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一)
对于明清普遍存在的“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等社会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较集中地作了考论，普遍认为，从明中后期开始，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使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①]。美籍学者余英时从士与文化这个角度，论证了那个时期士与商的互动或称合流关系，又从商人本身意识形态变化出发，肯定并强调了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观念。笔者在翻阅嘉靖、万历时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详读陈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②]之后，深感到事实的错综复杂、丰富多样，拟从另一侧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③]这个层面，对士商关系等问题作一思考与阐发[④]。
明代后期，士与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这种现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专治儒业，将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终责任；后者却专事翰墨，吟诗作画，结社交游，甚至可以说是诗酒人生。如果给后一种人定位，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学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学者与文人两者间没有绝对界限，但区别确是客观存在。洪熙年间，大臣杨士奇与仁宗皇帝曾谈论如何看待儒人赋诗问题，杨氏答道：“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⑤]这是一种品级上的划分，雷同与“君子”和“小人”儒之说。我国的史志等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种对文士学者技术上的区分。明代所谓“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弃之而后学诗、钻研古文等，否则被视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举与文学分道，这又是实际生活中两者有别之佐证。当然，明代几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贾及其子弟从文，无不是由学儒起步，一开始就将追求功名看作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为仕路狭窄，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学士，既有顺利出仕，做了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诗画，造就了不计其数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将提及的吴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
