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与宋高宗、秦桧“饰太平于一隅”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有妖孽”，把界的天灾、星变等都和人君的政事联系起来。在发达的今天看来，
固然荒诞无稽，但在二千多年间，却对产生巨大影响，也多多少少限制了皇帝的胡作
非为。按照此种理论，盛世、治世就必然出现祥瑞，而衰世、乱世，人君失德，就必然发
生灾变。
《陈亮集》（增订本）卷１《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指责秦桧“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
隅以为欺”。实际上当然不仅是秦桧一人，而是与宋高宗共同奉行的国策。在宋金订立屈
辱的和议，并杀害岳飞后，秦桧有金人撑腰，当上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成为宋朝
第一个权臣。他与宋高宗之间不无钩心斗角，但在奉行上述国策方面，两人又没有多少差
异，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一场对自己降金乞和行为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他们以官位利
禄为诱饵，鼓励文丐们为自己献谀辞和谄诗。一时之间，以人格交换利禄的商品纷至沓来，
呈铺天盖地之势，就连宋高宗和秦桧也颇有应接不暇之感。说皇帝“於皇睿明，运符中兴，
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因为争取到皇太后韦氏南归，天子“圣孝，感通神明，敌国归仁”，
“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说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
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
辟以来能几人”。如此之类，且不说今人，就是稍有血性的宋人读了，也都够令人作呕的。
但一时却蔚然成风。关于此事的详情，笔者撰有《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收录在《岳飞
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和《凝意斋集》中，在此不必赘述。
第二是以所谓祥瑞文饰中兴和太平。《宋史》卷６５《五行志》说：“时秦桧擅朝，
喜饰太平，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０记载，绍兴十
三年十二月庚寅，“太师秦桧以瑞雪应时，率百官诣文德殿拜表称贺，自是岁如之”。冬
雪当然是祥瑞的一种。
《宋会要》瑞异１之２５和２６集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祥瑞。例如虔州有人剖开一根
坏木柱，“内有‘天下太平年’五字”，“文理粲然，适符甲子上元之岁，此殆天发其祥”。
秦桧上奏说，在皇帝即将郊祀时，“冬候多阴，陛下至诚感通，天地响答，雪呈瑞于斋宫
之先，日穿云于朝献之旦，暨升紫坛，星宿明烂，旋御端阙，云霄廓清。”宋高宗说：
“此国家大典礼，及期而晴，诚可庆也。朕自即位以来，无如今次，非卿等协赞，何缘至
此。”他以此祥瑞“诏付史馆”。
宋高宗好色，金人进攻扬州时，正值白昼宣淫，大受惊吓，从此得了“痿腐”，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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痿症，丧失生育能力。一个儿子病死，在面对着断子绝孙的严重问题后，不断访医问药，
求神拜佛。古时迷信，求子须礼敬高 神。临安知府沈该上奏说：“高 礼去年二月，于
筑坛去处尝有红、黄瑞气，光彻上下，每至日出方收，前后非一。又修坛兴工日，有六鹤
自东而来，盘旋坛上，移时而去。实应今日亲祠之祥，以兆万世无穷之庆。”又有洋州奏：
“真符县百姓宋仲昌妻一产三男，缘本人姓同国号，其妻产子之日，适值天申节（宋高宗
生日），实足昭皇帝绍隆景命，子孙众多之祥。”宋高宗下“诏付史馆”。具有讽刺意味
者，尽管出现祥瑞不一而足，但宋高宗的后宫到底还是生不出一个子女。
据《宋史》卷６３《五行志》说，直到秦桧病死的当年，“太室楹生芝九茎，秦桧帅
百官观之”。“桧孙礼部侍郎埙请以黎州甘露降草木，道州连理木，镇江府瑞瓜，南安军
瑞莲，严、信州瑞芝，悉图之旗”。等秦桧死后，宋高宗似乎也多少感叹祥瑞无用，他说：
“比年四方奏瑞，文饰取悦，若信州林机奏秦桧父祠堂生芝，佞谀尤甚。”属于秦桧家的
祥瑞就更使他反感。
第三是瞒报灾情、疫情、兵变等。据陆游《剑南诗稿》卷４５《追感往事》诗注，宋
高宗行宫中称秦桧为“太平翁翁”，“翁翁”宋时含有祖父或尊长之意。既然当上太平翁
翁，自然尤其忌讳有不太平的事。因为按照天人感应之说，此类情况当然都是人间失政的
反映和表现。
