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亡者的窘境
摘 要:以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为理论基础,对奈保尔2004年新作《魔种》与此前的作品《半生》进行比较分析来探寻奈保尔本人的双重文化身份所导致的双重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危机。对奈保尔的创作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介,指出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无法真正地、彻底地走出文化流亡者的窘境,也没能突破其独特文化身份的局限。对于奈保尔创作陷入瓶颈的原因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留下了进一步思索和探求的空间。
关 键 词:奈保尔;文化流亡;《半生》;《魔种》;世界性
Abstract:Based theoretically on Said'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the ?Magic Seeds? as Naipaul's latest work in 2004 and the ?Half a Life? as his previous one are discussed comparatively to explore his double cultural perspectives resulting from his own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his identity crisis thereupon. A relatively objective comment upon Naipaul's literary creation is thus set out, where the common problem most post-colonialism writers are facing to is found, i.e., they can not really and thoroughly walk out of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exiles and fail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n their unique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paper tries to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reason why Naipaul's creativity is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with a space given for further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Naipaul; cultural exile; ?Half a Life; Magic Seeds?; worldliness
印裔英国文学大师V.S.奈保尔(V.S.Naipaul)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于2004年推出了他的新作《魔种》(?Magic Seeds?)。在接受印度媒体的采访时,奈保尔表示:“我真的老了,而写作需要巨大的精力,《魔种》将成为我的最后一本书”［1］。这的确是个令评论家和读者都感到意外的消息,作为后殖民作家的杰出代表,奈保尔的创作生涯将近50年,在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前,就已收获众多荣誉。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这样评价他:“维·苏·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流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2］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在他获奖后逐渐增加,尤其是已有中文译本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和《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两部小说。
《魔种》实际上是奈保尔的前一部小说《半生》(?Half A Life?, 2001)的续集,在故事情节和创作思想上都与其保持了一致,因此无法孤立地来看待这两部作品。在《半生》和《魔种》中,奈保尔以的形式对自己多年的文学生涯进行了,他的“寻根”主题又一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运用萨义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有关“流亡”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来分析这两部小说,我们发现与书中的主人公威利·萨默塞特·钱德兰奈一样,奈保尔本人的双重文化身份导致双重视角,产生了文化身份的危机,最终陷入文化的无根与流亡的状态。尽管奈保尔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我的精神家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却无法走出文化流亡者的窘境,一直徘徊在自己划定的圈子内,未能找到新的突破口,他的创作也因此陷入了低潮,在年逾古稀后宣布封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 文化流亡:一种隐喻的情境
有关奈保尔的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身份;与之相关的,还有后殖民文学的“流亡”性。曾有评论家指出,奈保尔等人并非是出于、宗教等人为因素离开故国,因此算不上“流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流亡”,对于以奈保尔为代表的后殖民作家来说,只是一种隐喻的情境。他们自愿离开家乡,来到西方社会学习、生活,最后定居。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流亡”指的是一种文化生存状态。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1994)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探讨知识分子的流亡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放逐者与边缘人”。与奈保尔相似,萨义德也是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流亡者,受过西方的高等,并在西方的高等学府中任教。在他看来,“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3］48。萨义德对于流亡的描述,和奈保尔的作品《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7)不谋而合。在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中,奈保尔通过意大利画家一幅名为《抵达之谜》的画作,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体验中的某种东西”［4］。这种“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状态,正是文化流亡生活的真实写照,也贯穿于奈保尔的整个文学创作之中,在《半生》和《魔种》中也是如此。