明代儒贾关系，讨论已经较为圆熟，但商人与文人关系，商人为何、如何转向于文，学者虽有所涉及，却尚未深究。《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的出版，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细致资料的个案，七百通信件之得主—方用彬，正是商人与文人双兼的典型人物。从他出发，推而广之，对明代后期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问题作些探讨，或可窥视当时商人的另一面相，以及商贾队伍的变化与晚明商业、社会文化等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无意以一点或一些点来概括商人全貌，只是希望通过对某些个案的深入探讨，多侧面地来考察商人，更透彻地剖析当时商人与文人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只限于江南区域[⑥]的范围之中。
一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七百通手札，所提供的虽是方用彬其人其事的多方面碎片，但若将其串联在一起，一个文人商贾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即呈现眼前。七百通手札，经陈智超先生的精到考释，可知方用彬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子[⑦]。本人与族人又共同开有店铺和典肆（有几座抑或只有一所综合性的铺子，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亦一活跃的铺商。
方用彬祖父辈就是商人，经其叔祖兄弟三人的合力经营，家境已很富有。到他父辈，承袭祖业，仍在淮扬一带经商，所以家业愈益昌盛。[⑧]方用彬大约二十来岁，已经主管家庭，至迟三十多岁，即主持典铺生意[⑨]。五十出头，其店肆颇成规模[⑩]。除典当外，又销售墨、砚、香、笺等文化商品[⑪]。
在这样一个富商家庭，尊长给用彬一代子孙取名用文、用彬、用义、用仁、用俊、用仕等，故而方用彬与其他堂兄弟一样，来到人世伊始，就被寄予了成就文才的希冀。以后他不孚厚望，朝着父辈为他设置的既定目标施展人生。
方用彬二十多岁，已在诗学上略显才华。经朋友之叔介绍，他结识了长期为官、暂时家居的乡里大人物、即当时的文坛领袖汪道昆，道昆对用彬颇为赏识，劝其“折节为儒”。用彬说：
用彬不敏，又恶能儒？藉使纷如为世儒，世儒安足为也。今少主即位……诚愿从先生往受业成均，进而窃睹万乘之尊，百官之富，郊庙朝会之典，公车召对之仪，退而治博士诸家之言，友天下之士，于余小子足矣……用彬不敏，夫子顾策之舍业为诸生，乃今得从胄子相周旋，幸矣。
初出茅庐的方用彬[⑫]已流露出不甘于世儒，想为人上人，当高官大僚，或在天地间广交朋友，做自在人之意愿。也正是汪道昆，将他引领进了文事之门。汪还主动为他讲解学问，用彬成为道昆一门生。以后他一直在汪的引导和影响下行事。
经过一番努力，方用彬兄弟中有四人，通过“贡监”或捐资的“例监”，成为国学生。用仁等其他人后来的仕途如何，无法详考。用彬很可能是通过捐资，成为国学生，但以后的仕进却十分坎坷，屡试落第。不过，这并未使他一蹶不振，同时他也不甘皓首穷经，而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方用彬以写字作画，赋诗篆刻来消磨光景。在汪道昆家居期间，他加入汪支持并组织的丰干诗社。此后，一边经商作贾，一边倾心于诗画酬酢，图章创作，放情于策杖交游，徜徉云壑。他自己赋诗，也向许多友人，其中不乏公卿贵人、书画家、鉴赏家、诗作家征诗，编成了如《燕臺骧首卷》、《瑞麦颂》、《瑞芝馆诗》、《美人画兰诗》、《回生诗》、《竹里卷》、《黟江赋》及《豫章游册》等诗文合集。并为人书写匾额，亲治印章。又寻获种种机会出外交游，在当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车辙马迹所至，有北京、南京、杭州、祁门、泾县、宣城、广东、苏州、无锡、武进（今江苏常州）、靖江、仪真（今江苏仪征）、萧县（属徐州）、武昌、麻城、南昌、大庾（江西大余）、开封等地。方用彬也与南京名妓马湘兰结交，并互有诗作酬答相赠，其中隐含着缠绵的文化意韵。中年以后，他诗画等才艺日臻成熟。友人称用彬诗“佳句格高韵胜，已登妙品”[⑬]。称其画：“枝枝法古，须苏长公梅花翁见之亦退三舍矣。”[⑭]其字与刻：“妙甚……白云源（似为一篆刻名家）规模不过如此。其间字画之均匀，镌镂之精绝，又在高手运移之巧，非区区所能尽也。”