《宋会要》瑞异２之１１载，绍兴十五年（公元１１４５）四月三日夜，“有星见东
北方，如彗”，宋高宗次日对秦桧等人说：“彗星见，朕甚惧焉，卿等可图所以消弭之道。”
秦桧只能奏“太宗、真宗朝尝缘彗星，疏决狱囚等事”。宋高宗说：“可且降诏，以四事
为主，避殿减膳，宽民力，恤滞狱，庶几应天以实，不以文也。”由于彗星在天，秦桧就
无法隐瞒，而足以使宋高宗“惧”，这当然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效力。
《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中兴姓氏录》说，当时“严、衢、信、处、婺、建等州
皆大水，士民溺死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发生水灾，依据自汉代以来
的解释，是五行中的水失其性，如天子不用有德者等，就要闹水灾，因此秦桧就十分忌讳
报灾。据《庆元条法事类》卷４所载南宋法令：“诸水旱，监司、帅守奏闻不实或隐蔽者，
并以违制论。”显然，秦桧忌讳水灾，不仅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反而施展淫威，要加
罪于报灾情、说实话的官员。
另据《宋史》卷６２《五行志》载，绍兴“十六年（公元１１４６）夏，行都疫”。
但《宋会要》食货５９之３１的类似记载则说，秦桧的尚书省言：“方此盛暑，虑有疾病
之人，昨在京日，差医官诊视，给散夏药。”表明在上奏时，根本不愿承认行都发生了瘟
疫，只是建议按旧例散发暑药。按照古代五行说的分类，瘟疫也是属于水失其性，故为秦
桧所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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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州发生兵变，另一说是衢州发生饥民暴动，秦桧瞒昧不奏，时为普安郡王的宋孝宗
向宋高宗报告此事。秦桧因此怀恨在心，就找了另外一个理由，给普安郡王追扣俸禄，以
为报复。
以上三类事情，前两类可说是报喜，后一类可说是报忧。可知报喜不报忧此种腐恶政
风，源远流长，当然，宋高宗和秦桧也绝非是始作俑者。
古书上使用诸如盛世、衰世、治世、乱世之类词汇颇多。如《荀子·大略》说：“故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是以古时义利之辨为标准的。如究其规范，盛世
大致可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
低，按《资治通鉴》卷１９３载，唐贞观四年（公元６３０）时，“天下大稔”，“终岁
断死刑才二十九人”，百姓“外户不闭”，即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是容纳和欢迎
直言。这四条标准当然是互相关连，互为因果的。
最后一条标准，归根结蒂，是统治自信心的表现。唐太宗留下了“主圣臣直”的典故。
《旧唐书》卷７７《柳?传》记载，吴王李恪“好畋猎，损居人”，侍御史柳?“奏弹之”，
连带批评唐太宗“畋猎”。唐太宗“大怒，拂衣而入”。后来又单独召见柳?，说：“何
得逆折我？”柳?说：“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唐太宗“意乃解”。
唐太宗作为专制君主，终究能够承认刺耳直言的重要性，有时还能主动引导臣僚进直言，
这在秦汉以下二千余年的专制帝君中，堪称千古一帝。“主圣臣直”固然也是言事技巧，
更说中了最高权力未能被有效制约的专制时代的谏诤的关键。主圣方能臣直，主不圣，就
只有不畏生死祸福者，方能有直言的勇气，并且往往遭受迫害。
反观在宋高宗和秦桧的治下，四条标准又有哪一条是合格的。他们为了装潢中兴，就
必须厉行文字狱，取缔一切抗金舆论，以至有人写《夏日久阴》诗：“何当日月明，痛洗
苍生病。”还有人写雪诗：“寒乡只愿春来早，暖日暄风尽荡摩。”都成了迫害的对象。
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所谓盛世，有人称誉失当。其实，这三代皇帝实施了古史
上最残酷的文字狱，必定要把舆论揉搓到随心所欲而后快，正是他们缺乏统治自信心的表
现。从权力监控舆论转变到舆论监督权力，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人类政治
文明逐步走向舆论监督权力时，这三代皇帝却是逆潮流而动，与西方拉开了农业国与
国，腐败的专制政体与强盛的民主政体的差距，主要就是在康、雍、乾三代。他们与
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直言无忌，又何以有盛世？
宋高宗、秦桧之流在半壁残山剩水中行欢作乐，却使用弄虚作假的手段，非要乔装改
扮出一个中兴太平之世不可，分明是自欺欺人，却尤其要做掩耳盗铃的事，并且做得如此
认真，如此执着。但到头来，又只能成为千古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