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立法之反思与前瞻——为纪念中国保险法制百年而作
五、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分”还是“统”
海上保险为保险业之源头，“无疑是贯穿保险业发展历史的‘母亲之河’”。[32]在保险业发达国家，海上保险皆先以发生，渐次及于陆上火灾保险及生命保险；其立法也是先有海上保险之规定，置于“海商法”中，后制定“陆上保险合同法”。我国立法也因循了这一模式，１９９２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１２章为“海上保险合同”；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２章为“保险合同”，只不过名为保险合同，实质上是有关“陆上保险合同”的专门规定。如何认识和处理上述两类保险合同法的关系？我国大多数保险法学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１８４条“海上保险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之规定，主张海商法只不过是保险法的特别法，两者虽然分置于不同的法典之中，但实质上为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保险合同法制的统一化格局已基本形成。[33]但问题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陆上保险合同法与海上保险合同法两者之间真的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吗？我国保险合同法已经统一了吗？如此种种，颇值探讨。
首先，我国陆上保险合同法与海上保险合同法两者之间并非真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更遑论我国保险合同法的统一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立法过程来看，两者分别源自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传统。祖国大陆的保险法主要是学习和移植我国台湾地区所谓“保险法”，而后者有关保险合同之规定又基本上是承袭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保险契约法草案》，沿袭了大陆法系保险合同法的传统。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立法过程，其背景是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海上运输领域向国际社会主要是向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国际公约学习、借鉴、吸收和引进的过程。前国际海商法协会主席、英国海商法学家帕特里克·Ｊ．Ｓ．格里格斯曾指出：“这种国际公约的某些条款有选择性的并入国内法的做法，最典型的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该法包含了现有许多国际公约中的许多公认条款。为了达成最大限度的统一，这种方法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混乱和不确定的现象发生。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并入的方法并未被广泛采纳。”[3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１２章“海上保险合同”则充分参考了为绝大多数海运国家所借鉴的《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加拿大著名海商法学者威廉·台特雷教授在其名著《国际海商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１９９３年海商法第１２章（第２１６－２５６条）中对海上保险进行了规范。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该章节包含了很多英国海上保险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原则。”[35]毫不夸张地说，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１２章“海上保险合同”与《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可以清晰地发现前者的诸多条文是对后者未加任何改造的直译而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分别源自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传统，必然导致两者在体制、制度、规则等方面的差异。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２章“保险合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１２章“海上保险合同”，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保险合同主体权利义务体系的构造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源自大陆法系之传统，故在保险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构造上仿大陆法系的“三分法”体制，除保险合同之双方当事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外，还有被保险人作为关系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源自英美法系之传统，故在保险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构造上采英美法系的“二分法”体制，仅有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两个主体，而无投保人的存在。除此之外，在一些具体制度如告知义务、保险代位、重复保险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２章“保险合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１２章“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并非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关系，而是彼此独立、相互并列的两个不同法系，统一的保险合同法制并未形成。
其次，未来我国保险合同法制之走向应当实现统一。其理由有三：（１）将海上保险合同法置于海商法中，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沿革，传统的要素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在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以降的海上保险合同规范大多置于海商法之中，且一直相沿成习。究其缘由乃在于海上保险产生之初与海上船舶运输业的“天然”联系。海上船舶运输业兴起之初，尽管“四处渗透着‘保险法’的触角”，[36]但海上保险只不过是“商人的女仆”，[37]无不依附于海上船舶运输业者。因此，近代诸国海商法无不将海上保险合同纳入其中，并作专章规定。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海上保险业角度来审视，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因为当海上保险业从“商人的女仆”发展成独立的行业并进而与陆上保险业一体化时，海上保险“远没有像海员人身伤亡或船舶碰撞那些问题更具有海商法的基本特征”。[38]进一步而言，当下“区分海上保险与陆上保险之实质意义，并非相当重大”。[39]因此，海上保险合同法可以独立于海商法之外。（２）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之间的区隔，难以适应国际上保险业务一体化的现代趋势。海上保险与陆上保险的区分是相对的，并且有逐渐淡化的趋势。起初，海上保险的范围仅限于海上发生的事故和灾害，然而近代社会交通发达、国际贸易日益兴旺，海上保险的保险范围也逐渐扩大。海上保险所指的“海”的范围颇广，“不但与海连接之码头、海岸或货栈得在其列，即陆上亦往往包括及之……海上保险殆已成为‘运送保险’之别名”。