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二）
关键词：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理念
4 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思潮变迁
1776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着力弘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抨击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无端干预，倡导通过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来保持经济高效率。他认为政府对于市场经济应该“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涉。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的齿轮几乎以奇迹般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①这种自由市场的观念成为19世纪英美国家经济领域的圭臬，英美国家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日趋减少。这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上所说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塑造和形成了西方国家强调有限政府与对公民负责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成为西方化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以至于整个19世纪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30]。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又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理念是信奉消极自由，自由被理解为个人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把市民社会视为自由王国，而把国家视为强制的王国，是一种必要的祸害[31]。因此，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他人的伤害或约束，国家应该是小规模的。这种理念推及到经济领域就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用看不见的手而非政府干预来调节市场的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主义，这种自我规制的市场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工业化在19世纪取得了飞速，促使财富极大地增长。但到19世纪末期，自由市场主义理念却日益受到人们的置疑与批判。为此，自由主义者开始思考古典自由主义的弊端，同样这种反思也是最早发端于英国，美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才出现了匡正自由市场主义的罗斯福新政。这就步入了20世纪上半叶倡导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
4.1现代自由主义的兴起
现代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自我修正，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32]一是米尔（John Stuart Mill）对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的反思，他承认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存、自由和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不过自由的价值还应能促使个人能不断地发展、获得与提高技能和知识等；二是英国家格林（T.H.Green）和霍布豪斯（L.T.Hobhouse）等审视消极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和贫穷是因为过分地强调人都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个体，而且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剥夺了许多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从而导致这些人贫穷。而实际上人是具有同情心和利他性的，是负有社会责任的。因此，所谓自由不仅仅意味着自由选择，而是个人应该有机会认识自我、获得技能和知识并实现自我，也就是积极自由。可见，现代自由主义并未否定个人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力，也没有否认这些个人权力是属于国家不得干预的私人领域，而是强调机会平等，也就是说国家应该为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其次，现代自由主义虽然强调机会平等和社会福利，但绝不会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为了提高社会福利而去强制个人，而是为个人提供可以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机会，因此，免受国家和政府干预的个人自由仍旧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这些思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别表现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
社会自由主义倡导国家通过提供社会福利来为公民提供摆脱贫困、无知和疾病的机会，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社会福利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干预私人领域，是一种补足性的手段。英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当时的安斯奎斯自由党政府（Asquith Liberal government）就提出了实施养老金、有限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到二战后这种福利国家的理念在工党政府得以更为广泛地推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凯恩斯主义则试图匡正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主义，政府通过控制储蓄和投资来调控和管理经济运行，以解决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失业、贫穷等社会不平等问题。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自工党执政以来，大力推行国有化，形成了公共领域由国家控制和私人领域实行商业运作的混合经济模式。现代自由主义在看待国家和政府的态度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无论是提供福利还是调控经济运行都是就国家和政府的积极的一面而言的，而古典自由主义却只看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消极面，即国家是作为自由个人的对立面而不得不存在的一种制度安排。在美国，从罗斯福新政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日益强化，1934年美国政府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市场的严格管理。此后建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民用航空局(CAB)等等，对有关行业进行业务许可证、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控制。原已存在的联邦动力委员会(FPC)的职能也得到了加强。美国逐渐成为了管制资本主义，亦即国家干预主义在美国兴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政策（New Frontier）和约翰逊政府的“大社会”政策（Great Society）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国的政府权力日益扩大，出现了以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体主义，建构了国家“辛迪加”。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保守主义在英国政治思想领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始于19世纪初期，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反思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其基本理念是遵从传统、权威和社会秩序，认为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个人需要生存在有组织的社会之中。当然，保守主义因所在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不同，也不尽相同。