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留守——从社会化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选择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6
本研究所用调查数据来自笔者主持的于2005年4—7月对浙江省三类地区的调查。所谓三类地区是依据浙江省统计局2004年9月2日公布的对全省11个设区市的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调查的结果，对城镇外来人口的“来源省份和地区”进行分类，第一类受浙江直接辐射影响的邻近省份抽中安徽、江西；第二类是受浙江间接辐射影响的欠发达省份抽中河南、湖南；第三类是省内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抽中金华磐安县、丽水青田县。对三类来源省份和地区的流动人口子女进行多阶段抽样调查，共得到有效调查问卷516份，其中，有关留守儿童的296份，流动儿童220份。样本基本概况是：男性276人，占53.5％;女性240人，占46.5％;父母外出打工1年及以下的有70人，占13.6％，1～2年的有102人，占19.8％;2—3年的有84人，占16.3％;3—5年有104人，占20.2％;6年及以上的有113人，占22.9％;38人未回答外出打工年限，占7.4％。父母中只有一方外出的有198人，占38.4％;父母均外出的有318人，占61.6％。
一、社会化结果的比较
我们对教育社会化的界定主要是指学校教育，因此，在考虑留守与流动儿童教育社会化的效果时，我们从学习习惯的培养情况、学习质量与水平、学习状态、学习主动性4个方面(这4个指标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流动与留守儿童在教育社会化结果进行比较。上述4个指标的操作化过程中，交作业晚或旷缺的次数越多，得分越低；作业越感到吃力，得分越低；学习兴趣越小，社会化得分越低；求知欲越弱，得分越低。每一单项指标的赋分均为1-5分，此4项指标总分为20分，留守与流动儿童在此4项指标上所得分相加得该个案教育社会化维度的总分。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教育社会化的比较中，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在学习习惯的培养情况、学习状态、学习主动性3个方面并无显著差异，只有学习质量与水平即做作业时的吃力程度差异显著。为什么前3个方面及教育社会化总体水平会无差异呢？我们分析发现，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留守的儿童占67.5％;流动在公办学校就学的占6.5％，流动在民办民工子弟学校就学的占26.0％;这就是说流动出来的民工子女是以民工子弟学校就学为主——他们事实上享受的不是城市教育，大多数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水平与的教育质量与水平不相上下，在儿童学习习惯与素质的培养上与真正的城市教育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流动儿童在民工子弟学校中所处的学习状态与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的学习：状态也就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指标对民工子女的发展不重要。其实，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状态、学习主动性是相近的指标，都是有“惯性”的因素。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来源：http:／／daode.youth.cn／xiguan／t20041124-14286.htm)，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的好坏，20％与智力因素相关，80％与非智力因素相关。
现有的调查结果证明，要塑造民工子女良好的学习环境，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就民工子女享有教育资源的条件来讲，必须改变农民工子女仍然以民工子弟学校为主的被动地位，让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一同接受城市教育；或者是改善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二、家庭生活社会化结果的比较
在变动的社会中，家庭关系及家庭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家庭关系仍然是最紧密最持久的纽带，对于儿童而言，家庭对其影响是其他社会机构无法取代的。儿童的社会化发展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早的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在家庭中，通过父母的影响及指导，儿童获得了最初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和行为规范。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将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社会化做一定的比较，具体内容包括横向家庭关系、纵向家庭关系、主观生活质量、生活独立性等。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在生活社会化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纵向家庭关系、主观生活质量与生活独立性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横向家庭的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生活社会化总体水平及主观生活质量差异的不显著我们认为与农民工的总体社会地位及其生活方式有关，虽然农民工外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收入状况，尤其是对子女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但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改变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地位，他们的人在城市中劳动，但他们并未享受城市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当然，他们的子女仍然过的是与在家乡没有本质区别的生活，他们与城市生活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儿童的独立性是我们关注其生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适当的家务劳动对于儿童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培养他们的自立自理能力，另一方面让他们作为家庭的成员，及早地体会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从我们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洗衣服、买菜、洗碗、拖地扫地等四项的比较中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调查的状况来看，参与洗衣服和买菜的民工子弟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56.3％孩子没有帮父母洗衣服，74.2％的孩子没有帮父母或监护人买菜；相对于这些比较困难的家务活，民工子弟参与洗碗和扫地或者拖地的状况要好很多，56.6％的孩子会帮助父母和监护人洗碗，而77.3％的孩子会主动地帮助家里扫地或者拖地。