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回顾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①笔者看来；把此文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意为技术——笔者注)、宗教、等汇为一动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庶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巳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内分三小时期)、“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且谓“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此非“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此种大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学”的旗号。②梁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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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共分上下两篇，分别刊录于《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頁，第5761—5768頁，1967年．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90Z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②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进而不知有今务”，“四日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日难读……二日难别择……三日无感触”。我以为，梁氏这些议论，对今之编著中国通史仍有警戒作用，容长思而不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收录时，对勘了《新民丛报》原文，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①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而不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②
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③，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④因此，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乎寻常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 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寓的一个侧面(钱穆《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的。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中华，是史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其中尤以进化沦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如柳诒微、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风行一时。⑤此外尚有《万国史记》、《万国演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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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訄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
②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同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冒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巳来日无多，终难遂愿。
③此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说该书翻印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
④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近代中国网(http，／／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11月12日。文章分析柳先生持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政治诸论断，深得要旨。
⑤原书作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译书始于1893年，正式出版之前曾在1894年连载于《万国公报》。详情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97—6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据上书《西学东渐大事记》介绍，1838年由传教士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似为在中国翻译印行的西方历史知识之早期刊本。
其中尤以日人译编外国史书被“中介”到中国为多。据悉，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编著的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①，章节体的样式亦由此引进，这就为新式中国通史体裁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学者多认为章节体是新式中国通史区别于旧史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以为形式的变革，实取决于内容变革的需要。分章节与传统的分卷都只是出于内容分段的需要，并非完全不可相容。关键是新式中国通史按年代叙述(此为史书必不可免的要素)之外。关注的重心意欲转向“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亦即由王朝而转向国家，由“精英”而转向社会民众，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所述内容亦由政治、扩展至美术、心理、社会、宗教等，或纵或横，反复交织，重分析归纳，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目列题，具有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前面说的编著意向的内在逻辑联系。
三是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②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即以20世纪通史编著最享盛誉的两大家吕思勉、钱穆的事迹而言，吕先生自1905年至1910年，先后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常州中学堂和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员，教授国文、史地，弟子赵元任、钱穆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其时教学积累即为后来所编白话本通史之滥筋．钱先生自1912年因家贫亦即任教于常州秦家渠三兼小学，后转入鸿模小学任教时自习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后历任各校多以国学为本，1931年任教北大历史系始从事通史教学，《国史大纲》即为此阶段教学的结晶。③足见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课程的设置，实是推动中国通史编著的强大动力．况且作为国民教育的主体，新式中国通史重点面向各级学校的学生，寄希望于“新民”的育养，亦完全符合倡导者振兴民族精神、“开发民智”的中国通史编著初衷。
