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配不均成美国“利己主义”诱因

城市化的推进给美国社会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滋长了人情冷漠、群体分散、个体孤立等负面因素。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在2000年出版的畅销书《孤独保龄球：美国社区的瓦解与复兴》中说，随着美国社会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大量追求市郊安逸生活的美国人选择迁离城市的拥挤公寓，住进郊区的别墅洋房，导致一系列新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往返于城郊间的时间替代了从事社区活动和邻里交流的时间；独门独院的孤立感逐渐演变为美国家庭生活习惯。因此，一方面，从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城市社区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公民推进社会前进的主动意识、担负社会义务的使命感淡化了。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私有财富过溢和公共道德败坏”的现象感到惋惜，内文斯认为，时隔60多年，今天美国社会这一现象仍未有好转，且在城市人口向市郊的大量迁移中有所加剧。他说，“美国人情的孤立与冷漠是财富积累所付出的代价，而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全美国的道德意识和集体观念再次唤起，‘个人主义’在公民义务的履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金融危机的到来对国民心态的纠正和美国社会的团结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