在干家务这个问题上，民工子弟并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他们都会帮助父母分担一定的家务，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是他们的参与还是有选择的，大多数干的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活，而像洗衣服和买菜这样的活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于这些活的孩子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为什么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对家庭横向关系的评价显示出一定的显著差异呢？横向的家庭关系主要是夫妻之间的配偶关系，我国的家庭关系在改革开放以来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与亲子关系并重甚至是超过亲子关系的重要性。这与家庭结构日趋简单、家庭代数减少、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有关，当然也与家庭观念越来越趋向文明有关，家庭的平等观念日益增强。作为民工子女为什么流动儿童对父母间关系的评价会低于留守儿童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上述所有家庭横向关系的变化，留守儿童觉察到的要少于流动儿童。因为当今农民工外出流动越来越倾向于夫妻双双外出的趋势，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是被隐瞒甚至是屏蔽的，而流动儿童由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更多地感受到父母之间的冲突及其关系的变化，家庭中这一核心关系的感受是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但本研究由于主题的限制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
三、身心健康社会化结果的比较
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功能良好三个方面。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相对来讲业余生活不够丰富，尤其是本研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心理健康与精神食粮的测量对民工子女来说还比较遥远，他们更多地是基本生存问题，所以我们在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肌体健康社会化的比较主要集中在运动锻炼情况、生病次数、身体素质评价、饮食习惯等等。
从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在对健康状况的目我评价之间并无显者差异，在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客观评价（生病次数）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所以总体的身心健康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
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有70.2％是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25.5％是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只有4.3％是与其他亲属生活在一起的。这说明留守儿童大多是处于一种隔代家庭的生活环境中，为什么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就差呢？
首先，就生理条件上讲，大多数留守老人抚养孙子孙女在力量上不堪重负，有学者的调查显示，有63％的老人表示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照看子女孩子，他们主要是基于“天经地义”和“生活所迫——自己不为子女照看孩子，子女就不能够外出务工，家境就不可能变好”。而这样一来，年岁已高的老人在经过多年的农村体力劳动的消耗之后，照看子女的子女时显得力不从心，加上耕种田地的辛苦，他们对留守儿童的抚养与照顾的质量与流动儿童在流动地父母的抚养与照顾质量相比，无论是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家庭气氛、亲子互动的频率与亲情感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而所有这些不同都会对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大的影响。
其次，就家庭代际关系上讲，不少老年人是在子女的“压迫”下抚养孙子孙女的，他们急切地想摆脱这一负担，但由于子女的“啃老”而不得不承担下来，如此被动地抚养，其对孩子照顾的质量及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可以想见。
第三，就儿童自身社会化的需求来讲，处于隔代家庭环境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祖辈的关系肯定比不上马父母间的亲子关系。我们发现留守儿童大多有急切与父母见面的想法，这种急切既有物质上改善的需求，更有情感体验的需求；流动儿童由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亲子互动及家庭氛围往往比物质生活本身更能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虽然没有列入我们的计分指标，我们调查了一项不宜计分的项目，即民工子女的理想定位。人生理想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个人社会化的终极目标，也是影响未来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我们没有设计成选择项让儿童来选的，而是直接由儿童自己讲自己的理想，我们用文字记述，调查问卷进入数据库时用字符串格式录入，然后再归类统计。