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发端于政治学家伯克（Edmund Burke）1790年出版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后经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等的发展，形成了英国式的保守主义，一般称之为家长式保守主义（paternalistic conservatism）[33]，其典型特征是将自由市场主义与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等级观念与家长式价值观相融合。一方面赞许自由市场，认为自我规制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有效的和公平的，也是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来就已是英国的一种传统，以至于市场法则在英国就是一种自然法则[34]。另一方面，工业化会造成社会分化，形成贫与富两个社会，这就会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因此，又需要维护传统秩序、权威和对财产权的尊重等传统理念，表现在倡导富人和特权阶层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对穷人和弱势阶层负责。也就是说通过强化富人阶层道义上的责任感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权力来消除社会不平等，比如，在迪斯累里执政时期的保守党政府于1867年颁布的《第二次改革法案》（the Second Reform Act）就增加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投票权、并提高他们的居住和医疗卫生条件等。这些措施使得英国保守党从19世纪末期就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并成功地击败了自由党，成为20世纪主宰英国政坛的第一大党。这些理念也成为战后保守党的主导思想，在1951年重新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承袭了工党政府国有化等政策方略，信奉凯恩斯主义，进一步拓展了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范围。尽管如此，保守党所推行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工党在价值理念上是不同的，工党是基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保守党则是处于增强同情心和责任感等家长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并不想消除等级和权威等。可以看出，英国式的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在试图修补自由市场存在的不足，而且都是想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就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技术、社会环境下的一种自我修正或演化，以便促使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平等和整体繁荣。当然英国式保守主义在看待人的问题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与现代自由主义有不同之处，保守主义认为人是有缺陷的，不像自由主义那样认为人是可以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物，这种缺陷表现在心理上的依赖性、道德上的不完美和智力上的有限性。因此，人需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传统的延续，更需要来觅求安全和道德上的提高。那么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就有义务和责任提高那些贫困和弱势群体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不足，这正是保守主义试图提高同情和责任来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理论逻辑。
4.2新右派思潮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的保守主义者开始反思、甚至是激进地批驳凯恩斯主义的福利社会与国家干预理念，加上对二战后共产主义在前苏联的成功与拓展的惧怕和应对冷战、重塑世界强国的愿望，使得英美保守主义重返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捍卫社会秩序、权威和纪律，形成了新右派思潮（new right）。随着撒切尔夫人主宰英国政坛和里根执掌美国白宫，新右派就成了英美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影响了法、德等西欧国家，甚至波及到全球。新右派有两条主线构成[35]：一是在经济领域推行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奉亚当·斯密的理念为圭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二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强调传统价值，重提古典保守主义理念，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或保守主义新右派）。实际上，这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新自由主义信奉个人主义和自恃（self-reliance）的人性观，强调自由、选择和竞争等价值理念；而新保守主义则认为人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和依赖社会的，尊奉权威、责任、纪律等观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会加剧这种内在的矛盾，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超越国界，传统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理念愈来愈受到冲击，出现了一种相互依赖却又具有无法预测性、人为的不确定性和破裂的全球化秩序[36]。
新自由主义又称自由主义新右派，这是因为以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佛雷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直接承继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而非现代自由主义。首先，在对待经济问题上，推崇放任自由的市场主义，相信用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来左右市场和调节经济运行，远比国家干预要有效得多。针对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需求管理和通过国家干预来提高社会福利和降低失业率等理论，新自由主义提出了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供给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政府的职能仅是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维护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通货膨胀和失业等滞胀问题只能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来消除。也就是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数量多寡决定了市场价格水平，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数量大于产品和服务时就会产生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反之亦然。而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是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故此，一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正常的，政府可以通过缩减政府开支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缓解就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要靠市场来调节。此外，政府通过降低个人和的税收来促使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增加，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见，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与其说国家干预能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许多经济问题正是因此而孳生的。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促使和保证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而非直接插手经济活动。其次，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理念上信奉个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重返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排除任何外在约束的自由。