[⑮]其名声：“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向风，争趋附焉。”[⑯]还有说：“先生名世硕望也，犹如骊珠媚于溟渤，良璧韫于昆丘，神光炫耀而不可掩，望之而不可即，徒令人艳慕之而醉耳。”[⑰]这些赞语，因为出现在直接给他的文字之中，所以不免有当面吹捧和溢美之嫌，但用彬的多才多艺，在当地享有的崇高社会声望，清晰可见。与他结交的四百多位人物中，虽有方氏族人、高士名臣、宗藩世子和生意中人，但按其身分特征来看，无论是高士名臣还是宗藩世子，大多是文坛之人。更有不少为布衣文人，据粗略统计，他们人数约有165左右（有些身分不明者，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大多与用彬趣味相投，或工于诗画，或长于篆刻，有的还精于文物古玩鉴赏。
这七百通手札尽管是出于别人之手，但细细品味，仍能从中见到方用彬本人之生活态度与人生轨迹。一个商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文化活动，自有其特殊的动机与态度。
扩大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
方用彬与社会上许多人一样，极其尊崇科举与文化，由此，也认同上层文人与士大夫的价值与审美观。要与上层相交，如拜在汪道昆门下，与汪氏二仲（道昆一亲弟一从弟）过从密切，加入丰干诗社，向黎民表学习书法等等，无不要求本人首先具备相当的文学水准和诗画才艺，有了这样的条件，才有攀高本钱。方用彬本人赋诗、向众友人征诗，并将之合订成集。他编的合集中有如《燕臺骧首诗》、《瑞麦颂》、《回生诗》和《美人画兰诗》等，《燕臺骧首诗》，是《燕臺骧首》画卷之配诗，《燕》画为用彬“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及求千里马之故事，画一天马昂首于燕台之前以自喻”，其中显然也含有作者对统治者贤明的期盼与肯定[⑱]；《瑞麦颂》，是对灾荒年景下歙县知县彭好古美政的歌颂，这样的主题，当时得到许多士人的热烈响应[⑲]；《回生诗》是用彬借泾县知县张尧文起死回生之事，请朋友各抒其见，各吐情怀；《美人画兰诗》是他与马湘兰的酬酢，晚明时期，士大夫与文人挟妓赋诗是一种时尚，名妓更与士大夫息息相关，何况马氏又是南京当时最著名的妓女之一。征编这样的诗集，既是利用文人的才华，做向上靠拢的媒介；又是以丽情佳句，作对广大文士学人的吸纳。他富积藏书，内有古籍善本，诗篇法帖，除个人阅览外，还借与他人，以利周围人编书著文之用。[⑳]此外，他的交游，既有文酒聚会、仪礼馈赠，又与同伴宝物互鉴，种种文人行为，无不帮助他扩大社会联络，增强人际关系，使他“交海内之英”，成“名世硕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商人，却受到各种人物的敬重，这正是他所要的文化行为的良好效应。
（二）自娱和娱人
方用彬从小多才，聪明而有悟性，青少年时已能诗画，且工于隶书，行文事乃是他的喜好。成人后，他不仅有资金（业商是其资金来源）、有余时（商店非他单独经营，是与族人共同负担的），也有充分的生活空间，来玩味文化。再说诗画本身就有自娱、“闲吟”和酬酢之功能。从保存、爱惜这些书信的行为看，也可知他对文墨等的钟情，用他自己话语说：
余固珍袭，喜其华藻，故片楮不遗……吾且贮之笥中，异时传诸后代，使知余生平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如此。
手札中多有对他文事和作品的赞誉，无疑，他是将此看作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而爱不释手，并加以珍藏的。
他在家园竹里馆[21]中特意建造起一所玲珑别致的“清音阁”，那阁“窗间四顾之美，玩之不尽，会作四图以纪之……”[22]着实是一处景色优美、似可置身于世外的幽境地，方用彬和他的友人们在那里放情诗酒，醉后挥洒，更达到趣致天然之境界。他的朋友邬佐卿在信中说：
足下日坐竹里馆操觚染翰，咏荒柴于辋川，采芙蓉于芳渚，大愉快哉！[23]
道出了他在这一空间由舞文弄墨带来的真快活。他还以竹里馆为题，编成一诗集，并将此送人。朋友黄乔柱浏览后说：
承示《竹里馆集》，得观名贤琰翰，足以发公之壮节虚心。
“足以发公之壮节虚心”，说明他编著《竹里馆集》，出于他本人审美娱悦之需求，也为抒发其想言欲吐之情思。