当大老板、明显是流动儿童的选择比例显著高于留守儿童，而考大学的选择比例是留守儿童显著高于流动儿童。应该说，流动儿童虽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方式，但是城市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还是显见的，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在人生理想定位上得以体现，城市人更现实的金钱观念对他们影响很大，所以流动儿童在人生理想的选择上更接近城市里的儿童——能赚钱的职业才是理想的。然而，留守儿童更大地还是属于传统观念——考大学跳龙门，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考大学的观念在留守儿童的脑海中是个相当朦胧与笼统的概念，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大学，大学到底都学些什么，还有现在大学的改革所带来的大学多元化——层次不同的大学对个人的影响是天壤之别的，在他们的观念中，考大学就是翻身的代名词。
四、人际关系社会化结果的比较
人类交往既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当代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技能，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内，人际交往被看作是人们进行意义建构、文化分类、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本文中是指儿童在性格上倾向于开放或是封闭，与家长、与老师和同学交往的程度，与同学有矛盾时处理矛盾的方式，这既包括儿童的性格倾向，也包括其人际融合能力，还有解决矛盾和争端的能力。因此，对农民工子女进行人际交往社会化的比较分析，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将有更深入的理解。人际交往社会化的内容主要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成员交往、同辈群体交往、朋友数量、师生交往、人际关系需求与评价等。
从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交往态度方面两类儿童无显著差异，在横向的同辈群体又往、纵向的师生交往、性格倾向等方面均是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在总体的人际关系社会化方面是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其主要原因在于流动儿事在流入地受到社会排斥，而留守儿童没有这一因素。社会排斥的概念是就社会关系而提出的，排斥或社会孤立是指某些令人或群体被排斥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这一概念既有量的维度——包括交往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也有质的方面一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还有结构维度——指社会的密度、同质性与多样性或分布广度厂据此分析，社会排斥是交往人数和频率的下降，是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具体到流动儿童而言，则表现为流动儿童的同龄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留守儿童则不会遇到这一问题；作为群体性动物与好玩的本性，流动儿童期望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除了与其他流动儿童组成群体之外，他们也倾向与流人地的儿童建立伙伴关系。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市场体制的转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经济地位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流动儿童与流入地的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过程中首先就存在文化差异与冲突，城市儿童自身及其家长大多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排斥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由于文化背景与经济条件无法融入到流入地同辈群体的生活当中，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难以建立。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虽然身在城市，他们的社会关系主要还是与周围有着相同经历的流动儿童建立有限的人际关系网络，然而由于城市儿童这一比较坐标的参照，大多流动儿童会在心理上对人际交往产生自卑与封闭的趋向。
流动儿童受到的社会排斥现象是农民工遭遇社会排斥的一个缩影，这是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制度的伦理特征相联系的（郑勇，2005)，其主要表现就是我国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排斥，它在客观上起着社会阻隔的作用，尤其是对居民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排斥作用。大量的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体力劳动，特别是那些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劳动风险高的工作，而且不能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和城里居民一样的劳动保护和相关福利保障，一直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当然作为派生的民工子女也顺理成章地被排斥在社会保障政策之外，在社会支持网络中更是成为弱势群体。
五、知识面广度及他人评价的比较
鉴于本研究的目的，笔者设计了客观评价指标以对比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社会化结果的情况，从日常生活常识到电脑知识的了解程度，从儿童的自我总体评价到家长与老师对儿童的总体评价，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赋值（见表6)。
110、119、120等常用的电话号码对于孩子在遇到意外的时候求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从对民工子弟对这些号码的认识程度来看，知道110的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119、120,而对114、122等咨询电话号码知道的孩子就相对比较少些，在对这些号码的认识和了解的比较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并无显著性差异。