[40]尤其在现代社会，随着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的发展，某一货物的运输往往陆续经过陆上运输、空中运输、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等不同的阶段，实行“门至门”的联运方式，此时的货物运输客观上要求仅仅订立一项保险合同，而不是分别订立陆上保险合同和海上保险合同。一项保险业务往往既涉及海上保险，又涉及陆上保险；一个保险事故可能既属于海上保险的承保风险，也属于陆上保险的承保风险。海上保险与陆上保险之间的分界线如今已越来越模糊，两者在实践中往往同时并存、相互混杂，保险业务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相当的统一性。由此可见，保险业务的一体化在客观上需要保险合同法的统一；否则，必将加大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增加被保险人的不便，进而影响保险业的发展。因此，海上保险合同法应当从海商法中分离出来。（３）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之间的区隔，徒增法律解释上的争议和适用上的困扰。以被保险人为例，海商法确定被保险人为合同当事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负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而在保险法中，被保险人仅仅是受保险合同保障、有权受领保险金之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同为被保险人，在海上保险合同与陆上保险合同中的地位却如此的迥然不同，以至于争议迭出，徒增适用上的困扰。为此，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审判座谈会的会议纪要》指出，海上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海商法》中有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适用于投保人”。应当说，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对海上保险合同法作出变更，其合法性和妥当性也颇值得探讨。由此可见，为杜绝争议、减少适用上的困扰，根本之策在于突破现行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之间的人为区隔，实现我国保险合同法的统一。
最后，中国保险合同法制的统一，应当是“实质统一”而非“形式统一”。海上保险合同法脱离海商法典后又应当纳入何处？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可资参考的立法例有二：一为法国立法例。在法国，早在１６８１年颁行的《海商法》中就包含了海上保险法的规定；１８０７年又将《海商法》归入《法国商法典》；１９６７年７月３日颁行的第６７—５２２号法律以及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９日颁行的第６８—６４号法令取代了原《海商法》中关于海上保险法的规则，使海上保险法脱离了《海商法》乃至《法国商法典》；１９７６年法国汇编并颁行《保险法典》时将１９６７年颁行的法律和１９６８年颁行的法令纳入其中，完成了保险法典法制的统一。[41]其二为韩国立法例。《韩国商法典》制定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０日，虽然在此之前的１９１２—１９４５年期间，由于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时代，韩国直接依用《日本商法典》，因此被韩国学者称其为“依用商法”。[42]１９６２年颁行的《韩国商法典》在整体框架上与《日本商法典》基本保持一致，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根据韩国的实际进行了很大的调整。[43]其中，就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部分而言并未仿照《日本商法典》将其置于海商法的编章之中，而是置于第四编之第二章“损害保险”之中，[44]其第五编“海商法”中并无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就上述两种立法例比较而言，法国立法例虽然使海上保险合同法脱离了“海商法”的框架，并入统一的《保险法典》之中，但这种统一仅为形式上的统一而已，并未厘清一般损失保险与海上保险的“种属”关系。也就是说，海上保险虽为其他保险种类之源泉，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财产损失保险，即运送保险之一种。[45]反观韩国之立法例，不仅使海上保险合同法脱离了“海商法”的框架，而且将其作为“损失保险”之一种，置于“损失保险”章节之中；如此一来，不仅完成了保险合同法制的形式上的统一，而且还达成了实质上的统一，与法国立法例相比显得更为科学、严谨。
六、结论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修订和完善，在指导思想上应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约束，进行大修小改；若仍然坚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增、删、改，其结果只能是事倍而功半，浪费修法资源而已。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应放弃现行的“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之“合并立法”模式，分别制定“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回归大陆法系之传统。在立法规范上，应将保险合同法的修订和完善放在首位，以满足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之需求。在保险合同法的体系架构上，应放弃“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传统“二分法”，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之现代“二分法”。在保险合同所保险之对象上，在维持现有“三分法”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应确立“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之保障对象”的观念，提升被保险人的地位，回归被保险人的权利。在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之关系的处理上，突破将海上保险合同法置于《海商法》中的陈规，将其置于《保险法》“损失补偿保险”的章节之下，实现保险合同法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
注释:
[1]Ｓｅｅ Ｊｏｈｎ．Ｋ．Ｄｉｍｕｇｎｏ ＆Ｐａｕｌ Ｅ．Ｂ．Ｇｌａ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２００３，Ｗ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３．
[2]考察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起草过程，主要是学习和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和作法，无论从篇章结构还是相关规定来看，几乎是我国台湾地区所谓“保险法”的“翻版”或“浓缩”。
[3]参见李祝用：《保险法立法体例研究》，《河北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4][19][23]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１９９１年自版，第３页，第１２４页，第５页。
[5]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１集，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５页。
[6]参见２００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９５条之规定。
[7][8]参见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６页。
