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三

1937年至1949年为新式通史编纂史上的第二重要时段．中国人文学科大抵都是在30年代奠基成形，本时段学术队伍与学术素养因此有明显的飞跃。受学科交叉影响，视野更为开阔是一方面，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如社会史、史、文化史、生活史等)，则为通史不断输送新的养份(尤其是考古学的，先秦的解析遂大有改观)，编著进入了丰收期。更为重要的，民国建立之初一度带来的希望，在备受严酷现实打击后渐趋暗淡，不满的情绪滋长且日益沉重。特别是1935年后，由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演化出的一系列事变，直至八年抗战，我中华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映射到中国通史编纂的事业上来．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确实非同往昔。

20世纪的中国面对内外压力，急切地需要寻找振兴富强的出路．国外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无不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这就使得新史学与现代思想运动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各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转换为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检讨考量的观照系统，中国通史的编著也不能例外。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牵?钪氐拿褡逦；??铀倭松缁嶂饕逍叛觥⒙砜怂贾饕迨饭墼谛率费е姓季又鞯嫉匚坏慕?蹋?鱿至耸?柯砜怂贾饕迨费Ъ冶嘀?闹??泄?ㄊ贰５?诖酥?埃?狄凰嫡?紊喜涣ナ粲诼砜怂贾饕逵?莸募肝谎д弑嘀?ㄊ返那榭觥?BR>
首先想说到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宾四先生自学成名，以治诸子学奠基，走的是以史学贯通诸子学的道路。家族渊源和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怀有强烈眷顾的情结。①1920年秋以乡贤顾颉刚之荐，离别江南，北上赴燕京大学就国文教席．1931年夏始任教于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工933年北大决定改弦易辙，由钱氏独立担纲《中国通史》，“自古及今，一气讲授完毕”，先生开始集中全副精神编写讲义，四年间数易其稿．国难后转辗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开讲．受陈梦家等友人鼓动，于宜良岩泉下寺“静思著笔”，承续前业，反复修改，至1939年夏，全书终告杀青，定名《国史大纲》。②全书分上下两册，起自上古，迄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杀尾，为20世纪前期编著的中国通史中为数不多古今全璧，又得二度修订、屡获重印者。

弟子严耕望记其师在北平、昆明讲授情景，间接亦可窥得该书特异的精神魅力所由来：“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教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③

截止1945年，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认可“较近理想的”通史约有七部，钱著理所当然荣忝其列，然点评却仅有“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一句．但必须承认，“创见最多”四字，确是高手妙评，份量极重。④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讲究“春秋笔法”，多以观点内敛含蓄取胜，而《国史大纲》独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气概，笔锋所至，自我张扬，一如其课堂上谈笑风生。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被陈寅恪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引论》在出书前，授昆明《中央日报》先行刊布，轰动大后方。据其弟子李埏回忆，赞许、反对或两可立场者相持不下，“(西南)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先生言：“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⑤

《引论》的大旨，力主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烈批判世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倾向，而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屡致不满，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卷进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实也仰赖于此篇议论的热烈锋利，文采优美，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历史叙述的本身，细读者反倒是愈来愈少了。笔者感慨，20世纪前半期通史编著的富有个性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很值得眷恋的历史记忆．其时各鸣其鸣，言为心声，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学术紧张，由此也获得了新史学成长所必要的思想张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美国学者邓尔麟著有《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对先生的身世背景有极详尽的描述，可加深对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
②笔者至今未曾见到有《国史大纲》版本源流的相关专文．综合著者与诸贤回忆，仅能粗略陈述于下：本书著者定稿于1939年6月，初版于1940年，印制于上海，转运到大后方仅有效万册，乃在重庆、长沙等地另印国难版。先生于书成后，仍感不足，时有修订手札与诸生交流。1972年起着手增订，加插地图，弟子严耕望曾助一臂之力，故增订第2版应完成于1974年。本书1949年后，港台重印甚多，且国外有译本，大陆商务印书馆则于1996年始重印修订第3版，多次增印，销量可观。
③严耕望：《治史三书》“钱宾四先生与我”。
④《当代中国史学》以百年史学(1845—1945)为断，故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张氏《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于1941年方出，1942年才定本，至少晚于钱著一至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约略同时，下册则晚至1944年．这里还没有包括为著者所不论的，1941年后陆续出版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氏通史。
⑤李埏回忆文章，载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争论的激烈，等到20世纪末该书重返学坛时，仍不减其势．如有人认为钱氏批判之诸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若存此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反对者则认为“我们总不应当停留在孕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层面上而深怀温情与敬意”。

