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图书馆创建渊源和过程的现代启示意义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25
[关键词]桂林图书馆;创建;渊源;开拓;启示
[中图分类号]G259.296.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09)04-0088-03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以下简称“桂林图书馆”)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创建(创建时命名广西图书馆)标志着广西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起步。这是当时广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建立推动了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广西图书馆事业的开拓作用足可彪炳史册。
值桂林图书馆百年华诞之际,为了更好地发展桂林图书馆,推动广西图书馆事业,抚今忆昔,倍感桂林图书馆创建的渊源和过程对于现代图书馆事业仍有莫大的启示意义。
1 桂林图书馆创建渊源的现代启示意义
桂林图书馆最早的一批藏书主要来自桂垣书局,也就是说桂林图书馆创建的渊源可上溯于桂垣书局的置办。桂垣书局由广西巡抚马丕瑶于光绪年间倡建,在桂林图书馆创建前,一直是广西最重要的公共藏书和观书楼。
桂垣书局虽然规模较小,发展缓慢,仅以士人为主要开放对象,但其实践也体现出许多超越时代的可嘉之处。
1.1“图书倡文化俗”与“蚕桑导民致富”同为治民要务的理念
马丕瑶在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十七日的奏折中说:“不译以读书之气则犷悍不驯,不广以农桑之利则游惰失业,饬各州县设立义学,颁给《弟子规》《童蒙养正》诸书,又令兴办蚤桑,于吏治民生大有裨益。”[1]将读书与农桑放在吏治民生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广西处于协饷的经济窘境中,更显马氏图书观的难能可贵。所以,在经济繁荣的今天,更加不能只一味重视经济而忽视图书事业这个软宝库,更不能动辄以经济发展的一点小小挫折为挡箭牌,降低甚至放弃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支持。广西经济文化在马氏主政及其以后的快速发展,向我们证实了他的远见。
1.2将书楼置于教育场所集中和交通便利、环境幽静之地
马氏“于省城独秀峰麓书院之隅建造书楼书堂”,即桂垣书局藏书楼,另要求广西属地“按照省城章程办理,均择书院及公所地方修建书楼”,“皆轩爽妥帖”。[2]独秀峰所在地是清代教育和文化场所最集中之地,也是桂林城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心,而且环境幽静,将桂垣书局建于此地,不仅便于向学者前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人文和自然相和谐的读书佳境对读者的身心是一种细致的呵护,大大增加学习效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07年编制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3]便以现代方式将马氏这种择地理念用条文表达出来,文化部随后于答记者问中,又进一步批评了只顾经济发展,将公共图书馆置于边荒郊野、交通不便、环境喧闹等地的错误行为[4]。
1.3以便利和公平为宗旨的总分馆雏形实践
马氏在广西的公共书楼建设不仅局限于桂垣书局一隅。马氏在奏折中还说:“请旨饬下六省,将局刊经史各本及陈宏谋五种遗规等籍,每种刷寄十部,以九部分发梧州、浔州、柳州、南宁、太平、泗城、百色、玉林、归顺各府厅州书院,妥议章程,俾士子获资借阅。平乐近省,庆远近柳,思恩近南宁,镇安近归顺,可就近往看;以一部存省局,为择刊式样。”[1]主要体现出遍建书楼对“士子”的便利。在次年的奏折中又说:“士子散居各属,书籍聚于省垣,有志者转憾道途修阻,弗获稽求,允宜分置名郡”,“其余平乐、庆远、思恩、镇安等四府及龙州一厅,如各省送到书籍较多,即以数十种分存备阅,免令向隅。”[2]“免令向隅”又明确道出了公平分配的资源的思想。以省城桂垣书局的章程及择地建楼标准为楷模,以桂垣书局藏本为“择刊式样”来刊印书籍,使桂垣书局具有中心书楼的地位。但马氏并没有因此而对广西各属地的书楼建设存在偏见,多数府厅与桂垣书局享有获得赠书的同等权利,甚至颇费心思对没有获得赠书的府厅解释一番,说明是现实的困难和分布策略的兼顾,如赠书有余,他们也有获得赠书的权利。这种书楼,又兼顾公平遍建书楼的理念,与今日的总分馆虽有本质的差距,但其中一定的相似之处还是不容忽视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不能成为各地图书馆公平、协调发展的阻碍。
1.4马氏以广西执政者身份对书楼建设进行督导,对求学者进行勉励
“臣均亲书匾联悬挂,并于巡阅所至,逐一亲往察看”,“凡有诣楼观书者,臣皆进而勉之,务令讲求实学,裨益身心”。[2]无论马氏之说是否有夸大之处,但他能在繁杂的政务中抽出时间,对书楼和向学者这两个构成图书事业必不可少的方面予以关怀,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马氏经清廷批准后,“恭录咨会各该省督抚查照,并加函请恳去后随准”,因此很快获得相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一共得到7省401种至少4?010册赠书[2],为桂林图书馆创建时的库藏奠定了丰厚的家底。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固然是由经济社会的硬件发展程度决定的,但领导者精神修养下高瞻远瞩的观念和为公共文化事业折腰恭行的态度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马氏的书楼理念和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封建传统文化教育和政绩观的体现,但其中所体现的超越时代的价值还是清晰可辨的,更重要的是其书楼实践中公众文化服务的功用被日益强化,为后来者及时创建桂林图书馆积累了实践经验和心理基础。
2 桂林图书馆创建过程的现代启示意义
随着西方图书馆理念的传入,在改革维新的大潮流之下,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实施宪政九年筹备,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被要求限期成立。江苏、湖北等地立即行动,以各自的公共藏书楼为基础,建立了各自的地方图书馆,以桂垣书局藏书和经费为主要基础之一的桂林图书馆也是在此间创建的[5]。值得重视的是它继承并发扬了其为公众进行文化服务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对图书馆功用有了承前启后的新认知
广西图书馆专用馆舍建成后,主持其事者感叹道:“近如宋明地方书院,亦有藏书,供人浏览;承学之士,多隶于是。顾立法不周,恒难悠久。若夫一人之力,鲜能多致;私家珍传,率易散佚,则图书馆尚焉。溯彼欧美,视此最重,繁盛城市,无不备有数十馆,即一乡一镇,亦必量其力所能及以设备之。其制度之完全,经理之周密无论矣。人民学识之高,国家日以强盛,非无因也。”[6]对中国传统藏书的弊端、西方“人民学识之高,国家日以强盛”与其对图书馆事业“视此最重”之间的联系有了明确清晰的认识。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提高到与国民素质和国家富强休戚相关的程度,是这一时期对图书馆事业认识最重要的转变,也为今后桂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信心。
2.2公私合力创建图书馆
马丕瑶的书楼建设和桂林图书馆创建的提出都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但如果民众对此创举不能积极应对,图书馆的功用将大大降低,甚至成为摆设。事实上,一方面,广西地方政府积极筹措,除向参加考试的考生和毕业的学生摊派外,更将桂垣书局于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的股金利息分红全部转与创建中的桂林图书馆;[5]另一方面,李翰芬“先捐银五百元以为之倡”,带动广西乡绅先后踊跃捐款,故“不期月而集款至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余元”[6],使得桂林图书馆获得宝贵的首批创建经费。到宣统三年(1911)再次募捐时,“所望海内宏达,与吾乡乐善君子,为之支持而赞助之,或输杜库之藏,或解?囊之积,共襄盛举”[6],募捐的对象是广大民众。任何事业,只有让民众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其生命力才是蓬勃不息的。对于难见直接和短期效益的图书馆事业来说,资金的投入反而是巨大和长期的,必须倡导和支持民众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