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中之政

宋徽宗在上是个无人不晓的亡国昏君，但他即位之初所施行的建中
之政则博得好评。①明代文人张溥称赞：徽宗继位，“一年之内，获睹清明。”
②清初学者王夫之肯定：“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③人们难免会问：这些评
论是否确当？我在一本通俗读物中，曾将徽宗初政分为两段：向太后垂帘时，复
行元祐之法；徽宗亲政之初，推行建中之政。④近读当事人曾布所撰《曾公遗录
》，始觉如此划分太机械，不妥当。相关问题还多，诸如：建中之政是在什么历
史背景下形成的？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为何受到肯定？又何以随即演变为崇宁
？本文试图略加回答。必有不妥之处，亟盼各位指教。
　　一、成因：帝后共政
　　朱熹认为：“建中纪号，调亭两党，实曾丞相之策。”⑤曾布在徽宗初年的
作用固然不小，但朱熹此说则有夸大之嫌。建中之政无非是宋徽宗与向太后共政
的结果。岂止曾布权力有限，即使徽宗也难以独立行使其皇权。问题在于：元符
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年届十九，作为“长君”，为何恳请太后
垂帘？向太后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皇帝长成，本不须如此。只为皇帝再三坚
请，故且勉从。”曾布将个中奥妙道破：“陛下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上识
虑高远，以此坚请太后同听政。不然，谁冀与为助者。”⑥具体说来，其主要原
因不外下面两条。
　　首先，徽宗即位之初，处境相当孤立，反对声浪并未平息。在皇室中，当初
与徽宗争夺皇位的异母弟蔡王赵似并不甘心，仍“有不顺之语”。①在社会上，
赵谂聚众谋反。②“禁中有放火者”，宫外有妄议人，边防要地“熙河效用张庚
等谋叛入夏国”。更危险的是，反对徽宗继位、企图拥立蔡王的首相章惇、都知
梁从政仍在职。用曾布的话来说，即是：“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
但无可为尔”；“外则宰相，内则都知，皆在众人之上，又皆异意之人。朝夕亲
近，岂得稳便？”对于徽宗来说，确实是：“非皇太后，谁助之者？”③
其次，徽宗由亲王而入继大统，并非由太子而君临天下，从执政班底到施政方针
都准备不足。北宋的东宫虽然不同于唐代，“如一小朝廷”，④但其规格毕竟非
亲王府可比。王府官被称为“闲散去处”。⑤太子继位尚可依靠其东宫旧臣组成
执政班底，徽宗则不可能。尽管徽宗即位当月，便为其潜邸旧人加官晋爵，王府
官徐勣、何执中同时升任宝文阁待制兼侍讲、侍读，因邹浩案被免官的前王府翊
善傅楫召为司封员外郎，并旋即委以重任，徐、何、傅三人分别出任翰林学士、
中书舍人、监察御史。但他们资历有限，即便可望跻身宰执行列，也尚须时日。
难怪徽宗当时将选用官员作为第一要务，不时发出“执政太阙人”⑥一类的叹息
。至于其施政方针，尚无一定之规，主要看向太后脸色行事。一言以蔽之，徽宗
尚处于从亲王到皇帝的角色转换阶段，一切均在调适之中。
至于向太后其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不贪恋权势，但过问政事。向太后不恋栈，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如不
避家讳，她拒绝宦官黄经臣更名黄臣，以避其父向经之讳的请求，向太后说：“
若今天下人皆必更名，乃为万世笑端。”不私外戚，徽宗急于将其弟向宗回、向
宗良封为使相，向太后一再谢绝：“不可！”“决不可！” ⑦ “岂不取笑中外
，且缓之。”①特别是她刚垂帘，便宣布：“非久即还政”，②并说：“俗谚云
：‘被杀不如自杀，不成更待他时。’教他人有言语后还政，何如先自处置为善
。”垂帘时，极“谦挹”，甚至自嘲：“‘瞎’字也不识，怎生理会得天下事。
”向太后常说：“上聪明，莘③王以下皆不及”；“上性仁慈，见打人亦怕。”
她放手让徽宗大胆处理朝政并处处予以支持，一再称赞徽宗：“上所取舍，皆合
公议”；④“仁明睿断，裁决中理。”⑤即便与徽宗意见不同，有时也顺水推舟
。如处罚蔡王府官员白谔，向太后宣称：“本不欲施行，但上意如此。”然而向
太后垂帘并非徒有其名，仅具象征性。宰执奏事，即使徽宗认为“甚好”，仍须
“更于帘前开陈”。待“太母亦深然之”之后，方可施行。宰执往往如此表态：
“太后圣训先定，臣等但奉行而已。”向太后遇大事，均表态，有时相当固执。
如蔡京贬往外地，朝议已定，向太后决意挽留，“毅然不可夺”。曾布“力陈未
已”，向太后先解释：“只是教他做翰林学士，了却神宗国史。”再反问：“干
枢密甚事？”最后索性说：“且奈辛苦！”叫曾布立即离去。又如向太后定要破
例为其宠信的宦官李彀改官，宰执以为不可，她“亦毅然不许”。再如按照“故
事，止有追册，未有生复位号者”，向太后执意恢复已被废黜的哲宗孟皇后位号
。徽宗只能屈从：“今圣意如此，亦无可违之理。”。⑥向太后听政仅半年，当
年七月便卷帘，次年正月即去世，但其影响不容忽视。当时人普遍认为：“
太后虽归政，犹预政事。”⑦可见，不仅在垂帘时，而且在卷帘后，甚至在其去
世之初，徽宗都笼罩在向太后的政治阴影之下。
　　第二，无过激政见，但偏爱旧党。与几乎全盘否定神宗熙丰之政的英宗高皇
后有别，向太后认为：“神宗政事，岂可专欲毁废？”⑧但对熙丰之政的反对者
，相当宽容。英宗第三女、祁国大长公主的驸马张敦礼在绍圣年间，上奏指斥神
宗政事。章惇抨击“敦礼，忘德犯分，丑正朋邪，密封章疏，诋毁先烈。”张敦
礼因此被贬官。向太后则认为：“戚里何必预知朝廷事，当时罚亦太重矣。”①
让他官复原职，并官升一级。向太后对熙丰之政并非全盘肯定。她指出：“神宗
圣明，岂近世人主可比。只是晚年不免错用却人，不免致天下论议。”对于以继
承神宗遗志相标榜的哲宗绍述之政，更是直接间接多所指责。向太后感叹：章“
惇等误先帝处多”；“刘友端、郝随等误先帝处多”。她赞同此说：哲宗“内则
为（郝）随等所误，外则为（章）惇、（蔡）卞所误。如行遣元祐人过当，失天
下之心，皆惇、卞之罪。”向太后宣谕宰执：“有甚熙宁、元丰、元祐、绍圣，
但是者则用，非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若人臣皆能体行此意，则无不
当矣。” ②这实可视为向太后为建中之政定下的基调。似可如是说，若无向太后
垂帘，则无建中之政。向太后毕竟偏向旧党，她对绍述时期遭受打击的旧党深表
同情，并以旧党中人韩忠彦为主要依靠对象，即是其明证。
　　徽宗施行建中之政，既遵从向太后的旨意，又出于打击其反对者章惇及其同
党的需要。章惇在哲宗去世时，宣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③徽宗始
终怀恨在心：“惇于定策之际，罪恶固不待言”，非报复不可。章惇与其同党尚
书左丞蔡卞、御史中丞安惇既出于政治见解，更为了保权固位，一再强调“谨守
神宗法度”，维护哲宗声誉。章唱：“神宗留意政事，更张法度，为万世之利。
”蔡合：“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谨守神宗法度。”他们“但所不喜，即以诋毁神