综观《国史大纲》，包括上述《引论》，若误以为先生是一个不明时代变迁，对西学浑然不晓、一味守旧的人，则大谬不然。《引论》对中西历史节律、神韵的比较，形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几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韻悠扬也”，能如此道出“内敛”与“外倾”两种状态各异的微妙历史意境，决非闭目塞听者能凭空道出．然其宗旨，实坚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可因与西方有一时之“落差”，即病急乱医，实行“自顶至踵脱胎换骨”的手术，强调非赖自己内部“生原”、特别是“精神”的挥发，国运无以脱难而开新．因此他认为新通史“最主要的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由此种文化本位的追求，《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演进脉络的梳理确有显著特色。无论分期系统，还是对每一时段特征的界定，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而细品其味，关键总不离士大夫知识精英的沉浮起落，故于士人之参与程度、士气学风之盛衰正邪，以及学术自由精神之抑扬顿挫等情节叙述特多，反复致意，而于政治经济制度虽时有关注，然着笔总不如前者强劲系统；社会生活、民生习俗等则统而言之居多，不免简略而粗疏；对平民革命更无甚好感。①至若倡言自秦以下“不足以言封建”，而谓魏晋南北朝门第为“变相封建势力”；不满“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认定朱明王朝才开始步入“君主独裁”之途，至清代不复振作等等，均为别出心裁的“创见”，掷地有声．其弟子严耕望强调通史以“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为难，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②严氏所评，实强调要以准确体验恩师著作通史时的整体精神为重，而对其“疏阔”则委婉道出，济之有方，正是“贤者”贵在“识其大者”的意思．

同时期再辟蹊径，以另一种“体系”、另一种“精神”编著中国通史教材的，则是身处沦陷区上海“孤岛”的吕思勉。吕氏于1939年自述著书原委，谓在光华大学讲授本国史十几年，因文学院长钱子泉建议避免与中学重复，不如改讲文化史，始作改制尝试。然先生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使之“两面兼顾”。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先行由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书稿据书末自注应落笔于1941年“九一八”纪念日，但拖延到1944年方告出版。③吕氏于书末特援引梁启超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作结：“……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可见先生著书时，处于逆境，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深切的忧虑与执著的追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读者若检《国史大纲》“目录”通览一遍，就能发现诸如“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士族之新地位”、“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等章，不仅标题新异，且一般通史都不会将此等内容以显要地位标出，至于称西汉昭宣元成一段力“士人政府”更是心裁别制。以此可领略《国史大纲》编著的深意以及网罗梭织的个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在隋唐租税兵役制与自唐至明之南北经济设有专节讨论，吕思勉曾赞赏之。另有一轶闻可记．本书印行前，曾遭重庆审查机构杯葛，称必须将“洪杨之乱”气文为“太平天国”，后经作者力争，方获原样出版。然对“明末流寇”标题却不以为舛，国民党书刊检查顾首不顾尾，甚是可笑。
②见前引严氏《治史三书》“治史答问”，1984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评论。
③吕著《中国通史》1949年前一直由开明书店重印重版，至1946年8月巳出三版。1992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定名《吕著中国通史》，上、下册份量不均．约略为2／3与1／3之比。

