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

Key words: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Western Turks, Persia, Silk Road
From the first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the Byzantine Empire, with its eagerness for Chinese silk and its failures of struggles with the Persia for silk on both the Silk Road and the Sea Route, and the Western Turks, with their confrontations with Persia, were drawing near to each other, and came finally into an alliance during 568-576. Their close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and later facilitated their exchanges of embassies and their cooperation in attacks on Persia, and westward transportation of Chinese silk to Constantinople as well. This prosperous traffic of the two powers, however, was interrupted, by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Arabs and their sweeping attacks on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Western Turks by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in the middle 7th century.
一
公元1世纪罗马人建立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实际上可分为以希腊文化为主和以拉丁文化为主的东、西两大区域。在最初的两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强有力的统治掩盖了它们的区别。3世纪的社会危机使罗马帝国由盛转衰。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拉丁文化区，在内部社会矛盾和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穷途末路，但帝国东部的希腊文化区却以地理、和文化上的巨大优势顶住了危机造成的冲击，保持着勃勃生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首都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希腊旧城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帝国统治中心的东移和东部优势的确立。5世纪后半叶，帝国在西部的统治覆亡于蛮族入侵的洪流中。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到6世纪初查士丁（518-527）叔侄共治，特别是查士丁尼（527-565）时期，已经以新的面目出现于舞台。查士丁尼满怀恢复罗马帝国昔日光辉的梦想进行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基本上将整个地中海世界置于帝国控制之下。虽然在他统治的末期，对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东南地区的统治已经丧失，但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兴起并夺取其在亚洲和北非的领土以前，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有效地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即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广大版图。随着国力的壮大，特别是由于与东方的接近，拜占庭帝国上流社会的奢侈之风越来越重，追求东方情调和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的兴趣愈益浓厚。4世纪后期马赛利努斯（330-？）写道：“丝绸的使用曾经仅仅限于贵族阶级，现在却毫无差别的遍及所有阶级，甚至社会最下层。”这种带有抱怨色彩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不可能有购买丝绸的能力，但毫无疑问也说明，上流社会追求奢侈生活的流风所及，已感染到社会下层民众。313年基督教会的合法性确立以后，地位提高，经济势力逐渐强大。教会盛行以丝绸装饰教堂，以丝绸制作教士法衣，以丝绸裹尸体下葬，成为丝绸、香料等奢侈品的大消费者。与此同时，蛮族涌入罗马帝国以后，也为罗马贵族的豪奢之风所熏染。408年，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军队围攻罗马，向帝国政府勒索大量财物，除金、银外，还有丝绸外衣4000件，皮革3000皮和胡椒3000磅。拜占庭帝国为阻止蛮族入侵，把大量奢侈品送与蛮族首领，满足他们的贪欲，同时也借此显示帝国的富裕，提高君士坦丁堡的威望。因此，4-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包括丝绸在内的奢侈品消费者。6世纪中叶西突厥统治下的粟特人对此已有明确认识，他们敦促西突厥首领与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关系，将丝绸销往拜占庭帝国，原因是“罗马人对生丝的消费多于他国”。拜占庭帝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与东方交往的强大动力。