他又以《黟江赋》（黟江为用彬号）、《兰皋诗》（兰皋是用彬别号）和《豫章游册》（以出游江西为命题）为名，自题或请朋友赋诗，这些集子具体内容不详，但以其号和出游地命题，其中必有他自陶自得的真性情，又有朋友为他而作、供他行旅中“闲吟”的真友谊。比如，僧人白足有送行诗曰：
江雾沉沉雁影疏，送君西去踏匡庐。山中若见朱公子，道余寄问今何如。
豫章千里别，祖帐石城西。心事应难尽，杯传岂转迷。帆开吴树迥，舟入楚云齐。两地相思月，愁听猿夜啼。[24]
从方用彬本人留下的一诗，也可从中窥见其中的娱悦性：
芳园佳丽百花明，山拥春湖片玉清。多少亭台看不尽，偏从洞口听碁声。[25]
因方用彬“端居多暇，富于制作”，故他的成果“藏之名山，副在通都”[26]。方氏时常为人题诗作画。如上述黄乔柱，交用彬木扇四握，请“援笔以为仆橐箧之光”[27]。方用彬经常有诗画或亲制印章馈赠朋友，以此来款待和取悦别人。友人称：
赖老丈图词并丽，情惠特浓，藉以承颜于膝下阶前，而光彩顿生门户。[28]
另一友人徐即登信中言：
远辱佳制，骈锡种种奇妙，展玩如入宝山，应接不暇。[29]
用彬赠诗扇，友人称：
前承诗扇，清风习习怀袖间，尚俟和报。[30]
正因为他多数文化行为出于自怡和娱人，所以他的文艺创作刻意追求美感，内容与社会、世事并不丝丝相扣，有些与商业、市场也毫不关联。
（三）以文促商，以商养文
七百通信中，应该说反映方用彬经商方面的内容十分有限，他的文事与商业之关系，他的理财思路，哪怕是一点经商的智谋，在信中都表现得十分隐晦，然而，商业毕竟是方用彬稻粱谋和文化活动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晚年经济生活富裕不再时，他不得不重视商业，清理债务也变得异常峻切，其“里中俗态”多有表露[31]。那么，他的文化活动究竟怎样与其商业联系，并对其商业产生影响的呢？
1、扩大了销售、借贷面
他经营书画、笔墨、砚笺、印材、香和一些饰品等的销售，也收购贩卖文物古书、字帖图章。每次出游，他都随身携带这类物品[32]买卖。朱宗吉提到用彬商事，说“近日闻足下小试陶朱，玩弄造化，其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 [33]而这些“日益富”了的“墨迹画帖”，其交易主顾分明均为文人墨客，所以在他的交游、结社和其他文化活动中“玩弄造化”，必定是觅得了顾客，打开了市场，扩大了商品销售和收购面。此外，在他的典铺中，亲朋好友图个方便，纷纷前来“有无相通”，一来二往，拓宽了铺子的借贷面。
2、提高了商品的文化品位
方用彬本人或四处请人，多半请知名人士，在扇子等文化用品上题诗作画和钤章，或直接出卖名人高士题作的诗集画册，等等。对自己的卖品如此精细地加以人文粉饰，无疑是为了抬高商品的品位，使其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大大胜于一般。但作为一个商人，他显然也有为获得更丰厚利润的动机。从用彬能诗善画的同乡吴万春信中得知，用彬还出售朱曰藩等名人之字，吴说：
兄携来射皮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34]
对于两知名人士的墨迹谈数论价，分明是将此作为名贵商品，售于识货之人，从而摄取高额利润。
3、推动了文化市场交易
经常有顾客持书画或工艺品到方用彬铺子求当，如方大汶手札中说：
海云画二幅，内一幅抵换绿绢，一幅烦当银壹两……[35]
俞嘉訒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36]。汪弘泽持画卷来问价，说是：
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雠易，且不欲售敝里诸家，我以公高人，又擅一时赏鉴，故尔奉去，价请尊裁……[37]
汪道昆族弟道会，极喜把玩、收藏文物古器，很可能也经营这类买卖，他时常请用彬鉴赏物品，在信中他邀用彬说：
近得一研（砚），大是世间希有之物，何日来一鉴赏也？[38]
由此可见，方用彬必定是鉴别文化用品真伪、优劣的行家里手。他能凭借自己对文物古器质地、形状、风格、款式等的实物现状与源流的透彻了解，或以其对古今一些书画家个人画风、书品等背景资料和专门知识的娴熟，外加长期积累的文化商品交易的丰富实践经验，对货物进行准确判断和鉴定。通过鉴定，这些物品方能取得较合理交易。他在这方面之造诣，不仅对本家生意有所裨益，而且对当地市场的文化交易也有一定推力。