把20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提高福利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扩张，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因为社会福利本身导致而非医治不平等，福利完全是个人事务[37]。因此，尊重个人自由的选择、满足其所需就成了一种公共服务。这也是皮考克报告以来，英国广播电视政策所提出的消费者至上、促使节目内容多样化和市场结构多元化等的根由所在。⒉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英美年轻的一代开始置疑和批判传统的道德与社会规范，传统的价值理念趋于崩溃。加之，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化，年轻人有权选择自己的道德理念和社会方式，这会导致许多并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错误的生活方式，造成多样、杂乱和相互抵牾的价值理念的产生和并存，这无疑会降低社会的凝聚力和民族的认同感。为此，新保守主义强调社会秩序、权威和纪律等传统价值理念，试图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塑造强大的国家。撒切尔夫人倡导和支持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和国威，而美国政府高扬重视家庭的传统价值理念，故此，新保守主义又被称之为保守主义新右派。要重塑国威和加强社会凝聚力，不外乎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可以通过武力征服他国或地区来彰显国家之强大，比如1982年的英国发动的马岛战役和1975年美国的越南战争等；二是通过媒介，特别是电视来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等。
新右派是在矫正凯恩斯主义和与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对垒中发展壮大的，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自由市场主义固有的弊端也就显露出来了，就像十九世纪末期的古典自由主义那样，短期经济危机的频发、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问题又重现，而个人主义同样在加剧竞争的无序、社会的变化与不稳定。尽管新保守主义试图用传统价值来促使社会凝聚，然而放任的市场与个人却促使了新右派的衰落。在1997年的大选中，完成了自我嬗变的工党在沉寂了10多年后重新执掌英国政坛，并三次获得大选胜利，这也是英国工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如果说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和工党的国有化和公有制的执政理念是激进的左派，而奉行市场自由主义和推行私有化和传统价值的撒切尔主义是激进的右派的话，那么第三条道路就是力图吸纳二者基本价值理念的一种中庸之道。首先，从哲学理念上讲，第三条道路力图打破意识形态领域二元对立的观念，寻求在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之间新的平衡点，以兼顾效率与平等、发展与正义、权力和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建构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38]。可见，第三条道路承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吸纳新右派的合理内核，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演化。其次，在政治上淡化传统意识形态间对峙的理念，推行旨在促进地方分权的宪政改革，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增强地方议会自主权和推进政府民主化进程等。再次，在经济上推行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试图克服纯粹的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的弊端，将这两者都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调控经济运行的必要手段。最后，在社会管理上，倡导参与性社会，强调社会公正，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改造传统的福利制度，实现社会福利的多元供给。
5 对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
5.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执政理念与媒介政策变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最终要建立的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且我们对于共同价值和人类行为的认识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包括：首先，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利己性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人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实现共同价值，因此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次，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公平是废止私有财产的结果平等，那么实行共同产权就是顺理成章之路，体现为国有制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39]。也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个人不足以实现共同价值，而作为人民代言人的国家（政府）才是有效的手段，我国广播电视政策变迁是正是基于这些价值理念的变革而变化的。经过建国初期以来的国有化运动，我国媒介业成为肩负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的事业单位，在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上是按照行政机构来建构的，电台电视台成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自1978年以来，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由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过在1983年之前，改革的重点集中在体制外的非国有领域，即以鼓励包产到户和非国有企业增长的增量发展为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明确了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向，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触及到了工业、商业和科技、教育等，改革开始全面推进。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40]，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战略。我国广播电视政策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步入了前WTO的改革时代，在这期间有两个具有标志性的文件：一是1983年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重在促进广电业的增量发展，推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体制，允许电台和电视台下设的公司可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运营模式，开始默许、允许进而鼓励媒介进行广告、自办发行等商业活动；二是1999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建设管理的意见》（82号文件），旨在减量增质、提升广电业的整体实力，实行“四级变两级” 的广播电视改革体制，并推动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行政区域内组建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广播电视集团。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意味着我国广电政策须遵循WTO的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等），须面对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变化所形成的外部格局和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后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特殊情景（表现在广电业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资本的积累，政府规模在缩小、其职能在转变等等）。