从梁启超首次提出编写“总(体)史”的宗旨以来，各家通史虽然大都已经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网罗进叙述范围，但总是逃不出“纪事本末”的樊篱，往往将社会经济事项附著于王朝政策之下，社会生活事项则多付之阙如．更须指出的是，世纪以来学者多感慨世道人心不古，执著于“国民性”的优劣，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从《国史大纲》影响之大，也略可窥得当时风气之盛。《吕氏中国通史》体制的形成，如前所述，固然也与这一时风有关，然此“文化”非彼“文化”，先生所涉及的方面，恰好正与今人所说的“大文化”之义谋合，实际上已经本着人性本中外相通的高度，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①其用意在“绪论”中平实道出．先生谓一动一静的节奏为人生普遍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社会各项制度及其操作因为存在病态，才会有停滞、动乱的现象产生。“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因此先生对于社会进步是持一种积极渐进的立场，颇希望在“世界大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之际”，先明白自己的情况，然后理性地决定或迎或距的方针，“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一部好的通史，贵在“上下脉络连贯一气”，有“一贯的精神”．然而史家的精神气质，特别是对国情以及中国前途的理解因人而异，著作也就必不可免地要凸显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吕氏中国通史》在诸多通史中风格独异，特致意于“大文化”(核心在制度变迁)，与钱穆《国史大纲》文化本位立场两相对应，更像是同一条大河分歧出南北两派，水脉波涌迭进，而同归于救亡图存大旨。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钱穆曾在其门下受业，故两人有师生之谊．田然笔者细品两先生学术风采迥异，冒昧陈言：若说钱先生身上犹存文化贵族气息(当然陈寅恪先生更是典型)，那么吕先生却是属于平民气息较强烈的一位。两人在贯穿通史“一贯精神”上取向的异同，由此或可获得一二通解。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乎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③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④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然而，笔者尚无从验证当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吕氏中国通史》上册“文化”囊括有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先生于西方社会学译著多有阅读，可从《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得到佐证。
②前引《蒿庐问学记》收有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一文．实摘引自钱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其中记40年后师生会面于母校，有“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等语，师生感情融洽无间．读来令人感动。
③参前引《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0年条所录“沈游通信”片断(89页)．以及1930年条所录1952年《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的自我追述(152页)。
④吕思勉先生于20年代曾编写过《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修订后改称为《中国社会史》。1929年曾将其中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分作五种单行本由上海中山书店出版，1936年才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合订本。另有13篇讲稿未刊行。1985年始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整理合成的完本(但阶级制度一册排除在外)，定名为《中国制度史》。可见吕先生写作《吕著中国通史》早已成竹在胸。

实际的教学效果如何。①以今日的情况来看，这样体裁和深度的教科书超过了大学生所能接受的水平，恐怕只能升格为研究生读本，且必须用心阅读、用心体会，方能大有获益。

张荫麟《中国史纲》(名实相符则应称《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前面曾经说到的诸多“善始难终”中颇堪憾惜的一部未竟通史。②本书原是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为高中阶段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编纂筹备至少应始于1934年下半年，可由《大公报》9月28日刊出《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出台教材编写的初步构想并征求学界合作佐证．次年同报又发表《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正式公布《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细目》，有四卷八十章，起自石器时代，迄止新文化运动，最后一章为“近三十年的中国与日本”，已经预感到民族危机的逼近。原计划由吴晗、千家驹、王芸生分任唐以后各章主笔，由张氏综合统一定稿，终因国难等诸多原因，仅张氏第一卷进入写作阶段，且辗转于浙江、云南，至贵州遵义始问世，历时6年有余。此后，荫麟转攻宋史卷，但仅撰写三章(第三章亦未完)，不幸英年早夭，《中国史纲》宋史卷随之远去，令人有伤逝之感。

张荫麟自广东考入清华学校，二年后即因发表与名师梁启超驳难一文惊动京华，那时才18岁。此后著译活跃，涉猎面很广，为学界所瞩目．清华结业后，负笈去美国攻读、社会学，然而心志始终在“国史一途”(《与张其昀书》)．返国不久承傅斯年之荐，毅然抛却手头诸事，全力以赴执编通史．张氏既有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深入而独立的理解，专致心力熔冶哲学、社会学于历史学，在新史学界实在称得上是罕有的“天才”，思辨领风气之先，由他来编著通史，自然会别开生面。③
张氏少年得志，锋芒毕露，短短20余年治学生涯，四面出击，著译文采斐然，三四十年代锋头之健，今日后生听来已像“开元故事”。但他真正传世而久为学界称颂的，就数这部不及半壁天下的《中国史纲》。顾氏《中国当代史学》对该书褒扬有加，钱穆先生的推崇更是言重如山：“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复关怀时事”一语，涉及张著通史的“春秋大义”，还需用1933年3月张荫麟写给张其昀的信咯作补注．在信中，他说：“国史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这段一般人听来颇不合时宜的乖论，非出于对历史有深刻体验者不能道此，而此种体验渗透在整部《中国史纲》文字背后，若没有相当社会阅历者，亦很难心领神会。

