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科学五十年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佚名 时间:2010-09-05
摘要:五十年来,我国人文经历了从“废名”到“正名”、从“革命性认同”到“性认同”、从“师法”到“创新”的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就其阶段而言,前30年归趋于革命性、革命人,后20年归趋于现代性、现代人。进人九十年代,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已成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主题。
    关键词:人文科学;正名;现代性;创新能力
   
    人文科学通常被认为是那些既非科学又非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的总和,它包含现代与古代语言、语言学、文学、、、宗教学、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实践与艺术批评、美学等广泛的领域,即包含着关于人的人文追求、人文素养、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各种学科。五十年来,所有这些学科,在我国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又都经历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
 
     一 从“废名”到“正名”
 
      二十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人文学科一词从我国消失了。人文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全部被纳人“哲学社会科学”中。科学院建立时,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省建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学会联合会时,定名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甚至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时,也只用社会科学,而不提人文科学。
      当然,并不是中外各种古代与现代语言研究、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研究因此便不复存在。但是,它们统归之于社会科学,正表明,它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殊性或独特性已不复被重视,或根本不予承认。它们已被视为同经济学、学、法学等学科一样,在其性质上,属于意识形态,为一定经济基础及一定社会阶段利益服务的上层建筑,在方法论上,不再象先前那样注重人类精神现象的独特性、多样性、复杂性和创造性,而转向专门研究人类精神现象多样性中的一致性、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复杂性中的统一性、变化创新中的性。
      不承认人文科学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给人文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影响,集中地表现为:极度地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公式化、概念化与庸俗化。
      首先是极度地泛政治化。所有人文科学都被确定为无产阶段专政或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即阶段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人文科学所负有的认知、情感、审美功能,即全面提高人的知识、道德、感情、心境、情趣等人文素质的功能,在这里反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都被认定必须从属于或服务于上述政治功能,这就必然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为狭隘的短视的现实政治需要所主宰,使人文科学独立的学术研究根本不能立足。
      其次是极度地泛意识形态化。这就是拒绝承认精神生产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生产活动,是一种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并以物化了的客体状态将其产品贡献于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些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意识形态,属于服务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应当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作为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反映和再现,它们不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中外各种古代的及现代的语言,以及研究这些语言的语言学,就明显不过地表现了人文科学中许多重要构成部分的这一性质。泛意识形态化,如果不说是实际上取消了,那至少也要说是严重削弱了精神生产这一地位并不稍次于物质生产的社会生产活动,使非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得人类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性,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是否存在人类共同认可的形式美、自然美等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无法实事求是地探索下去。
      极度地泛政治化和极度地泛意识形态化,其结果,势必导致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经常陷入公式化、概念化及庸俗化的泥淖。人文科学本来主要是研究人如何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人自身,包含人的整个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研究连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观念形态如何产生并如何作用于社会,从而保障人自身存在、发展与解放,推动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不断提升及有效实现,并以人的真善美普遍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为自已的最高目标。然而,泛极度政治化与泛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地使人文科学从基础研究变为单纯的应用研究,变成现成公式的图解与现行政策的诠释,走向极端,便是“文化大革命”中百花凋谢之后隐射文学、隐射史学及阴谋文学、阴谋史学的肆虐。
      人文科学名称的废弃,亦即人文科学不再被当作一门自具特点的科学对待,不可避免地给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尽管如此,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从我国学术界消失了的三十年里,我国人文科学所属的若干学科,包括语言和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特别是考古学,在艰难曲折之中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场又一场论战中,许多学者不断辨白和坚持应当承认和尊重人文科学的固有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关于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论争,关于“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论争,关于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美的共同性与阶级性的论争等等,所触及的问题,可以说,都是从一个侧面对于抹煞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界限提出婉转的抗议。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逐步深人,人文科学应当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相并列的一大门类,这一点逐渐为人们所承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是人类形成起就已产生的。