此外，从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已将包括媒介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纳入到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即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全面置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凡此种种为我国广电政策变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广电政策进入了后WTO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件中：一是200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17号文件），该文件的核心是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组建多媒体兼营和跨地区经营的媒介集团，蕴含着以下几点变化：⑴政府的职能开始转变，即从经济活动主体开始转变为政策、条例等的制定者与监督者；电台、电视台机构由事业单位向市场主体转变，成为独立的事业法人实体，开始相对自主的资本运营和结构调整等经济活动。⑵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媒介的经济干预，开始强调依托资本和业务进行资源整合，放宽媒介市场准入；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1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旨在将广电业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并放开对经营性资源的资本运作，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非新闻宣传类的其他项目运营，推进经营性资源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步入了资本化的历程。这次政策调整突出的变化表现在：⑴政府对广电业干预的范围和程度有了相对明确的分野。公益性事业是指新闻宣传为主节目内容，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范畴，由政府来主导；经营性产业有市场来调节，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其的经济规制。⑵政府开始由主宰一切经济活动向提供公共品物品和宏观管理转移，从而对广电产品与服务的产供组合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广电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以实现，不一定完全由政府来主导产供，政府开始将广电产品欲服务的生产权、供给权、资源配置权等交于市场和社会公众。这样一来，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职能得以进一步廓清，此后，广电总局把2005年作为建设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年，推进村村通工程，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公益性事业。200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又强调指出，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高度重视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41]。
总的看来，我国广电业政策变迁的基本理念表现为：一是要巩固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表现在历次改革的指导原则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党的理论，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巩固好广电等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地位。17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广播影视集团实行的是中共党委（党组）领导下的管委会负责制，属于独立的事业法人实体而不是企业法人实体。21号文件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在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改进和创新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方式和方法，通过依法执政来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就是说在政治和经济价值之间首先要保证的是前者，在确保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广电业可以自主运营。诚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前局长徐光春所言，广电体制改革 “既要确保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介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又要放开搞活，大力发展广播影视事业和产业”[42]。其二，维护广电业国有制模式，发展和增强国有主流广电机构的实力，这是因为国有广电机构在我国具有稳定社会、维护政体的作用。从1983年行政区域化的增量发展到82号文件的减量增质，都是在不同的国有广电系统内运作的，其他社会资本完全被排除在外； 17号文件只允许在整个国有媒介系统内部或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可以吸纳国内媒介系统内部、国内非国有和国外资金；2003年的有关文件又将新闻宣传等核心资源留给了国有广电机构。在市场竞争中也要坚持国有为主，国有广电机构要在市场中起到龙头、示范和主导作用。即使是在2003年开始的广电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推行的政策也是在国有广电内部实行企事分离，也就是媒介内部结构是一个事业主体、两个法人实体（事业法人实体和企业法人实体），兼有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两种功能，实行事业和产业两种经营方式[43]。2004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开始全面放开对经营性资源的资本运作，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非新闻宣传类的广电节目制作业，允许境外有实力有影响的影视制作机构与境内国有电视节目制作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节目制作公司。其三，满足国民的利益，这是媒介的职责所在，也是任何国家媒介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所在。我国广电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价值依据或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物质的需求。政府也强调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媒介要为人民服务等等。因为人民才是媒介产品和服务的终极消费者。其四，试图加快市场化进程，以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整个广电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实际上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入世以来，我国广电业的市场化进程在不断地加快，广电政策也将坚持面向市场作为改革的原则之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足见，我国广电政策变迁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下的渐变历程，由单一的国家供给向国有为主和市场供给转变，由集体主义向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逐渐提升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作用，肯定私有产权的价值与合法性（新修订的宪法纳入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等条款），由片面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向人的社会性和自利性转变。进一步讲，对于我国现阶段广电公共政策的理解至少要考虑到三个基本要素：党和政府、人民及市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广播电视政策关注的更多的是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力量，即政府与产业（government-business）这对范畴，而不是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和公共与私人（public-private）这些范畴。进一步讲，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党、人民的利益和产业发展的问题，需要平衡的是政治和经济价值。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会在现行制度下培育媒介航空母舰，特别是在广电业会推行“一个主体，两个轮子”[44]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在主流电台、电视台下设意识形态宣传和商业运作两个实体，而将非主流媒介推向市场，从而会形成政治与商业媒介双头寡居的格局。不过随着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博弈，政治力量会逐步拥抱经济力量，资本会在媒介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终会推动媒介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迁。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特别是民间资本积累以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此外，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得以不断地提高，这必然会促进广电业的产供组合模式变化，政府会不断地将媒介产品与服务供给过程中涉及到的生产权、资源配置权和监督力交于市场和公众，从而促使政策向着更为市场化和公共化的方向发展。