宗法度为言。”徽宗起用上官均，蔡卞反对：“均元祐中，诋毁神宗政事。”邹
浩在哲宗时任右正言，“击（章）惇甚力”。徽宗召邹浩还朝，料定“惇必未肯
”。④章惇虽未出面，安惇以为不可：“浩若复用，虑彰先帝之失”，⑤以致徽
宗肝火大动。或许正是向太后的正面牵引与反对者的反面推动，一拉一推，形成
合力，促使徽宗进入建中之政的轨道。曾布说：“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
，调一两党。”徽宗告诫大臣：“凡撰词，但平直，不须分别绍圣、元祐。”①
徽宗施行建中之政，可谓一箭双雕，既迎合了向太后的旨意，又达到了打击反对
者的目的。
　　自北宋中期以来，凡太后垂帘听政，从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到英宗高皇
后、神宗向皇后，大体都遵从祖宗家法；②凡皇帝君临天下，从英宗、神宗到哲
宗，一般都主张变法或所谓“变法”。传统的力量是无形的。或许与此有关，徽
宗越来越倾向新党。特别是在章惇及其同党相继贬官、向太后卷帘以后，这一倾
向逐渐明朗。徽宗即位之初，以新党中人曾布为主要依靠对象，并与其密议司马
光“岂得为无罪”③云云，即是其明证。正是由于徽宗与向太后当时都既主张“
调一两党”，但又各有所偏，这一帝后共政的格局才使建中之政暂时得以维持。
徽宗如果无此倾向，建中之政势必更多地偏向旧党，甚至即无所谓建中之政。
　　二、象征：龟鹤宰相
　　应当指出，建中之议并非始于徽宗初年。早在元丰年间，神宗“欲新旧人两
用之”，④因新党反对，旧党又不合作而作罢。元祐五年（1090），旧党执政，
大局已定，某些宰执大臣 “欲稍引用（新党），以平夙怨，谓之‘调停’”，⑤
但议而未行。建中之议在徽宗即位后，终于变为现实。史称：“徽宗欲息朋党，
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国。”⑥其实，建中之政并非始于元符三年十一月下
诏改元建中靖国，应以重用韩忠彦为标志。元符三年二月，韩忠彦任门下侍郎；
四月，迁右仆射；十月，拜左仆射。而曾布早在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已知
枢密院事；元符三年十月，升任右仆射。韩忠彦为首相、曾布为次相，“曾短瘦
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⑦
如果说帝后共政是建中之政的成因，那么“龟鹤宰相”则是建中之政的象征。韩
忠彦是北宋中期元老重臣韩琦的长子，与其经历有关，他虽是旧党中人，但并不
偏激。韩忠彦在元丰年间任给事中，元祐年间知枢密院事，绍圣年间因反对用兵
西夏被贬官，所受处分不重，出知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而已。他虽然受到
徽宗与向太后的重用，但与向太后关系更密切。蔡卞说：“韩忠彦乃帘中所信”
，“忠彦开陈，必听纳。”①向太后定要废刘皇后，复孟皇后。徽宗不赞成：“
复孟氏则可”，“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即哲宗），岂小哉？”②向太后极固执
，徽宗很苦恼。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钥匙，让韩忠彦去说，一说便通。
　　而曾布则是王安石选拔的青年官员之一，他虽是新党中人，但不很标准。曾
布在熙宁年间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因追究市易违法案而被贬；③哲宗即位刚复
职，又因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而再度被贬；绍圣年间得到重用，由翰林学士而
同知、知枢密院事，与宰相章惇起初尚能合作，后来矛盾较深。他“荐引名士彭
汝砺、陈瓘、张庭坚等，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④哲宗
去世，曾布支持向太后立徽宗为帝。向太后对曾布虽无成见，但曾布与徽宗的关
系更亲近。曾布不时叫苦：“外则与执政力敌，内则裁抑近习，谗毁中伤，不易
当也。”徽宗慰勉有加。曾布怀疑向太后对他有恶感，向徽宗倾诉：“昨日喋喋
，深忤皇太后圣意，必甚怒。”徽宗宽慰道：“也无。”曾布时年六十有五，自
称“衰残疾病”，多次请求告老。徽宗一再挽留：“卿极强健，何可言去？”“
卿预定策，兼朝廷倚赖，何可去！”⑤韩、曾并相的格局，既有利于保持新、旧
两党的大体平衡，又是所谓“大公至正之道”的具体体现。
　　徽宗初年施行建中之政，韩、曾二相以谁为主？史籍大多如是说：韩“忠彦
柔懦，天下事多决于（曾）布。”⑥韩忠彦的个性或许确实“柔顺，易屈服”，
①但说他于“天下事”无所建明则未必。建中之政的定调者虽是向太后，但其倡
议者则是韩忠彦。元符三年二月，韩忠彦刚奉召还朝，便“见上《陈四事》，以
裨新政。一曰广仁恩，二曰开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上皆嘉纳之
。” 韩忠彦的《陈四事》实可视为徽宗“新政”的施政纲领。此文虽为赵汝愚编
《宋朝诸臣奏议》、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所未收，但较完整地保留在毕仲
游《西台集》所收韩忠彦《行状》中。韩忠彦在《陈四事·去疑似》中，认为：
“法无旧、新，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谴责绍述之政：“自绍
圣以来，六七臣者，凡元祐之事，不问其所从来，一皆以为非是而不行。凡元祐
除用之人，大则投窜，小者退斥，枉损人材，无补于事。”替元祐之政辩护：“
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即英宗高皇后）权同听断之年也。何负于天下，而逆
施如此。”请求：“陛下用人之际，无分熙丰、元祐，惟是之从，惟材之用。”
②曾布在与蔡卞辩论时所说，与韩忠彦之意大体相同。蔡卞声称：“天下大计已
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当持守。”曾布反驳：“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于公议
为是，孰敢以为不然。”③仅此寥寥数语，并未行诸文字。至于曾布“议以元祐
、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明年改元为建中靖国”，④已是后
来的事。可见，建中之政的构想由韩忠彦最早提出，并作了具体的阐述。他的《
陈四事·去疑似》当属向太后为建中之政定调的主要来源和依据。
　　当时大政方针，暂且不论对错，出自韩忠彦者为数不少。如边疆政策，韩忠
彦在《陈四事·息用兵》中建议：“罢进筑之兵，以休息中外。”于是，元符三
年四月，放弃鄯州（治今青海西宁）；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退出湟州（
治今青海乐都南）；同月，知鄯州王赡除名勒停，配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县东北
）；知湟州王厚责授贺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安置郴州（今属湖南）。
