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

［内容摘要］灾害报道，因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纵观新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轨道的。其观念和形式，在这期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灾害报道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为本位，追求的是一种教化层面的意义，后阶段转向以“事”为本位，追求的是一种信息层面的价值。

［关键词］灾害报道；观念变化

灾害报道，是指对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 无论是什么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有地震、台风、洪涝等天灾发生；也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其科技多么先进，管理多么和完善，都不可避免地有沉船、车祸、失火等人祸出现。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些天灾人祸也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2000年北方出现沙尘暴天气，中原出现大旱，“6.22”武汉空难和柳州客车坠江等等。因而，对灾害的报道，构成了我国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

灾害报道，因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其观念和形式，在这期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我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文革”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概括当时我国关于灾害报道的观念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1)王中教授这一概括是十分准确的。1957年2月上旬，上海遇到了有气象记载80年来罕见的严寒。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报道这次灾害的：

这几天上海街头积雪不化，春寒料峭，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上海人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八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十日和十一日， 出现了晴天下雪的现象。晴日高照， 雪花在阳光中飞舞，行人纷纷贮足仰视这个瑰丽的奇景。

“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这是诗人臧克家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上海写下的诗篇《生命的零度》中开头的两句。这几天要比十年前冷得多，但据上海市民政局调查，到目前并没有发现冻死的人。民政局已布置各区加强对生活困难的居民特别是孤苦无依的老人的救济工作。为了避免寒冷影响儿童的健康，上海市局已将全市幼儿园的开学日期延至十八日。

这则名为《上海的严寒》的消息，对严寒只在导语中作了一句话的交待，接下来笔锋一转，浓墨重彩写的是：上海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不仅战胜了严寒，没有出现像旧社会那样“前天一夜雪，昨夜八百童尸”的惨景，而且人们还欢乐地欣赏着“晴日高照，雪花在阳光中飞舞”的“瑰丽的奇景”。

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这则消息这么采写，并不是某些记者、编辑偶然的随意之作，而是这个阶段灾害报道的一种模式。在这阶段，所有灾害报道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制作出来的。1961年，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关于具体灾情的报道基本没有，多是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救灾，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我们不妨对1961年1至3月《人民日报》关于灾害报道的标题作一粗略浏览：《灾区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引题）天津地区非灾区厉行节约支援灾区（主题）兄弟般的关怀鼓舞了灾区人民生产度荒信心（副题）》（1961.1.4）；《灾区力争夏季好收成（引题）丘聂生产队发愤图强管好越冬作物，丰台沟生产队妥善安排生活准备春耕（主题）》（1961.1.13）；《内蒙古部分牧区赶运饲料开辟水源管好牧场（引题）抗暴风大雪 保牲畜安全（主题）》（1961.2.6）；《江洲公社贯彻政策和运用社有力量发展生产（引题）战胜连年涝灾 实现粮食自给（主题）》（1961.2.16）；《面向困难坚持斗争 及早下手安排生活 贯彻政策大办副业 干部带头生产自救（引题）高辛庄队战胜灾害迎春耕（主题）》（1961.3.4）。

“文革”时期，我国灾害报道向着更加偏激、主观和模式化的方向发展。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7.5级强烈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一电讯稿进行了报道，其标题为：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导语对地震进行了简单介绍：“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主体是这样写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分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食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灾情。灾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这则消息，对地震情况报道较为简略，对人们最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间、死伤多少人只字未提，只有一句“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是放在人与灾害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在标题制作中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

产生于“文革”末期的这则消息，更加突出“人”的因素，空话、套话较多，其中许多是人为的拔高和“口号式”的议论。同时，这一时期的灾害报道，无论是内容（角度），还是形式（表现手法），都形成一种模式。

综观我国80年代初之前的灾害报道，具体有这么一些明显特点：

1. 立足于肯定人的战斗精神。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灾害发生了，人们奋勇抗战，保护财产和生命，这是灾情报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反映具体灾情、反映人们抗灾和救灾是灾害报道三大阶段性主要内容或事实。这3个阶段的事实，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在内容上也有层次性。按照新闻报道的，一般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和事件内容的层次，依次作出报道。而我国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站在“事”方位对事实作阶段性反映，而是站在“人”的方位对事实作整体审视。这样，“事”就不是报道的中心内容，它只是“人”斗争的对象。如唐山地震的报道，对灾情报道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这只是一个由头，由这个由头引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灾救灾”。同时，这个时期在肯定人的战斗精神时，总是作绝对的理想判断：在人与每场具体灾害的关系上，“人”总是一律的胜利者。

