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刑法死刑制度的分析与评述

　　针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采用“死缓”的方式处理：“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些思想，对于新民主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法规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在辨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坚持刑罚的报应作用与教育作用相结合的最好体现。此外，“死缓”制度是和“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紧密结合适用的，“‘缓期两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这样的方针，使得刑罚的惩治作用与宽大处理、教育功能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一刑罚思想的指导下，从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出现的死刑保留制度（即对应判处死刑又有可能争取改造者，暂不执行死刑。保留期内又犯新罪则执行死刑，期内不犯罪，则不再执行死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下，从1951年开始，各地相续建立健全的死缓制度，以及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这一制度的继续保留与进一步完备，均体现了死缓制度的历史适应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证明其富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二、对毛泽东死刑思想的简要评述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成改造反动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系统工程，为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其死刑思想中所贯穿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决定了其辨证处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刑罚方针，使新中国的包括死刑制度在内的刑罚手段，明显摆脱了西方国家通行的狭隘的法律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解放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中国刑罚具体原则的得与失、利与弊、存与废。历史的经验提示后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仍然是一切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死刑呈现扩大化的现象，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也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人们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有联系，当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群众严惩罪犯的呼声高涨之时，立法者与司法人员需要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遵循法律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民众出自本能、情绪化的要求扩大死刑制裁的呼声，不是一味迎合，而应站在理性的高度，正确引导这种社会反映，在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过程中，使刑罚规定更加趋于理论及事实上的公正与合理，这也是从根本上反映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群众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愤怒与仇恨，不应成为死刑扩张的根本性理由，在法治领域，允许“嫉恶”但不应“如仇”，法律的立场是理智而公正的，与仇恨没有关系，即使这种仇恨的发出者是普遍的民众，也不允许以“民愤难平”来任意曲解法律，藐视法律，这种“民愤”不等同于“人民利益的要求”，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激情化的狭隘的情绪宣泄，一味迁就于它的非理性要求，与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民主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法治文明国家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死刑制度的状况多一分理性的思索，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与今天已经有许多重大区别，法治中的民主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与当时也有不同，毛泽东的“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思想要继承，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作为衡量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法制建设需要贯彻始终的，但以往和现存的刑罚原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使之保持永远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