⑤又如如何处置章惇及其同党，蔡卞城府很深，外号“笑面夜叉”。①人们常说
：“谋发于蔡卞之心，事成于章惇之手”；②“惇迹易明，卞心难见。”韩忠彦
主张：“先逐（蔡）卞，则国是定矣”，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智慧。曾布完全赞同
：“（蔡）卞既去，（章）惇亦不能害政矣。”徽宗称“甚善”，向太后“深然
之”。再如怎样对待所谓“元祐人”，韩忠彦认为：“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
殊未甄复。”由他“拟定一指挥”，徽宗“如所指，批降付三省。” ③于是，在
元符三年二月恢复范纯仁、刘奉世、吕希纯等20余名生者的官职之后，五月又追
复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33名死者的官职。 
　　与“天下事多决于（曾）布”的通常说法相反，当时有人认为：“曾布当轴
，唯自营，于国事殊无可否。”④将曾布视为明哲保身之辈，至少不完全是事实
。如向太后同听政，究竟应当按照真宗刘皇后的天圣故事，还是仿效仁宗曹皇后
的嘉祐故事？如照前者，则“五日一垂帘，同听政”。其他宰执不置可否，主张
：“具此二次故事禀承。”唯独曾布颇有承担精神，他说：“今上长君，岂可垂
帘听政？当从吾等所请，如嘉祐故事施行。”⑤于是，向太后“不御殿，百司不
奏事，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⑥又如请求贬黜蔡京者虽多，但以曾布态
度最坚决，不惜触怒向太后。元符三年十月，蔡京终于贬往外地，看似出自言官
弹劾，实则由于曾布恳请。再如如何防范蔡王赵似，曾布指出：“今日陛下于蔡
邸，尤当留意防检，使不陷于有过之地。”并提出了既具体又有效的建议。此外
，曾布一再告诫徽宗：“陛下践祚之初，中外观望，凡号令政事，进退人材，不
可不慎。” ⑦并“数至上前留身”，与徽宗密议朝政。韩忠彦很眼红，只能以“
宰相自有体”，不做“又一曾子宣（曾布之字）”⑧自慰。曾布的官职毕竟比韩
忠彦低半格，何况韩忠彦又是“帘中所信”，就施行建中之政的作用而言，至少
在向太后垂帘期间，曾肯定不如韩，但也绝非“于国事殊无可否”。 此说与所谓
曾布“无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①各走极端，都不足凭信。三、亮点：求直言
　　曾布作为建中之政的主要参予者，多次当面奉承：“陛下践祚之初，收用人
才，以至号令政事，深合人望。”②不免有歌功颂德乃至自我吹嘘之嫌，但建中
之政确有可肯定之处。徽宗这时面对严峻形势，行事小心谨慎，注意树立形象，
也办了些实事，其目的则在于化权力为权威。他试图给人们留下节俭、开明、爱
民、纳谏的形象。徽宗说：“禁中修造华侈太过，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
。又作太虚，华侈尤甚。”月台是哲宗的游宴之所，徽宗“初以其华靡，诏令毁
撤。”③他曾说：“欲用此（指玉盏、玉卮）于大宴，恐人以为太华。”又说：
“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惧人言复兴
。”④可见，徽宗这时处事较慎重，尚能“惧人言”。知开封府吴居厚上奏：“
京城有妄议朝政者，当行止绝。乞增置八厢逻卒。”徽宗问：“及朕躬否？”吴
答道：“虽不敢指斥，然传播朝廷升点，将大有更张。”徽宗说：“如及朕躬，
容取修省。”居然允许臣民议论皇帝，并有引以为鉴之意。徽宗如此开明，为吴
居厚所始料不及，他“惭谢而退”。于是，“罢增逻卒”，⑤“罢延春阁后苑宫
门亲从官四十余人”，“八厢探事绍圣以后添差十六人并放罢”。⑥逻卒扰民太
甚，“士有正论则谓之‘谤讥’，民有愁叹则谓之‘腹诽’。”⑦此举深得人心
，曾布颂扬道：“先朝每深惩指斥者，然杀之不能禁。陛下罢武德侦逻，然亦不
闻有狂言者，中外皆知圣德仁厚。”⑧江公望称赞说：“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
罢去，天下闻之，翕然归心。”然而只是一时之举，不久“稍稍复置”。⑨徽宗
这时为民所办实事，还有减轻百姓负担。韩忠彦上表：“西方师老而财匮，斗米
至于千钱；北道河溃而民流，十室几于九空。大霈更新而尤多禁锢，宿逋虽减而
尚困追偿。”徽宗采纳其建议，“遂数下赦令，蠲天下逋负。”①但减轻的程度
与实效究竟如何，则不知其详。
　　“徽宗初政，纳用谠论。”②建中之政的亮点或许在于“求直言”。向太后
说：“君有争臣，父有争子，怎生少得！”曾布立即称颂：“圣谕如此，天下士
民之福。”并趁机阐述开言路的重要性：“人主盛德，莫大于开广言路，容受谏
争。如此则人敢言，朝廷虽有阙失，无不知者。”他还就如何开言路，提出建议
：“若以朝廷政事为是，即无可论者。既有所论，即必以朝廷所行未是。才说不
是，便以为诋毁，如此谁敢启口？”主张不应动辄以“诋毁”之罪，处罚言者。
向太后“深然之”。③基于上述认识，加之正逢日食，徽宗于元符三年三月，降
《日变求直言诏》。诏称：“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
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
。”④为了开言路，徽宗还采取了下面两条措施。
　　一是慎重选用台谏官。曾布认为：“今日先务，莫如言路阙人。若此地得人
，则耳目浸广，何所不闻。”可是，“台官六员，阙四员；谏官六员，阙五员。
”向太后说：“祖宗设言事官不错，何可阙人如此！”“台谏官阙人不可缓！”
元符三年三月，“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官者。”⑤邹浩绍圣年间
任右正言，因上疏弹劾章惇并反对立刘氏为皇后被贬官。徽宗说：“邹浩敢言，
无所不论，须召还乃是。”⑥邹浩一案得以平反，他本人及受诛连者王回等26人
均官复原职。当月，任命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史称：
徽宗“方锐意图治，进延忠鲠，（张）庭坚与邹浩、龚夬、江公望、常安民、任
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①应当指出，这一记载有误。《宋史》卷346
《常安民传》载：“徽宗立，朝论起为谏官，曾布沮之，以提点永兴军刑狱。”
他并未到任。就台谏官而言，还可补充丰稷、王觌、董敦逸、张舜民、陈瓘、陈
祐、陈次升、陈师锡、傅楫、吴师礼、孙谔、席旦等人。他们的议论或有迂腐、
不当、偏颇之处，但大多是些正直敢言之士。
　　二是下诏废除编类局。在北宋上，所谓“求直言”曾是引“蛇”出洞的
圈套。元祐年间，“诏天下实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献言于朝者千万数。”绍圣
年间，“置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 以为谤讪。故上书者率皆得罪。”②编类
臣僚章疏局负责编类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元丰八年五月以来, 至元祐九年四
月，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于是，“上书论及朝政者，无不除名编管，被罪者数