对于流亡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并不缺乏物质上的享受,最大的困惑来自于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不断追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于何方”的问题。萨义德曾撰文写道:“多数人主要知道一种文化、一种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种”,他把这种感觉比喻为“寒冬心灵”,并借用的术语“对位的”来形容。流亡就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以外的生活”,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5］。文化流亡者往往缅怀某种已经失去了的联系,在创建某种新的文化联系时又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对于他们来说,新的文化身份永远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双重文化身份造就了他们的双重视角,而后者又令他们更加难以完成文化身份的认同。对此,萨义德这样说:“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物,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新国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起他联想到旧国度的一情一景”［3］54。任何真正的流亡者,“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简单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这种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觉得几乎不值得这么做”［3］55。关于文化身份,他更是有着精辟的论述:“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于何方,我们是什么对于流亡者来说难以维持,……我们是‘他者’,是个对立面,是再次定居的几何图上的瑕疵,是个流放者。沉默和谨慎遮掩着伤痕,身体缓慢地摸索前行,慰藉着失落的叮痛”［6］。文化流亡者的窘境,就在于他们文化身份的危机,在于他们文化上的无根和流亡状态。萨义德认为,流亡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地利用这种“文化局外人”的角色,打破政治和立场的局限,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势讲真话,在边缘地带形成自己的话语。
二、 《半生》:无奈的“寻根”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对奈保尔进行了具有很强个人色彩的评价,“就某个程度而言,早期的奈保尔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流亡者。这位散文家和作家偶尔住在英国,但一直漂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寻根,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瓦砾堆中筛选,无休止地评断独立国家和新的真信者的幻想与残暴”［3］49。同时萨义德也中肯地对奈保尔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小结。《半生》出版于奈保尔获奖当年,加上与上部小说相隔七年之久,所以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包括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J.M.库切(J.M.Coetzee)。
《半生》是奈保尔的又一部自传性小说,分为“来自萨默塞特·毛姆的访问”、“第一章”、“第二次转移”三部分,分别由三个叙述者来讲述三个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下发生在印度、伦敦、葡萄牙海外省的故事。全书由威利对父亲的发问“为什么我中间的名字是萨默塞特”开始［7］3,揭开了威利“寻根”之旅的序幕。在这本书中,印度的种姓制度再次成为了奈保尔抨击的对象。在父亲的自叙中,奈保尔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婆罗门的自我牺牲与宿命论思想进行了阐释,这种思想蔑视个人奋斗与努力,却在印度迅速流传开来。父亲为了追随圣雄甘地,企图破除种姓制度,选择了与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女子通婚。他在税务局工作,经常懒懒散散,小偷小摸,图谋不轨。在他的劣迹即将曝光之际,他逃往寺庙避难,在那儿他发誓保持沉默,反而使他成为了个人英雄。不明就里的英国作家毛姆前去看望他,并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使他家喻户晓,引来了众多的海外游客,父亲也就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放弃世俗繁华的道路,过起了自欺欺人、精神贫乏空虚的生活。
