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魏禧《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明清时期的官私篡述，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帮”。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文沿用当时的习惯用语，故题名为“江右商”。 尽管在江右商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拥资数百、上千万，与王侯埒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全国的垄断行业，既不像闽粤商人那样有海外舶来品为奇货，也不像两浙商人那样成为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是，江右商却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所瞩目，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江右商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状况，有助于探讨明清时期经济特别是江西经济结构的特点和趋势。
 
一、明清时期江西人口的外流与江右商帮的兴起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在南唐两宋时期成为经济文化的行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 026万余户、4 532万余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余户、446万余口，均占十分之一，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其次是两浙路，四百三十二万口)。《宋史·地理志》述江南东西路的物产：
(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
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居各省之首。至明代，虽然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富。其它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夏布、火药等手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江西本省范围内的商品经济较为活跃，也为江西商人的外出经商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以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为例，当时江西在册户口为136万户、307万口，其中客户、客口分别占36%和37%，而经济水平相近的两浙路，同一时期客户和客口所占比重不过21%和19%，可见当时江西土地占有问题的严重性。此外，被称为两宋江西农民创举的梯田开垦及围湖造田，实际上也反映了部分地区耕地的日渐紧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官府的繁役重赋，尤其是赋役不均，导致了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明武宗正德年间，巡按御史唐龙对江西的赋役不均所造成的流民问题进行了全面披露：
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习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揽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皆空中之形。以至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大抵此弊惟江西为甚，江西惟吉安为甚，临江次之。[1]
据《元史·地理志》，江西行省龙兴）、吉安、瑞州（今高安）、袁州（今宜春）、建昌（今南城）、临江（今樟树）、抚州、江州（今九江）、南康（今星子）、赣州、南安（今大庾）十一路及南丰州，以及江浙行省的饶州（今波阳）、信州（明代为广信，今上饶）二路和铅山州（以上在明清时期属江西管辖），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册户口为267户、1 370万口；又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在籍户口数分别为156万户、810口，一百年的时间里，户、口分别减少了41％左右。其间虽有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乱，却也有明初二十多年的生息。从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洪武二十四年与至元二十七年基本持平。这就是说，江西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并非天灾人祸，也不是豪门大户的欺隐，而是大量外流，其中包括洪武时政府的强制性大移民。而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户口统计数也和洪武二十四年基本一致，江西却又减少了22万户、224万口，户均人数也由5.17口减少到4.36口[2]。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明末，江西在籍人口减少了近千万。
但是，明代江西的流失人口并不去田多人少的赣州、南安，而主要是流往外省，特别是湖广、西南及中原等地。对此，成化、弘治之际曾为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丘濬作了如下论述：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而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势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3]
嘉靖时海瑞也有同样的分析：
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虽亦佃田南、赣，然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盖远去则声不相闻，追关势不相及。一佃南、赣之田，南、赣人多强之入南、赣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减，一身而三处之役加焉。民之所以乐于舍近不惮就远，有由然矣。[4]
他们都认为，江西的流民以经济发达、人多地少的吉安、抚州、南昌、广信等处为多，但流民们去本省人口稀少的南安、赣州二府者仅十之一，十之九游食于他省，特别是湖广。原因是，如果到本省南、赣，当地的里甲将强迫其入籍承担赋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则没有这些麻烦。
由于江西本地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所以流向外省的江西移民中，固然有许多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也有相当部分在地域性流动过程中发生职业性转移，改而从事工商业。丘濬在指出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的同时，也关注到他们所从事的“生计”方式：其一是置成产业者，名为“税户”；其二是为人耕佃者，名为“承佃户”；其三是贩卖贸易者，名为“营生户”[5]。所谓“营生户”，就是在当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江西商人和手工业者。而置成产业的“税户”中，也有不少是兼营农业和工商业的。其他地区的江西移民的生计方式也与湖广相似(详见下文)。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江西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巨流。
可以说，明代江西商人的兴起，正是江西人口流动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江西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明万历时浙江籍吏部尚书张瀚在游历了全国各地之后对这一社会现象很有感触：
（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6]
另一位见多识广的浙江籍官员王士性对于明代江西、浙江、福建，特别是江西的社会状况及商人活动，有一段著名的评述：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7]
而江西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吉安、抚州，其士大夫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明中叶吉安彭华说：“(吾乡)商贾负贩遍天下。”[8]明末抚州艾南英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9]
考之各地记载，张瀚、王士性、彭华、艾南英所言，并非虚妄。
江西商人的活动，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资料之中。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行贾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当地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邑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10]。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11]。他如北宋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亦曾数往饶州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12]。元代“豫章”人汪大渊则多次乘商船往返于南洋各地，并写下了《岛夷志略》这一伟大著作[13]。迨至明清，江西商人无论从其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来说，均超过历代。
毗邻而又地域辽阔的湖广，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古今图书集成》叙述了武昌、汉口、汉阳的繁华：“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14]往来贸易者趾接踵、肩相摩，正是江西商人的聚集之处。用徐世溥的话说，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15]。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尤其是药材业，几乎被江西清江商人垄断。濒临洞庭湖的岳州府，民户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有”[16]。地处南北冲要的长沙、衡阳，商贾汇集，也“以江西人尤多”[17]。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之一，均从事耕作，而十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18]。地处湘黔边境的会同、洪江，鄂西的郧阳、锺祥，也有大量江西商人[19]。无怪乎明清时期湖广流行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埸”的民谚[20]。 