    拜占庭帝国在地理上与东部相邻国家尤其是西亚的主要强国波斯萨珊朝的接近，必然促使两国间发生更多关系。公元3世纪上半叶崛起的波斯萨珊朝和差不多同时振兴起来的拜占庭帝国，由于边界争端和彼此对对方领土的觊觎，关系十分紧张。数世纪的边界争夺使二者互相视为对手和敌人，频繁的战争成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波斯萨珊朝扼守横贯其境的丝绸之路，控制住拜占庭社会迫切需要的中国丝绸，迫使拜占庭帝国在两国关系中让步。而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红海北部和埃及的统治的加强，增强了它由红海向东方的便利和可能性，但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已无力像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独立地向印度、乃至中国扩展其商业活动[1]，它所需要的东方商品只能依赖于中介者。
    6世纪上半叶，锡兰（今斯里兰卡）发展成为重要的丝绸市场[2]。531年左右，查士丁尼劝诱拜占庭帝国在红海地区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前往购买丝绸，然后转卖给罗马人，向他们指出：“这样做可以赚取很多钱，而罗马人也可以在一个方面受益，即不再把钱送给它的敌人波斯”。 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接受了请求，却未能实现诺言。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解释失败的原因：“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锡兰）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是邻国），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而希米亚提人则无法渡过广阔的沙漠，与如此好战的民族（波斯）对抗。”[3] 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与波斯人已在东方贸易上达成默契，即埃塞俄比亚人垄断香料贸易，而波斯垄断丝绸贸易，不愿为拜占庭帝国的利益卷入两败俱伤的竞争；抑或锡兰人不愿损坏已与波斯建立起来商业关系[4]。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拜占庭帝国计划的受挫，说明波斯不仅垄断了中部丝绸之路，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海上贸易。拜占庭帝国从海上与东方的交往也被阻断。
    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交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使帝国的黑海沿岸防线愈显重要。高加索、克里米亚半岛和多瑙河下游区是拜占庭帝国在欧亚草原“走廊”西端三个据点，是东方游牧民族西迁后与拜占庭帝国接触的前哨站；拜占庭帝国通过这三个地区保持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联系，可获得所需要的毛皮、蜂蜜和食盐等商货，这三个据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5]。所以拜占庭帝国对这一地区给予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数量众多，互不统属，加之地理形势上的困难，由西部开通和维持这条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一时期拜占庭和突厥在这个方向上的交往中，突厥人是主动的发起者。
二
突厥最初居于准噶尔盆地之北，叶尼塞河上游，后迁至高昌的北山（今博格多山）。5世纪中叶，柔然攻占高昌，突厥沦为柔然的奴隶，为其从事锻铁，柔然称之为“锻奴”。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其部众为柔然击败进攻柔然的铁勒各部，降其众五万多人，突厥由此势力大振。土门恃其强势，向柔然主求婚，遭柔然主阿那环侮辱性拒绝[6]。土门大怒，率部众反叛，于552年击灭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分为两部：东部（或称北部）以额尔浑为中心，由土门统辖，拥可汗称号；西部以伊犁河即所谓乌孙故地为中心，由土门之弟室点密（562-576）统领，拥叶护称号。此为西突厥。560年前后，西突厥在室点密统领下，与波斯联盟，消灭了其西部的嚈哒（Ephthalites），将其领土瓜分，西突厥占有阿母河以北的嚈哒旧土，以阿母河为界与波斯为邻[7]。在这一历史变动中，西突厥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过于波斯：西突厥不仅得到大片领土，更重要的是它获得了对于东西方传统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中亚段的完全控制权。