2. 只注重新闻的时宜性，不注重新闻的时新性。灾害报道，反映的总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这些报道出来，总是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一丝不悦，尤其是那些造成重大损失的和那些人为的灾害，报道稍有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对这一方面考虑得较多，注重报道的社会效果，追求时宜性。因而，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中常常出现灾害发生几十天、几个月之后才报道的“新闻旧报”现象。如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造成死亡72人、3700万元的直接损失。对此事件，新闻界在长达半年之久竟视而不见，直到8个月后的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才作出报道。

3. 追求终极性结论。在报道一些重大灾害尤其是人为的敏感性的灾害时，这个阶段的报道不是见事件就报，而总是要对事件有了明确定性结论后再作报道。如上面举到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新闻界之所以半年多迟迟不作报道，主要原因是对事件的性质把握不准，也即在等有关部门对事件作出最后的定性结论。

4. 追求最佳的宣传价值。灾害事件，一般来说，都具有新闻价值。但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

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2)。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传者基本上是对符合自己意图的就报，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就少报、轻报或不报。如唐山地震将一座美丽的唐山城化为瓦砾，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又如还有一些灾害报道，只是写个百把字的消息放在报刊的一、二版中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为了保证宣传价值，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统一口径，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独家采访发通稿。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传者认为：如不这般，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8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中，“文革”期间的灾害报道有其特殊性，它与前十七前和后几年的灾害报道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更强调人的“革命精神”，把人的革命精神拔高到无所不能的高度。同时，“文革”的灾害报道更加模式化、僵硬化，都是一个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如唐山云南两地地震的报道，连有些段落、句子都是一模一样。另外，“文革”的灾害报道中，“革命口号”式的语句很多，假、大、空成为其一大特色。

80年代初以前，我国灾害报道呈现这些特征是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首先，是时代的特点决定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全国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纲”进行的，新闻媒体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体现出战斗的特色。于是，灾害报道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审视事物，强调新闻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这已成为当时新闻报道的一大原则。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总是遵循这一原则的。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新华通讯社中南总分社当时对这次新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的灾害的报道工作制定了几项原则：“一、报道灾害，不要盖过生产。二、着重报道积极同灾害斗争，战胜灾害，夺取丰收。三、报道范围暂时固定在几个可以确保的重点和某些受灾较轻、很快可以恢复生产的地区。四、不作全面综合报道，不讲具体灾情。”(3)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他们又根据中央和总社的指示精神，制定出了报道思想：“动员千百万人民起来战胜灾害，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斗争任务，对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主动事实的报道，就是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新华社原中南总分社制定的这些指导他们报道长江水灾情况的原则和报道思想，是有典型意义的。它深刻体现出时代的特点，也体现了我国80年代初以前对灾害报道原则的实质内容。

其次，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形成了“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我们的新闻报道，多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的，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对待灾害上都是站在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何领导人民抗灾救灾夺取胜利。 作为党政部门和领导，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正确的。而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新闻单位和记者，也十分自然地与党和政府保持着同一视角。于是乎，久而久之，新闻界就形成了一个观念：“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同时，这个阶段的新闻界还有一种奇特的观念：不能报道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绝望；认为反映“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控制大自然，这样说法会引起人民的一种错觉”，“引起群众恐慌”。(5)实际上，大自然今天人们还无法完全控制，“人定胜天”只是一种理想和追求。

其三，“文革”期间的灾害报道出现那种偏激和模式化，出现假大空，主要是由于“四人帮”一伙愚弄百姓、颠倒黑白造成的。他们为了夺权的需要，抛弃新闻，歪曲事实真相，宣扬唯心主义。

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前阶段相比较，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最明显的变化是从“人”的角度跳出，移向“事”本位。至于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却是一种总体力量逐步推移的过程，不可归结为一事一文。如若硬要寻求标志物的话，我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1年7月14日播发的消息《四川暴雨成灾》和《南方日报》1983年6月13日刊发的消息《今天凌晨广州市降特大暴雨》可以算上。尤其是后者，已完全摆脱了前阶段灾害报道的模式和观念。80年代初以后我国灾害报道，可以看出，它呈现出与前阶段完全不同的一些特点：

一是客观地反映灾情。灾害是个什么样子就报道个什么样子，不夸大，不缩小，实情实报，毫不遮掩。2000年7月7日晚，广西柳州市一辆公共汽车冲出市区壶东大桥坠入柳

江，《北京日报》（2000.7.9）对此作了报道：《公汽坠入柳江（主）40人死亡（副）》。这则消息详细报道了这起车祸发生过程、发生原因和造成结果，直陈其事，毫不回避，并将事件和死亡人数纳入标题。今天看来，这是一篇极平常的灾害报道，但在80年代初以前我国的报刊上，是绝对看不到这类报道的。 它与前阶段报道最大区别在于：强调新闻的信息价值，淡化新闻的教化意义，纯报道灾情，丝毫不涉及抗灾救灾等等情况（抗灾救灾不是不报道，而是另作报道）。

