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之间的区别——以意思互动为视角
合同和决议是意思表示的“化合物”，它们的有效要件与单方法律行为的相应内容是否存在差别？法律行为理论之中的意思瑕疵理论是不是三者共同的有效要件？
任何一个意思表示要被法律所承认，必须符合若干要件，例如，主体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不违背法律与社会公益等。但是，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在有效要件上还存在其他显著的差异。
单方法律行为有效的基本条件是意思表示的一致。当意思表示的客观含义与隐藏其后的主观意图不一致时，一些德国法学者将其称为意思瑕疵。[16]假定A是表意人，如果用数学方式来表述意思无瑕疵的证明，要证明的等式就是：A的单方意思=A的表示。证明此等式的方法是排除意思瑕疵的存在，即证明意思表示无瑕疵。当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述瑕疵时，该意思表示就具备了有效的基本条件。
与单方法律行为不同，合同和决议是“化合物”，它们的有效必须具备两个特殊的要件：意思互动的过程合法(遵守法定程序)及其“化合物”的存在。现分述如下：
合同有效的特殊要件包括两个方面：缔约过程合法(遵守缔约程序)；合意的存在。假定A、B是缔约双方，用数学方式表达，这两个要件就是：其一，合意存在的证明：A的意思(要约)=B的意思(承诺)；如有多方缔约，可依此类推。其二，缔约过程没有违反法定缔约程序。注意到，与单方法律行为相同的是，意思自治(即缔约各方自己的意思与自己的表示一致：A的单方意思=A的表示； B的单方意思=B的表示)仍然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之一。对此，有必要予以说明。
很多人认为，如果缔约各方自己的意思与自己的表示一致，合意也就得到了证明。这是错误的观念。即使A或B的单方意思与他自己的表示一致，也绝不等于A与B达成了合意。两个自治的交易人不一定能达成交易。证明了A的要约是A的真意，也仅仅只能证明A单方的意思表示的有效性，而不能证明A与B之间存在合意。合同有效必须考虑合意的存在。当A的意思与他自己的表示不一致时，A与B不可能存在合意，这说明单方意思自治是合意存在的先决条件，而绝对不能说明合意本身的等式证明无关宏旨。这两种证明毕竟有内外之分，必须分开解决。法律行为理论之中的意思瑕疵理论，是证明意思自治的理论(某人的单方意思=他自己的表示)；合同法之中的要约与承诺一致的理论，是证明合意存在的理论(某人的要约=另一个人的承诺)。合同法对合意存在的证明颇为重视，大陆法系的要约承诺相一致理论、英美法系传统中的镜像规则都是这方面的规则。[17]之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7条规定了非实质性修改有效等原则，对僵硬的镜像规则进行了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镜像规则的精神。[18]另外，英美法的对价理论，也是从实质意义上证明合意存在的理论。有学者将对价称之为合意的“物化”，并认为它是决定合同生效与否的因素之一。[19]因此，在民法之中，应当认真区分“意思与表示相一致”与“一个意思表示与另一个意思表示一致”，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缔约过程没有违反合同法的缔约程序，这也是合同有效的特殊要件之一。从实际情况看，合同法的缔约程序从时间、方式、步骤等程序环节上限定了合意的效力，例如，我国《合同法》第2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第23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第29条规定，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以上法条都是对要约承诺效力的限制，这一类的法条是缔约程序的基本内容。这些规定多数从正面肯定一些缔约行为的效力，从反面理解，也就是否定一些违反缔约程序的缔约行为的效力，因此，它们是对缔约行为的限定，言下之意是：如果缔约行为违反了缔约程序，相应的要约或承诺无效，当然，相应的合同也就不可能有效了。对缔约程序的违反，不同于意思瑕疵：缔约程序规定了缔约行为的方式与步骤，它的重心是规定一种公平的、有效率的、合作性的行为模式，而不仅仅是保障缔约自由，由此，即使意思表示没有瑕疵，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或以规定的方式缔约，也不符合缔约程序。同时，不违反缔约程序也不等于合意的存在：缔约程序是对缔约过程的要求，而要约与承诺的一致是对合意内容的要求，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以上表明，单方法律行为与合同在有效要件及其证明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与合同类似，一个有效的决议也必须具备两个特殊的要件：决议过程合法，即决议过程符合法定的决议程序；多数决定的存在，即决议案经过多数票通过。决议是意思互动的“化合物”，上述两个特殊要件，前者是对决议之中意思互动过程的要求；后者是对意思互动的“化合物”的要求，用数学方式表示，就是：赞成票/总票数≥1/2(或2/3、3/4等)。前者旨在保障意思互动过程的有序性，后者旨在保障“化合物”的民主属性。可见，合同和决议的有效要件都要求意思互动的过程合法(遵守法定程序)及其合适“化合物”的确实存在。
在有效要件之上，决议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决议的有效要件不适用意思瑕疵理论。有学者在研究股东大会决议时指出：“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的理论很难适用于股东大会决议。”[20]单方法律行为和合同均可适用意思瑕疵理论，二者与决议在有效要件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在决议过程之中，为了维系决议的秩序，所有意思互动都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不是意思自治，此时，不得不以法定程序标准取代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意思瑕疵理论。同时，意思瑕疵包括错误、恶意欺诈和非法胁迫等形态，决议程序是理性的产物，其中规则当然蕴含了不得恶意欺诈和非法胁迫等精神，但又远非恶意欺诈和非法胁迫等意思瑕疵形态所能概括，作为一种系统性的专业程序，其中内容应当更加丰富；一种专业化的程序流程，当然不是几个非专业化的行为方式所能取代的。[21]缔约过程也应当遵守法定的缔约程序，为什么合同仍然以意思瑕疵理论作为它的效力理论之一？