人文科学本就是一门最为古老的学科。人文科学的生命力于今非但没有衰减,反而空前旺盛。这是因为,随着人类一步步走出采集渔猎经济时代与农耕经济时代,而先后进人经济时代,并已经在准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有着代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些基本的共同的方面,也有着代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个人的相异的方面。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与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且更需要人文追求和人文素养的不断调适、不断提升。否则,人类就会在物质生产巨大发展和物质生活急速改善时迷失自己的前进方向,而陷人战争、动乱、征服、争夺、屠杀乃至破坏生态等各种灾难,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激烈冲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自我与他人的激烈冲突,以及人自身异化,人自我物质与精神的激烈冲突。尤其是在社会大转折的时期,在古代、近代、现代与未来时代并存而社会转折正在纷繁复杂的抵悟、冲突、协调中艰难进行的时期,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承担着比之其他所有历史时期都更为艰巨同时也更有意义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在人类即将告别二十世纪而迎来新世纪新千年的今天,在中国和世界文明正迈人一个新时代的门坎的今天,人文科学非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大大加强。时代的需求正在呼唤及铸造人文科学新的辉煌发展的春天。
  二 从“革命性认同”到“性认同”
 
      五十年来,我国人文的,就其精神家园的归趋而言,大体分作两个阶段:前三十前,归趋于革命性、革命人;后二十年,归趋于现代性、现代人。也就是说,前三十年,我国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追寻的最高理想、用以衡定一切是非的终极阶值,是所谓革命性以及革命性最强的人;而后二十年,我国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的追寻的最高理想,用以衡定一切是非的终极价值,则转变为现代性及最具有现代性的人。
      在全民族都以革命性认同为最高目标的岁月里,人文科学所属、文学、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此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哲学的使命,是论证斗争、冲突、你死我活的决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分为二永恒地进行着。主张不同所有制共存的综合基础论,不容存在;合二而一论,不容存在;时代精神汇合论与无差别境界论,当然更不容存在。主张对立面相反相成,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调和共处,简直是大逆不道。文学与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典型创造和进程,说明阶段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论证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些阶级胜利,一些阶段消灭的历史;论证现实生活中,无论在城市,还是在,阶段斗争到处都触目惊心,地主阶段对农民只有反攻倒算,而绝不可能有什么让步。最勇敢地要求起来造反,将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革命性最强。农村中赤贫的农民最无顾忌,他们就最富革命性,谁否定他们,谁就是否定革命;谁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农民比之较为富裕的西方无产阶段,革命性要强得多。资产阶级虽然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可是,他们远不如贫苦农民、破产农民那样勇于拿起武器,实行武装暴动,发动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他们充其量只能充当革命的同盟者,他们中间最富裕的部分,还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普遍的贫困化,将孕育一批最勇敢的造反者。富裕了,将不可避免地会使革命意志被消磨。
      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革命,是指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生产力才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来源于资本的应用、人的劳动和科学的发展,所以,不仅资本拥有者、劳动者是革命的力量,科学及推动科学发展的智力劳动者同样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写道:“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同时,马克思还坚持,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根本改造,不仅仅依靠革命的推动,而且依靠更为经常的进化。进化的过程,更多地依靠不同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合作,包括各对立阶级相互的让步。可是,在上述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中,进化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取消了;而革命,又被极度简单化地归结为最贫困者的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名言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成了无数罪恶活动的迷人外衣。为了给这种革命观提供理论基础,并使人们强行认同这样的革命性,哲学、历史学与文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唯意志论,承认凭藉人们的主观意志与高昂的革命热情,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即在仍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基础上,可以建成社会“一大二公”的纯而又纯的理想世界。否认必须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违背历史实际与现实实际地一味颂扬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传统,使民粹主义倾向充斥人文科学所属各个学科。
      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发端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随后,正是在人文科学所属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展开的一系列讨论,迎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不仅使人文科学从先前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而且为社会乃至科学、技术科学的解放提供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综观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繁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对人的革命性的关怀转到了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关怀。这个转变,最初还是从革命性自身培本固原开始的。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都证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不能离开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去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从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劳动与资本各有不可替代的革命的历史作用。没有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现代文明的广泛发展,社会主义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由对现代化的关怀,人们进一步关注到人自身的现代化问题。