[9]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１９５７年在“保险法修正案”中，对采“五分法”之理由所作了说明：“本法原按保险标的之性质，分为损失保险及人身保险两大类，损失保险非以物之保险为限，无形利益之保险亦予包括。而人身保险则不特仅及于人生命及身体之保险，并未包括人之保险之全部，即身体之保险，亦仅以意外伤害为限，致使大多之保险契约乏于规定，失所准据。部分保险契约因保险标的可兼为人、物及无形利益。应释为损失保险抑为人身保险，见仁见智，在保险业以经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一种之规定下，尤滋纷争。为谋补救，另为区分为火灾保险、运送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意外保险五类，各立专章，分别规范其特质。”转引自应式文：《保险与法律及实务论丛选集》，台湾财团法人责任保险研究基金会１９８２年版，第５页。
[10]参见应式文：《保险与法律及实务论丛选集》，台湾财团法人责任保险研究基金会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７页。
[11]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规汇编》，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页。
[12][25][26]参见江朝国：《论我国保险法中被保险人之地位——建立以被保险人为中心之保险法制》，《月旦法学教室》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13]［日］上山道生：《保险》，刘淑梅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页。
[14]参见［日］山下友信等：《保险法》，有斐阁２０１０年第３版，第３４５页。
[15]参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出台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４条之规定。
[16]参见汪信君、廖世昌：《保险法理论与实务》，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页。
[17]参见［美］小罗伯特·Ｈ．杰瑞、道格拉斯·Ｒ．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第４版），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５页。
[1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３８－４３９页。
[20]参见［日］仓沢康一郎：《保险契约法的现代课题》，成文堂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６页。
[21]据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保险法专家施文森教授考证：英美法上“ｉｎｓｕｒｅｄ”一词，我国学者将之译为“被保险人”。若细加研究，“ｉｎｓｕｒｅｄ”不仅指以其存有保险利益之财产为保险标的之人，同时亦指提出要保申请之人于危险事故发生后享有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之人。及至２００年前人身保险逐渐兴起之后，始发现提出要保申请之人与以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之人及日后受领保险金给付之人未必为同一人，实际上，有时亦有不可能或亦不宜为同一人。于此场合，若仍以“ｉｎｓｕｒｅｄ”涵盖此三者，难免误导。于是称前者为“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称后者为“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由于人身保险制度系由财产保险制度推演而来，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前，人身保险运作上始终受产险惯例之拘束，除非保单或法令有特别规定，仍然承袭产险上“ｉｎｓｕｒｅｄ”一词以资概括，因此对于“ｉｎｓｕｒｅｄ”一词究系指何人而言，有时不易捉摸，而英美法令上“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ｉｎｓｕ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一语尤宜多加思索。参见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上册），台湾三民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22]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Ｌｏｗ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ｎｄ，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ｅｇｏｎ，２００５，ｐ．１７２．
[24]［日］金泽理：《保险法》（第２分册），成文堂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８页。
[27]参见［美］埃米特·Ｊ．沃恩、特丽莎·Ｍ．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页。
[28]参见［英］Ｍ．Ｌ．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５７页。
[29]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６４条、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６５条均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２００９年再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时将条文序号改为第４３条并删除了“受益人”一词；此种修改虽属进步但并不彻底。
[30]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保险法理论与实务》第３集，台湾瑞兴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９－２４８页。
[31]参见２００８年修订的《日本保险法》第５８条之规定。
[32]［英］奥梅·希尔：《海上保险——法律与保险单》，郭国汀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页。
[33]参见司玉琢、胡正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议立法例、说明》，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页。
[34]转引自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页。
[35][41]参见［加拿大］威廉·台特雷：《国际海商法》，张永坚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８页，第４７８页。
[36][38]［美］Ｇ．吉尔摩、Ｃ．Ｌ．布莱克：《海商法》（上），杨召南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８页。
[37]参见［英］Ｈ．Ａ．Ｌ．科克雷尔、埃德温·格林：《英国保险史》（１５４７－１９７０），邵秋芬、颜鹏译，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页。
[39][45]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２页。
[40]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页。
[42][43]参见《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页。
[44]《韩国商法》“第四编保险”之第二章“损害保险”共分六节，具体如下：第一节，通则；第二节，火灾保险；第三节，运输保险；第四节，海上保险；第五节，责任保险；第六节，汽车保险。参见《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