从2003年我国推行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倡导广播影视等文化业沿着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类的方向去改革和创新。提倡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理念也逐渐的明朗化，而从“十一五”规划和近年来的中央的有关文件来看，近些年来我国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建设重在加强和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上，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电影放映和“西新工程”成为广播影视业的重头戏。这些工程其实早已有之，不过上升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战略高度却发端于近两年。
2006年1月17日，李长春、刘云山、陈至立等中央领导在广电总局召开的广播电视村村通现场办公会上，就曾明确指出，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超强的力度、超常的措施，推进新一轮的村村通工作。2月23日，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具体部署了新一轮村村通工作。会后，组织完成50户以上村村村通工程验收，开展20户以上自然村“盲村”和农村无线覆盖情况调查，编制“十一五”时期建设规划。10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新时期村村通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目标任务、职责分工、配套政策，陈至立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同时，着力加强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和进一步加强西藏、新疆等地区广播电视设施建设，扩大覆盖范围，提高收听收看质量。“十一五”规划中又将这些工作纳入到重点工程之中，同时中央明确要求将广播电视村村通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级政府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各级政府的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考核的内容。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开启于1998年，截至到2006年上半年，基本解决了全国已通电的11.7万个行政村和10万多个50户以上自然村的村村通，使1亿左右农村群众能听到广播、看到电视，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4.48％和95.81％。但是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全国还约有5400万农牧民群众（47万个已通电的自然村）听不好广播、看不到电视；二是已实现村村通的地方收看（听）的节目有限，每个行政村的接收点只能收听收看到中央1套广播、1套电视和省1套电视节目，入户率也低；三是一些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出现了村村通“返盲”问题。四是无线覆盖效果在广大农村地区严重滑坡，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广播电视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为此，在新的一轮村村通规划中，首先要巩固“十五”期间的成果，其次是在“十一五”时期基本实现所有20户以上通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解决大约4200万人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最后是提高质量、改进服务，以建立村村通的长效机制和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从以上所述，结合这些年我国广播电视业公益性服务的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建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一些基本的思路来，即由政府提供、政府主导向政府组织、社会资本参与或市场供给的方向发展。（完）
[注释]
[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
[2]Feintuck ,Mike.(2004).The Public Interest in Reg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 10.
[3]Held, Virginia.(1970).Public Interest and Individual Interest. New York: Basic Books.
[4]Feintuck ,Mike.(2004).The Public Interest in Regulation.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1－31.
[5]Hertz,N.(2002).The Silent Tackover: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racy.London:Arrow Books.p.102.
[6]Feintuck ,Mike.(2004).The Public Interest in Regulation.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48.
[7]【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5－71页.
[8]Herring,E. Pendleton.(1936).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p.23.
[9]Appleby, Paul.(1950).Morality and Administration in Democratic Government. Baton Rouge: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35.
[10]【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
[1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2－74页.
[12]Osborne,David，and Ted Gaebler.(1992).Reinventing Government: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MA:Addison-Wesley.p.3.
[13]Stone ,Deborah. (1988).Policy Paradox and Political Reason.New York:Harper Collins.p.10 .
[14]【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5页.
[15]Fox ,Charles .(1996).Reinventing Gover nment as Postmodern Symbolic Politic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56(3); Schachter ,Hindy Lauser .(1997).Reinventing Government or Reinventing Ourselv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6]【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5页，第62－79页.
[17]Kops ,Manfred著，何勇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北京：《媒介研究》.2004年第1期.
[18]McQuail ,Denis and Siune ,Karen.(2003).Media Policy:Converge,Concentration and Commerce. Londond:SAGE Publications Ltd..p.27.
[19]【美】埃莉诺•奥斯特洛姆著，余迅达等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版.第31页.
[20]Reith,John.(1924).Broadcast over Britain.London:Hodder.p.34. Hutchison, David.(1999).Media Policy: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 Well Publisher Ltd.p.34,p20.
[21]Paulu, Burton .(1956). British Broadcast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12.