张氏《中国史纲》能跃出当时三十余部通史著作方城，得到格外的垂青，是因为读者普遍惊羡它文笔流畅粹美，为其运思遣事调度自如、举重若轻的功力所倾倒．全书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不仅：无颉刚先生所揭通史枯燥乏味的痼疾，读来悠然轻松，又有一种享受的愉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1952年，吕先生在《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总结》中对《吕氏中国通史》有以下总括：“《中国通史》。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此书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闄，余尚足供。”讲得非常实在．“学习总结”全文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册，改题目“自述”，第434—452页，颇值得一读。
②张著初以《中国史纲》第一册之名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初版于1941年贵州遵义，为石印本，同年重庆青年书店铅印本易名《中国史纲》上册，疑为盗版。1942年著者“添入”第9至11章(迄东汉建立)，由浙江大学再版石印。1944年青年书店再版铅印本，改名为《东汉前中国史纲》．后又有1948年正中书局版。1955年三联书店重印，称《中国史纲(上古篇)》。90年代后期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率先推出，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蓬莱阁丛书”。笔者认识可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之“导读”。近有周忱编选《张萌麟先生纪念文集》，收录有关事迹、回忆及评章较齐备．本文引用材料出于周书收录者，一般不再另注．仅以文后注明文章作者或篇名。
③近代中国网(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刊有李洪岩《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一文，对张氏史学思想及其源流作了较详尽的梳理和解析，与台湾黎华赵文(见前注)略有异同之说．李文关于张氏的历史哲学对黑格尔决定论、目的论不表赞同，史学认识论则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以及主张史学亦是艺术的评述。笔者均表同意，然张氏这些历史认识实领20世纪风气之先，至今仍有价值，此与李先生认识略有小歧，特揭出就正于李先生。“天才”一语出诸钱穆、谢幼伟等人赞词．张氏天份之高，殆无疑义。

张氏之后，与之可媲美者，唯范文澜，然议论成分已经外露，随后就继之者乏人了。笔者多年来有一种莫名的感触，假若此项写作风格竟成了中国通史编著的“史家绝唱”，这是同业人士的莫大悲哀。然而，假若误读了张氏叙述历史方式的深意，把“说故事”看浅了，不经心地随便用去，也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张氏在《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纂的一些问题》中特别申述：“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目的和史观放在这部书的前境(fore ground)，我们要使自己的目的和史观在这书中成为‘有若无’……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使人觉其有目的，最真确的史观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此固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短短数语，意味良苦，其中“有若无”最是境界。“叙述”非但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更须煞费苦心。这里，除了显露他有关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特见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摒弃，使他倾向于历史是一种“自然”，强调“贯穿史材之最好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与事实融化无间的叙述方能显现历史的“真境”．正是编写者对历史观察的特有立场和方法，才引导出《中国史纲》写法的不同凡响，后人需细细咀嚼才是。①
四

顾颉刚《当代史学》评述中国通史的撰述，到张荫麟就嘎然而止。②可是，著者显然没有充分关注到，就在钱、吕、张三氏通史写作的同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击，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三大家通史，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先后开始亮相。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的著作”。③不管是何种原因，今天看来，《当代中国史学》在前瞻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也透露出了史学史的一种“无奈”。它能有声有色地叙述“过去”，如要把握趋势，准确预见“明天会怎样”，多般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不需要多久，政权的更迭改变了整个思想格局，这种没有能进入该书评述视界的通史体系，终于成为了引导下半个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方向的主流。

