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再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3-02-14
关键词：美国经济 世界经济格局 次贷危机
当人们回顾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经济时，次贷危机依旧是一个必须讨论的命题，它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对于将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探讨。
一 次贷危机引发的理论再思考
(一)对于美国新经济的再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人们对新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意见比较统一的表述有如下几种：1.“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2.“新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的经济；3.“新经济”是高科技经济和知识经济；4.“新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知本经济”；5.“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尤其是观念、制度创新的经济；6.“新经济”是风险经济、创业经济或企业家经济；7.“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即吸引“点击”和他人注意力的经济；8.“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或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9.“新经济”是数字化经济即信息从模拟进步到数字的经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末，在谈论美国“新经济”时，人们大都把目光投向技术和工程发明层面，讨论信息技术、网络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笔者在2DOO年时曾提出，美国“新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点：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经济政策的鼓励等；这些经济制度框架创造了美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式，其他国家在短时期内基本无法套用美国的这一框架机制。笔者尤其认定，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新经济中经历、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入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今天来看，这一过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规跃进，也在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的边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实践，比任何真正纯工程学的发明意义要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次贷危机最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再思考，为将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经济走势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对于经济全球化，人们大多有这样一种共识：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谁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否则将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本。
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网络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使美国利用全球化平台，走向世界，获得了来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世界经济失衡产生了世界生产与世界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新产生的财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顺差、逆差互相流动，为什么世界贸易的顺差最终没有选择地一定要流向美国去?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通过全球化的平台控制住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金融创新这个名词。因为在金融领域，风险无法消灭，但总是有办法转移。而且任何一个转移风险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层面风险的同时，总是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大的风险。然后人们把它更深层次地证券化，更深层次地把这个风险转移。其后果是，这种转移在更大的层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为危机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传导作用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经济的非均衡从一个经济体传导到另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行业传导到另一个行业，从而形成全面的冲击。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开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转嫁金融风险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机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们还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天就要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仅不到一年时间全球就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重大逆转。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散，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续多久，事实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活力减弱，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对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减，金融危机的风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大概是这次危机难于渡过的症结。
(三)对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国股市、房地产泡沫归咎于美国银行家的贪婪，也归咎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导致借款价格过低，变相鼓励个人、家庭或企业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贷，去搞房地产，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引爆次贷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在探讨，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即使还款人无法偿还，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贷款。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多次积累风险，因而引发风险蔓延。当然人们也还把此次金融风暴的爆发归结为评级机构的失职，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误等等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另有根源。
笔者认为，这次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要均衡，要协调，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润率规律就是说，对于任何人，等量的资本投入会带来等量的资本回报，不管你投资的是什么部门，什么行业。如果这些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的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术层面监管有多缜密、多严格。
此次次贷危机，当投机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同时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报会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大家都去投资金融，这就违背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只有金融行业最赚钱，这就违背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于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一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一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一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上面的两条规律发挥作用，泡沫就会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一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一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一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账更加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可以跨越国界，不同产业或获得的要素的客观比例，也可以跨越国界展开，平均利润率规律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从而延缓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自身已经难于平衡巨大结构失衡时，矛盾就会以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发。当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人人都要进入虚拟经济获取暴利，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一方面虚拟经济中的资源相对于利润率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资源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飞涨，其结局可想而知。一个经济在崩盘之前，共有的规律一定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过剩而在实体经济奇缺，经济规律将强行体现作用，新平衡将以巨大破坏得到恢复。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就是这样的过程。
二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
21世纪初，在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连续5年保持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增长时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失衡和发达经济体增长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曾有所减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加大，世界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事实上，从2005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显得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和新增长点；其次，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拉低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还仅限于美国。而2008年，最终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4的美国(按现价计算)，其经济增长的减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消费信心的下降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向美国一样经历着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调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经济动荡开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业发达国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进一步减缓。尽管美国经济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强势增长，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滑坡，第二季度整个工业发达国家按年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2008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60万个，失业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较深，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爆出次贷损失。随着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市场信贷紧缩随之出现。相比于美国，欧元区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源于银行的资金贷款高达60－65％，因此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更为明显。以居民消费为例，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区私人消费增速趋于放缓。而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对外贸易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明显。而对于欧盟区一些新加入的小国而言，由于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贷紧缩影响，外资流入规模的降低也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日本从2004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工业生产从2008年年初就已开始回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带动近两年日本经济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资和私人住房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缩水，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劳动市场也出现连锁反应：就业增长停滞，失业率开始上升。
2009年情况更加严峻，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欧元区则环比下滑2.5个百分点，日本更为糟糕，下滑达4个百分点，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姗姗来迟，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拖累了世界经济的探底与复苏。
(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弱
2008上半年，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显著放缓。投资和消费仍持续快速增长，但能源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对增长构成威胁。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运行在减缓。由于出口受全球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而显著放缓，设备投资增长也因奥运投资结束而放慢，中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减至6.8％，2009年第一季度为6.1％，是2005年底以来的最低增长。2008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匮乏。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上升7.9％，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工业部门增长减速最为明显，6月份仅为5.4％，服务业首次出现下降。受金融危机深化影响，第四季度增长6.5％，为全年最低。
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明显减弱。高通货膨胀压制了私人消费；由于经济前景看淡，第三、四季度投资增长明显放缓；近期内随着亚洲货币兑美元汇价的下调，出口增长略有回暖，但仍处于5.0％的相对低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时就明显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虽增长5.2％，但环比仅上升0.6％。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增长滑落最为显著。在墨西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其出口增长受阻；而食品价格的攀升也抑制了私人消费需求。哥伦比亚紧缩货币政策明显打压了消费和投资的意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停滞制约了其增长步伐。只有巴西经济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保持5.8％的增长。
三 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增大导致调整成本增大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失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很多人看来，失衡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失衡更多表现的是世界资源配置、全球财富生产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的扭曲，生产与分配在地域、产业中的严重失衡。全球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生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以及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
从理论上讲，世界经济的失衡，可以被认为是生产财富的资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配置比例失调，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分配失调的结果。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诞生，却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流通和生产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流通服务于并反作用于生产。但是，如果流通的作用超过了生产领域的实际需要，调整就必然发生。当然，这种生产与流通的比例关系，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得到反映，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会在世界范围形成生产、流通的适当比例，只有当全球的生产、流通失衡，自我调节无法进行时，这种失衡所要求的全面调节才会发生，而代价比在一个经济体内要大得多。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是以华尔街为首的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生产力布局的结果，是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深化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领域时，全球失衡将持续面临矛盾积累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美国的做法一定是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成本通过转嫁的办法，例如利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方法转移到贸易伙伴国，即贸易顺差国。近十年间，在全球经济中，经常性项目的顺差国主要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而经常性项目的逆差国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这一时期中，欧元区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略有顺差，但波动性很小。贸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国家的事实，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时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家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但是，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时间也将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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