[22]1949年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组建了以经济学家贝佛瑞吉（William Henry Beveridge）为首的委员会对BBC进行审核，于 1951年1月公布了调查报告（Beveridge Report），建议维持BBC垄断地位、延续BBC宪章和执照费模式（但审核期限为5年）。随后，同年的7月工党政府就此公布了白皮书，认可了贝佛瑞吉报告。在1951年贝佛瑞吉委员会发布报告的同时，其成员之一劳埃德（Selwyn Lloyd）也提交了一份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只是当时没有被工党政府采纳，后来却成了支持成立商业广电机构游说者的重要理论依据。
[23]参见1964年电视法案（the television act 1964），该法案是在1954年和1963年电视法案修订而成的，Retrieved at July 15, 2005, from 。
[24]Franklin,Bob.(2001).British Television Policy:A Reader.London:Routledge.p.9.
[25]Davies Committee.(1999).the Future Funding of the BBC. Retrieved September 16, 2005, from .
[26]英国贸易部、英国文化媒介部，顾芳等译.《英国政府通讯白皮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1－63页.
[27]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顾芳等译.《英国政府通讯白皮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9页.
[28]英国贸易工业部、英国文化媒介体育部，顾芳等译.《英国政府通讯白皮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5－71页。并参见Communications Act 2003,Retrieved January 12, 2006 from 。
[29]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2006).A Public Service for All: the BBC in the digital age. Retrieved at Marth16 ,2006,from .
[30]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25-26.
[31]Ibid, p.46.
[32]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p.56-62.
[33]Heywood, Andrew. (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p.84－89.
[34]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89.
[35]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91－100.
[3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的未来》.北京：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66页.
[37]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96.
[38]Giddens,Anthony.(1998).The Third Way:the Renewel of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p.64-65.
[39]Heywood ,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105-115.
[40]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4－45页.
[41]曲志红.《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28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北京：《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第一版.
[42]徐光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全面开创广播影视改革发展新局面》.2003年12月22日在中国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43]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办公厅编.《广播影视工作重要文件汇编》.2003年.第486页.
[44]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办公厅编.《广播影视工作重要文件汇编》.2003年.第486页.
[文献]
1【美】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甄春亮等译.《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
2【美】埃莉诺•奥斯特洛姆著，余迅达等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版.
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 Appleby, Paul.(1950).Morality and Administration in Democratic Government. Baton Rouge: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5 Barsamian, David.(2001).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Broadcasting.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6 AMIC. (1999).Public Broadcasting in Asia: Surviving in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7 Barendt, Eric and Hithens, Lesley. (2000).Media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Pearson Education.
8 Boyce, George.(Ed.)(1978).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Constable.
9 Blumler, J.G. (1996).British Television, inH.Newcomb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elevision. New York: Frank Dearborn.
10 Burton, Paulu.(1956). British Broadcast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12.
11 Bolton, R. (1990).Death on the Rock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W.H.Allen/Optomen Books.
12 Curran, James and Seaton, Jean.(2003).Power without Reponsib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sixth edition).London: Routledge.
13 Collins, Richard and Murroni, Cristina. (1996).New Media, New Polici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Cambridge: Polity Press.
14 Collins, Richard. (2002). Media and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Consequences of Global Covergence.Bristol: Intellect Books.
15 Heywood ,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6 Held, Virginia. (1970).Public Interest and Individual Interest. New York: Basic Books.
17 Hertz.(2002).The Silent Tackover: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racy.London:Arrow Books.
18 Herring,E. Pendleton.(1936).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
19 Hollins,Timothy.(1984).Beyond Broadcasting: into the cable ag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 House,E.R.(1980).Evaluating with Validity. Beverly Hills: Sage.
21 Hutchison, David(1999).Media Polic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2 【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23 【英】肯尼斯•哈里斯著，冯义华等译.《撒切尔首相传》.北京：职工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4 Lasswell,H.D. and Kaplan, A.(1963).Power and Society.N.Y:McCraw-Hill Book Co.
25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6 【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7 Leys,C.(2001).Market-Driven Politics.London:Verso.
28 Lennen,T.(2002).Digital TV: a phoenix risen from the ashes. Free Press.
29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0 【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