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超经济负荷——外债

［摘 要］北洋时期的外债不仅影响着中央政府、地方政权,而且使国权随外债丧失,致使出现弱国受制于多强国的局面,更在多强国的操纵下内战不断。以对北洋时期外债的研究为突破口,对北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管中窥豹。
　　［关键词］北洋政府；外债；借款；税收
　
　　近代国际交往中,国家之间的借贷本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随着全球分裂为宗主国和殖民地及附属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疯狂扩张,外债作为资本输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带动本国商品输出的同时,又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财政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借债不但没起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反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和受控于债权国的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海关收入除支付债息和本金外,15%的税收被留作海关征收经费,悉为帝国主义占有。袁世凯上台后,为镇压革命,排除异己,巩固统治,大举借用外债。1912—1916年,共借款47870万元,重要的就有十余种。这些借款,往往附带许多苛刻的条件。列强通过对借款用途的稽核,对审计院的干预,就可以监督和左右中国的金融财政,通过控制财政,就可以操纵中国政局,使北洋政府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得益于这些借款,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还染指中国盐税、铁路、矿业等诸多领域。
　　北洋政府借款用途主要在四项：军政借款、实业借款、教育借款和借新还旧款。不同分类的触角也伸向了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军政借款是借款中的大宗,实业借款和借新还旧债旗鼓相当,教育方面的借款最少,借此窥见北洋政府的政策动向主要热衷于混战及与其相关的经济,至于教育,除了必要的基本开支,基本无暇顾及。
　　袁世凯时期,表面上维持着统一局面,但政令所及只不过其军队统治之区或几个拥护他的区域。经过整顿中央财政他的权威有所加强,外重内轻的局面有所改变,财政状况也略有好转。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权由皖、直系军阀交替执政,财政也更加难以维持,靠借债度日。曹汝霖曾说：“其时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督军扣留；发行国内公债,则旧公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就地方而言,地方政府出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需要,或借款供给庞大的军政开支,或由外商垫支购置军械以供混战之用,于是地方外债应运而生。
　　北洋政府年度借款额超过一亿银元的有7年,分别是1912年1.61亿银元,1913年3.36亿银元,1918年1.48亿银元,1920年1.35亿银元,1922年1.26亿银元,1915年1.05亿银元,1917年1.26亿银元。一年借款占借款总额超过5%的年份正好也是这几年,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借款的3.7倍之多。
　　1 袁世凯政府的外债
　　为弥补财政之不足,1913年春,袁世凯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署了善后借款合同。除善后大借款合同外,据统计1913年还有其他外债达20笔之多,数额达358740688元之巨，且更多的主权被抵押给外国。如1913年4月4日直隶省金货借款,以直隶省烟酒税作抵押,10月5日中法实业借款以所办浦口实业收入及长江以北各省酒税作抵押等。
　　1915年,袁世凯政府财政继续好转,但自1915年下半年起,袁世凯大搞封建专制实行帝制,国内形势开始直下。袁世凯期间为了支撑其帝业,在向国内征款有限的情况下,向外国借款,但日、美由于多种原因皆不再借款给他,故而袁世凯的成败与外债举借有着密切关系。
　　2 各派军阀统治时期的外债
　　“窃维中央财政之困难,固不自今日起,然未有来源涸竭,债务层叠,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来源涸竭,在于地方的截留。“各省区又以政变迭出,军费日增,截留应解之款,而以为未足,复日抑给予中央。应之则库空如洗,罗掘无由；不应则函电交驰,追索益急。”全国烟酒税费捐之收入,其合计虽有4070余万元,而中央所能收到的不过100余万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印花税、常关税等。
　　无论是皖系还是直系,都靠借债度日。北洋政府的外债短期息重、借新还旧,由于国外政府对北洋政府的未来没有好的预期,故而北洋政府只能贷到短期款项,且利息很重。北洋政府在跟外国不同集团借款亦是困难重重,不同国家为争贷款权,从清末的四国银行团到民初的六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四国银行团,可以清楚地看出银行团在各自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从对抗走向联合,常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强国的利益契合点。即使中国政府顺利贷到一定的款项,随款项而来的诸多附加条件,也促使中国在债务泥潭中无法脱身。 由于贷款带有明显政治侵略,导致国民的愤怒和反对,致使中国政府就比较被动,政府根基动摇。北洋政府内部的分裂,不同派系之间的战争,瞬息万变的局势都受到外国债款的牵动。外国政府这种幕后操纵的高明手段,这种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即使中国政府能够洞悉,但也由于不同派系的纷争,不同领导人私利的膨胀欲,采取的策略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只会是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