千人。”③ 徽宗即位以后，“类编之余，犹有五百余疏，继从编类。”往事历历
在目，臣民势必担心：今日应诏言事，明日流放岭南的历史会不会重演？韩忠彦
将此情对徽宗直言：“编类之令未除，则能言之士必怀疑惧。疑者疑求言之意非
诚，惧者惧如前日之获罪。”他请求“罢其所置局”，徽宗加以采纳，元符三年
四月，罢编类臣僚章疏局。至于编类局文书，徽宗稍后即向韩忠彦保证：“已焚
之矣。”史称：“中外欣欣然。”④
　　何况徽宗《日变求直言诏》好话说尽，诸如“鲠论嘉谋，惟恐不闻，而行之
惟恐不及”之类，并且作出承诺：“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
。”⑤谁知元祐上书人，绍圣阶下囚的历史竟会重演。如今倒看历史，完全可以
断言，徽宗求直言，纯粹是骗人。然而平心而论，这未必是徽宗预先设定的“阳
谋”。臣民毕竟太善良，极易受皇上蒙骗。他们相信徽宗的承诺，于是元祐初年
议论朝政的热潮又再现于元符三年。而这正是建中之政的最为可观之处，具体说
来则有以下三点。
　　一、臣民各抒己见。求直言“诏下，投匦者如织”；⑥“人人出其所长，发
其所蕴，露章抗疏，几无虚日。” ①后来，中书省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奉
诏开列元符上书者名单，上名单者多达563名。由此也可证实，当年臣民议政，确
实蔚然成风。既然求直言，就难以定于一尊，无法舆论一律。臣民的上书既有“
诋绍圣并及熙丰之政”者，如奉议郎范柔中；也有“乞复熙宁、绍圣故事”者，
如奉议郎②钟世美。他指责元祐：“若谓元祐改更而当，则何以致官府废坠，财
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雪，河朔连年灾荒”，③未必无道理；称颂绍圣：“哲宗振
起斯文，六七年间，天下大治，复见熙丰之盛”，未必是事实。然而所有这些，
均属应受尊重的“直言”，不应区别所谓“邪正”。在传统时代，这种言论多元
的局面并不常见。
　　二、言官弹劾大臣。当时，台谏官既不沉默寡言，也不虚应故事，议论朝政
的积极性很高。如左正言任伯雨“居言职，仅半载，所上一百八疏，皆系天下治
乱安危、宗庙宫禁，细故不论。”④他们的奏议以弹劾章惇及其同党者居多。史
称：“蔡卞罢，陈瓘之言也。”⑤其实，参与弹劾蔡卞者，还有殿中侍御史龚夬
以及任伯雨等人，因陈瓘上奏而贬官者还有安惇等人。元符三年九月，章惇失势
后又被罢相，则是出自侍御史陈次升等人的弹劾。台谏官为平反冤案并处罚冤案
制造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无非是帝王的耳目与工具的体现，很难说是“独立
言事”, 并有出自“圣意”的可能。如徽宗早已拟定罢黜蔡卞，曾布说：“进退
大臣自有体。新除言事官必不久来，来必有言。若有所陈，但降出文字，则自不
能安位。”章惇及其同党，可谓众矢之的。弹劾章惇等人，正中徽宗下怀。徽宗
这时对蔡京，至少无恶感。右司谏孙谔极论：蔡“京未去”，“赏罚未明”。徽
宗斥责孙谔：“乱道！”孙谔“奋然，便欲拂衣，为众所止”，⑥矛盾才未激化
。蔡京稍后终于被贬，徽宗总算俯从公议。三、台谏谏诤帝后。在传统时代，台谏官固然被定位为帝王的耳目，但其功
能毕竟还有为帝王拾遗补阙，乃至极言直谏。徽宗敢于求直言，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刚即位，自以为无大错，并力图将台谏作为打击章惇等人的工具。章惇及其
同党，实可称之为建中之政的平衡点。然而这时的台谏官多属皇上不甚驯服的工
具，他们不时上奏劝诫乃至指责帝、后。如徽宗在做端王时，“颇好驯养禽兽以
供玩。及即位，犹如貂珰奉承，罗致稍广。”①左司谏江公望上奏：“从禽止少
年诸王务也”，“以天子为诸王少年之务，何自轻乃尔，非万乘取重于天下之道
也。”并告诫道：“志荒则政怠矣。”②徽宗大悦，“悉命纵之”。③又如“禁
办织锦缘宫帘，为地衣”，御史中丞丰稷上疏：“仁宗衾褥用黄  ，服御用缣缯
，宜守家法。”徽宗“诏罢之”。④这些虽属树立形象的权宜之举，但赢得了开
怀纳谏的美名。徽宗以幸龙德宫为名，将外出观芝草，右正言陈瓘劝诫：如此，
则“天下之人将不远万里而献芝草者矣”。奏疏虽然“不报”，⑤徽宗尚未动怒
。向太后卷帘后，陈瓘上疏质问：“向宗良兄弟宾客，漏泄机密，陛下知乎
？皇太后知乎？”“物议籍籍，或者以谓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
。”⑥向太后因此被激怒。虽然按照北宋的制度，台谏官可风闻言事，徽宗仍以
“言事不根”为由，将陈瓘贬官，但“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⑦以示出于无奈
。而向太后数日后，即“悔寤，遣中使宣谕，以非本旨，方且开解主上召还矣。
”⑧并赐度牒十道。她知错能改，也属不易。徽宗初郊，丰稷等人“皆以为郊费
大，不应于故事外妄费”，宦官则“请以黄金为大裘匣”。徽宗询问宰执，尚书
右丞陆佃说：“大裘尚质，诚不当加饰。”徽宗“变色” ⑨，并说：“既如是，
不作匣可也。丰稷煎炒，不可过矣。”陆佃感叹：“使此等人在经筵，人主岂复
有过邪！”①可见，在台谏官的监督下，徽宗这时尚不敢大发淫威，滥用皇权。
台谏官敢于“煎炒”皇上，比弹劾章惇及其同党，更可观。
　　然而建中之政期间虽开言路，但不可以“广”相称，言论开放的程度极有限
。传统时代言路的种种弊端，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下三点，即是其证。
一、宰执笼络台谏。按照北宋的制度，台谏应由皇帝“亲擢”。然而事实往往是
，宰执力图任用私人为台谏。当时的状况究竟如何，侍御史陈次升深表怀疑：除
授台谏“出于陛下之意耶？复出宰执之意耶？”“若出宰执进拟，则权归大臣，
朝廷阙失，谁复拟议？”②徽宗依据知开封府吴居厚等人的反映，对曾布直言：
“新除言事官，皆卿等党人。”③吴居厚之说不免言过其实。但以曾布为例，他
无疑曾采取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试图笼络、控制台谏。如曾布与门下侍郎李清
臣不和，他“讽（左司谏）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④
曾布自以为于监察御史傅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但傅楫“岿然守正”。⑤
左正言任伯雨直言极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
雨不听，抗论愈力。”⑥“曾布方用事，公（指任伯雨）欲击之。布觉，乃出公
知虢州（治今河南灵宝）。”⑦曾布还有更为巧妙的手段，即明升其官爵，暗解
其言职。如曾布刚拜相，“中丞丰稷欲牵台属论之，遂迁稷为（工部）尚书。”
⑧陈瓘改任权给事中，此官掌封驳并行使监察权，曾布试图拉拢，“使客告以将
即真”。陈瓘察觉：“是欲以官爵相饵也。”他不仅不为官爵所动，反而写“一
书，论其过”。曾布“大怒”，⑨陈瓘不久即出知泰州（今属江苏）。可见，当
时易言官、逐谏臣，曾布负有一定责任。宰执任用私人，并非限于曾布。“时除
郎官五人，皆执政姻亲”，给事中龚原“悉举驳之”。①韩忠彦“与(门下侍郎李