[1] 唐龙《均田役疏》，《昭代经济言》卷三。
[2] 《明会典》卷二四、二五《户部·一、二》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十五年、万历六年三次全国分区实征税粮数，洪武时江西略低于浙江，弘治、万历时则高于浙江。
[3] 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七二。
[4] 海瑞《兴国八议》，《明经世文编》卷三０九。
[5] 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七二。
[6]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7]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8] 同治《吉安府志》卷二《风俗》。
[9] 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九《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观音阁疏》。
[10]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谢小娥》；又见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七一《列女》。
[11] 乾隆《浮梁县志》卷一《风俗》。
[12] 同治《建昌府志》卷八《善士》。
[13] 按：汪大渊元顺帝至正初曾两次“附舶”泛海印度洋，据现有所记载，就清中叶以前而论，其游历之广远，为中国第一人。而其所“附”之“舶”，或为江西瓷商的商船。参见《岛夷志略》
[14]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三0《汉阳府部·风俗考》。
[15] 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
[16]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二二三《岳州府部·风俗考》。
[17]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二一0《长沙府部·风俗考》、卷一一四九《衡州府部·风俗考》。
[18]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八七《刘处士墓志铭》。
[19]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六0《郧阳府部·风俗考》。
[20] 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大全·湖南省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
地处西南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四川，是江西商人活动的又一主要地区。王士性在明神宗万历时为云南腾冲兵备道，就他估计，在云南居住的人口，多是江西人，特别是江西抚州人，开始以为他们只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发现，只要是有村落的地方，不管是汉人居住区，还是少数民族区，都有江西商人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1]抚州籍学者艾南英则说：其乡“富商大贾，皆在滇云”[2]。据《皇明条法事类》，明成化时，仅云南姚安军民府（今云南楚雄族自治州西部）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今云南红河哈尼族族自治州及通海、华宁、新平、峨山等县）也有许多江西商贾[3]。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踵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贵阳的商人，多为江西籍。回龙埸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这里的汞商，也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镇远府（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松桃庭（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等地，江西商人也甚多[4]。由荆湖溯江而上，四川的夔州、重庆、叙州诸府，乃至岷江上游的松潘，涪江上游的梓潼，均有江西商人活动的记载。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川省一百零一州县及成都、重庆二府的外省商人会馆，江西会馆多达二百余处，居各省首位。既有以“万寿宫”、“真君宫”、“许真君宫”、“轩辕宫”为名的全省会馆，也有以“文公祠”、“五侯祠”(以上吉安府)、“洪都祠”、“豫章公馆”(以上南昌府)、“晏公庙”、“萧公庙”、“仁寿宫”、“临江公所”(以上临江府)、“昭武公所”(抚州府)为名的各府会馆。还有各县的商人会馆，如安福会馆、泰和会馆(观音阁)等[5]。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要求明令禁止[6]。
福建、两广，也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居民的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这里有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与入籍[7]。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8]。广东潮、惠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府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9]，连州、高州等地还有不少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10]。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处，江西盐商、木材商、药材商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居左右江汇合之要，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相埒，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商号有百十家[11]。
地处中原的河南及北方各省，同样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早在明宣德十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该地有许多江西商人，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12]。天顺、成化时的大学士李贤，也说他家乡邓州四方商人云集，“西江（即江西）来者尤众”[13]。英宗正统十四年，河南布政使年富甚至要求政府尽驱在当地的江西移民，尤其是江西商人[14]。河间府的瓷商、漆商，宣化、登州等地的书商、巾帽商等，也“皆自江西来”[15]。陕南山区，历来是流民汇集之处，清陕西按察使严如煜说这里土著居民不到分之一二，其余的皆来自湖广、广东、安徽、江西，而江西流民则多从事工商业活动[16]。
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中心，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17]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18]。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迄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则勿毋置疑。于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
南直（今江苏、安徽）、浙江，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徽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清中叶又相继有宁（波）绍（兴）帮崛起，但江西商人也十分活跃。扬州隋唐以来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接踵摩肩，据万历《扬州府志》，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盛，其次则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19]。江北的眙盱、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松江及浙江的杭、衢、婺、处诸府，也均有江西商人列铺坐卖，或辗转贩运。冯梦龙《醒世恒言》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作[20]，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从事工商业者大有其人。大别山区盛产药材，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蓝靛、宁麻、纸张，江西商人亦深入山区采购[21]。
极边如辽东、甘肃、西藏乃至徼外异域，江西商人也携货往返，乃至娶妻生子、至死不归。玉山县商人张良舒，长年在辽阳经商，积资甚富。同乡商人多在此有外室，并有人将佳丽介绍给良舒[22]。可见当地江西商人不在少数。南丰县商人夏某曾多次出入西藏，往返贸易，最后病死于藏东旅次，竟然被他儿子打听到下落，扶柩而归[23]。可见这条商道也是江西商人的熟路。景德镇瓷商则往往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明成祖永乐时，有“饶州人”程复以琉球国中山王长史的身份与明朝使者接触。据史料记载，程复是明初经商至该地定居的，很可能是景德镇瓷商[24]。嘉靖时，明廷命“浮梁客”汪宏等人随外商船只出海采买香料，这汪宏等人也应该是经常出海贸易的茶商或瓷商。南城、万安等处商人萧明举等经商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到武宗正德时，以该国通事的身份到北京公干，但不改旧习，“私(购)货材”[25]。同治《南昌府志》说丰城县的商贾工技尤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而忘归者十常四五[26]。王士性在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使者行程近万里，历时两个月，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其头目往往就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为经商至此而定居的[27]。




[1] 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2] 艾南英《天庸子集》卷九《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观音阁疏》。
[3] 《皇明条法事纂类》卷十二《云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