4、在市场确立了本人的尊崇地位
正因为方用彬熟识文化市场，所以同伴友人购置物品，常请他作参谋或指导。田艺蘅“买素册叶，烦公指南”[39]。陈筌说：
敝县张父母命生为买《史记》二部，或题评、或苏刻俱可……其价已在来人带上，惟望足下指引，价听裁，不敢求徧宜，惟得书惠下感感……其书如铺中未有，烦于相知者多方一觅之尤感感。[40]
吴守淮连“小价入市籴米、铸镜、买席”都“烦尊使指引。”[41] 吴维城谋教馆，也请用彬“多方为生一图”[42]。可见方用彬因其在文化方面的声誉，在当地市场已确立了尊崇地位。
综上所述可知，方用彬是明代后期商业与文化合一、商人与文人双兼的人物。他似可看作“士魂商才”之典型。但是，从其频繁的文化活动和对赋诗作画等的酷爱中可知，他真正的兴趣在文事，在潜意识里，重文胜于从商。充其量，他只是一个以商治生而实则以文度日之人。作为一个商贾，方用彬将许多金钱、精力和时间用于文化活动，有时出游时间达数月之久，置办礼仪耗费巨大。交游是各种活动中化费金钱最大的一项，因而其族叔方弘静评价他说：“余姪用彬好游，家故饶也，而以游贫。”[43]交游使他最终走向贫困，以致不能商业。重文，也使他的儿孙重蹈其覆辙，谋得个把诸生后，科举上无所进取，更毋谈振兴商业之事，以致使家业败落。
二
从以上新发掘的资料和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明代后期一个商人——方用彬文人化的大略情形。但方用彬绝非商贾中的另类，其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亦不属个别现象，可以说，明代后期徽商和江南其他商人中方用彬现象相当普遍。
（一）明后期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
对富商大贾颇有赞词的李维桢（公元1546-1626年），却严肃批评过徽州商人的诗作。他说，“晚近世称诗不本于天，而以人从事”，特别是新安贾人“有强造，有偏嗜，有摸拟，有蹈袭”之诗者，他们“善贾用，以贾名，未窥六甲，先赋五言……而或倩他人手，连篇累牍，盛託叙赞，以嫮人耳目”[44]。这一席话从反面提供了那里商贾热衷于诗词创作的信息。袁宏道也谓“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45]。“算缗料筹者”应该多为商贾，或商人家庭中人。在传统文化和文人的精神世界中，诗的地位一向是最高的。这两条史料足以证明那个时代商人（尤其是徽商）中的文事颇盛。
首先，在方用彬周围、与之有通信关系的约计40人左右，是被明确记载为商贾或有商贾背景和商人家庭出生之人（其余人中是否还有此类人，尚待考证）。他们利用商业得来的资金，从事种种文化活动，他们不仅端出了文人的架子，而且具备了文人气质，有了相当的文化造诣和业绩。如著名的制墨人方于鲁：
字建元，新都人……父时通公贾江陵，建元江陵产。生有异质，慧性天妙，识玄洞微，综览经史，尤精物理……束发慕向平、禽庆、贺监、李白之为人。尝入蜀，登高唐，观望巫山云气，寻荆王、宋玉故迹。临邛僰，出夜郎，吊碧鸡金马……吟啸太白酒楼，取一杯南嚮酹地，直欲呼昔人而与之激昂千古，麾斥八极。久之以病归。时通公用贾起家，建元手挥数千金，散给穷交宾客，家遂就落。益务读书谭艺，诗调清远，方驾唐人。汪伯玉司马招入丰干社，尝以端午日集同社泛舟丰水之上……建元又善制墨，妙入神品……词林宝之，不啻圭壁。[46]
出生于商人家庭、本人又弃儒攻墨的方于鲁，开过墨店，做过买卖营生，但是他热衷于读书谈艺，泛舟交游，所做一切，不为利厚，而为名高，俨然一种文士气度。
又如方道成，据其手札言：“……向在湖阴赋就……闻诸公之诗皆已梓行，固无俟于貂尾之续。兹因九深家叔过云间，特录赋上，惟冀清鉴，庶几玉石终不相乱也。”陈智超先生考释：“方道成……从函中知此人行踪不定，前在湖阴（今安徽芜湖），后在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似为商人。但道成能诗，用彬请其为所编诗集赋诗。”[47]再如：
吴治，字孝父，溪南人……少习举子业，不任局束，弃而走父所为贾。父殁，遗资买茜数百石南来一挥金陵子，垂橐而豪举之名噪白下矣。性善鉴古鼎釜樽彝、法书名画之属。常游公卿间，伉率不韧而不及私，故诸公卿坦重之。北走汴宋燕齐，南走吴越闽浙，西走楚，直抵蜀，游峨眉以归。[48]