先前,只有人、阶级人、单位人,没有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合法地位,而要实现现代化,政治人必须变为经济人,阶级人必须变为可以自由发展可以自由改变社会地位与个人命运的人,单位人必须变为能够自主、自立、自由的个人。对于现代人的关注、对于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关注,使人文科学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推动力和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由于认同于现代性,呈现了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多元化。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文明的创建,是一个包含着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与行为层面在内的全方位大变革。它表现为经济上的市场化、化、城市化、世俗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治化、公共事务专业化,社会的普遍中产化、人的工作与地位及利益非固定化、机会与权利平等化,思想与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技术的普及化、行为方式上的个性化等等。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见过的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人文精神的空前高扬。因为精神家园的重建包含价值体系的重建,知识结构的重建,道德的重建,审美能力的重建,乃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的重建等等,无一不依赖于人文科学的活跃与繁荣。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的协调、化解,以及如何在积极健康的更高基础上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以使现代化目标更为有序地实现,更离不开人文科学所属各科学普遍的发展与人文精神整合作用的充分发挥。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历史任务需要人文科学多层次、多视角以及多元的发展。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分别承担着这一历史任务的各个不同方面,这些学科同样需要多层次、多视角以及多元的发展。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蓬勃发展中的多元性,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在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其二,走出经院、走出课堂,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急迫要求,以富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现实性的成果,满足时代对人文科学的需要。近二十年来,人文科学发展中有不少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现象,也有若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追求象牙塔中纯学术的现象,但是,主流的方面,是人们越来越明白,人的精神家园与终极关怀并不在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它们就存在于当下人们最普遍的生活之中,存在于活生生的此岸世界。人文科学不是引导人们远离现实,而是引导人们勇敢地面对中国及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的挑战,从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平衡破坏的挑战,资源匮乏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一国之中不同地域资源享用极不平衡的挑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挑战,物质生活水准迅速提高而世界贫富两极化问题更为严重的挑战,以及在这些挑战面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关系重新组合重新构建的挑战,直到知识重构的挑战,道德重构的挑战,产业结构改变的挑战,生活方式改变的挑战等等。实践证明了,人文科学越是贴近生活,越是贴近大众,它就越有活力。
      其三,理性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社会全方位巨变中,必然会出现大量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自己要求自由,同时尊重别人享有同样的自由,自己要求解放,同时保护别人取得同样的解放。因此,即使对于非理性主义,它也采取宽容的理性的态度。它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任凭自己的感情意志去因应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理性化,更表现于它关注现实,又尽可能地避免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决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但是,又不多自尊大,忘乎所以;它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又于自己,对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既满怀自信,又抱着谨慎的批判态度,既充分重视现代化不足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充分重视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来的各种新的问题。它敢于正视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俗化过程中与物质主义相伴产生的金钱至上纵欲主义、腐败横行的危害,但又决不在重建精神家园时走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乃至神秘主义。
      当然,方才过去了二十年时间,中国的人文科学还远远没有成熟。但成就已有目共睹。其前景,则更令人充满信心。
 
      三 从“师法”到“创新”
 
      回顾半个世纪来人文所走过敲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必须予以重视,这就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师法”他人之后,终于走到以“创新”为自己的第一职责。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形成与,最初是师法欧美日本,后来又师法苏联。五十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指令下,,、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毫无例外地统统“以俄为师”。俄语成了第一外语;连同语言学在内,几乎所有学科都请来了苏联专家讲课;还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相关的理论著作乃至教科书,其中不乏一流著作,但许多是二三流著作,却一概奉作金科玉律。
      五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的实际与苏联的一套不断发生抵悟,更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思想上上产生了裂痕并急速扩大,关系走向恶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之下,转而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毛泽东的著作、讲话,经过大力提倡,在人文科学所有学科都成为最高的权威。然而,究其实质,核心架构仍然源自苏联,特别是列宁与斯大林的相关著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延安整风中,苏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源自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不但被继承下来,而且常常变本加厉。与此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了发扬自身优秀的革命传统与理论树建。但是,得到褒扬的,相当大一部分却是在战争时代形成并强化了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民粹主义传统、农民战争与农业社会主义传统、运动群众及群众运动传统等等。