奈保尔的笔调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作为文化流亡者的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关于印度的作品《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An Area of Darkness: A Discovery of India?, 1964)中,就对种姓制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奖惩制度。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8］。在他眼里,种姓制度只是一种象征,给每个人的行为贴上标签,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在《半生》中威利与父亲一样,自以为已经把人类看透,无法想象会有人与他不同,他嘲笑父亲,认为印度人全都在自欺欺人。被父亲送到伦敦之后,他又把自己的无知归罪于母亲,因为他是“落后分子”所生。于是,“他开始重塑自我,这让他兴奋不已,他开始感觉自己很强大”［7］58。威利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无法对印度教产生认同,伦敦的生活又很快令他厌倦,他开始写作,并因为小说集的出版而认识了阿娜,随她来到了非洲某个葡萄牙的海外省,住了18年之久。
在非洲的殖民地,人们因为血统不同而社会地位不同,阿娜就属于非洲化的葡萄牙人,介于纯种葡萄牙人和混血儿之间。不管到哪里,威利发现他始终生活在所谓的“种姓”之中,他越是想逃脱种姓的桎梏,就越是发现它无处不在。整个故事充满了悲凉之意,奈保尔在书中嘲笑印度的种姓、英国的文明以及晚期殖民地人们的“及时行乐”,他的视角始终是双重的,对待种姓的态度也始终是矛盾的,因为不管是威利,还是他的父母,都因为违背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惩罚”,他们或者陷入迷惘无助,或者抑郁寡欢,被人遗忘。《抵达之谜》中那种“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感觉弥漫全书,但却显得毫无诗意。奈保尔在访谈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用一个美国词儿,我永远是一个舶来品;所以那是很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难。”［9］威利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这个文化的流亡者,用了半生的时间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换来的却是孑然一身。
威利不断在性欲中寻找满足,然而在性方面他也是失败的。成长于印度的他没有任何性经验,他与同学的女友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在伦敦他用自己的放浪形骸来和印度的禁欲主义拉开距离。在非洲他被阿娜的朋友格雷莎的性的狂暴所吸引,他对自己说:“如果我至死都不了解这种强烈的满足感,不了解我刚刚从自己身上发现的另一个自我,那该是多么可怕啊”［7］190。他甚至想到了愚昧的印度与无知的父母,“我可怜的父母亲从不曾知道我此刻的感受”［7］191。性经历成为了他进步的主要标志,成为了他用以区别自己和父母的不同之处,但他从中收获的,依然是绝望与无助。他越是想忘掉印度,忘掉关于那儿的一切,它越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双重视角使得印度和英国在他看来都庸俗不堪,即使是在充满欢笑的殖民地,他也始终无法重建自己的身份,他依然记挂着那个他当年出生、长大的背景。
三、 《魔种》:消极的等待
在《半生》的最后,威利离开了非洲,来到了妹妹所在的白雪皑皑的德国,奈保尔的封笔之作《魔种》就紧接着这个结尾展开,他带领着他的读者们,随着威利又开始了第二次旅程,消极与平淡仍是这本书的主要基调。妹妹是个自以为是的左翼电影工作者和暴力革命支持者,在她的催促下,失魂落魄的威利开始寻找生活的目标。经妹妹说服,他同意参加一个印度的革命组织。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他回到了20多年前他逃离的土地,但他的梦想随即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革命组织早已四分五裂了,而自己更是身处心怀仇恨的中产阶级之中,而并非处于原来以为的底层民众之中,根本无法融入印度的他,生活在一如既往的沉闷与乏味之中。他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俘,期待着大赦的到来,但最终被判处10年徒刑,生活空虚依旧。
在这部书中,奈保尔似乎在重新考虑自己原先对于文明和人类的尖刻评价。一方面,像威利这样的文化流亡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与方向;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无法摆脱社会、社会文化对他形成的羁绊。书名“魔种”原本暗示社会政治革命的信念,但这颗“魔种”能否开花结果,实在不得而知。奈保尔继续着他那反讽的笔调,他似乎想说明,像威利这样的流亡者,不管心中有什么样的理想,不管付出多么大的努力,都会受制于政治文化的因素而无法实现。威利后悔他参加了错误的革命,奈保尔是不是也在后悔自己先前的言行呢？
晚年的奈保尔显得自相矛盾,在种姓问题上他更是如此,在《半生》中威利与他的父母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魔种》中的他再次为此得到了“教训”。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组织,就是宣称要解放印度种姓制度的地下游击队。奈保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充满了缺陷”,其中关于种姓问题所说的东西更是受到了英国思想的影响,他现在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同,他“理解氏族情感,它在一个大国里的必要性”［9］。在奈保尔看来,大国的前进或萎缩是由其内部力量所决定的,超出任何人的控制。也许是这位文化的流亡者真的累了倦了,也许是奈保尔真的老了,和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在自己晚年的创作中流露出保守消极的倾向,缺乏他原来的力量与深度,他本人对读者似乎也失去了热情和信心。
妹妹求助于威利在《半生》中就已经结识的律师朋友罗杰,把他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威利在伦敦把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80年代后期的英国进行了一个痛苦的比较,他发现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自己的眼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印度和非洲所经历的阶级仇恨,以及他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贫穷形成了他对英国的重新判断。他再次做出努力,试图融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社会中去,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发现尽管英国很富有,但除了粗俗什么都没有,他开始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服务于没完没了的监狱审判”的人。