四是民间文化事业的崛起，特别是出版机构抓住商机，成功操作，为中国通史在内的史学书籍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近代出版业的肇始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西学东渐风气渐盛，在印刷出版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洋务派”、‘维新派”也先后占领出版阵地④，这些都为新式出版业的破土堀起开了历史的先河。1898年后，民营出版机构大量涌现，知名者先期有商务印书馆(1897年)、广智书店(1901年)、作新社(1901年)等，稍后则有中华书局(1911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于1902年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随即出于其戊戌变法以来逐步形成的“开发民智”的国民教育理念，并远见到新式教育兴起的前景，果断组建编译所，首次策划并成功实现了出版业中的“教科书革命”。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的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商务”一家即独占半壁江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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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笔者承华东师大史学史博士生李孝迁告示：1877年在华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使用的教科书。据该机构1890年的统计，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已有4种15册之多。
②有关晚清学制改革及各类学堂章程的详情，可详参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③吕先生事迹可详参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Z年．钱先生相关事迹，可参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所载《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较早的近代出版业，著名者有圣花圣经书房(后易名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江楚编译官书局等，均为教会或官方主办．它们出版的书籍以科学为大宗，其次则为地理，外国历史类效量居少，但对中国人开眼看外国历史起了发蒙的作用．影响不可小视．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滑社会》。
务”的成功，带动了出版业的兴盛，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社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出版教科书为重点，此外尚有10余家虽未加入商会，亦竞相出版教科书。然而诸多竞争者中，唯有利用民国成立的政治机会，打出以“养成中华民国国民”为出版原则的中华书局才对“商务”构成真正的挑战，并最终形成“商务”、“中华”双雄对峙、共掀波澜的局面。①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八十年史学书目》来看，凡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大抵都出于这两家出版社，30年代后才有开明书店等跻身其间，然器局尚有所不逮。总之，中国通史的编著离不开出版业的支持，而有识力、富远见的出版家，往往成功扮演了高质量中国通史问世的“助产婆”角色。②
二
20世纪新式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应数张元济初建编译所特聘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此书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教科书》，上册于1904年6月出版．全书三册，至1906年出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兹后多次重印(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一次，而后至90年代才再度重印)。1906年三册出齐时，仅叙述至隋代，直到著者去世，也未完璧问世．无独有偶，善始难终、半途而止的结局，却是20世纪不少个人独撰的通史往往有的缺憾，足见要以一人之力编著高质量的完整通史，艰难至极。
夏氏《中国古代史》全三册，凡两篇、四章、170节，采用章节体裁(亦有学者认为实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全书主旨在《历史之有益》一节有所申述。追溯上古之“灿然”、中古之“盛强”之后，著者即感慨于近古“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于是乎，通史之所寄托就由此和盘托出：“命运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于古人证其因，而无以知前途之夷险。”
该书之所以被认可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不在是否为章节体，重要的是它采纳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细梳中国历史之脉络、辨明各阶段特征，把它看作是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而不再是单纯的王朝史、帝王史．这才是根本区别于旧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史学标志．夏氏把中国古代历史划为上古(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段，且再细分为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退化期与更化期七个小时期。此种辨析社会发展脉络的新史论，还贯穿在对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估之中．如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战国又为古今大界，秦亦是区别古今世界的一大关键，三国为时代转变的枢纽，虽论证粗糙，然新意则昂然彰显。书中不时亦有以西史比喻国史者，如称禅让制为贵族政体，黄土抟人、禹时洪水与上帝造人、诺亚方舟相比，把秦比作列强等等，透出新式中国通史的另一特征，即沟通中西之学的幼稚，往往表现为采取简单比拟、对号入座之法．对史前之神话传说，或存疑，或创新说，又显示出对旧史反逆的“疑古”特性。再加叙述简明，文字流畅，论说动情，此书一出，备受读者的欢迎，全在情理之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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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务”的“教科书革命”以及“中华”与它竞争的“传奇”，详情可参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出版社1999年。
②《八十年史学书目》搜罗1900年至1980年书目，为笔者至今所见资料较齐备的工具书，然遗漏亦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些不甚有名、瞬间即逝的书店所出版的通史．如继1902年柳氏《历代史略》之后，同年上海普通书室编定刊行过《普通新历史》，凡10章，起太古、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1903年又有东新社出版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1904年有姚祖义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迄至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北京，凡60课。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卷，各类中小学历史教材收录有134部。
③夏曾佑在著述本书时已经注意到沿革地图、历史图片以及年表或表格对于读者之获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不减其对通史体例完善的建议价值。至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始有正式《地图集》辅之印行。
对夏著的批评亦历来有之。如陈寅恪曾有与之商榷或送难的文字．章太炎以为夏著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大缺陷．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正史”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钱穆对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多致不满。因为三表均多谬讹，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笔者觉得最近李洪岩的评论较为平恕，认为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①、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是，这个‘最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笔者与李氏稍有异同的是，将其列入学术经典之林(“经典”从来就不完美)，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论，尚不算过分离谱。②