全党全国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人文科学能有多少独立自主思考与发展的空间?甚至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书法的真伪那样的讨论,都得由毛泽东本人亲自组织与过问;象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那样的学术著作能否出版,也得毛泽东本人批示。当“文化大革命”到来之时,人文科学几乎所有有成就、有一些不同于毛泽东相关论述的独立见解的学者都被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打倒在地,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被封存,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像郭沫若那样在文字学、历史学、文学方面卓有树建的学者尽管早就忙不迭地认了错,并表示要烧掉自己的所有著作,最终,也还是未能逃避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对他“尊儒反法”倾向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十年浩劫之中,人文科学万马齐暗,肆虐中华大地的是“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伪造党史军史的隐射史学阴谋史学,以及评法批儒、文学上的“三突出”等闹剧。
      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上,转移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人文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是由于刚刚打开国门,走出了自己的封闭状态,一下子接触到国外人文科学几十年来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人未免为之头晕目眩。于是,形成了一阵新的热心译介和师法国外各种新思潮的热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化的实践,与现代化相关的大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著述,都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也因此而空前活跃。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教、新道家、新佛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依德主义、证伪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学、普通语义学……,都在中国找到了传播者、应和者。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人文科学还没有真正走出以师法他人为主的时代。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至今仍在持续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研究热,以及各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对于人文科学走出师法他人为主的时代,转而致力于在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全面审视批评中,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的自己的新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沿革的研究,关于中国各民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精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观念形态、物化形态及制度化形态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大文明、各大区域文化交流的研究,关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文化的研究,使研究者触及人文科学所能及的所有方面,触及所有浅层次与深层次问题,接触到对同一问题古今中外名家的不同论释与不同评价,而这一切,给研究者进行独立思考和具有个性化的判断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难得的机会。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和无尽无休的论争,也迫使人们努力避免浮躁、浮泛、浮夸之气,沉潜下来,认真严肃、踏踏实实地进行比较深人的研究,发展创造性的思维。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培育创新能力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紧迫任务给提了出来,人文科学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思维与能力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人们究竟是向复制性思维与复制能力方向发展,还是向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方向发展,是安于做应用者、传播者,还是力争做创造者、发明者。而要将人们引向发展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前提就是人文科学自身要充满创造的活力,要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文科学已经开始出现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新的趋向。
      其一,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注意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包含人文科学内部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交叉和综合研究,力图在跨学科研究中形成新知识新学科。科学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但是,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富有综合性。人文科学要解决人类在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没有广博而深人的跨学科知识,就很难作出切中要害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解答。一代新的人文科学研究者正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迅速成长起来。
      其二,人文科学越来越自觉地注意使自己的研究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库中的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剧增,现在,对于人文科学研究者来说,问题主要已不是信息量不足,而是如何尽量有效地获取信息,以及合理处理可以说极为庞杂而且数量越来越可怕的信息。人们在研究实践中终于逐步明白,必须像邓小平提倡的那样做到“三个面向”。只有这样,人们方才能够驾驭无穷无尽的信息,作出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成为滚滚而来的信息的俘虏与奴隶,或在无穷无尽的信息中迷失了方向。
      其三,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注意使自己的研究保持个性化特征。创造性思维,无论是个人的研究,还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研究,都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都必须重视他人的不同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尊重与重视中坚持自己的个性,只有对传统的东西,对外国的东西,也包括自己过去的东西,都抱着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已知的世界,尤其是未知的世界,敢于怀疑,敢于探索,一丝不苟,敬业尽责,百折不挠地去追寻,去求索,奋不顾身地甘于为科学而献出一切,方才可能真正攀上科学的高峰。
      人文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回顾五十年来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可以预期,人文科学的明天必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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