在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对电脑知识的了解程度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使用过电脑但是自己没有的孩子在民工子弟中占了大部分(53.9％)，而见过电脑，但没有使用过的也为数不少，占了23.2％;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的和自己有电脑的比例都比较小，分别为5.5％和6.7％，对于电脑知识的了解程度，流动和留守儿童都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主要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关，他们的父母没有更多的经济条件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经常性接触电脑的环境，更没有经济能力为他们配置电脑，由此总体来看，他们接触电脑和了解电脑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对知识面的自我评价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留守儿童更加的趋于自信，而流动儿童更加趋于保守。在“比大多数同学窄很多”的选项中，有10.2％的流动儿童选择了该选项，而留守儿童为6.1％;而在“比大多数同学宽很多”的选项中，4.1％的。留守儿童选择了该选项，而选择该项的流动儿童只有2.8％;在“彼此差不多”的选项中，有50.7％的留守儿童选择了该项，而选择该项的流动儿童为61.1％，大大高于留守儿童。
从T检验可以看出，从知识面广度到民工子女的自我评价，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我们前文的流动儿童在流动地的社会化、物质生活质量等方面并不高于留守儿童的分析再次得到了证实。流动儿童的客观生存环境虽然比留守儿童有某些方面的改善，但就基本生活常识——这一社会化结果来看，流动儿童并未超出留守儿童的水平，身在城市但与城市儿童的知识广度还存在本质的差距。进而，流动儿童对自身社会化的评价与留守儿童无差异，也证实了在感觉上流动儿童并非与城市儿童属于“同质群”，而与留守儿童属于“同质群”。当然，就样本属性来看，流动儿童做自我评价所依据。的参照群体并不是城市儿童，而是他们自身所在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同学，此群体与留守儿童所在农村学校中的参照群体是同质的。所以厂就结论的解释力来讲，我们不排除样本设计的局面及其解释力的局限，只是本研究的数据结果进行讨论。站在客观立场进行评价，我们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化效果总体上是优于留守儿童的，这一点既是我们的研究假设中重要的观点之一，也在家长与老师等“他者”对两类儿童的社会化总体效果的评价得到了证实，存在显著差异。
六、小结与讨论
鉴于上述各项目的分析，我们对所有指标进行综合，五个维度综合成百分制的民工子女社会化指标体系，用总社会化程度得分来比较两类儿童的社会化结果。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总体的社会化结果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社会化均值分高出留守儿童1.819个百分点，检验结果表明此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此结论证明了关于两类儿童社会化水平的研究假设。具体到各个维度来看，智育社会化与生活社会化方面，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身心健康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方面留守儿童优于流动儿童，在知识面广度与他人评价方面流动儿童优于留守儿童，对此结果我们分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关于教育社会化的无差异，我们认为流动民工在打工地是外来人口，不具备本地居民上学的制度条件，加上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是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民工子弟学校大多存在办学不够规范、师资力量不强等问题，虽然暂时性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但是，在实质程度上民工子弟学校不比农村的学校教学质量高，所以在教育社会化上，流动儿童所受教育与留守儿童差异并不显著。
关于生活社会化差异的不显著，我们认为民工子女无论是流动或是留守，他们都是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横向流动的地理位置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这与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的道理相同，流动儿童并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所以流动出来的民工子女在生活质量上与留守儿童并无显著的差别。
在身心健康方面，流动儿童由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庭生活相对完整，亲子问的互动及父母的照顾使流动儿童在身心发育方面相对更健康，尤其是把子女带出来的民工对其子女身心健康的评价更倾向于积极。
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留守儿童处于鸡犬相闻的熟人社会当中，从小就在邻里之间扎下了交往频繁的根，同辈群体均为熟悉的伙伴，老师可能就是邻居家的叔叔阿姨或伯父伯母，这给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带来了较强的正效应；而流动儿童大多处于城市的异质文化群，并且受到文化冲突与社会歧视的影响，在人际交往方面较差。
在知识面广度与客观评价方面，留守儿童相对处于一个信息闭塞的世界，而流动儿童的社会环境更为开放，信息流更大，接触面更广，无论是在科技知识或是日常生活知识，流动儿童见过的甚至是用过的均高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知识面较广进而得到的评价也更高。
综合各个维度的总体社会化水平表明了流动儿童的社会化优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既符合我们研究假设的判断，也符合青少年一代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更符合由目前的人口大国向未来的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趋势，也更符合中国社会转型期加快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促进城乡和谐的需要。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16日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农民工子女教育既是老一代农民工的关注焦点和稳定基点，也是下一代成长起来的农村劳动力真正实现三个转变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