由共产党人编纂中国通史的事业。奠基于抗日战争时期。这固然是民族的危难碰撞出学术光彩的又一实证，但同时也是自“五四”运动思想分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奔腾江河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它来有因，去有迹．如果说1920年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历史学上的价值》吹响了“舍我其谁”的第一声号角，那么郭沫若在1928—1929年于日本流亡期间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第一次拿起唯物史观这把解剖刀，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雄心的整体性学理剖析，开始驱动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契接的长期探索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完成了它的奠基仪式。④这种新史学，区别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如若不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百年过去．这一做法近来为“后现代史学”偷得．许多人以为“历史生命”有了另一种显示法，特感新奇，其实它是历史学始祖的“返老还童”。在笔者看来，历史叙述法与历史解析法各有长处，鉴于近代以来国人往往重解析而轻叙述，张氏的实践才显出特别之处。
②《当代中国史学》，写定于1945年．顾氏“引论”也将自己的评述时限定位在“近代百年”，即1845—1945年。当时它是作为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中的一种，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发行。《八十史学书目》所载亦是此种版本。著者是否能看到后述三家通史，笔者不敢妄测。
③这是毛泽东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的话，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
④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中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林先生在尔后发表的《吕振羽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里则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前后语意无大的差别。后文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会的改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肩负着一种职责，要为人民革命事业呐喊开逍。郭沫若尽管大胆地勾勒出了中国历史五阶段的“框架”①，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没有可能自己动手来编纂完整的中国通史．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如同另一路向的新史学开拓者梁启超。这两位豪气横溢、运笔汪洋恣肆的文坛天才，假若能在当时完成双峰对峙的两部中国通史，让读者见识到意见的对立并不会障碍通史阅读的赏心悦目，会是何等的精彩!②

抗日战争的开展，为人民革命事业创造了空前大发展的机缘。在文化方面亦然如此。194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一个闪亮的年代。该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两部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新型国史，在1948年与1946年都以完壁的形式进入通史之林。③另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即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二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迄秦汉而止。

吕振羽编撰《简明中国通史》，其孕育、积聚的时间最长．他是紧随郭沫若之后，在史前社会、殷周史以及中国民族史、思想史等许多领域耕耘开拓最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吕振羽由经济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李达的推动，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两条要则．④在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写作了一系列学术，完成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迟滞、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独立思考。没有疑问，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既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编撰中国通史的意向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趋向．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又延伸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论的“反方”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短暂，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⑤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吕振羽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勇士，逐渐从“战斗”中锤炼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形成了体系性的认识．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人民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必要以五种社会形态的落实为重要目标；针对论敌的观点，特别是在史前史与殷周社会性质问题上，花的考研工夫最深。吕振羽读的书很多⑥，思考也很深，因此虽与郭沫若处于同一阵营之中，但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殷商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顾氏的《当代中国史学》把郭老的这部著作列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一节，虽然也给予了殊为难得的较高评价，有“同情地理解”的气度，但显然对它的目标指向缺乏足够的估计。郭老在1928年8月定稿的《诗书时代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里已经把“中国社会历史之发展阶段”表述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并认为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代替资本制革命的，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准确落实到中国历史上来，是郭老等新史家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完善、“学术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②郭沫若在1947年4月10日为该书重版写的《后记》里，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又承认“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自云或许是“浪漫的性格”使然，“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末一句话，今天读来感到特别地有余味。1962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史稿》，郭老是作为集体编写的指导者(主编)出现的．笔者在此冒昧地说，《中国史稿》的文字和叙述风格，不复有郭老当年的豪气和活泼清新的气息。那种凝重而严肃的“经典”叙述风格，使可能有的许多创见或个性化的论断，在集体编写的形式下，难以找到尽情表现的舞台。《中国史纲要》和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亦然有这种缺憾。
③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于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首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到清中叶，由延安新华书店于1942年出版。下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于1946年，仍由延安新华书店推出。
④据朱政惠所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出版社，1992年)，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3年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学，他结识了李达，在其推动下．转向史学研究。上文引述的史学写作两个要则．源于夫人江明的回忆文章，为李达告吕氏语，文见朱书第28页所引。
⑤以上背景性的概括，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编著的《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读者另可参阅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朱政惠在《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一文中，曾根据吕氏早期文章，搜索了他阅读过的中外社会史，经济史和中外思想史的书籍详目，其读书范围颇为博广，也注意中西历史共性与异相的双向比较。

具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之始等独立见解，以及对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关注，很注意史料的搜集与辩证，专注于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问题的开拓。如果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说，《简明中国通史》因其理论思辨的惯性，以及追求教科书体例的规范，阅读起来不免略感沉重。①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1949年后．据我所知，该书的读者面显然要比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小得多。