    丝绸之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至喀什噶尔，过葱岭至大夏，经波斯北境至地中海东岸，从这里丝织品输往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以后，随着罗马地位的衰落和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君士坦丁堡，丝绸之路的西段也逐渐北移。298年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朝达成协议，以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西比（Nisibis）为两国丝绸贸易点，408-409年两国又增加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的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和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阿尔塔哈塔（Artaxata）两个贸易点。6世纪上半叶，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第温（Dvin）成为两国的重要贸易地，波斯境内西北部的米底人（Medians）成为丝绸的重要经营者，所以这时的拜占庭人称丝绸为“米底布”[8]。丝绸之路西段的北移，对于已经控制了中亚丝路的西突厥不仅意味着与西方最大消费者的距离已大为缩短，而且意味着只要敲开波斯的丝绸市场，就有可能避开波斯的中介贸易，直接与拜占庭人进行交易，获得更丰厚的利润。
    早在独立之前，突厥就已开始利用有利的交通条件积极发展同中原王朝的贸易，以增加实力。《周书·突厥传》记载：“其后曰土门，部落强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突厥从柔然压迫下独立以后，逐渐成为中亚强权，此时的中国正值南北朝时代的末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北齐和北周王朝为了避免突厥的入侵，争先恐后地对突厥行使贿赂政策，赠与大量丝绢。《周书·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突厥）国渐强，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之和亲，岁给缯锦彩十万段。…… 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其府库以给之。”581年隋文帝统一北方后转而谋求统一江南，无暇顾及北方的突厥，对突厥仍采取守势。突厥趁机以“贡献”为名威迫隋朝进行贸易。《隋书·突厥传》记载，隋高祖开皇八年（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皮，羊二万口，驼、牛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所谓“贡马万皮，羊二万口，驼、牛五百头”乃是封建史家的说词，实际上并非毫无所求的“贡献”，而是以这些东西换取中原王朝的回赠，即进行传统的“朝贡贸易”。在这种贸易中，突厥获得的是它想攫取的中原王朝的丝帛等。
    在突厥的贸易活动中，粟特人具有决定性影响。作为河中地区的古老民族，粟特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以善于经商而闻名遐迩。早在公元前4-3世纪，粟特人就已开始向中国内地迁入[9]。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两次西域探险、丝绸之路开通后，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进，建立许多侨居地和商业据点。至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在中国内地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广阔。《高僧传》二集，卷34记载：“释道仙，原在本国（康国）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材，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旧唐书·西域传》说，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事实确实如此。6世纪初，粟特人依靠在中亚和中国腹地间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网，从中国内地获得大量丝绸和财富。从嚈哒转入突厥政权后，粟特人依靠新主子的庇护，将其商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想借助于突厥的盛威，将经商范围扩展到西方。在粟特人的推动和策划下，西突厥开始行动起来，向西方拓展丝绸市场。第一个目标自然是波斯。
三
