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宜其室家的女人--论作为上海寓言的《桃之夭夭》
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派遣广州办事处的林赛，驾驶着阿美士德号船，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原名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又名郭实腊）领航，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一路测量河道、海湾，绘制航海图，侦察地形，调查沿海沿江一带重要口岸上的清军设防。林赛专门为这一次出航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胡夏米。
且说东印度公司为什么要请一位普鲁士传教士来领航？原来，这位郭士立实非等闲之辈。著名学者刘禾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考证，正是这个通汉语的郭士立在汉英对译中力主将“夷”译为“barbarian”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字眼，因此而挑起了英国绅士的自尊继而报复的心理，而这一心理一定程度上乃是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内在动力。另据近代史家称，此人乃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争议的焦点在，一方面他是受荷兰教会派遣来东方传教的传教士，为布道方便，他很快学会了汉语，而且通闽、粤方言，常常穿着当地人的服装深入各阶层传教布道，他还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近代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客观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由他修订出版的新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又为太平天国所采用，甚至更广泛地在晚清中国流传着；但另一方面，他除了出任鸦片战争中的翻译和战后《南京条约》签订的中英双方的翻译（因当时清帝国通者了了，不得不由这些传教士们充任）外，他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是该公司及其它鸦片商们非常得力的向导和帮手，更重要的是，他竭力怂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并为之提供大量的、军事及情报，他曾三度沿中国海岸航行，刺探、搜集情报，而在鸦片战争后，他竟然还出任了定海知县和舟山地方行政长官。他还曾经做过港英当局的秘书一职。对这样一个集传教士、间谍和鸦片贩子为一体的人物，难下断语，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基督教界，对这个在传教事业上做出很大贡献的郭士立所犯下的罪行也并不讳言。其实，依我的理解，所谓“争议”其实大可不必，郭士立的所谓“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更不是上帝的旨意，而只是其野心和强盗逻辑结出的一个果子，无论如何是不能视为“功德”算到他的头上去的！
对郭士立的功过，相信学家自有公断，毋庸我置喙。我要说的乃是他在上海史上的作用。1831年6月，郭士立第一次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途经福建、浙江、上海、山东，直至天津，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仔细的侦察，一路上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他的侦察立即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注意。局促于广州一隅的洋商们早就觊觎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东印度公司自不可能例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美士德号才请他做向导，而他也因为1831年的那次航行成为进入上海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郭士立是6月底到上海的，据说他们到上海吴淞口后，曾要求在上海开展贸易，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而在他6月30日的日记中就赫然记录了他们到吴淞口所干的间谍勾当：“我们巡视了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这样第一手的情报对于英帝国政府和急欲发动战争的列强而言，显然比此前也曾向英政府描述过上海之重要性的东印度公司职员黎逊的报告更受欢迎。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尚且不知道郭士立有没有向公司或英政府递交过什么报告，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曾经遍游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海岸线的人，对于上海之于广大的内陆中国的重要性的认识显然有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把握。郭士立虽然身为普鲁士人，但不知为什么却一心效忠于英国女皇陛下和东印度公司的那些鸦片贩子，加以他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身份，他之提供情报，甚至为之出谋划策正在情理之中。从他第一次进入上海，到出任《中英南京条约》的翻译，其间已经整整十年。而《南京条约》之将上海等五大城市列为首批通商口岸，或许与他参与其事并不是绝无干系的罢。