范文澜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自幼遵从庭训，诵读古典原籍．1913年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获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等国学名师指点，决心“追踪乾嘉老辈”，笃守师法，赓续国学余脉。因与蔡元培校长有乡谊之情，毕业后一度任先生秘书，其时还只习惯用文言文写作．此后，他在天津、北平任教期间，开始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但著述仍以国学为本，尤以《文心雕龙注》最负盛名．至今也仍被海内外评品为“《文心雕龙》的划时代之作”。②然而，这是一个“历史领着我们走尸与“我们领着历史走”交相激荡的时代。在苏俄革命成功的鼓舞下，新潮的涌动，国事的日非，民族解放的召唤，使年轻的范文澜最终放弃了成为国学大师的夙愿，从坐而论学转变为起而抗争，就像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或早或迟地要参加或倾向革命那样。这一情景，现代青年恐怕多少已经感到隔膜，但那是非常真切的历史。③伟大的抗日战争，推动范文澜完成了世界观和治学路向的大转变．1938年，河南沦陷，他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一面深入山区，向群众作抗战宣传，一面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范文澜是在1940年的春节前夕，历经艰难才从河南抵达延安的。此前，毛泽东已经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⑤，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特点作了简练的理论概括，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果然，就在出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后，范文澜就接到了毛泽东直接委派的任务，要求他在短时期内组织班子，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并说“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⑥《中国通史简编》开始采取分头编写的形式，后来效果不理想，才由范老一人独著，篇幅也大为扩展(上、中两册共计56万字)．范文澜在写完上册后，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⑦这固然表现出了他学习与运用马列主义的谦逊态度，但也充分说明，先前的国学素养，谨严的治学精神，依然活跃在他的历史写作实践之中，不失对学术与马克思主义的敬畏之情。《简编》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取材多费心机，以小见大，夹叙夹议，挥洒自如，读来引人人胜，不感沉闷。也很少征引文言史料，多演绎为生动准确的语体文，浅显而不失文采。直至今日，据我所知，各界人士爱读范老通史的仍不乏其人，叙事生动，文风清新，较少刻板的说教，恐怕也是一千重要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朱政惠在前引专著中曾彰显过《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旧版的写作风格，谓其‘整部著作编撰格式及其语言十分通俗，浅显明白”，并列举了原版的若干文字段落佐证。不言而喻，1949年后的修订本较之旧版，在文字的生动性方面更有退步。但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以及“论”重于“述”的思辨风格。使通史的可读性大为减弱，笔者所以说到这点，非专针对吕书，这种“教材”风格为后来各种教材所普遍采用，包括《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史稿》，实在是大值得反省和质疑的。这方面．范老旧《简编》和修订的前三编，叙述就不取那种凝重的“教材”风格，行文与选材都要自由明快得多。
②《文心雕龙注》脱稿于1929年，初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此前巳写有《文心雕龙讲疏》。1936年开明书店再版时，书店编辑部在为该书写的“校记”里，称该著“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取材之富，校订之精，前无古人”。
③范文澜自己是这样追述的，“我在五四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述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错了!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谢时代不抛弃任何一个愿意前进的人，我算是跟上时代了。想起那时候耳不闻霄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如何不后悔呢!”原文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07页。
④以上传记资料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主编的《新史学五大家》，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范文澜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2卷。文下注：“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1967年横排袖珍四卷本，第584页．笔者过去曾听到传闻，谓范老参与了该章的起草。现从时间上看，似不可能。
⑥叶蠖生是当时参与范老《简编》集体编写组的同事之一，原话出于其回忆录《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
⑦转引自潘汝瑄：《范文澜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16页。