对于这一时期突厥-粟特人与拜占庭帝国交往的整个过程，记载最详的是拜占庭史家弥南德。弥南德在毛里斯（582-602）皇帝执政时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主要记述558—582年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尤其是外交史。他的著作已佚失，仅在10世纪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七世（905-959）的《使节行录》(Excerpta de legationibus)中保留了一些片段[10]；其中有关这段历史的片段保存较为完整。
    根据弥南德的记述，粟特人为推销大量丝绢，请求突厥可汗遣使至波斯，要求波斯王准许粟特人在其境内贩卖丝货。突厥可汗室点密答应其请求，派遣马尼亚赫（Maniakh）为首的粟特使团前往波斯。但波斯王不愿突厥人入其境，对此请求极为不快，收购突厥使团带来的全部丝货，当其面全部焚毁，显示波斯不需要来自突厥的生丝。突厥-粟特使者扫兴而归，毫无所获。室点密并不甘心，派遣第二次使团。为阻止突厥人再次前来，波斯王令人于接待使者的食物中放毒，鸠杀使者，幸免者仅三四人。波斯王令人摇传突厥使者死于波斯干燥气侯，但突厥王对其中真相已了然于胸。由此突厥波斯交怨益深。[11]
    波斯坚决地阻止突厥人进入其境内，一方面是因为波斯人认为“整个斯基泰人都不可信，与突厥人友好违反波斯利益”。波斯的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 波斯与突厥联盟灭亡了宿敌嚈哒，瓜分了它的领土，以阿姆河的铁门为界与突厥成为直接的邻国，不久突厥利用波斯萨珊朝衰落之机将势力扩展到罽宾（Kapisa），将嚈哒旧壤从波斯手中完全夺取。波斯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更强劲且危险的敌人，意识到突厥不可能安于现状，迟早会觊觎波斯本土，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突厥对其领土的任何企图。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历史上波斯从未放弃过利用其地理优势垄断丝绸之路商业利润的努力，在阻止罗马帝国与中国直接交流的同时，也极力阻止东方民族包括中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12]。6世纪初波斯坚守锡兰的丝绸市场，将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排挤在外，正是为了在水陆两路上把丰厚的商业利润牢固控制在手中。波斯人不能容许突厥-粟特人从自己的商业利益中分得一杯羹[13]。
    通过波斯的商路既已被阻断，突厥-粟特人不得不另谋他图。粟特首领马尼亚赫乘机劝说室点密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将生丝买给消费生丝远多于他国的罗马人，并表示愿意率突厥使者通聘罗马，为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效劳。室点密准其议，遣马尼亚赫率随员数人携带珍贵的丝绸礼品和突厥可汗的书信前往拜占庭。突厥使者长途跋涉，翻越高加索山于568年末到达君士坦丁堡。查士丁二世（565—578）皇帝厚待使者，接受其国书，并详细询问突厥国政府方面的情况和风土人情，突厥使者据实以答，敦请拜占庭皇帝促成罗马-突厥联盟。拜占庭皇帝认为这是打破波斯丝绸垄断的绝好机会。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建立联盟。
    为了回应突厥的通使，拜占庭皇帝派遣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于569年8月随马尼亚赫回访西突厥。西突厥可汗室点密在汗帐召见马尼亚赫，对他优礼有加，盛情款待。后室点密携带蔡马库斯及随从出征波斯，行至怛逻斯，遣蔡马库斯回国，并遣突厥人塔格马及马尼亚赫之子（此时马尼亚赫已死）随蔡马库斯往访君士坦丁堡。蔡马库斯率使团跨过锡尔河，沿咸海边，过恩巴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经里海东北岸，避开4000名波斯人设下的埋伏，经高加索中部到达黑海岸边，再乘船到斐西斯（Phasis）河口，换船到达特拉比宗（Trapezus），然后乘帝国驿站的马匹于571年秋到达君士坦丁堡，结束其使命[14]。此次出使西突厥前后历时两年。突厥使者前往拜占庭以及蔡马库斯本人往西突厥的历程大致相同。
    随蔡马库斯前来的突厥使者塔格马拜见查士丁二世，极力鼓动拜占庭攻击波斯，因为此时突厥已发动对波斯的攻击。查士丁二世认为，在突厥与拜占庭联合夹击下，波斯将很快被征服。受此念头的鼓舞，拜占庭极力与突厥通好。蔡马库斯和塔格马之后，突厥与拜占庭之间又有几次通使，见诸记载的有：西突厥派遣阿南卡斯特出使拜占庭，而拜占庭向西突厥派遣了优提齐乌斯，瓦伦丁、赫罗第安和西里亚人保罗等人[15]。在此期间，双方使者大多经过高加索地区前往目的地。从里海西北岸经高加索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这段路程，是欧亚草原路西端通向巴尔干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路线。但在576年瓦伦丁第二次率使团出使西突厥时，没有走途经高加索的路线，而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乘“快船”到达黑海南岸的希诺普（Sinope），从这里再乘船到达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的赫尔松，登陆后沿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亚速海东岸地区，经里海北岸到达西突厥汗帐。拜占庭使者从突厥返回时，每次都有不少突厥人随往君士坦丁堡。瓦伦丁此次出使西突厥，有106名突厥人随瓦伦丁使团返回突厥汗国。