)清臣有连，故惟清臣言是听”，②“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
朝，皆其谋也。”③只是由于曾布任宰执时间较长，政敌不小，又是新党中人，
因而留下的负面记载较多。
　　二、台谏依附宰执。江公望以“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见各
有不同，唯不可傅会”为人生宗旨，并被徽宗称为“名言”。④应当承认，当时
大多数台谏官与江公望相似，都具有较为独立的人格。但也确有例外，如御史中
丞赵挺之“诌事曾布，出入其门，殆无虚日。”人们“以其观望险诈”，给他取
了个绰号：“移乡福建子”。⑤又如彭汝霖“以曾布荐，为秘书丞，擢殿中侍御
史，由是附（曾）布。”⑥他又听从曾布指使，弹劾李清臣，因而升任谏议大夫
。
　　三、徽宗罢逐言官。徽宗可谓叶公好龙，刚开言路便指责：台谏“议论或过
当”。他面谕曾布：“卿等可亦说与，勿令过论。”曾布很世故，回答极巧妙：
“宰执与言事官无由相见，臣无由传达此意。”徽宗叮嘱道：台谏“多卿等所属
，岂不令人说与？”曾布“唯唯”，⑦只得默认。可见，北宋虽有台谏独立言事
的原则，⑧即使在求直言的建中之政期间也并未落到实处。然而台谏官普遍不听
招呼，言事反倒更尖锐。章惇等人贬官后，他们将主要矛头指向徽宗及向太后。
徽宗终于动怒，大肆贬黜台谏官。建中靖国元年六月，江公望当面谴责徽宗：“
陛下临御以来，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⑨如果说元符三年是贬
黜章惇同党年，那么风云突变，次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则是罢免台谏官员年。仅据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6记载，当年三月，解任伯雨言职；六月，解陈祐言职
；七月，江公望罢；八月，陈瓘罢；九月，傅楫罢；十一月，丰稷罢。至此，徽
宗、向太后上年选用的台谏官几乎全部离任。因言事受到惩处的还有太学生，如
常熟（今属江苏）陆徽之、阆州（治今四川阆中）雍孝闻等。他们在“进对”时
，“力陈时政阙失。唱第日，皆驳放。”①雍孝闻质问：“陛下求直言，有云言
之者无罪。今诏墨犹未干，奈何以直言罪人？”“卫士怒孝闻唐突，以拄釜撞其
颊，数齿俱落，凡直言者，尽捽出之。”②因直言受处罚的太学生，还有张寅亮
等人。建中靖国元年三月，给事中上官均上奏为其鸣不平：“今被之以重罚，疑
非陛下开广言路之意。”“必以为陛下前日许中外之人得上封事，既招其来，又
罪其言，前日赏之，今日罪之，妄意朝廷有厌言之意。”并指出：“沮直臣之气
，钳多士之口，自此始矣。”③可见，所谓“求直言”虽是建中之政的亮点，然
而不仅亮度有限，而且一闪而过，到建中靖国元年即寿终正寝。建中之政评价再
高，也无非是昙花一现而已。四、评价：小元祐
　　建中之政历来受到较为一致的好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道是传统文化的
核心范畴，无偏无党、执中居中是传统时代人们的理想和追求。而民间的主流倾
向又痛恨整人害人者，同情受害挨整者。章惇及其同党害人多、整人狠，民愤极
大。民谣早已诅咒：“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财产，禁锢子孙”；“大惇小
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④如今二蔡二惇受到惩处，实属大快人
心事。平反冤案，召回逐臣，深得民意。据记载，任用韩忠彦等8人的诏令刚下，
“市人雕印出卖，谓之‘快活差除’。”⑤自熙丰以来，政局变幻莫测，新、旧
两党交恶，国无宁日，斗来斗去，谁也难逃挨整的恶运。人们对于党争，普遍感
到厌倦, 而这正是建中之政的社会基础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建中之政可称之
为徽宗的“形象工程”。他这时较谨慎，较节俭，较畏怕“人言”，较俯从公议
，较关心民瘼，势必一时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较为良好的印象。张溥所说，徽宗
继位，“一年之内，获睹清明”，评价颇公允。不过也应正视，徽宗后来的某些
弊政，诸如喜祥瑞、好微行、爱珍禽异兽、奇花异石乃至钳制社会舆论、实行文
化专制之类，这时已初见端倪。丰稷上疏指责：“陛下即位未久，施德日浅，建
宫以宁神，营寺以崇孝，复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内庭之用。”并认为徽宗有“好
修造，尚华侈，轻费用，不惜民力”①之嫌。或许应当如是说：徽宗初政确有可
观之处，但并不粲然。王夫之的评价似乎偏高。
　　建中之政的宗旨虽是：“政无新旧，唯义理是守；人无彼此，惟贤材当用。
”②然而当时人们的议论以誉元祐而非熙丰为主，贬黜者多是新党中人，升迁者
多是旧党中人。“是时，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③此后，自徽宗退
位，直至近代，社会舆论的主流同样是誉元祐而非熙丰，建中之政长期受到高度
评价，不足为怪。绍兴八年（1138），翰林学士胡交修在奏疏中说：“韩忠彦建
中靖国初为相，贤誉翕然，时号‘小元祐’。”④宋理宗时，名儒魏了翁评论道
：“徽宗皇帝之初，登用群贤，如任伯雨、陈瓘、龚夬、邹浩、江公望等，凡十
三人，列之要路。……元凶钜恶如章惇、蔡卞诸人悉疏其恶而窜徒之，天下以为
‘小仁宗’。此徽宗初志也。”⑤两种称誉相比较，“小元祐”比“小仁宗”，
更能反映建中之政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旧党的事实。其实，“仁宗” 、“元祐”均
非“盛世”、“治世”。
　　南宋史家吕中岂止偏爱而已，实属旧党的传人。与上述看法不同，他对建中
之政持否定态度。吕中说：“建中靖国有持中道之说，岂知君子之于小人，固不
当为嫉忿，然决无交和之理。”并抨击建中之政“并包兼容，不分善恶”，不是
“化小人而为君子”，而是“用君子以参小人”。其所谓君子、小人，无非是旧
党、新党的代称。在他看来，“建中末年一变为崇宁”，原因在于“二者并用，
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吕中的旧党偏见太深，其评论有欠公允。但他提出
的问题：建中之政何以演变为崇宁之政？新、旧两党大体平衡的格局何以被打破
？确实值得思索。其实，当年旧党人士竭力反对“君子、小人杂然并进”，①正
是促成两党平衡格局打破的虽然次要，但也不容忽视的因素。抿曾布记述：“上
践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故收元祐窜斥之人。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议论于上
前，无非誉元祐而非熙丰。故上意愤郁，日厌元祐之党。”②关于建中之政，吕
中还有两段议论，虽具启发性，但不可尽信。
　　其一是：“人皆以建中靖国为更化之始时，而不知绍述之诏已下于元符之末
。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③的确，建中之政并不始于元符三年十一
月下诏改元建中靖国，崇宁之政也不始于建中靖国三年十一月下诏改元崇宁，此