及与方用彬均有生意往来的鲍士端、吴万春，他们本身是商贾或商人家庭中人，但又都是诗人、画家。据宗谱载，鲍氏“嗜学能诗”[49]。吴氏，“聪明，工画花卉翎毛，信笔俱佳。而山水挂幅，纵横任意……又颇能为韻语，题之不浅。登临之兴，每有韻士访之，则须盘礴时，亦遂辍笔，携杖头钱，不东走问政，则西往水西，频频不厌，亦快士也”[50]。还有书贩魏氏兄弟：
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少孤贫傭书，遂通晓诗文，以书画知名。[51]
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笔法秀美，姿颜輭媚，有不胜罗绮之态。此皆近日行家以画名者……[52]
离开方用彬的圈子，稍微细心浏览一下这个时期的大小文人集子和地方志书等，就可以发现，凡有商贾家传或墓志铭的，关于这类人（称其为儒商或文人商人都未尝不可）及其文事活动的记述亦频频可见（尽管每一个体的记载都较简略）。徽商中这方面的事例最为可观。据汪道昆《太函集》记，歙县商人孙文郁：
处士（文郁父亲）命长君儒，长君儒矣。未及卒业，长君薄为儒，举宗贾吴兴，率用积著起。于是处士命长君贾，长君贾矣。未及化居，长君薄为贾，怃然叹曰：“使吾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为梁肉；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会诏下大农，长君以赀籍礼部，诚愿以缝衣入上国，不愿入官。归而喜称诗，凡诸五言、七言，莫不立就。喜购古器，凡诸盘盂彝鼎，莫不具陈。喜结客，凡诸博雅君子，莫不闻名。喜游，所至名山大川，莫不登临周览。居乡善事不佞若江方伯民璞、程太守德良、王文学仲房、方孝廉元焕；客游善事徐方伯子與……命二竖子习吴歌，杂以越调，客至辄援笔为新声，授二竖子歌以佐酒。[53]
歙县丰南商人吴良梓：
字长公，生嘉靖壬午……曾祖积顺公乃以贾起家……父自请公以盐策游荆襄间……寻父客卒于舟，家徒四壁。余适有管鲍之遇，往来吴越齐鲁燕赵之都，出入布帛盐策之场，十有五年……雅好小诗，虽不能追名流取声当世，亦足以畅幽情、涤烦襟也。[54]
另一歙商郑孔曼（嘉靖二年生，万历三年死）：
字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褎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55]
出生于商人世家的休宁吴子玉[56]，更是这一类型中人物：
广文吴子玉，字瑞榖，茗洲人。初孤贫，嗜学，母机杼课之，过目成诵。童年试郡邑，辄阑入左氏语，主司惊异之。尝数百里负书踏雪从师，与程辰州同笔研。年十七即主师席，以古文、诗词重缙绅，凡监司守令咸折节之……行谦退应聘修纂有《白岳志》、《郡志》、《金陵人物志》……自著“瑞榖诗文”二集十二论，《茗洲吴氏家记》数百卷……文最尔雅，诗多骚语。汪伯玉、刘子威、王元美皆盛称之。[57]
吴子玉虽然晚年做过儒学训导，入过史馆，并卒于任上，但从其大半生行迹来看，将他看作自在自为的文化人似更恰当。前文言，李维桢对一些商人诗颇有成见，但他却赞扬了友人—新安商贾汪九睦《天许楼诗》的率真，他道：
君诗根于性情而润色之，事理不能违古人，而格调不欲类今人，宁瑕为壁，无赝为鼎，和以天钧，中于天籁。余故曰，君之诗亦天所许也。[58]
显然，在汪氏身上已展现了一个民间诗人的韵味。
江南其他商帮中如是现象也不乏见。时人严果笔下就构画过好几个不知名，却也具有这种气性的洞庭山商人，如吴敬川，严氏称：
敬川存无射之心，高不二之行，敷之舆论，检镜所归以谋生，不无废著为业，乃其心则旷然玄远，不局脊于世氛淟涊。即所居旅邸，亦自是萧閒雅静。楼之中列图书玩好，而楼之下蕃植花木，以陶写性情。客至则留连觞咏。若是虽不以富贵、任侠称雄长，而谓之笃行君子……是非不贾，贾而贤，贾而与士君子游，混于贾，而超于贾。[59]
著名的浙江龙游书商童佩（他长期在江南活动），文学家王穉登描述其人说：
童君名佩，太末人，家山坡中……太末人非厚富不能田，童君乃从其父为书贾人。父娶吴女，生童君，童君遂作吴音，行迹亦多在吴中。买一舫不能直项，读书其中，穷日夜不休，为诗皆性灵，读之萧萧有云气。特不善修形骸，人知者知其人，不知者知其诗，甚即白眼视之，蔑如也。其书，帆樯上下皆罗列。手一编读罢即投置他所，不复归旧箧，故其书漫甲乙次第。人来售又不耐检校，悉弃去。每慨世人不能读古书，见一奇士即授之，玄篇奥帙往往零落不存。性嗜山水，闻武夷山色佳，便囊□远游。[60]