没有疑问，与前述诸种通史体系相比，《简编》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所特有的历史精神和编纂思想。尽管现代研究者多有论评，在我读来，还是范老当初在《简编》首版时所作的归纳最为准确：“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样，是完全静止的．有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三个时期，西周起到秦统一，初期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说明它们的发展过程．第四，书上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既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农民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他们对历史发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的知识写得不少。”①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通史编纂踏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呼唤“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马克思主义新通史体系，待到人民政权在中华大地逐次变为现实，很地也就同时获得了它充足发展的合理性。范、吕、翦三先生的通史著作迅即再版重印，范、吕通史更是成为全国高校历史教学使用率最高的教材。②但几位作者都深感原作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自己也不尽满意，因此陆续开始作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据说积累用作修订的原始资料达百万字以上，然始终未得告竣，1961年后即转入主编《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在1949年作了一次全面的校正，至1955年，前后巳修订三次，但多屑局部修订或改写。③范文澜身上的学者气息特浓，怀有一种严肃的、以生命追求的通史编纂使命感。他不惜推却或辞去许多行政领导职务，几乎是重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十几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惜乎健康的原因，至1969年去世，未得全部遂愿。④仅经他重新修订的三篇(四册)，规模即有110万字之巨．自有新式中国通史以来，范老虽谦称自己的专著为《简编》，然论写作之呕心沥血，框架规模之宏伟，特别是读者受影响之深广，是前此未曾有过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笔者手头无《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初版本，转引自《传略》。循此而发展．鲜明的标志，笔者以为有三条。一是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演进的总体框架；二是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事件、人物;三是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②建国前期，除范吕通史外，正式出版的通史还有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人民出版社)，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主编的《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出版社)等．后者为干部简明读本，高校一般不采用。另外，有些高校，如东北师大、华东师大都自编有教材，未公开出版。
③翦伯赞《中国史纲》除重庆两版本外，1947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了内地版，第一卷还有1950年的三联书店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至1955年已经出至第5版(由三联书店出版)，最后一版为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作者一直想能有时间“复写一次”，后因政治上遭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未能如愿。
④《中国通史简编》1949年曾重版，而后修订本第一编出版于1953年，第二编完成于1957年．第三编上下册分别出版于1965年4、7月。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编总计110万字，自远古迄隋唐五代十国。第三编下册文化部分特别精彩，其中唐代文学成就部分，是范老在遍读唐人诗文集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唐代佛教部分．不仅先经助手多年分类搜集资料，考订周详，且多范老独到之见，圈内人亦多倾服。

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和修订，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但他始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探索过程①，强调以尊重历史、冷静批判的态度会通中国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放空炮，更不能主观教条．表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上，他有主见，但不武断，勇于坚持，也勇于修正。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演，强调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文史兼通”，说“现在有一些史学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不愿卒读”，无非“马曰列曰”，终日言，如不言．他还尖锐地批评“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②他对通史编纂真谛和困难的认识，与百年来诸多前贤还是有许多声气相求的共通点。他一如张荫麟，不约而同地发出编著中国通史“极为艰难”的感慨．在他看来。一本比较完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正与梁氏语遥相呼应。③百年的通史实践，证明范老此言不虚，没有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民族史等等各种局部性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浮光掠影而过，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④通史。可惜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长的许多提醒，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范文澜通史未竟之业，后由蔡美彪等接续，经长期艰辛努力，终于以十册的形式完帙，易名为《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出版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8年前也仅出版了三册，现在七册也已经出齐．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的各种通史教材，风涌而出，可谓不计其数．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汇合全国各断代史、专门史知名专家、吸纳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被称之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百年中国通史编纂也就划上了句号。⑤

笔者上述历史回顾，虽篇幅不短，但没有采取照单全收、滴水不漏的做法，自然免不了有主观选择的偏差．⑥但自问对那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去瞻仰的，唯恐有所失敬。现在，大家正企盼着新世纪通史著作的闪亮登场．这种新通史，当然是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有新的视界和追求．据我揣想，这种局面，决不可能是一部著作“定鼎天下”，而必是各种风格、流派竞胜的缤纷世界。

(作者王家范，1938年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系 200062)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笔者学生时代即受范老《简编》1955年修订版的启蒙．现再翻出修订本第一编“再版说明”和“绪言”重读．仍对先生的治学严谨感佩有加．他在1951年对旧本的自我检讨．涉及到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可能遇到的许多难点．以及曾经产生的偏颇，特别是对于主观主义、非历史主义做法作了严肃的反省．遗憾的是．时势没有如范老所愿，那些偏颇与极端日渐膨胀．60年代中后期，翦伯赞先生继起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特别是《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演讲，震动大江南北，不久横遭迫害至死。
②引文出自《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08、220页．
③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划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子物质：主产力的状况．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原文见《中国通史简编》1955年版“绪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则表述为由“纵集”与“横集”而为“总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④此处为借用。“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历史理论．其所著《中国通史》(二册)(1939年开明版)，即贯彻了这一理论．依笔者理解，这正是今天所说的有机整体历史观的早期用词。周谷城是在共产党人之外，较早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中国通史的又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极“左”时期，周谷城的通史两次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
⑤对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详细评价．可参阅瞿林东《白寿彝教授与〈中国通史〉》．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4日．
⑥对于海外，特别是地区的中国通史，限于条件，多数为笔者所未阅．既所知甚少，自不敢妄评，故置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