    瓦伦丁此行的目的，一是向突厥宣布提比略已当政，二是请求续订查士丁二世经蔡马库斯与室点密所定之条约，敦促突厥迅速与波斯开战，与拜占庭共同夹击波斯。出乎意料的是，突厥可汗咄陆设（Turxanthus）[16]听后勃然大怒，责骂罗马人为骗子。原因是拜占庭皇帝背信弃义，与逃往西方的突厥人的奴隶阿瓦尔人签订条约。据弥南德的历史残卷，阿瓦尔人的向西迁徙，发生在室点密统领的西突厥击灭嚈哒之前[17]。查士丁尼统治末期，到达高加索北部。此后十余年扩张到多瑙河下游地区，成为中欧的强权。面对阿瓦尔人的压力，拜占庭帝国为了将兵力集中于东部边界，于574-575年冬与阿瓦尔人缔结条约，答应每年付给阿瓦尔人80,000金币[18]。拜占庭与阿瓦尔签订条约，说明拜占庭帝国外交的重心已经从高加索-黑海沿岸和中亚地区转移到多瑙河下游地区。这种转移只是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需要，并不意味君士坦丁堡已抛弃与西突厥的联盟，相反，它试图最大程度地利用它。但在突厥人看来，拜占庭与阿瓦尔人签约，是难以忍受的对突厥人的敌对行动。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虽与西突厥建立联盟，但对突厥向西方的扩张大概始终怀有戒心。随着突厥势力的向西扩展，突厥可汗对此已有察觉，所以，拜占庭使者再次前来拜见可汗并要求突厥参与联合进攻波斯的军事行动时，突厥可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恼怒之下对拜占庭使者吼叫：“罗马人，你们为什么引导我的使者通过高加索到拜占庭，而声称没有其它路线可行？你们这样做是想阻挡我可能通过其它路线进攻罗马帝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第聂伯河流过哪里，也知道多瑙河和艾布洛河在哪里[19]，也知道我的奴隶瓦尔高尼泰（Uarkhonitai，即阿瓦尔人——引者）从哪里进入罗马领土。”咄陆设所说的“其它路线”，即由拜占庭苦心经营的多瑙河中下游防线和色雷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对突厥人封锁有关这条道路的消息，显然出于对突厥西进的顾虑。
    瓦伦丁出使突厥期间，适逢室点密可汗新亡，咄陆设强迫拜占庭使者按突厥习惯剺面致丧，极尽侮辱后始见放还。与此同时，突厥可汗命令里海西部的突厥人进占拜占庭在克里米亚东部的重要据点博斯普鲁斯城。至此西突厥和拜占庭帝国的友好关系在历时近10年后终告破裂。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次遣使，给双方都留下深刻的印象。732年突厥汗国所立的著名的阙特勤碑铭中提到这次遣使：“当上方苍天黑地开辟之时，人类的子孙亦出生于其间矣。人类子孙之上，我祖宗土门可汗及室点密可汗实为之长。……但上述诸可汗皆依其命运一一逝世矣，其来祭奠吊与葬者，有……拂菻国……。与祭人民之多如此，吾祖宗即如此著名之可汗也。”[20]碑铭中所说的“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拂菻”这个名称可能起源于Rum即“罗马”，波斯语将Rum读成Hrom，而中亚民族转作From，即“拂菻”[21]。
    拜占庭-突厥联盟破裂以后二者的交流情况，我们不知其详。但可以肯定，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其根据是：第一，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中，有许多是576年以后铸造的，计有查士丁二世（565-578）1枚、毛里斯（582-602）1枚、福卡斯（602-610）1枚、希拉克略一世（610-641）2枚、君士坦丁五世（741-775）1枚。这些金币可能由欧亚草原之路经由突厥和粟特人而流入中国[22]。第二，突-拜联盟虽告破裂，但在夹击波斯方面双方仍有共同利益，达头可汗于598年再次向拜占庭皇帝毛里斯遣使递交国书，说明二者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三，西突厥势力在576年以后仍然在向西扩展，高加索以北及克里米亚均为西突厥势力范围，而拜占庭帝国与这一地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626-628年希拉可略对波斯的战争曾得到西突厥统属的可萨部的援助。在阿拉伯人夺去了叙利亚和埃及之后，拜占庭帝国主要依靠可萨人提供来自乌拉尔山的黄金和中国的丝绢[23]。
四
6-7世纪的西突厥汗国是蒙古兴起之前统治欧亚草原最强大持久的游牧民族政权之一，它在近一个世纪的扩张中将欧亚大陆众多部落置于统辖之下，并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维持和巩固了广阔范围的和平秩序，为欧亚大陆的交流确立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有学者认为，在两国关系中拜占庭帝国只关注夹击波斯，而对丝绸贸易不感兴趣[24]。其实不然。突厥与拜占庭之交往既由商业因素引起，那么，商业交往必为突厥和拜占庭交往的重要内容。6世纪末另一位拜占庭作家塞奥凡尼斯（Theophanes）记载了两国交往中的一个插曲：当马尼亚赫率领的突厥-粟特使团到达拜占庭首都时，查士丁二世特意向他们展示了拜占庭已获知的育蚕法和新生产的丝绸，使突厥-粟特使者大为吃惊。他们未曾料到拜占庭已有如此巨大成就[25]。查士丁二世此举显然是由于双方对丝绸贸易的兴趣所引起，不过巧妙地实施了娴熟的欲擒故纵的外交手腕，即在表面上向突厥-粟特人显示，拜占庭可以不依靠突厥传送的丝绢，这样便可为拜占庭在双方关系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26]。