前已在酝酿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据曾布记述：“自丰稷而下召还以来，
无不誉元祐而毁熙丰，故上追省愤疾，日甚一日。”徽宗曾对曾布说：“诋毁神
考，第一是丰稷，第二是张舜民。”并多次表示：“忠彦尚能主张韩琦，朕岂不
能主张神宗！”而“韩忠彦、李清臣等犹欲回天，众莫不笑之。”④蔡京在元符
三年，任翰林学士时，“因草制，得进见，数为上言继述事。上尝摇手示京曰：
‘朕尽解此。独母后之意未听，卿姑待焉。’”⑤早在向太后垂帘时，尚书右丞
范纯礼即指出：“上有涵蓄，恐彻帘后，必有所为。”又说：“且看祔庙后，举
措如何，便可见矣。”⑥“祔庙”即将死者附祭于祖庙，此处是指哲宗丧事告一
段落。可见，从建中到崇宁，确实“涵蓄”已久，渊源有自。但吕中所说“绍述
之诏已下于元符之末”，则不可信。当时,向太后一息尚存，徽宗岂敢公然如此降
诏？当年十一月，徽宗又下改元建中靖国诏。前后两月所降两诏，岂不相互牴牾
？吕中此说，分明出自对元符三年十月《诫谕中外诏》的误读。此诏完整保存于
《宋大诏令集》中，因诏令中有“继志述事”四字，吕中便望文生义。诏令强调
“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体常用中”，谴责“曲学偏见，妄意改作，妨功挠政。
”⑦虽然所谓“曲学偏见”，主要是指旧党中人的过激言论，但其主旨仍是建中
，并非绍述。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将其要点概括为；“诏自今曲学偏见，妄意
改作，规害国事者，当与众弃之”，①大体符合原意。据记载，此诏撰写者、翰
林学士曾肇得到的“旨令”是：“草诏戒内外，以持大中至正之道。”徽宗又当
面补充：“只是神宗法度当固守。”但此言并未写入诏令。与吕中如出一辙，误
读此诏者还有陈均。他在其《九朝编年备要》中，干脆将此事记述为：“下绍述
诏。”②对此，黄以周等在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案语中，已驳正：“其实
诏无是意。”③
　　其二为：曾布“至建中之时，初知上有消朋党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
知上有绍述之意，则排（韩）忠彦而主绍圣。”④此说较普遍，其目的无非是将
曾布描绘为一味迎合圣上的变色龙。另有一说，与此不同：“已而，（曾）布背
前议，以为熙丰之法万世不可改，力陈绍述之说，上久不决。”⑤其出发点则是
施行绍述“恶政”，本非徽宗初志，出自曾布怂恿，以印证皇帝必圣明，大臣才
奸狡这一帝政时代的荒唐逻辑。仅史实本身来说，上述两种说法均将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这时，徽宗、曾布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如曾布所说：“可谓千载一时。
”从向太后垂帘时起，二人经常密议朝政。“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起初，曾布担心：“此语稍漏露，则臣实无所措身矣。”徽宗保证：“会得！会
得！此岂可漏也。”稍后，曾布仍试探：“不审陛下以（司马）光等为有罪、无
罪？”徽宗答道：“莫须是有罪！”曾布说：“圣意如此，臣乃敢尽言。”“光
等诋毁神宗变乱法度，则事迹具存，岂得为无罪？”此后，二人几乎无所不谈。
曾布说：“（边面）不可轻议弃舍退缩。”徽宗“深然之”，并说：“茶马事亦
不可罢！”又说：“免役法亦不可改！”曾布补充道：“常平法不可废！”徽宗
叮嘱曾布：“此四事，且勿说与韩忠彦！” ⑥二人一对一答，一唱一和，很难说
谁迎合谁、谁怂恿谁。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建中一变而为崇宁，其关键或许在于向太后之
死，韩忠彦随即失势，帝后共政、韩曾并相的格局转瞬化为过眼云烟。章惇及其
同党的覆灭，又意味着建中之政失去平衡点。而徽宗的两位潜邸旧人徐勣、傅楫
，虽具有旧党倾向，并对徽宗有所影响，但已相继离去。①总之，从建中走向崇
宁，原因复杂，因素较多，绝非这篇短文所能道得清、说得明，姑且就此打住。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① 参看任崇岳：《宋徽宗  宋钦宗》第9－2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张溥：《历代史论》卷8《宋史论》卷2《建中初政》，成都书房光绪二十七年
（1901）刊本。
③ 王夫之：《宋论》卷8《徽宗》，中华书局1964年点校本。
④ 参看张邦炜：《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第149－151页，广西人民出版
社1986年版。
⑤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书曾帖程弟跋后》，四部备要本。
⑥ 曾布：《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庚辰、二月己酉，文海出版社1979
年影印本。
① 江公望：《上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狱》，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32《
帝系门·宗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
② 关于蔡王之狱与赵谂之叛，拟另文论述。
③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四月辛酉、三月壬辰、三月辛巳。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
⑤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二月戊戌。
⑦ 《宋会要辑稿》后妃1之18，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①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庚辰。
② 《宋会要辑稿》后妃1之17。
③ “莘”原作“萃”，误，据《宋史》卷246《宗室传三·神宗子燕王俣传》改
。
④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庚辰、二月己亥、正月丁亥。
⑤ 《宋大诏令集》卷14《皇太后罢同听政诏（元符三年七月丙寅）》，中华书局
1962年点校本。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五月丁丑、四月辛酉、六月丙申、四月戊戌、五月
癸酉。
⑦ 陆游：《家世旧闻》下，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
⑧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二月壬戌。
