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环境与新战略

     摘要：全球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进入一个缓慢复苏的阶段。在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表现为主要经济体或国家的自我发展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中国传统的低端制造领域、能源价格和技术性壁垒成为未来影响中国外向性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内部环境变化表现为内生动力不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无非长期持续、国内自然环境恶化影响经济发展、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和流动性下降等。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新特点，从结构调整和发展路径两个角度提出相关战略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复苏期；经济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