    还有一证。569年蔡马库斯从西突厥返回，行至高加索地区北部阿兰人居地，阿兰人告诉蔡马库斯一行波斯人已在拜占庭使者返回的道路上设下埋伏，准备截击他们。蔡马库斯闻此, 遣十名运输工携丝绸往经原路而行，以便迷惑波斯人，使其误以为丝绸运输队既在前行，则使者必在第二天到达。运输工离去后, 蔡马库斯一行绕其他道路返回拜占庭[27]。拜占庭与波斯连年攻战，其内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经济的：拜占庭认为中部丝绸之路远优于欧亚草原之路，借突厥之力征服波斯并夺取已存在之商路比维持欧亚草原之路更为容易[28]。
    从552-554年拜占庭获得育蚕法到西突厥和拜占庭结盟，其间虽有十数年时间，但基业初创的拜占庭丝绸业在数量和质量上仍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即使在双方友好关系破裂后，乃至数世纪内，丝绸贸易仍然是拜占庭帝国与中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内容[29]。1967年，在北高加索山区库班河上游支流巴勒卡的莫谢瓦亚及其东部的墓葬区，出土了二百余件丝织品残片，据研究属于8-9世纪的产品，其中60%产于中亚（布哈拉），中国和拜占庭的产品各占20%[30]。这说明中国最优质的丝绸一直在向西传输，但随着拜占庭丝织业的发展，在输入中国优质丝的同时，也开始输出自己的生丝。拜占庭输入中国优质丝运直到元代仍在进行[31]，原因在于，西方世界虽然掌握并发展起育蚕缫丝技术，但长期不懂得须将蚕子在化蛾前杀死的关键技术，所得的蚕丝纤维短，颜色暗。质量最佳的丝绢仍需要依靠从中国进口。
    突厥和拜占庭既均以波斯为敌，则联盟关系中自然不会排除共同对付波斯的军事协定[32]。况且，利用外援捍卫帝国的利益，一向是拜占庭帝国惯用的外交手腕。深谙此道的拜占庭外交家自然不会错过利用西突厥对付波斯的大好机会。6世纪初叶以后，拜占庭帝国与波斯的关系趋于紧张。524年波斯军队侵入伊伯里亚（即格鲁吉亚），527-531年双方的冲突扩展到两河流域。532年查士丁尼为了将军队集中于地中海西部进行征服活动，曾以支付11000镑年贡为代价与波斯缔结和约，但波斯不愿看到拜占庭军队在西部的成功，于540年发动对拜占庭的攻击，占领安条克。此后两国冲突不断，直到562年拜占庭帝国支付重金与波斯缔结和约。568年西突厥遣使到拜占庭，向罗马皇帝庄严宣誓：“突厥人愿意为罗马帝国效力，击退入侵罗马帝国领土的敌人。” 569年拜占庭使者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受到突厥可汗室点密的款待，随后可汗便决定往征波斯。其行动很有可能是受拜占庭使者的鼓动[33]。不过，突厥人这次讨伐波斯似乎只是表示愿与拜占庭帝国共同行动，而在实际中并未发动对波斯的大规模进攻。
    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还有两次明确见于记载。据塔伯里（Tabari）记载，波斯王霍尔米兹四世（Hormizd IV）在位第十一年（588-589年），突厥可汗沙巴（Schaba）利用波斯在西线与拜占庭帝国交战之机，领兵三十万来侵，兵至帆延（Badhaghis）和哈烈(Herat)两地，同时罗马皇帝从叙利亚沙漠进兵，而可萨王的军队也进至里海南岸的打耳班（Derbend），大肆焚杀。波斯大将巴赫兰率军抗击突厥，突厥可汗中箭而死，波斯获胜，突厥损失惨重[34]。这次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的遥相呼应，是否经过双方的密谋策划，不得而知，但在行动上显然是互相配合的。另外一次是626-62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与西突厥部属可萨人对波斯的共同行动。此前波斯对拜占庭的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611年，攻占安条克，612年占领大马士革，614年攻取耶路撒冷和埃及，希拉克略借助可萨人援助，于628年彻底击溃波斯军队，迫使波斯俯首称臣。
    拜占庭帝国对波斯的战争虽以胜利告终，但两国因长期的战争消耗而元气大伤。7世纪中叶伊斯兰阿拉伯势力兴起，向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发动强大攻势，两国均无力量组织有效抵抗，先是波斯被征服，随后拜占庭帝国永久失去对小亚细亚大部、地中海东部和埃及的统治。面对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咄咄逼人的进攻，拜占庭帝国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为生存而奋斗；而西突厥于659年被唐高宗击灭，严格意义上的西突厥帝国已不存在。作为国家关系，拜占庭帝国和西突厥和交往至此不复存在。
 
[1]《后汉书》卷88；《梁书》卷54；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伦敦1915年版, 第1卷，第193页；布尔诺娃：《丝绸之路》（L.Boulnois, The Silk Road, trans. by D. Chamberlin），伦敦 1966年版，第71页。.