① 《宋史》卷464《外戚传中·张敦礼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②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三月丙子、四月庚子、六月癸卯。
③ 《宋史》卷22《徽宗本纪·赞》。
④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庚辰、三月甲午。
⑤ 《宋史》卷471《奸臣传一·安惇传》。
①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四月己亥、六月癸卯。
② 参看林天蔚：《北宋积弱的三种新分析》之一《四女主专政及其影响》，见《
宋史研究集》第九辑，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印行。
③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六月癸卯。
④ 《宋史》，卷312《王珪传》。
⑤ 《宋史》，卷３３９《苏辙传》。
⑥ 王称：《东都事略》,卷96《李清臣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①《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五月癸酉。
② 毕仲游：《西台集》卷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③ 参看俞兆鹏：《论所谓曾布“反对市易法”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
第4期；李涵：《从曾布根究市易违法案的纷争看新党的矛盾与问题》，载邓广铭
、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宋史》卷471《奸臣传一·曾布传》。
⑤《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四月戊戌、己亥、丁未、乙丑。
⑥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20《曾文肃公布传（实录）》，影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①《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乙未。 
②《西台集》卷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
③《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庚辰。
④《名臣碑传琬琰集》卷20《曾文肃公布传（实录）》。
⑤ 参看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97－9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建丽
：《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第245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续笔》，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② 《宋史全文》卷14元符三年四月丁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五月己卯、三月庚辰。
④ 朱彧：《萍洲可谈》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
⑤ 《宋会要辑稿》后妃1之17。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0元符三年正月庚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影印本。
⑦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五月乙亥、正月乙未、二月己亥。
⑧ 《西台集》卷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
①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六月癸卯。 
②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1元符三年四月甲辰“韩忠彦右仆射”，中华书
局1986年校补本。
③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二月“斥内侍郝随、刘友端”，影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周煇：《清波杂志》卷2《玉盏玉卮》，中华书局1994年校注本。
⑤ 《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正月“罢增逻卒”。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戊子。
⑦ 朱弁：《曲洧旧闻》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二月壬戌。
⑨ 江公望：《论逻察》，见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62《奏疏》，四部丛刊本。
① 《西台集》卷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
② 《宋史》卷345《任伯雨传》。
③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三月甲午。
④ 《宋大诏令集》卷155《日变求直言诏（元符三年三月辛卯）》。
⑤ 《宋史》卷19《徽宗本纪一》。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二月戊午、戊申、己未、辛酉。
① 《宋史》卷346《张庭坚传》。
② 《西台集》卷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
③ 《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再窜章惇”。
④ 《西台集》卷15《丞相仪国韩公（忠彦）行状》。
⑤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3《编类元符章疏》，宛委别藏本。
⑥ 《宋史》卷319《曾肇传》。
① 上官均：《上徽宗论太学生不当以言事殿举》，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9《君
道门·广言路下》。
② 一说钟世美此时的职务为福建路提举常平，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23《编类元符章疏》。