二是时新性得到增强。80年代初之前的灾害报道注重新闻的时宜性，对待灾情往往等定性之后作统一口径的报道。而80年代初以后，记者追求新闻时新性，一见灾情就发新闻。获1998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消息《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30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当即就用手机向报社编辑部报发了一条简讯：“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决堤30米左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九江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是人。靠近决堤口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接着，记者每半小时向报社编辑部报发一条简讯，一共发了8条。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将8条简讯原封不动刊发，放上一个标题。像这么快速地报道重大灾害，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好像还没有，致使一些人还一时不能接受。据记者介绍，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报社就接到有关领导的电话，严厉批评他们违反了“新闻纪律”，报社领导还为此写了检讨报告。直到第三天（8月9日）国务院总理朱基亲临九江视察，讲了：“不能向群众隐瞒灾情”后，局面才得以改观。(6)

三是灾害报道再不是由新华社一家统一发稿，任何新闻媒体随时都可以就灾情采写、编发新闻。

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对灾害进行着理性的思考。前阶段的灾害报道，在关于人征服大自然的能力上，总是持盲目的、乐观的态度，“人定胜天”是当时报纸、电台上喊得最响亮的口号。诚然，在局部、在短期来看可能是胜了天，如“围湖造田，叫河水让路”，但从长久来看，人的这些举动是失败的。前一阶段灾害报道只有热情，没有性。后阶段的灾害报道就情形大变，人们在对灾情进行了详细报道之后，还常常对灾害作冷静的思考，作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深挖灾害造成的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2000年4月10日《日报》在二版刊发了灾害报道《风沙肆虐华北西北》的同时，同版还刊发了3篇相关稿件，一篇是资料《西北和北方沙漠及沙地》，一篇是综合报道《一年沙化一个中等县 风沙危害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还有一篇是新闻短评《沙暴“吹”人警醒》。这一组稿件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沙暴进行了全面的反映和诠释。人们看了这组灾害报道之后，在获得了信息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日益张狂的风沙进行思考。

我国灾害报道在80年代以来发生这种变化，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这些原因的渊源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上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新闻界逐渐走出“左”的巢臼，遵循新闻报道的规律，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人们对于灾害报道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摒弃了“只有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片面观点，确立了“灾害也是新闻”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改变，使灾害报道从“人本位”移向了“事本位”。报道不再是就“人”来说“事”，而是就“事”来说“人”，就事件的来安排报道的内容；报道的价值也不再是停留在强调意义的教化层面，而进入了追求价值的信息层面。这是一次返朴归真的飞跃。同时后阶段的灾害报道还表现出不只是一味地对“人”唱赞歌，而更多的是站在“事”的角度来对“人”的行为进行反思和批判。

由“人本位”向“事本位”的转变，使我国灾害报道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过去认为，过多过细地报道灾情，“会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7)会给社会主义国家抹黑。这是一种误解。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灾害报道实情实报，取得了十分理想的社会效果。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水灾。对此，我国的新闻媒体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哪里溃了堤，哪里倒了房，哪里死了多少人，都如实报道，并对这次天灾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分析，得出了“天灾乃是人祸”的结论：上游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 中游围湖造田，使江水无处囤积；下游河道不畅，致使洪水顶托。由此，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引发了一场全流域乃至全国的“保护环境”活动。这种社会效果是前阶段灾害报道无法达到的。

我国的灾害报道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目前的发展态势就整体来说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不良现象值得注意。这主要是两点：一是灾害发生地的领导机关对此过于谨慎，甚至有些遮遮掩掩，使报道不能按应有的规律进行。如1999年11月烟台“大舜号”海轮沉没，270多人死亡。多家媒体虽然对此作了报道，但份量和重视程度显然不够，有专家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关涉200多人性命的新闻，低调处理，潜在社会传播效果极坏”。(8)另一不良现象是一些晚报、都市报等非党报性质的报刊对灾害报道过于热衷。这些报纸为了寻求卖点，不惜版面大量刊载灾害报道。这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这些报纸千方百计搜罗全国全世界的天灾人祸，满纸风暴水灾、机毁人亡，让人感觉世界末日似乎来临。另一种是，对灾害报道，尤其是人祸报道深入详细，连篇累牍，并配以大标题，大照片，悲惨惨、血淋淋，以刺激读者。 应该说，对灾害报道遮遮掩掩和过于热衷的两极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这不可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也不利于我国灾害报道的健康发展。正确的态度应是：不缩小，也不夸大；不遮掩，也不渲染；客观地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受众。

注释：

(1)王益民主编：《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第5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2)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第23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3)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第23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4)同(3)

(5)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第22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6)贺延光：《从“违反纪律”到获新闻大奖》，载《新闻知识》2000年第2期。

(7)同(5)

(8)欧阳明：《人民利益重于天》，载《新闻与信息传播》2000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