如前文所言，决议程序比缔约程序更具有系统性和强制性，合同法只对缔约过程的典型环节规定了法定程序，而留下了较多的意思自治的空地，它属于法定程序指导下的意思自治。在这些意思自治的领域，意思瑕疵理论仍然有其适用的余地。可见，决议程序的系统性和强制性，是其不适用意思瑕疵理论的主要原因。其二，决议不要求参议各方达成合意，而只适用多数决定原则。合同的有效要件包括缔约各方的合意，决议不作如此要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决议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对那些没有对决议表示同意的人也能产生约束力。[22]他意识到了决议与合同在有效要件上的重要区别，可惜没有对合意与多数决定进一步予以区分。产生上述特征或差异的原因是，决议是群体性的意思互动，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常常无法达成合意，只能实行多数决定原则。双方或三方意思互动较容易达成合意。但是，在决议之中，参议的人数可能是几十人，也可能是数百人或更多，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常常难以达成合意，决议不得不以多数决定原则取代合意。综上所述，在有效要件上，决议与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存在本质性的区别。
五 结 论
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三者存在质的区别：合同和决议不仅包括了一方的意思表示，还包括了其他参与方的意思表示，是意思互动的“化合物”；对他人意思表示的兼容，赋予二者不同于单方法律行为的功能；决议是多数人的统治，它体现的是意思民主，这使之不同于单方法律行为和合同，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缔约程序和决议程序本质上是意思互动的法定程序，目的是以程序理性规制合同和决议的形成过程，程序理性的渗入，使合同和决议成为比单方法律行为更为高级的行为形态。单方法律行为不必考虑意思互动及其程序问题。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在有效要件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合同和决议的有效必须包括两个特殊的要件：意思互动的过程合法(遵守法定程序)及其“化合物”的存在。三者在有效要件上的重大区别表明了法律行为理论的局限性。下面的表格对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的主要区别进行了对比。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意思表示的数量给法律行为理论带来了实质性的麻烦，法律行为理论忽视了意思互动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或许，私法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行为理论。
注释:
[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2][美]所罗门、帕尔米特:《公司法(第三版)》(注释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3][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三大法系的要约与承诺制度》，孙宪忠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期，第1页。
[4][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6][德]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5页。
[7]陈醇：《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第45页。
[8][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9]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第53页。
[10]合同法教科书中常常将缔约程序称作缔约过程，这种说法，忽视了程序之中的人工理性，其根源在于认为程序是公法的专利。参见陈醇:《商行为程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11][美]亨利•M•罗伯特:《议事规则》，王宏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页以下。
[12]陈醇:《商行为程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13]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5页。
[14]RobertS. Summers，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 Processes—A Plea for“ProcessValues”， 60CornellLaw Re-view，1， 23 (1974).
[15]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16][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17]参见Lon L. Fuller， Meloin A. Eisenberg，Basic ContractLaw，6th ed.， WestPublishingCo. 1996， p. 253。
[18]参见DouglasG. Baird， RobertWeisberg，“Rules， Standards， and the Battle of the Forms: A ReassessmentofSec-tion 2?207”， 68Virginia Law Review，1217， 1233-1235(1982)。
[19]李永军:《论私法合同中意志的物化性———一个被我国立法、学理与司法忽视的决定合同生效的因素》，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第119页。
[20]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的法理分析》，载《法学》2005年第3期，第94页。
[21]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第53页。
[2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