有些城市铺户也表现出浓重的崇文倾向和一种率性、超然，与文士交流融通的文人气派。著名学者何良俊曾这样描述一个南京上元县李姓的丝绸铺户：
君讳昌，字本荣，别号松村……遂徙居于都城之武定桥里中……数延名师，儒教子孙，使读书知礼。长子谦补弟子员，资以金帛，使交四方贤俊……（李昌）日惟与故旧置酒高会。遇风日和美，辄肩舆返故丘，寻松冈村佳处，壶榼自随，上下冈阜为乐，有超然遗世之意……一时荐绅先生……皆折节与李君交。诸荐绅之与四友者闻四公之道李君贤，又皆折节愿与李君交，由是李君之门多长者车辙矣。李君喜读书……始观李君，盖退然质鲁人也，然能通识古今。其在荐绅坐，有言及汉唐事者，君能辨说首尾，无毫发遗。[61]
此外，明代，尤其是后期，山人盛行。不少山人出身于商贾家庭，或本人就是商人。山人即是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并不断交游、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主要目的文人群体的一支[62]。商人及其子弟成为山人，是商人文人化的又一方面明证。那个时期江南一些较知名的如沈明臣、王寅、吴守淮、詹斗文、屠隆[63]、詹濓之流，都是由商人子走上山人道路的。如沈明臣：
字嘉则，四明（今宁波）之栎社人。以文行高东海，称栎社长……先生为人高朗洞达，父文祯贾侠用，贾败，而先生起穷巷，从里中授诸生业，乃□喜为声……好廓落大节,风流自命,慕谢安、王猛之为人，慨然思以功业自见。时亡有能用之者，闳放之气一发之于诗歌……世庙时东方兵兴，督府尚书胡公辟置幕下。[64]
汪道昆在评价沈氏文化业绩时说:
明臣数奇卒弃博士易事词赋。时诸沈毕事词赋显者四人，黟侯津、庶吉士一贯、孝廉九畴，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三人上。[65]
可见他文学造诣之高。詹斗文，有人描写他：
祖父贾齐鲁间，山人遂从齐鲁受师，业儒术，然齐鲁儒术卒莫能逾山人。山人好先秦、两汉文，尤嗜唐律诗。荐绅大夫争与山人结交谈诗文，每推毂山人奇才……鲁王大奇之，欲上之朝，爵以官，山人谢曰：“官则守法，趋绳尺寸苛矣，孰若遨游江湖山谷、往来鲁徽乐邪！”竟归歙不就……惟任性适志，不崇饰衣冠言貌，非深知者莫识。山人殊奇逸迈，不可驾驭，犹之千里之马，自任驱驰，不猥猥为人役趋。[66]
也有本人既是商人又作山人的。如马电：“布衣，隐于商，能诗善书画……”他著有《游梁记》[67]，又善画山水大幅[68]。另一山人有诗称他：
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生倚乞画人，死有负薪者。痛无弥天力，遗孤庇广厦。[69]
还有年青时做过商贾的闵龄，人称他：
……殆长，卓荦不群。业儒，鄙于占毕章句；习韬钤骑射，又谓非太平美事。乃挟重资，侠游江淮间，喜狭斜行……弃而工诗，垂数载，诗名籍甚。所交皆荐绅贤豪，递相倡和，排肝刻肾以致呕血。遂从方士游，授补道术。[70]
用彬族叔方尚赟，家中开有店铺，本人也是当时当地著名的山人。
以上列举这些商人或与商有渊源关系之人，都表现出文人化倾向。但其投入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文化修养更不可同日而语，有的已达到了高雅的境地，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方于鲁、吴子玉、沈明臣、方用彬是也。有的舞文弄墨，虽并不曾追名流取声誉，但却达到了畅幽情、涤烦襟，陶冶性情之目的，如孙文郁、吴良梓、吴敬川等即是。还有许多只是附庸风雅，追求精神享乐而已。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在士人眼里从来都是不学无术、锱铢必较的商人及其子弟，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了走近文艺、知识、自由的机会，增长了他们特有的审美人生态度和细致的生活。这是明代商人中的一种新风采，当是社会进步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