的确，中国也有人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譬如王韬就在其《瀛壖杂志》中说：“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当冲要，故贸易之旺，非他处所能埒，虽由人事，亦地势使然也。”而王韬这么说的时候，上海已经开埠数十年了。至于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中是否有有识之士看到上海的重要性，我无从得知，事实是，上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问题对于普通的历史而言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但对已经开埠，并正走在成长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之路上的上海而言，对城市史而言，却是意义非凡的。就“城市”所有的近意义来说，开埠后的上海才是其历史的真正开端。而此后的数十年间终于发展为远东的大都市，无论如何是不能不考虑到国际殖民资本的巨大作用的。所以，实际上，上海乃是洋人发现的，上海的价值即使不是由洋人首先发现，但真正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并被更充分地利用的应该是洋人，而且，上海的发展也端赖殖民列强的资本扩张和经济侵略。
所以我说，上海，其实是个没有父亲的城市。这么个出生就近代中国而言，自然不只是上海一家，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或多或少都应该与之有同病相怜之感，更不必说香港了。然而，青岛们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没有一个堪与上海比肩，所谓“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只能是上海。正是这个身份暧昧的城市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飞速发展的神话。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为半个世纪后新政权的经济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积累下了足够的资本，甚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腾飞”也隐约可见昔日的光华和础石之功。
我知道，这样的描述会令许多人不适，甚至愤怒，然而，这是事实！而王安忆的《桃之夭夭》竟然在底里成了这个城市的隐喻。
“桃之夭夭”语出《诗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通释乃贺女子婚嫁之作。全诗以桃之夭夭起兴，似在告诉夫家，如此这般的女子娶回家去，一定会使夫家兴旺发达，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有帮夫运的。但有意思的是全诗却并没有只言片语关涉女子的容貌，只重在咏叹“宜其室家”，这其实是很有意味的。当然，我们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对作为妻子的女人所应该有的贤德的含蓄的说法，所谓“贤德”，或曰女子懿德，在三从四德，在尽孝道，在扶老爱幼，在勤俭持家，甚至，能续传香火，有旺盛的生殖力，可以使家族人丁兴旺，所谓“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也。
王安忆何以要用这样一个典故来写那么一位现代上海的女子？这且按下不表。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作品罢。
故事的主人公乃是一个叫郁晓秋的女子。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将做了母亲的郁晓秋比作花，说这时的主人公“就像花，尽力绽开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一个“惠”字，自然与“桃之夭夭”的题旨相吻相合，而王安忆对她的嘉许自然也跃于纸上。那么，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要令王安忆用如许的笔墨来赞美呢？
就王安忆的上海故事而言，其实，弄堂里的小儿女的生活乃是其胜场。由她写来，确乎能给人一种“贴肤贴肉”的感觉。从最早的雯雯系列开始，到《妹头》中的妹头，《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乃至《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当然还应该加上《富萍》里的富萍。若是与同写上海故事的同时代作家程乃珊作一个比较，这一点体现得就更明显了。现在的程乃珊似乎专事于旧上海贵族生活的钩沉，实际上却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大吹特吹怀旧风的时候。九十年代初，程乃珊就以其父辈为原型，写作了长篇小说《家》，此后更是潜心于洋场贵族的遗事、遗风以及旧迹的发掘，文字之间弥漫着一种惆怅、惋惜之情，大有恨不生逢其时之叹，在如数家珍似的叙述中却也透着一股子自得自矜。也许，那就是程乃珊所熟悉的东西，而王安忆熟悉的显然不是那一类。批评界总说王安忆是张爱玲的正宗传人，其实，这真的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王安忆自己也并不承认，而且否认得有道理。王安忆真正心仪的乃是苏青。对苏青的“市井之趣”和“家常”气息，王安忆会然于心，那篇《寻找苏青》就是明证。都说知音难觅，其实同时代的张爱玲并不是苏青真正的知音，除了她那时的忠实的读者外，那怕只是这么一篇《寻找苏青》，王安忆也足以当得起“高山流水”这四个字了。其实，在王安忆对苏青的理解中，是有一个更大的背景的，那就是上海和上海人。上海是什么地方？王安忆说了：“上海，可不是大小姐的世界”。也就是说，上海乃是弄堂小儿女们的世界。即如对上海建筑的理解，其实，上海虽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上海总会、汇丰银行大楼、国际饭店等自然是上海的骄傲（有意思的是人们大都在感觉着骄傲的时候遗忘了它们身上屈辱的记忆），丁香花园、绿房子等花园洋房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但上海的建筑主体实在乃是石库门和弄堂，甚至还不是像尚贤坊、涌泉坊这样有名的弄堂，而是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无名的里弄，它们进入不了建筑史，但它们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它们，就那么些著名的建筑矗在这地面上，那也就已经不是城市，更不是上海了。