③《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三月“求直言”。
④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1《任伯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吕中：《宋大事记讲议》卷21《徽宗皇帝·君子小人进退》，影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此书又名《类编皇朝大事记讲议》，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称其著者为
“吕祖谦”，误。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三月辛巳、六月丙辰。 
① 岳珂：《桯史》卷10《殿中鹇》，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②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94《戒佚欲》“徽宗时左司谏江公望上
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③ 《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1《江公望》。
④ 丰稷：《丰清敏公遗书·丰清敏公（稷）遗事》附录《国史传》，四明丛书本
。
⑤ 《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九月“幸龙德宫观芝”。
⑥ 陈瓘：《上徽宗论向宗良宾客》，见《宋朝诸臣奏议》卷35《帝系门·外
戚下》。
⑦ 《宋史》卷345《陈瓘传》。 
⑧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3之3《谏议陈忠肃公（瓘）》，四部丛刊本。
⑨ 《家世旧闻》下。
① 李朴：《丰清敏公（稷）遗事》，见《丰清敏公遗书》。
② 陈次升：《上徽宗论除授台谏三省不得进拟》，见《宋朝诸臣奏议》卷55《百
官门·台谏五》。
③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四月己酉。 
④ 《宋史》卷346《彭汝砺传附弟汝霖传》。
⑤ 汪藻：《浮溪集》卷26《朝请郎赠少师傅公（楫）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⑥ 《宋史》卷345《任伯雨传》。
⑦ 《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1《任伯雨》。
⑧ 《宋大事记讲议》卷21《徽宗皇帝·黜陟大臣》。
⑨ 《宋史》卷345《陈瓘传》。
① 《宋史》卷353《龚原传》。
② 曾肇：《曲阜集》卷3《范忠宣公（纯仁）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 《宋史》卷328《李清臣传》。
④ 《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解陈祐言职”。
⑤ 《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1《任伯雨》。
⑥ 《宋史》卷346《彭汝砺传附弟汝霖传》。
⑦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六月癸卯。
⑧ 参看朱瑞熙：《中国制度史》第六卷《宋代》第497－500页，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⑨《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1《江公望》。 
① 范成大：《吴郡志》卷21《人物》，守山阁丛书本；卢镇：《重修琴川志》卷
8《人物》，宛委别藏本。
② 龚明之：《中吴记闻》卷5《陆彦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③ 上官均：《上徽宗论太学生不当以言事殿举》，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9《君
道门·广言路下》。 
④ 《宋史全文》卷14元符三年九月甲申。
⑤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二月壬戌。
① 《丰清敏公遗书·奏议辑存·崇俭爱民疏》。
② 《宋史全文》卷14元符三年十月戊申。
③ 《宋史》卷346《张庭坚传》。
④ 《宋史》卷378《胡交修传》。
⑤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8《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① 《宋大事记讲议》卷21《徽宗皇帝·君子小人进退》。
② 《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七月“曾肇徙知应天府”引曾布《答弟曾
肇书》。
③ 《宋大事记讲议》卷21《徽宗皇帝·小人变法》。
④ 《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九月“晁补之罢”引曾布《自叙》。
⑤ 《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四月“蔡京复翰林学士”。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六月癸丑、甲寅。
⑦ 《宋大诏令集》卷195《诫谕中外诏》。
①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4元符三年十月己未，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
本。
② 《九朝编年备要》卷25元符三年十月“下绍述诏”。
③ 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6元符三年十月己未。
④ 《宋大事记讲议》卷21《徽宗皇帝·小人变法》。
⑤ 《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以徐勣为翰林学士”。
⑥ 《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五月乙亥、六月癸卯。
① 徐勣因奔丧而离朝，据《九朝编年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以徐勣为翰
林学士”记载，其主张是：“天下之事有是与非，朝廷之人有忠与佞，若不考实
，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傅楫因料定国是必变而请去，据《浮溪集》卷26
《朝请郎赠少师傅公（楫）墓志铭》记载，“徽宗顾公潜邸旧，见必咨访。公每
以遵祖宗法度，安静为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