南宋史家李心传说：
真庙以来，宦者官虽尊，止于遥郡承宣使而已。宣和间始除童贯、杨戬、梁师成、谭稹、李珏、梁方平等十许人。靖康初政，皆贬夺之。[78]
所谓“遥郡承宣使”，遥郡是指带有阶官，以区别于不带阶官的正任。正任的地位高于遥郡。
四是限制宦官活动。王禹偁讲，宋太祖时，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79]后来，宋太祖不准宦官“采听他事”的旧规尽管遭到破坏，可是宦官的活动仍然受到某些限制。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规定：
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理由是：
内臣出入宫掖，若与宗室联姻，非便。[80]
至于其原因，显然在于防止宦官与宗室串通一气，危及皇权。又如朝廷规定：
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来，或出谒接见宾客者，并流二千里。[81]
上述条文虽然见于南宋文书，但在北宋时至少已有类似的不成文法。因此，大臣在奏章中谈到宦官问题时，一再强调：“不宜外臣与之交结。” [82]景祐末年，吕夷简对宋仁宗说：
臣待罪宰相，不与中贵私交。[83]
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将出任宰相，但遭到台谏官弹劾：
昌朝建大第，别创客位以待宦官。[84]
结果不仅未能拜相，反而丢掉了枢密使。嘉祐五年十一月，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右司谏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