就如那些不知名的、无名的里弄中的人，绝大多数也进不了历史，他们甚至并不渴望进入历史，他们只求生活得安稳些、滋润些，和和睦睦，再有那么一点盼头，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兴兴头头的，那就是幸福了。然而，也恰恰是这些人才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体，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她的血肉。
这就是王安忆对上海的基本理解，很地，她也就将这样的理解贯穿在了她的上海故事的写作中，甚至还不只是一个贯穿的东西，而是一个起到了原则性作用的纲领，它决定了她的故事人物的选择，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白流苏那样的贵族之家的女子，虽然是破落的贵族之家，也不会出现程乃珊笔下的那些豪门中的贵妇名媛。王安忆笔下最有名气的人物大概也就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了，可王琦瑶虽然是选美比赛的季军，所谓“沪上淑媛”，但毕竟还是出生于弄堂人家，充其量也就只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小家碧玉，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开头部分专门为王琦瑶单立一节文字，用抒情笔调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有着普遍性的王琦瑶——“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这样的理解甚至与她的写作方式、叙述方式也是一致的。王安忆被许多人所诟病的是她叙述的琐碎，殊不知这琐碎恰恰就正是弄堂女儿的方式，也是她们的生活的基本形态。当然，其中或许也包含有所谓的创作，即创作家个人的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乃至写作方式会自然地投射到作品中去，但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创作规律，毋宁说是她的上海故事的写作原则。因为从王安忆其他非关上海的作品，譬如《小鲍庄》中，我们似乎也还不太能遽下“王安忆就是琐碎的一个人”这样的断语。用苏青的话说，就是：“家庭生活是琐碎的，这本书也显得有些琐碎起来了。”而在王安忆，则又不是一本书，也不仅是家庭生活，而是她几乎全部的上海故事了。所以，《桃之夭夭》的叙述依然是琐碎的。王安忆从郁晓秋的出身讲到她的童年，讲到她的少女时代，青年时代，直至她出嫁为人妇、为人母。郁晓秋的出身是尴尬的，在家庭中也是有些难堪的，可是她自己却并不以为意，那样难堪的地位反而练就了她适应环境的能力，“那些粗粝的对待，倒是锻炼了她结实的身心，日后可抗衡人生中不期然的遭际”。不仅因为“小市民堆里长成的孩子，对于众人的闲话都是有一些抵抗力的”，而且这也跟她的天性和家庭的环境相关。她的童年说不上快乐，更无从说幸福，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对她根本没有普通家庭中的那一份关爱，甚至保姆对她也很是“粗暴”，但是，她自己会寻找快乐。因为母亲的关系，她在剧团里担任一些小角色，在去剧团的路上，她用靠她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零钱可以一路逍遥地吃到剧团。精打细算是郁晓秋从她的处境中习得的本领，在下乡劳动的那一段日子里，她几乎将它发挥到了极致，也因此给同学们带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快乐，而且还因此开出了爱情之花，后来成为她真正的男朋友的何民伟就是此时与她合作甚欢的“战友”，当然那已经是上山下乡和回城之后的事情了，但究竟是在这个时候播下的种子。然而，郁晓秋最终却并没有嫁给他，而做了她姐夫的填房。王安忆告诉我们，这在何民伟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他后来不但要经历离婚的苦楚，即便再婚，也只能跟一个乡下姑娘结婚，开一家大排挡糊口而已。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因为房子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何民伟的家人对郁晓秋的出身所一直抱持的轻蔑和偏见。有意思的是，王安忆安排她成为姐夫的填房，其实很有人所谓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而且非但幸福，姐夫当初的接纳多半是从孩子和父母的角度出发的，不意竟看到了郁晓秋身上较之她姐姐更好、更适合自己的特点和能力，于是，先结婚后恋爱，爱情在慢慢地生长，虽没有如胶似漆，却也甜甜蜜蜜，不久郁晓秋又有了身孕，两家的老人更是高兴。正如妇联信访办对来咨询独生子女津贴的郁晓秋说的那样：“人家只有一个，你有两个。”语气中多少有那么点不平，可郁晓秋听着却是满心的欢喜。这确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好结局。而重要的是，对于郁晓秋来说这才是她适得其所的归宿，或者，我们应该这么说，这才是王安忆所认为的郁晓秋的适得其所。