[2]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Cosmas Indicopleuste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an Egyptian Monk, trans.by J.W.McCrindle），伦敦 1897年版,第365-366页。
[3]普罗可比：《战争史》（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ed. by H. B. Dewing），伦敦 1968年版，I, xx, 11-12。
[4]赫德森：《欧洲和》（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伦敦 1931年版,第157页；侯拉尼：《阿拉伯航海》（G. F.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普林斯顿大学 1951年版, 第44页。
[5] 奥波林斯基：《拜占庭外交的原则和方法》，载《第12届国际拜占庭研讨会》（D.Obolensk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Byzantine Diplomacy, Actes du XIIè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tudes byzantines），贝尔格莱德1964年版,第1卷，第46-52页；奥波林斯基：《拜占庭帝国和它的北方邻国》，载《剑桥中古史》（The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urs, 565-1018,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大学1966年版, 第4卷，第474-476页；瓦西里耶夫：《查士丁一世》（A.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哈佛大学1950年版, 第356页。
[6]《周书》，卷50《突厥传》。
[7]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03-113页。
[8] 普罗可比：《战争史》，I, xx, 9-12。
[9]亨宁：《粟特古信函的年代》，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12卷（1948年），第608页。
[10]鲍德温：《弥南德》，载《敦巴顿橡胶园论文》（B.Baldwin, Menander Protector, Dumbarton Oaks Papers），第42卷 (1988年), 第106页；布洛克雷译注：《弥南德〈希腊史残卷〉》（R.C.Blockley,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利物浦 1985年版, 第4页；惠特比：《毛里斯皇帝和他的家》（M.Whitby,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牛津1988年版, 第243页。
[11] 弥南德：《希腊史残卷》，10,1。
[12]《后汉书》，卷88，《西域传》：“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又，同书载，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前97年）甘英使答秦至波斯湾头，为波斯人所阻而不得渡。大约归于同样原因。
[13] 参见西诺尔：《突厥帝国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杂志》（D.Sinor,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巴黎1953年版,第1卷，第2期, 第431页。
[14] 弥南德：《希腊史残卷》，10, 5。
[15] 弥南德：《希腊史残卷》，19，1。
[16]有关这一比定，见克里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黑龙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7] 弥南德：《希腊史残卷》，4，2。
[18]布里：《晚期罗马帝国史》（J. B.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阿姆斯特丹1966年版,第2卷，第116-117页；奥波林斯基：《拜占庭帝国和它的北方邻国》，第477-478。
[19]这三条河流原文作Danapris、Istros、Ebros。布洛克雷译注：《弥南德〈希腊史残卷〉》，第174-175页。
[20]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克里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第76页。
[21]伯希和：《“拂菻”名称考》，《亚洲学报》（P.Pelliot, Sur I’origine du nom de Fu-lin, Journal Asiatique），第13卷 (1912), 第497-500页；白鸟库吉：《“拂菻”问题新论》，载《东洋文库》（K.Shiratori,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第15卷, 东京1956年版, 第186-195页。
[22]见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23] 奥波林斯基：《拜占庭帝国和它的北方邻国》，第487页。
[24]克里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第108页。
[25]塞奥凡尼斯：《历史》，载穆勒：《希腊史残卷》（Theophanes of Byzantium, Historiae, in Muller,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巴黎1868年版，第4卷，第270页。
[26] 西诺：《突厥帝国的历史地位》，第431页。
[27] 弥南德：《希腊史残卷》，10，5。
[28] 西诺：《突厥帝国的历史地位》，第431页；白鸟库吉：《“拂菻”问题新论》，第217页。
[29]洛佩斯：《元代欧洲的中国丝绸》，《美国东方学会学报》（R. Lopez, China silk in Europe in the Yuan Peri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第72卷 (1952)，第72-76页；奥波林斯基：《拜占庭帝国和它的北方邻国》，第487页。
[30]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页。
[31]洛佩斯：《元代欧洲的中国丝绸》，第72-76页。
[32] 奥波林斯基：《拜占庭帝国和它的北方邻国》，第478页。
[33] 西诺：《突厥帝国的历史地位》，第431页。
[34]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