新式中国通史的出版自晚清发轫，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高潮。笔者仅据《八十年史学书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26部。较知名者除前述外，还有李泰棻《中国史纲》三卷四册、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五卷、王桐龄《中国史》四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四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章嶔《中华通史》五册等。其中邓之诚书原为大学讲授通史的讲义，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体，先以世系，再叙大事、制度，殿以学术、文学、，取材兼及正史、政书、杂史，精心选择、排比有序，于读者不易检索的民族消长、生计盈绌资料胪列独详，不惟便于入门，即对治史者亦有价值，故有“诚一分别章门，宛同类书之典型代表著作”的赞语(此后吕思勉几部断代史出，其价值即有所下降)。余者，除吕著白话本国史当另行专述外，从学术史角度而论，均稍为逊色。③这种情况．很可以用1945年顾颉刚先生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一段话来代表：“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如缪凤林本即有此病——笔者附注)，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上述批评全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难的，写书的人甘苦自知，故张荫麟先生又有“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的感叹。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④，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此书写作于沈阳高师任教期间，自述“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于增补而成”，考虑到“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本书全用白话”⑤，由此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此书出版后销量久盛不衰，前后修订过四版，直至40年代还属于畅销书，往往被大学选用作教材。对吕氏《白话本国史》及后出之《中国通史》(今称《吕著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前此历程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见前引通史写作诸弊——笔者注)，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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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由国会保存会出版于1904年，稍晚于夏著．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也是用章节体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早主张者之一．
②以上对夏氏的各家评论以及李洪岩的识断，均引自李洪岩所撰《夏曾佑之生平与学术》一文。内有对夏氏史学思想的详尽介绍与评析，颇多新见，但认为夏著不应列入“世纪经典”之说，笔者稍持异义。请读者自行检阅“近代中国网”李氏上载原文。
③参师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黎华赵硕士《张荫麟研究》。文内特列专表，对1931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通史类著作情况及学界简要评价作了整理归纳。上述邓氏著作评价即引自该论文．其它著作评价从略。现有周忱编选的《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予以全文收录，读者可参阅。
④另有1933年10月修订本第2版、1935年4月修订本第4版及海外重印本多种．据方德修《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载《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1949年至今二次重印未果。
⑤录自《白话本国史》序例。文内对本书体例，另有几条说明，但遇(1)文盲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笔者以为，这里尽显昌先生深谙文言转译白话之难，著作之谨严令后生敬畏。今之语体文翻译者切不可将文盲译白话视作易事，掉以轻心。
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入室弟子杨宽语。前数史实际不止三遍——笔者注)，对《三通》以及其它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先生秉赋乾嘉治学精神，书写札记日无间休，对史料的搜罗、考据、排比，规模的宏伟堪称一绝，先后编著有四部份量极重的断代史．从各种回忆资料来看，吕先生不习外文，疏于社会交往，是一个淡泊宁静，“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也较少，身上有较浓的古代士人气息(与官场、政党均有强烈疏离之习，故不称“士大夫”气息)，因此直至今日，学界仍有误解，以为他算不上是个新式学者。①然而即使是早期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能够明证吕先生亦是对社会变迁充满期待的情景中人。无论是史观、史识还是剪裁编织，都领时代风气之先，并以刻苦积累起来的史学底蕴对新方法作了极有创意的发挥，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应是实至而名归。
《白话本国史》显然接受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状况”一节中采用了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再进至农耕时代的迭进次序，运用了“群婚”、“母系”、“共有财产”、“阶级分化”、“自由竞争”诸多社会学新概念，认为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情景迥然有别，其转变的大界限，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迁。后一点，应是从本土总体历史体悟中得到的睿识卓见，极富原创性。另外，吕先生治史的个性，向瞩目于国计民生(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发生的源流(正暗合今之“多元一体”之意)，在本书中已经初露端倪。然对比其以后的著作，他当时对中国历史的解析尚无突出创见．但笔者认为在本书“序例”里提出的四条写作原则②，是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由构想到实践的20年和升华，并为以后长期编著实践证明是成功而有效的。此项学术意义，比之具体的学术识断，更具有长远的价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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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思勉先生事迹，除前引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外，尚可参张耕华著《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对先生的认识，可参拙著《中国历史通论》后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官》，《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②《白话本国史·序例》的四原则，可简约归纳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通过考据求得结论，也需借助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并能利用外国材料作为参考(此即学术信息量须充足)，备载参考书目，指示读史门径(还应补充夏曾佑所主张的，加附地图、图片或表格等，则更全面)，尊重史实，讲究条理系统．原文叙述更详，请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第75页．
③吕先生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另编著有《更新初中本国史》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两种。后者出版于1924年，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12万字篇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无不顾及，要言不烦，极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可惜一直没有重印。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黄永年先生的回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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