故事也就是这么个故事，王安忆一路将郁晓秋差不多三十年的生平拣紧要的几个阶段呈现给我们，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还是那些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在《上海和小说》这篇小文章中，王安忆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其实，就小说这一文体而言，它所有的“世俗性”也还只是一个方面，未必所有的小说都必须有，事实自然也并不是这样，在欧洲小说史，或许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一反骑士小说开启了小说的反英雄主义之先河，但此后的小说史并不就绝无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甚至还很多，而中国的情形似乎恰好与之相反，小说一直被视为引车卖浆者流的阅读对象，才子佳人和市井生活的内容似乎要多于英雄演义。同时，上海也并非就绝无诗词曲赋。但王安忆却的确看到了上海这个城市的独特性，看到了这个城市中最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那一面：世俗化倾向。世俗化的核心阶层，也是最为广泛的阶层就是市民阶级，而世俗化的典型表征恰恰就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琐碎。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琐碎，而把握不到琐碎之中那些起原则作用的东西，显然还不能说就理解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中的人。就《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而言，这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在环境中养成的精打细算。适应环境，却并不一味屈从于环境，更不是卑躬屈膝，或不择手段，而是从环境中习得如鱼得水的本事；精打细算，意味着有目标，有奔头，一意向着目标、计划前进，尽可能考虑地周到、仔细，量入为出，仰仗一种近似本能的感觉来权衡利弊得失，争取不多花一分钱，但却也并不强求，更不苛求，就是说不流于吝啬、苛刻。之所以说这是原则，还因为总有不依原则的人，那些自然也就只能是末流，不上品的市民，而可以称为市侩了。这么说其实并不意味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市侩就比别的城市为少，甚至因其五方杂处而更多，但就这个城市的组成而言，市民阶层毕竟是其主导成分。郁晓秋就正是其中之一。
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固然有许许多多天作之合的际遇，的因缘，乃至无数杰出人士的贡献，但是倘使没有千千万万个郁晓秋这样的人也是万难成就的。所以，郁晓秋这样一个女人兴旺的就不只是她姐夫一家，而是整个上海。而当我们将郁晓秋视为这个城市最广泛的群体中的一个时，她也就已经在这一意义上代表了这个城市，成为上海的象征体。而因为有上海，江南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国库也因此而更加殷实。倘有不信，只要看一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上海的GDP所占全国的比例就可以了。而现在的上海更是长江流域合作区的龙头城市。就此而言，上海也当得上“泽被天下”这四个字了。倘说“宜其室家”，又去哪里去找如此这般相宜的？
而且，在我看来，郁晓秋的性格同时还是海派文化的一个正面隐喻。说到上海，不能不说到海派，说到海派的文化。兼收并蓄的吸纳性是海派文化广受认同的一个方面，所谓“海纳百川”。注重生存本身，实在而不务虚的世俗趋求自是其另一个主要特点。就其正面的意义而言，这些品质理应视为高格，在郁晓秋身上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但是，人们往往过于强调了这一价值趋向的正面意义，而忽视了它所自由来的历史的生存情境。因其世俗化趋向必然导致庸俗和势利，而海纳百川却也并非虚怀若谷，也就有了藏污纳垢的可能，虽然这些在王安忆的笔下没有出现，但却是不能不看到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郁晓秋的出身同样构成了对这个城市的暧昧历史的隐喻式表达。郁晓秋只有母亲，我们根本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就像这个城市，她是有祖国（母亲）的，可是她的发迹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却是来自于外在，也是上文已经说到的那样，是许多人所不愿意正视的。郁晓秋语焉不详的身世透露的恰恰是作者的尴尬：对上海近史的形象所感觉到的难堪，然而，这个城市毕竟因其辉煌的历史和沉淀、积累的基础向祖国贡献了她有目共睹的成绩。对于这一点，只要粗识上海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然而，对一个情感上已经与这个城市完全确立了归属认同的人来说，却不免感觉着一丝尴尬和难堪。
也许王安忆本没有打算将郁晓秋塑造成这样一个意义丰富，甚至过于阔大的人物形象，她只想写出那么一个弄堂小儿女的成长经历。但也许正是在无意之中触及到了这个城市的根，捕捉到了这个城市最为暧昧的部分。越细致的地方，反而越是能呈现出一个阔大的意义，细致来自于咀嚼、反刍式的体验，因其细致，所以能于部分的本质有深刻的心得。只不过意义呈现的方式乃是隐喻的而非直接的，而隐喻的方式才真正是文学的方式。
然而，咀嚼甚至反刍的方式也可能一变而成为把玩。一旦体验化为欣赏，沉迷其中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就因此而出现阿兰·布鲁姆所说的那种情形，放大镜和显微镜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到细节，但也因此失却了对整体的观照能力。王安忆对于琐碎的生存故事的叙述固然是领会到了这个城市的精神所在，但这个城市的精神绝不只有“宜其室家”的一面，付诸阙如，甚或视而不见都非整体，即使只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通览整个作品，我们在郁晓秋身上几乎找不到一个缺点，这恐怕也非实情，而由此透露的消息其实就正是王安忆的溢美之情，这既是对无数郁晓秋这样的女子的赞美，也是对由郁晓秋所体现的城市精神的赞美；同时，又因为王安忆的赞美和欣赏的态度，也很难进入一个完整的弄堂女儿的心里，所谓苏青式的活法是否就一定是市民社会的真实状况和理想形态，是否只意味着利己而不损人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一个健全而文明的社会肯定不是由许许多多如此“文明”的个人所组成，自然也更不是由那么些高贵的资本家和贵族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