威利也罢,奈保尔也罢,都没能跳出流亡者个人狭小的圈子。奈保尔在“伦敦”这一章节对文明进行了长久而沉闷的思考,他斥责英国人的作风,他借罗杰之口表达出他对英国社会现状的看法,包括他对当时的布莱尔政府的不满。然而奈保尔对于文明的痼疾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没有。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回到从前的样子,那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在印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姓,都被贴上“标签”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他早年所极力反对与抨击的东西。如书评人泰勒(D. J. Taylor)所说,读者在阅读《魔种》时,应该意识到这本书是关于“作者所知道所认为的真实的东西”［11］。奈保尔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也不是为了提高名望(他早已不需要了),他只想表达自己,一个文化流亡者的窘境。在《魔种》结尾的时候,威利离开粗俗的伦敦到乡下参加一桩婚礼,在这里威利碰见了《半生》里就认识的朋友马库斯,在《魔种》中马库斯已经成为了一名非裔印度外交官,在《半生》中马库斯就有这个梦想,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书中仅有的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地方。或许生活中并不完全是悲观绝望,偶尔也会有亮色出现,但这样的亮色在奈保尔看来实在是少之又少。
尽管美国的《出版周刊》在评价《魔种》时说道:“在一个恐怖主义盛行的世界中,奈保尔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大西洋月刊》也发出了“当奈保尔说话时,我们聆听”的赞美之词,但《魔种》和《半生》一样,并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奈保尔曾经宣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已经死亡,他说:“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以往长篇小说的不高明的抄袭”［9］。但他还是在两年后回到了这样一种形式之中,并用了两部作品讲述了威利(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早年的奈保尔一直苦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写作题材,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后,他才发现其实他一直都知道:他的题材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努力。威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奈保尔本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都反映出了流亡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无奈,人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苦苦等待但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过程。正如库切所说:“如果奈保尔耗尽了自己的记忆资源,他不会枯坐在打字机前,而是会听从心灵的召唤,那么,《半生》就可能成为奈保尔自己的故事。”［10］
四、 结语:奈保尔之后
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流亡知识分子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世界性”上。萨义德早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一书中,就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文本的世界性,要利用自己“业余者”、“圈外人”的身份,关注政治与权力,以一种“世俗批评”的姿态面对西方的强权话语。在《知识分子论》中,他更是发出号召,面对权势“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的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3］57。文化流亡者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应该利用自己的无根性与流亡状态,以一种世界主义者身份来关怀全球文化的发展,对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进行思考。早年的奈保尔以一种“倾斜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的发展与现状,考察第三世界的愚昧和落后,受到了包括萨义德在内的批评家的指责。晚年的他又深深地陷入了文化流亡者的窘境之中,徘徊在寻觅个人精神家园的圈子里,在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并没有能够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来面对自己文化流亡者的处境。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奈保尔始终没有把世界性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命题,他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考虑到他的个人经历与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2003年秋萨义德与世长辞,2004年秋奈保尔又宣布《魔种》将成为他的“绝唱”。我们期待着,在奈保尔之后能够有新的文化流亡者超越文化身份认同的难题,充分利用自己的世界性,以一个彻底的世界公民的立场来看待东西方以及全球的文化问题,像萨义德一样敢于对西方的权势讲真话,最终以探索者的热情和无畏者的勇气走出文化流亡者的窘境。当然,至于究竟什么样的视角才算是世界性的？有没有可能以一种摆脱了自身文化限定的纯粹的世界性来写作？多元文化的视角是否就是世界性？奈保尔恰恰因为写出了文化流亡者的身份困惑本身才具有了世界性,那么没有了这种困惑(获得了世界性),成为真正的“文化局外人”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这些需要进一步阐述,也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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